论周密等人西湖词社的创作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湖论文,等人论文,周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3)03-0022-09
一
“社”为“社团”，顾名思义，诗人为作诗而结聚的团体称诗社，词人为作词而结聚的团体称词社，必须是比较经常性的、多人参加且人员相对固定的吟咏活动才可以称之为“社”。诗社之称最早见之于龙衮《江南野史》卷七：“孙鲂，世南昌人……属吴王行密据有江淮，遂归，射策授州郡从事。与沈彬尝游于李建勋，为诗社。”苏轼元祐五年知杭州时，作《次前韵答马忠玉》，云：“河梁会作看云别，诗社何妨载酒徒”，其时苏轼周团结了一批文人墨客，经常举行吟咏或互相唱酬的活动，但这些都恐非真正意义上的诗社。真正意义上的诗社出现在南宋时期，耐得翁《都城纪胜·社会》：“文士则有西湖诗社，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乃行都士夫及寓居诗人，旧多出名士。”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社会”条：“文士有西湖诗社，此乃行都缙绅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口，流传四方，非其他社集之比。”至于“词社”之称，虽然没有正式出现过，但“社”之称却不时有之。南宋前期周紫芝《千秋岁》词序：“春欲去，二妙老人戏作长短句留之，为社中一笑”；赵长卿《满庭芳》词序：“十月念六日，大雪，作此呈社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载：“向伯恭（子諲）用《满庭芳》曲赋木樨，约陈去非（与义）、朱希真（敦儒）、苏养直（庠）同赋，‘月窟蟠根，云岩分种’者是也。然三人皆用《清平乐》和之。”这些以词唱和的活动虽有时称之为“社”，但属于词人偶一为之之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词社。南宋末年杨缵、张枢、周密等以词会友，聚会作词，他们自己称之为“吟社”，方具有严格意义上词社的性质。因他们的活动地点在杭州，西湖的美好风景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场所和作词的素材，我们不妨称之为“西湖词社”。关于他们的活动情况，因参与者杨缵、张枢、施岳、奚
的作品大多散失，故这记载主要保留在周密的词序中。通过周密等人的词序，仍然可以窥见当时他们活动的大致情况。
周密《采绿吟》序：“甲子夏，霞翁会吟社诸友逃暑于西湖之环碧，琴尊笔研，短葛綀巾，放舟于荷深柳密间。舞影歌尘，远谢耳目。洒酣，采莲叶，探题赋词。余得《塞垣春》，翁为翻谱数字，短箫按之，音极谐婉，因易今名云。”甲子为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霞翁即杨缵，字继翁，号守斋，又号紫霞翁。除杨缵外，其他参与者未揭出名氏。序既云“吟社诸友”，自然不止他们两人；且云“吟社”，其结社作词的性质也昭然若揭。至于词序中提到的环碧园，《咸淳临安志》卷八六：“环碧园在丰豫门外柳洲寺侧，杨郡王府园。”杨郡王为杨沂中，为周密岳父杨伯喦的曾祖。词序说是“探题赋词”，即预先定好多个词牌，拈得哪一个词牌即以这个词牌作词。
《齐天乐》序：“紫霞翁开宴梅边，谓客曰：‘梅之初绽，则轻红未消，已放，则一白呈露。古今夸赏，不出香白，顾未及此，欠事也。’施中山赋之，余和之。”施岳《齐天乐》词不存。据周密词序，此次唱和不仅要用同一词牌，而且要和韵，即押同一韵部。周密《曲游春》序云：“禁烟湖上薄游，余因次其韵。盖平时游舫，至午后则尽入里湖，抵暮始出，断桥小驻而归，非习于游者不知也。故中山极击节余‘闲却半湖春色’之句，谓能道人之所未云。”亦为和施岳的唱和之作，施岳《曲游春》词存。这一次的唱和是“次韵”，即不仅要用同一韵部，而且用相同的韵字，次序也不能改变。
《大圣乐》序云“东园饯春即席分题”，也是词社活动时所作。“分题”意味着不用同一词牌，但词牌却是预先设置好的。周密诗集《草窗韵语》卷二有《紫霞翁觞客东园》，卷三有《重过东园兴怀知己》，知己即谓杨缵，可知东园为杨缵之居。
《瑞鹤仙》序云：“寄闲结吟台出花柳半空间，远迎双塔，下瞰六桥，标之曰湖山绘幅，霞翁领客落成之。初筵，翁俾余赋词，主宾皆赏音。酒方行，寄闲出家姬侑尊，所歌皆余所赋也，调闲婉而辞甚习。若素能之者。坐客惊诧敏妙，为之尽醉。越日过之，则已大书刻之危栋间矣。”这记载的又是一次活动，地点则是在张枢的园林。《秋霁》序：“乙丑秋晚，同盟载酒为水月游，商令初肃，霜风戒寒。抚人事之飘零，感岁华之摇落，不能不以之兴怀也。酒阑日暮，忧然成章。”乙丑为度宗咸淳元年(1265)。序既云“同盟”，自然是有很多人参加的，只是具体人物没有记载而已。周密与张枢的交游是较密切的，周密《一枝春》词序说：“寄闲饮客春窗，促坐款密，酒酣意洽，命清吭歌新制，余因为之沾醉，且调新弄以谢之。”又《一枝春》词序说：“越一日，寄闲次余前韵，且未能忘情于落花飞絮间，因寓去燕杨姓事以寄意，此少游‘小楼连苑’之词也。余遂戏用张氏故实次韵代答，亦东坡锦里先生之诗乎？”
奚《华胥引》序：“中秋紫霞席上”，紫霞即杨缵。可知也是聚会时作，只是年代和参加的人物没有记载。
杨缵为这一词社的发起者与首领人物，精于音律，为宋末格律派的倡导者。周密《木兰花慢》序记其作西湖十景词十阙：“异日霞翁见之曰：‘语丽矣，如律未协何！’遂相与订正，阅数月而后定。是知词不难作而难于改，语不难工而难于协。”可见杨缵作词之态度。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杨缵字嗣翁，号守斋，又称紫霞，本鄱阳洪氏恭圣太后侄杨石之子，麟孙早夭，遂祝为嗣……洞晓律吕，尝自制琴曲二百操。又常云：‘琴一弦，可以尽曲中诸调。’当广乐合奏，一字之误，公必顾之，故国工乐师无不叹服，以为近世知音无出其右者。”又《癸辛杂识》后集“记方通律”条载：“余向登紫霞翁门，翁妙于琴律，时有画鱼周大夫者善歌，每令写谱参订，虽一字之误，翁必随证其非。余尝扣之，云：‘五凡工尺，有何义理，而能暗诵默记如此，既未按管色，又安知其误耶？’翁叹曰：‘君特未深究此事耳，其间义理之妙，又有甚于文章，不然安能强记之乎！’”于此，周密可称是杨缵的门生。张炎《词源》卷下云：“近代杨守斋精于琴，故深知音律，有《圈法周美成词》，与之游者，周草窗、施梅川、徐雪江、奚秋崖、李商隐，每一聚首，必分题赋曲。但守斋持律甚严，一字不苟作，遂有《作词五要》。”所云周草窗即周密，施梅川为施岳，徐雪江为徐宇，奚秋崖为奚，李商隐为李彭老。施岳字中山，号梅川，于周密为长。周密《武林旧事》卷五：“施梅川墓。名岳，字仲山，吴人。能词，精于律吕。杨守斋为寺，后树梅作亭以葬，薛梯飙风志，李筼房书，周草窗题盖。”徐宇号雪江居士，方回《桐江续集》卷三三《叶君爱琴诗序》：“予生七十三岁，闻杭故杨农卿缵好琴，著《紫霞谱》……其客徐宇曰雪江居士，年八十馀，先朝征之，以壮子负琴代行”，可知也是一个精通琴律的音乐家，与杨缵关系密切。奚字倬然，号秋崖。李彭老字商隐，号筼房，其弟李莱老字周隐，号秋崖。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云：“秋崖李莱老，与其兄筼房竞爽，号‘龟溪二隐’。”又云：“筼房李彭老词笔妙一世”。《词源》卷下又云：“余疏陋谫才，昔在先人侍侧，闻杨守斋、毛敏仲、徐南溪诸公商榷音律，尝知绪馀，故生平好为词章，用功逾四十年。”这里提到的又有毛敏仲、徐南溪。毛敏仲为衢州人；徐南溪为徐理，号南溪。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四《琴述赠黄依然》：“往六十年，钱塘杨司农以雅琴名于时，有客三衢毛敏仲、严陵徐天民在门下，朝夕损益琴理”；又云：“越有徐理氏，与杨（缵）同时，有《奥音玉谱》一卷，以进《律鉴琴统》入官。其五弄与杨氏亦无异，晚与杨交，杨极重之。”可知他们也是与杨缵情趣十分相投的二人。词社中人尚有一个张枢，即张炎之父，《词源》卷下所云“余疏陋谫才，昔在先人侍侧，闻杨守斋、毛敏仲、徐南溪诸公商榷音律”，已道出了张枢和杨缵等的亲密关系。张枢字斗南，一字云窗，号寄闲。张氏园林为临安园林之冠，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有“张功甫豪侈”条，为张枢之祖张镃事，云：“张镃功甫，号约斋，循忠烈王（张俊）诸孙。能诗，一时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尝于南湖园作驾霄亭于四古松间，以巨铁絙悬之空半而羁之松身。当风月清夜，与客梯登之，飘摇云表，真有挟飞仙、遡紫清之意。”又云其家开牡丹会，“别有名姬十辈皆衣白，凡首饰衣领皆牡丹，首带照殿红一枝，执板奏歌侑觞，歌罢乐作乃退。复垂帘谈笑自如。良久，香起，卷帘如前，别十姬易服舆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则衣紫，紫花则衣鹅黄，黄花则衣红。如是十杯，衣与花凡十易。所讴者皆前辈牡丹名词。酒竟，歌者、乐者，无虑数百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张枢有《壶中天》词，序云：“月夕登绘幅堂，与筼房各赋一解。”筼房为李彭老，彭老和词亦在，题作“登寄闲吟台”。张枢也是词社中的重要一员，以其家资与园林，当更能承办词社的一些活动，在作词上也与杨缵、周密为同道。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云窗张枢，字斗南，又号寄闲，忠烈循王五世孙也。笔墨萧爽，人物酝藉。善音律，尝度《依声集》百阙，音韵谐美，真承平佳公子也。”张炎《词源》卷下记其父：“先人晓畅音律，有《寄闲集》，旁缀音谱，刊行于世。每作一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显然，西湖词社的主要成员就是以上数人，李彭老和周密的关系很密切，年龄也相仿佛，周密的《梅花引》《霓裳中序第一》二词便都是和李彭老的。由上可知，西湖词社的主要人物即：杨缵、施岳、奚、张枢、徐宇、毛敏仲、徐理、周密、李彭老。其中徐宇、毛敏仲无词传世。
西湖词社中的主要人物已如上述，至于活动的时间，当是在宋理宗景定四年癸亥(1263)至度宗咸淳元年乙丑(1265)这三年中。上述周密的词序，只有两篇书有甲子，其它并无年月。由词序以及词中所描写的景物可推知作词的节令，如《齐天乐》《大圣乐》《瑞鹤仙》皆作于春，《采绿吟》作于夏，《秋霁》作于秋。周密《木兰花慢》词序说：“西湖十景尚矣，张成子尝赋《应天长》十阙夸余曰：‘是古今词家未能到者。’余时年少气锐，谓此人间景，余与子皆人间人，子能道，余顾不能道耶？冥搜六日而词成。成子惊赏敏妙，许放出一头地。”遂邀陈允平同赋。陈允平《西湖十咏》词跋云：“右十景，先辈寄之歌咏者多矣，霅川周公谨以所作《木兰花》示余，约同赋，因成。时景定癸亥岁也。”癸亥即景定四年，此赋《西湖十景》词便是词社活动的序曲。周密景定二年为临安府幕僚，即《癸辛杂识》后集“马裕斋尹京”条所云“马裕斋光祖之再尹京也……余时为帅幕”之事。《宋史·理宗纪五》：“（景定二年十一月）丁丑，马光祖提领户部财用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景定四年曾沿檄宜兴，即《拜星月慢》词序所云“癸亥春，沿檄荆溪，朱墨日宾送，忽忽不知芳事落鹃声草色间”。咸淳元年九月曾游馀杭大涤山，《洞霄诗集》卷五有周密《乙丑良月游大涤洞天书于蓬山堂》诗。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三《先大夫（袁洪）行述》附《师友渊源录》：“周密，湖州人，与陈厚、韩翼甫、李义山咸淳初为运司同僚，俱有吏才。约贵日以字称，禁近俗名号。陈，能文，端明存之弟；韩，安阳裔孙，善持守；李，豪迈，名吏寿朋之孙。”可知周密咸淳初已为两浙转运司的僚佐。此时周密虽仍在杭州，但因结交新的朋友，西湖词社的活动大概便消沉了。最迟至咸淳三年（丁卯）七月，周密已在湖州。其《齐天乐》词序说：“丁卯七月既望，余偕同志放舟邀凉于三汇之交，远修太白采石、坡仙赤壁数百年故事”，三汇在湖州，江昱《洲渔笛谱考证》：“弘治《湖州府志》：叠翠亭在白亭北，北为三汇亭，众溪皆汇于此。”这时李彭老也离开了杭州，周密《三犯渡江云》词序：“丁卯岁末除三日，乘兴棹雪访李商隐、周隐于馀不之滨”，馀不溪也在湖州。至此，西湖词社的活动也就结束了。
二
围绕杭州西湖的词曲咏歌活动，自张枢之祖辈张镃兄弟起便已十分活跃，当年张镃兄弟与姜夔的交游酬唱便已粗具词社的性质。姜夔《齐天乐》词序：“丙辰岁（宁宗庆元二年）与张功父会饮张达可之堂，闻屋壁间蟋蟀有声，功父约予同赋，以授歌者。功父先成，辞甚美。予徘徊茉莉花间，仰见秋月，顿起幽思，寻亦得此。”张镃咏蟋蟀的《满庭芳》词亦存，只是所用的不是同一个词调。《武林旧事》卷十载张镃所作《赏心乐事》云：“余扫轨林扁，不知衰老，节物迁变，花鸟泉石，领会无馀。每适意时，相羊小园，殆觉风景与人为一。闲引客携觞，或幅巾曳杖，啸歌往来，澹然忘归。”置身于美丽的湖光山色之间，亭台楼阁，鸟语花香，携佳人，品名酒，怎能没有丝竹歌喉相伴？而高雅的情致也必然作出的是高雅的歌词，这的确是文人雅士“赏心乐事”的一部分。史达祖也经常与“社友”聚会作词，如《点绛唇》序：“六月十四夜，与社友泛湖过西陵桥，已子夜矣”；《龙吟曲》序：“陪节欲行，留别社友”。吴文英常与友人分韵作词，有其众多的词序可证，如《暗香》：“送魏句滨宰吴县解组，分韵得阖字”；《探芳信》：“丙辰岁，吴灯市盛常年，余借宅幽坊，一时名胜遇合，置杯酒，接殷勤之欢，甚盛事也，分镜字韵”；《声声慢》：“友人以梅、兰、瑞香、水仙供客，曰四香，分韵得风字”；《倦寻芳》：“花翁遇旧欢吴门老妓李怜，邀分韵同赋此词”；《高阳台》：“丰乐楼分韵得如字”。可见吴文英与友人在一起作词，不仅同一题目，而且在韵脚上也有限制，由其“分韵”来看，颇似拈阄而得。吴潜《满江红》词序：“景回计院行有日，约同官数公，酌酒于西园，取吕居仁《满江红》词‘对一川平野，数间茅屋’九字分韵，以饯行色，盖反骚也。余得‘对’字，就赋。”可见所用韵是预先设定好的。当然，他们的这种做法只是文人聚会时的雅兴，而这种聚会也是偶然的，不能目之为词社。但姜夔与吴文英等人的活动，无疑是西湖词社的咏歌活动的先驱，他们既为词社做了榜样，也为词社的创作定了调子。
由周密《采绿吟》《瑞鹤仙》之序观之，可知这些词是用于演唱的。姜夔、吴文英极重视词的音乐性，甚至在音律上锱铢计较，精益求精，他们的词有相当一部分也是用于演唱的，很多词调便是他们的自度腔。姜夔为南宋乐律名家，陈模《怀古录》卷中说：“美成（周邦彦）、尧章（姜夔），以其晓音律，自能撰词调，故人尤服之。”吴文英作词亦以音律为首要之事，沈义父《乐府指迷》记吴文英向其讲授作词之法：“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句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但姜、吴之词演唱的范围是很狭窄的，只局限于像他们一样的文人雅士之中。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一说：“姜尧章有平声《满江红》……此阙佳甚，惜无能歌之者”；张炎《西子妆慢》词序说：“吴梦窗自制此曲，余喜其声调妍雅……惜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姜夔和吴文英词尚且如此，其他可知。但是这样的作词路线却是为西湖词社所继承和恪守的，词社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杨缵有《作词五要》，载于张炎《词源》的附录中，即：第一要择腔，第二要择律，第三要填词按谱，第四要随律押韵，第五要立新意。除第五条外，前四条都是关于词的音律的，难怪张炎有“守斋持律甚严，一字不苟作”之评。张枢作词也是“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作《瑞鹤仙》词云“扑定花心不去”，“此词按之歌谱，声字皆协，惟‘扑’字稍不协，遂改为‘守’字，乃协。始知雅词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信乎协音之不易也。又作《惜花春起早》云‘琐窗深’，‘深’字音不协，改为‘幽’字，又不协，改为‘明’字，歌之始协。”（引文皆见《词源》卷下）仇远《玉田词题辞》说：“又怪陋邦腐儒，穷乡村叟，每以词为易事，酒边兴豪，即引纸挥笔，动以东坡、稼轩、龙洲自况，极其至四字《沁园春》、五字《水调》、七字《鹧鸪天》《步蟾宫》，拊几击缶，同声附合，如梵呗，如《步虚》，不知宫调为何物，令老伶俊娼，面称好而背窃笑，是岂足与言词哉！”这无疑也是西湖词社之人对于不协音律的俗滥之词的看法。因宋词的歌法失传，西湖词社以及姜、吴等人的词如何协律、协律又如何之精细，我们今天已不可能去实际体验了。
陆辅之《词旨》记张炎向其传授作词要诀，云：“周清真之典丽，姜白石之骚雅，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取四家之所长，去四家之所短”，可见独以“骚雅”许姜夔之词；汪森《词综序》则云：“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吴文英论词亦讲“下字欲其雅”，可见“雅”是他们艺术表现手法最根本的特征。什么是“雅”呢？从张炎《词源》指责周邦彦“为伊泪落”、“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天便教人，霎时得见何妨”等句为“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来看，“雅”的第一个标准是语言不能鄙俗。沈义父《乐府指迷》说“姜白石清劲知音”；沈祥龙《论词随笔》则说：“观白石词，何尝有一语涉于嫣媚”，可见“雅”的第二个标准是格调不能软媚。吴文英论词主张“用字不可太露”、“发意不可太高”，可知“雅”的第三个标准是意思不能狂怪和直露。也就是说，“雅”的标准是语言典雅，格调清劲，意思含蓄。西湖词社便以“雅”为指归，他们的作品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色。试看施岳与周密互相唱和的《曲游春》：
画舸西泠路，占柳阴花影，芳意如织。小楫冲波，度麴尘扇底，粉香帘隙。岸转斜阳隔，又过尽、别船箫笛。傍断桥、翠绕红围，相对半篙睛色。
顷刻，千山暮碧。向沽酒楼前，犹系金勒。乘月归来，正梨花夜缟，海棠烟幂。院宇明寒食，醉乍醒、一庭春寂。任满身、露湿东风，欲眠未得。（施岳《清明湖上》）
禁苑东风外，飏暖丝晴絮，春思如织。燕约莺期，恼芳情偏在，翠深红隙。漠漠香尘隔，沸十里、乱弦丛笛。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
柳陌，新烟凝碧。映帘底宫眉，堤上游勒。轻暝笼寒，怕梨云梦冷，杏香愁幂。歌管酬寒食，奈蝶怨、良宵岑寂。正满湖、碎月摇花，怎生去得！（周密）
据周密词序，施岳成词在前，周密次其韵，施岳特别欣赏他的“闲却半湖春色”之句。二词押的都是入声韵，虽出自两人之手，但整首词中每一字的平仄都是相同的。再看他们在词中所用的领字：施岳的有占、度、又、傍、向、正、醉、任；周密的是飏、恼、沸、看、映、怕、奈、正，只有周密的“恼”字是上声，其余皆是去声。作词重视去声字，尤其是在领字处。沈义父《乐府指迷》便说：“腔律岂必人人皆能按箫填谱，但看句中用去声字，最为紧要……如《尾犯》之用‘金玉珠珍博’，‘金’字当用去声字；如《绛园春》之用‘游人月下归来’，‘游’字合用去声字之类是也。”万树《词律发凡》解释说：“名词转折跌宕处多用去声，何也？三声之中，上、入二者可以作平，去则独异，当用去声，非去则激不起。”于此可见他们在作词上音律之细。二词无非是写清明节游西湖时的情景，在写法上，两词也颇为相似，都是先写游湖之思，继写游湖，再写湖上的景象，最后写乘着月色归来，但依然游兴未尽，心思犹在湖上。二词都有“芳”、“香”、“红”、“翠”等字眼，景物则不离柳、梨、丝、烟等，虽然香艳，却又笼罩在一层丝烟袅绕的迷离氛围之中。至于游湖之倩女，仅于“歌扇”、“宫眉”等字里隐约带出，媚俗的特征也就一扫而净了。周密《武林旧事》卷三亦有描写春日游湖的景象，可参看：“都城自过收灯，贵游巨室，皆争先出郊，谓之探春，至禁烟为最盛……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栉比如龙鳞，亦无行舟之路，歌欢箫鼓之声，振动远近，其盛可以想见。若游之次第，则先南而后北，至午则尽入西泠桥里湖，其外几无一舸矣。弁阳老人有词云：‘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盖纪实也。既而小泊断桥，千舫骈聚，歌管喧奏，粉黛罗列，最为繁盛。”
再看张枢与李彭老的《壶中天》：
雁横回碧，渐烟收极浦，渔唱催晚。临水楼台乘醉倚，云引吟情闲远。露脚飞凉，山眉锁暝，玉宇冰奁满。平波不动，桂华底印清浅。
应是琼斧修成，铅霜捣就，舞霓裳曲遍。窈窕西窗谁弄影，红冷芙蓉深苑。赋雪词工，留云歌断，偏惹文箫怨。人归鹤唳，翠帘十二空卷。（张枢《月夕登绘幅堂与筼房各赋一解》）
素飙荡碧，喜云飞寥廓，清透凉宇。倦鹊惊翻台榭迥，叶叶秋声归树。珠斗斜河，冰轮辗雾，万里青冥路。香深屏翠，桂边满袖风露。
烟外冷逼玻璃，渔郎歌渺，击空明归去。怨鹤知更莲露悄，竹里筛金帘户。短发吹寒，闲情吟远，弄影花前舞。明年今夜，玉樽知醉何处。（李彭老《登寄闲吟台》）
张枢既云“各赋一解”，便是用同一词调，写同一题目，但不必用同一韵。据周密《瑞鹤仙》词序，绘幅堂即在吟台。张、李二词写的是月夜登台赏景的情景，节令是在秋季。两人之词都写月，写露，写鹤声，写花影，全是夜里的景象。又用了“凉”、“冷”等字眼，充分显现出了环境的清凉幽静。《壶中天》即《念奴娇》，王灼《碧鸡漫志》卷五引《开元天宝遗事》：“念奴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可见这是个高调。首见于苏轼词，然苏轼作有两首，“大江东去”一篇实有乖于音律，“凭高眺远”一篇方是正格。张孝祥、邓剡、文天祥皆效法“大江东去”，张枢、李彭老取“凭高眺远”一格，也可见他们在作词上不是一路。然张、李此作境界较为阔大，与《念奴娇》的声情是切合的。姜夔曾将《念奴娇》改名《湘月》，其序云：“予度此曲，即《念奴娇》之鬲指声也，于双调中吹之。鬲指亦谓之过腔，见晁无咎集，凡能吹竹者便能过腔也。”方程培《香研居词麈》卷二说：“盖《念奴娇》本大石调，即太簇商，双调为仲吕商，律虽异而同是商音，故其腔可过……所以欲过腔者，必缘起韵及两结字眼用‘四’字不谐，配以‘上’字声方谐婉，故不得不过耳。”姜夔的《湘月》首句是“五湖旧约”，末字为入声字，张枢与李彭老的二首首句末字也是入声字，而且也是押上、去韵的，其格律全遵姜夔，是再清楚不过的。此调如果用于演唱，当用笛子伴奏。周密《武林旧事》卷七记张抡、曾觌作《壶中天慢》，都是在皇家酒宴上作的，实即《念奴娇》，当是《念奴娇》改名《壶中天》之涵义，“壶”即酒壶之意，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典故。张、李二作即相沿这一名称。
陆文圭跋张炎《词源》说：“淳、祐景定间，王邸侯馆，歌舞升平，居生乐处，不知老之将至。”我们正可以拿这一段话来评价西湖词社的活动。他们的创作完全无涉社会与政治问题，国家命运似乎与他们毫不相关，表现为对于现实的一种漠然无睹。周密《武林旧事序》：“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亲，古昔所无。一时声名文物之盛，号‘小元祐’。丰亨豫大，至宝祐、景定，则几于政、宣矣。予曩于故家遗老得其梗概，及客修门闲，闻退珰老监谈先朝旧事，辄耳谛听，如小儿观优，终日夕不少倦。既而曳裾贵邸，耳目益广，朝歌暮嬉，酣玩岁月。意谓人生正复若此，初不省承平乐事为难遇也。”这是周密在南宋灭亡之后所作，物换星移，家国沦亡，身世飘零，追想往事，也只能“感慨系之”了。然宝祐、景定之间，权臣贾似道当国，政治搞得是一团糟。那时天下果真是承平无事吗？试看以下史事：宝祐六年(1258)，蒙古军大举攻宋，破西川等数州；开庆元年(1259)，忽必烈围鄂州，贾似道请划江为界，奉币求和，这时因蒙古可汗蒙哥卒，忽必烈急于北归争夺帝位，许宋和。至咸淳四年(1268)，蒙古军开始围攻襄阳，宋之生死存亡的大战正式开始。可见景定之间虽然没有大的战事，却是一场战争的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的时候，是大战开始之前的暂时沉寂。《古杭杂记》载：“蜀人文及翁及第后，期集游西湖，一同年戏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赋《贺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世界，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拥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余生自负澄清志。更有谁、溪未遇，傅岩未起？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下载咸淳辛未（七年），无名氏作《沁园春》讽刺当时的科举政策云：“国步多艰，民心靡定，诚吾隐忧。叹浙民转徙，怨寒嗟暑；荆襄死守，阅岁经秋。虏未易支，人将相食，识者深为社稷羞。当今亟，出陈大谏，筯借留侯。口口迂阔为谋，天下士如何可籍收？况君能尧舜，臣皆稷契；世逢汤武，业比伊周。政不必新，贯仍宜旧，莫与秀才做尽休。吾元老，广四门贤路，一柱中流。”这些作品在词社的人看来，当然是形式粗糙、内容浅露的，但对于天下大事的一种责任感，却是词社的词人们所缺乏的。
但是西湖词社词人们的创作好写黄昏之景或夜景，多用清、凉、冷、寒等字眼，似乎又是国势衰颓在他们心理上投下的阴影。他们这些人如果对国事有什么看法的话，一般来说是不会用词来直接表达的，而是在词中营造一种环境氛围，烘托渲染，隐喻象征，以求得一种通感的效应。作者的这种做法又在有意无意之间，就更给读者留下了联想发挥的余地。词之初起，不过是用于酒筵歌席之畔的流行歌曲，整个北宋时期词亦基本未改它的应歌性质。至南宋作者日广，文人士大夫为了推尊词体，或着眼于内容，以之抒怀言志；或着眼于艺术表现手法，以比兴寄托之法作词。姜夔为这种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奠定了艺术上的基础，但这种手法的完善与大行其道，却是在南宋末年以及元初这一时期，西湖词社的词人们则是运用这一手法的典型代表。关于有无比兴寄托的问题，因为作者没有明说，故判断起来是颇为困难的。叶嘉莹曾提出三项衡量判断的标准，即：一根据作者生平之为人，二根据作品叙写之口吻与表现之神情，三根据作品产生之环境背景（注：叶嘉莹.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A].迦陵论词丛稿[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6.）。以这三条衡量西湖词社的创作，比兴寄托之说是足以服人的。陆文圭《玉田词题辞》便说张炎词是“言外之意，异世谁复知者”。清代常州派论词大讲比兴寄托，并以之规范所有词作，那显然是不正确的。但如果用他们的理论去衡量西湖词社的创作，却是十分切合的。张惠言《词选序》说：“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说：“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深之，触类多通……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摹缋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这些话似乎就是专门针对西湖词社的词人们说的，难怪周济特别推崇王沂孙的词了。如果说常州派论词大得于西湖词社诸人之心，当不为过。或许正是西湖词社诸人的创作启发了常州派的词论，也未可知。
三
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周密弁阳家破，离湖州，遂终身寓杭。这时，西湖词社的活动早已停止，但词人们的往来与创作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可视为西湖词社的后期活动，周密于其中起了重要的穿针引线的作用。元至顺三年石岩为周密《志雅堂杂钞》所作的序中说：“南宋词人浙东西特盛，翁浸淫乎前辈，商榷乎朋侪，故词为专门，而不仅词也。”当然，除周密外，其他人绝大多数已非西湖词社中的旧人。戴表元《剡源文集》卷十《杨氏池塘宴集诗序》载：“丙戌（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之春，山阴徐天祐斯万、王沂孙圣与、鄞戴表元帅初、台陈方申夫、番洪师中中行，皆客于杭。先是，霅周密公谨与杭杨承之大受有连，依之居杭……久之，大受昆弟捐其馀地之西偏，使自营别第以居，公谨遂亦为杭人。杭人之有文者，仇远仁近、白珽廷玉、屠约存博、张楧仲实、孙晋康侯、曹良史之才、朱棻文芳，从之游。及是，公谨以三月五日，将修兰亭故事，合居游之士凡十有四人，共宴于曲水。”此次诗会周密便是发起者。又林景熙《霁山文集》卷四《陶山修竹书院记》：“岁乙酉（至元二十二年），予与里人陈用宾，同客公（王英孙）第，一夕，漏过丙，用宾扣予榻，予惊寤，问所以，曰：‘吾梦侍公武林，访草窗周氏，居庭阒然，中悬画幛，视其景物秀异，不类凡区，一峰拔地起，直入云际。下有小楷书凡六十五字，署陆务观题，诵其文历历，曰……，”此又可见周密与林景熙、王英孙等的交往。陆辅之《词旨》卷上：“蕲王孙韩铸，字亦颜，雅有才思，尝学词于乐笑翁（张炎）。一日，与周公谨父买舟西湖，泊荷花而饮酒杯半，公谨父举似亦颜学词之意，翁指花云：‘莲子结成花自落’。”石岩《志雅堂杂钞序》：“诗有《蜡屐集》，邓牧心为之序。”又可见周密与张炎、邓牧的交游。他们互相往来所作的词大多存于他们本人的词集中，可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词集散佚，而《乐府补题》的存在则可以补足这一缺憾，亦由此可以窥见他们作词活动之一斑。
《乐府补题》无编者姓名（注：夏承焘.周草窗年谱，附录二《乐府补题考》疑编者为陈恕可和仇远[A].唐宋词人年谱[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76～382.），存词三十七首，题为：宛委山房赋龙涎香，调为《天香》，八人八首；浮翠山房赋白莲；调为《水龙吟》，九人十首；紫云山房赋菁，调为《摸鱼儿》，五人五首；馀闲书院赋蝉，调为《齐天乐》，八人十首；天柱山房赋蟹，调为《桂枝香》，四人四首。皆为咏物之作。作者共有王沂孙、周密、王易简、冯应瑞、唐艺孙、吕同老、李彭老、陈恕可、唐珏、赵汝钠、吕居仁、张炎、仇远、无名氏十四人。所谓宛委山房，陈恕可之居；浮翠山房，唐艺孙之居；紫云山房，吕同老之居；天柱山房，王易简之居。至于馀闲书院，王树荣《乐府补题跋》疑即佚名之居，夏承焘《乐府补题考》以为是王英孙。非常明显，他们是聚会作词，而且连聚会的地点也作了交待，词社活动的性质不言而喻。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说：“碧山（王沂孙）《齐天乐》之咏蝉、玉潜（唐珏）《水龙吟》之咏白莲，又岂非社中作乎？”陈维崧《乐府补题序》称“此皆赵宋遗民作也”，这些都是不错的。厉鹗《论词绝句》：“头白遗民涕不禁，补题风物在山阴。残蝉身世香兴，一片冬青冢畔心。”注云：“《乐府补题》一卷，唐义士玉潜与焉。”以唐珏《冬青行》诗事论《乐府补题》，已以为此中之词皆为元僧杨琏真伽发掘宋帝诸陵而作。王树荣《乐府补题跋》亦主此说，夏承焘《乐府补题考》证而成之，并以为龙涎香、蟹以指宋帝，蝉、白莲则托喻后妃。杨琏真伽发掘宋帝诸陵事，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八四载之于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唐珏、林景熙、王英孙、谢翱等皆曾参与收敛并掩埋骸骨事，故认为《乐府补题》中的作品亦与发陵事有关，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所托之意那些作者们毕竟没有明说，与其把这些作品当作谜语来猜，还不如着眼于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手法。试看以下三首调寄《齐天乐》的咏蝉之作：
槐薰忽送清商怨，依稀正闻还歇。故苑愁深，危弦调苦，前梦蜕痕枯叶。伤情念别。是几度斜阳，几回残月。转眼西风，一襟幽恨向谁说？
轻鬟犹记动影，翠蛾应妒我，双鬓如雪。枝冷频移，叶疏犹抱，孤负好秋时节。凄凄切切。渐迤逦黄昏，砌蛩相接。露洗馀悲，暮烟声更咽。（周密）
一襟馀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西窗过雨。怪瑶佩流空，玉筝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
铜仙铅泪似洗，叹移盘去远，难贮清露。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馀音更苦。甚独抱清商，顿成凄楚。谩想薰风，柳丝千万缕。（王沂孙）
碧柯摇曳声何许，阴阴晚凉庭院。露湿身轻，风生翅薄，昨夜绡衣初剪。琴丝宛转。弄几曲新声，几番凄惋。过雨高槐，为渠一洗故宫怨。
清虚襟度漫与，向人低诉处，幽思无限。败叶枯形，残阳绝响，消得西风肠断。尘情已倦。任翻鬓云寒，缀貂金浅。蜕羽难留，顿觉仙梦远。（陈恕可）
所赋之蝉为秋天的蝉，蝉的美好时光是在夏天，至秋风始兴，蝉的末日也就要到来了。看看他们所用的寒、冷、凄、恨、怨、愁、苦、悲、咽等字眼，黄昏、斜阳、残月、西风、枯叶、露水等意象，其哀怨的情绪和没落之感就不言而喻了。他们的这些词显然是有所寄托的，周济《宋四家词选》评王沂孙的一首说前阙是“此身世之感”，后阙是“此家国之恨”。至于感何事、恨何事，大可不必指实。随着宋朝的覆亡，文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以至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乐府补题》的作者们自然感觉到末日来临了。至于他们的艺术表现手法，最是符合张炎《词源》所说的咏物“且不留滞于物”；周济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论王沂孙的一段话也甚得要领：“咏物最争托意，隶事处以意贯穿，浑化无痕，碧山擅场也。”这些作品都具有发人联想的特点，各种寄托都在若有若无之间，亦此亦彼，亦是亦非，它们的艺术品位也正在于此。可以说，宋人咏物词的艺术技巧，在《乐府补题》中已被发挥到极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说：“咏物词至王碧山，可谓空绝千古，然亦身世之感使然，后人不能强求也。”这段话也完全可以用于《乐府补题》的诸作者身上的。这些作品悲则悲矣，然格调过于软弱，仅是精神重压之下的微弱的呻吟而已。赏之者许以“碧山胸次恬淡，故黍离麦秀之感，只以唱叹出之，无剑拔弩张习气”（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抑之者也可以说他们缺乏气骨。但是这些人在宋朝是高人雅士，他们的生活实际与生活情趣向来是脱离大众的，即使在元朝他们受人尊崇的程度已大不如前，仍然很难想象他们可以与一般的民众同流，让他们大声疾呼式地去唤起民众，以此来对抗元朝的统治，这当是多么的不切实际！无论如何，他们的不屑也不愿与新的统治者合作的心态，却是一阅而知的。
当然，这些赵宋遗民的作词活动绝不限于《乐府补题》中的作品，试再看他们的几首唱和之作：
步晴昼，向水院维舟，津亭唤酒。叹刘郎重到，依依谩怀旧。东风空结丁香怨，花与人俱瘦。甚凄凉，暗草沿池，冷苔侵甃。
桥外晚风骤，正香雪随波，浅烟迷岫。废苑尘梁，如今燕来否？翠云零落空堤冷，往事休回首。最消魂，一片斜阳恋柳。（周密《探芳讯·西泠春感》）
对芳昼，甚怕冷添衣，伤春疏酒。正绯桃如火，相看自依旧。闲帘深掩梨花雨，谁问东阳瘦？几多时，涨绿莺枝，堕红鸳甃。
堤上宝鞍骤，记草色薰晴，波光摇岫。苏小门前，题字尚存否？繁华短梦随流水，空有诗千首。更休言，张绪风流似柳。（李彭老《探芳讯·湖上春游继草窗韵》）
坐清昼，正冶思萦花，馀酲倦酒。甚采芳人老，芳心尚如旧。销魂忍说铜驼事，不是因春瘦。向西园，竹扫颓垣，蔓罗荒甃。
风雨夜来骤，叹歌冷莺帘，恨凝蛾岫。愁到今年，多似去年否？旧情懒听山阳笛，目极空搔首。我何堪，老却江潭深柳。（张炎《探芳讯·西湖春感寄草窗》）
这次唱和周密为首倡，李、张二人皆次其韵。这些词借西湖景象之衰败，抒朝代兴亡之伤感，字字虽写眼前之景，但其中却蕴藏着对于往日之盛的留恋，正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俞陛云《玉田词选释》评周密、张炎的词说：“玉田和草窗《西湖春感》词，则丹心如旧，‘忍说铜驼’等句，皆情见乎词，以抒忠爱。和‘瘦’字韵，与草窗同工。和‘柳’字韵，草窗有恋阙之忱，玉田有摇落之感，皆长歌之哀也。”而李彭老的词则较多寂寞之思。朱彝尊《乐府补题序》说：“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虽有山林朋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桔颂》之遗音乎！”这段话可以用来评价他们于宋亡之后的所有词作。但是这次唱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似乎不及张炎的另一篇《高阳台·西湖春感》：“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虽然所写的都是春日游西湖的景象，所抒发的也都是亡国之哀怨。大概是为次韵所限吧。次韵之作不仅要用原韵，而且次序也不得变更，这自然会限制艺术的发挥，一些好的意思、好的句子便可能因此而丧失。张炎《词源》卷下便不主张次韵，他说：“词不宜强和人
韵，若倡者之曲韵宽平，庶可赓歌，倘韵险又为人所先，则必牵强赓和，句意安能融贯？徒费苦思，未见有全章妥溜者……我辈倘遇险韵，不若祖其元韵，随意换易，或易韵答之，是亦古人三不和之说。”
元初，宋遗民曾组织诗社月泉吟社，吴渭为发起者，方凤、谢翱、吴思齐、仇远等皆为诗社中人。为了避祸，姓名多为隐号，如连文凤而题罗公福、白珽而题唐楚友。月泉吟社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是年周密招王沂孙、仇远、戴表元、白、张、屠约等于杨氏池堂宴集作诗，戴表元为诗序，见《剡源文集》卷十。可见此时西湖词社后期的创作活动已渐趋消停，他们之间的诗篇唱和已多于以词来往了，标志着词社活动的彻底结束。
总之，西湖词社的前期创作活动多是留连湖光山色之作，风格则雅而不俗、迷而不荡。宋廷佐《武林旧事跋》说：“宋高宗南播，乐其湖山之秀，物产之美，遂建都焉……可恨者当时之君臣，忘君父之雠，而沉酣于湖山之乐，竟使中原不复，九庙为墟，数百载之下，读此书者，不能不为之兴叹。”是完全可以用这一段话来评价西湖词社的前期词作的。周密《武林旧事序》：“既而曳裾贵邸，耳目益广，朝歌暮嬉，酣玩岁月，意谓人生正复若此，初不省承平乐事为难遇也。”看来他是颇有反省之意的，这也正是西湖词社的词人们后来的心态。后期唱和之作则备寓家国兴亡之感，风格则哀而不颓、怨而不怒。正如陈廷焯评王沂孙词：“性情和厚，学力精深，怨慕幽思，本诸忠厚，而运以顿挫之姿，沉郁之笔”（《白雨斋词话》卷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则始终坚持姜夔所云“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见《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七，为姜夔评史达祖《梅溪词》语）；作咏物词则“咏物而不滞带于物”（见《历代诗馀》卷十一引姜夔评牛峤《望江南》词）。又于音律特别看重，几于一字不苟。但他们的词内容伤于隐晦，格调伤于软弱，形式伤于雕琢，也是不容讳言的。无论如何，西湖词社的词人们写出了自己心灵深处的感受，感情真挚，含蓄蕴藉；艺术上精益求精，形式完美精粹，这些都是应该得到肯定的。自辛弃疾解放词体，至辛派词人末流，已流入叫嚣、淫冶之弊，故西湖词社的词人起而重振词风，以辛词为反对的靶的，以姜词为崇尚的模范，高标合律之规，大倡骚雅之调，也是有来由的。西湖词社的后期词人以他们的创作活动为宋词画上了一个凄婉的、含蓄无穷的句号，既宣布了宋词的结束，也宣布了这种创作路线的难以为继；张炎的词学理论则是西湖词社的创作活动的理论总结。故《词源》论词以音律为准绳，以雅正为指归，以清空为最高境界。西湖词社中的作家都是高人雅士，生活优裕，宋亡之后尽管生活条件起了变化，但过去的生活习惯与兴趣爱好却是难以改变的。舒岳祥《赠玉田序》说张炎：“未脱承平公子故态，笑语歌哭，骚姿雅骨，不以夷险变迁也”，西湖词社诸人不也正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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