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皓[1]2004年在《信托优化中国居民金融储蓄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文中提出我国居民金融储蓄近年来存在总量非平稳快速增长的现象，存款类储蓄畸高，证券和其他类金融资产不为普通居民所青睐。居民金融储蓄行为影响着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构成，也对金融市场运营效率，市场配置资源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此，居民金融储蓄行为需要总量和结构上的优化。 居民金融储蓄行为的优化选择道路包含多种，居民个人信托则是优化居民金融储蓄的一条路径。居民个人信托在我国发展历史很短，但从各个方面加以考察，居民个人信托在我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并对我国居民金融储蓄行为和市场资源配置途径有多种连动效应。 本文对信托优化中国居民金融储蓄的动因进行分析，检验居民金融储蓄行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信托优化居民金融储蓄的优势和相关效应做出分析，探索出居民个人信托发展的具体路径。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简单地概述国内经济学家对居民储蓄行为模式的主要研究进展，同时也简单介绍国内外居民个人信托的发展和经济学家对居民个人信托所进行的研究。并由此引出论文考察内容的主题和意义。第二部分利用现有各种储蓄模型对居民金融储蓄行为进行严格的定量分析，建立适合我国居民金融储蓄行为模式的模型，分析居民个人信托发展的动因。第叁部分对信托植入我国金融制度内容和居民金融储蓄选择的具体优势做出定性分析。第四部分对居民个人信托发展的具体效应——居民金融储蓄变动趋势和金融市场效率的变化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探索相关制度建设下居民个人信托发展的具体路径。
蔡则祥[2]2005年在《中国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金融总量迅猛增加，地位作用显着提升，金融真正成了现代经济的核心!然而，在中国金融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金融结构却没有得到同步优化，积累了一系列问题，严重地制约了金融功能的发挥和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结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金融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金融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同时，必须对金融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使其适应和促进经济发展。 要调整金融结构，就要对金融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结构调整与优化之路。而要从根本上改善中国金融结构，实现金融结构优化，不能仅仅停留在现实分析和对策研究的层面上，而要从理论上构建金融结构优化的理论模型，深入研究金融结构的决定机制、调节机制和优化机制，提出金融结构优化的判断标准和评价指标，探索优化金融结构的根本措施和途径，从而为主动调整和优化金融结构提供理论依据。因此，加强对中国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企图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金融结构优化分析的理论框架，对中国金融结构调整与优化做出较为系统的经济学分析和理论探讨。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是通过对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的提出和分析，促进我国金融理论界对金融结构问题的系统研究，推动金融理论发展；二是把金融结构优化分析理论框架应用于中国金融发展的实践，通过对中国金融结构的现状的考察，分析金融结构存在的缺陷，为促进中国金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提出理论依据和操作思路。 本文以金融结构优化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主要是指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为现实依据，以“经济结构→金融结构→金融结构优化→金融发展→经济发展”为分析主线，以调整和优化金融结构，提升金融结构层次，提高金融效率和金融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构建中国金融结构优化的分析框架，探索中国金融结构优化的基本路径。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概述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寻求研究中国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的切入点；其次，从金融与经济关系分析入手，探讨金融结构决定机制、调节机制和优化机制，构建金融结构优化分析的理论模型；第叁，建立金融结构优化的判断标准和分析指标，为考察中国金融结构的现状提供理论依据；第四，通过对中国金融结构的现实考察，以金融结构优化的判断标准为依据，对中国金融结构优化状况进行深
李国庆[3]2015年在《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金融脱媒化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金融行业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金融脱媒最早出现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颁布了Q条例,该条例要求商业银行不得对活期存款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利率上限设置限制。在大萧条时期,Q条例的实施有利于将融资成本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助于恢复和重建美国的金融秩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过十几年的恢复与发展,美国经济逐渐走上繁荣,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开始居高不下,甚至曾一度突破20%,而Q条例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进行严格的限制,导致投资者饱受财产流失的折磨,公众对银行存款的信心逐渐丧失。在这种环境下,投资者急于寻找其他投资渠道,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大批资金开始流出银行,这也是促使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以葡萄牙、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也相继出现金融脱媒现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整个社会资源均由国家统一分配,社会融资方式非常单一,中国金融业缺乏发展的土壤,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金融体制上,也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推进由高度单一的金融结构向多元化的金融结构转变,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开始逐步趋于多样化,金融业务种类不断丰富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逐步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商业银行开始在社会融资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此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蓬勃发展,中国金融业也开始呈现脱媒化趋势。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既有宏观角度的影响,包括对国家的金融体制和相关制度、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影响；又有中观的影响,包括对区域、行业和产业等的影响；也有微观的影响,包括对居民、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影响。论文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和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分析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借鉴发达国家金融脱媒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脱媒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的经济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金融脱媒化可以分为资金供给端脱媒和资金需求端脱媒。从资金供给端来看,导致金融脱媒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资本的逐利性；技术进步；居民为了实现资产稳值、增值；投资理论的发展促使居民转变投资观念；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信用制度逐渐完善,资金借贷双方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垄断金融市场的局面,进一步刺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导致金融脱媒化原因主要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与发展,企业融资可选空间大幅增加；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在企业发展初期融资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互联网融金融迅速崛起,企业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募集所需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迅速。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的金融脱媒化也被赋予了中国特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至新的高度,预示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中国金融脱媒化出现的时间较晚,与国外金融脱媒化不同的是,中国金融脱媒最早是从资金需求端开始的,这也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紧密相连的。随着金融产品创新的发展,金融脱媒逐渐从资金需求端蔓延至资金供给端。由于国内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也有自身的特点。资金供给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银行存款利率低,导致大量存款资金流失；居民投资观念的转变；金融市场持续发展,金融产品日趋多样化,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资金需求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直接融资成本较低,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银行借款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规模要求较高,中小微型企业被迫转向其他融资渠道；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和完善,市场融资能力大大增强,直接融资渠道逐渐打开；PE/VC机构迅速崛起,创投快速发展；互联网融资渠道的拓宽,企业能够以众筹、P2P平台等方式获取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主要表现在：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增加,直接融资占比逐渐提升；银行存贷款余额增速有所放缓；以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规模大幅增加；银行存贷款利差空间逐渐缩小；以互联网理财产品和P2P网贷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从居民的角度来看,组合投资理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参与证券投资和互联网金融投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融资方式更趋多元化,银行、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互联网金融等都已成为企业融资的可选渠道；从银行的角度来看,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增速下降,而中间业务增速不断加快,银行的非利差收入在银行收入总额中的占比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金融脱媒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影响,即金融脱媒程度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反过来,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制约着金融脱媒化程度。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融脱媒化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融资渠道更加畅通,有利于刺激投资需求,充分发挥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随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直接融资重要性逐渐增强,有利于改善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脱媒化对银行业主导下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应影响。金融脱媒化也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产生影响,通过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论文通过金融脱媒化对利率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渠道的影响具体研究了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面对金融脱媒化,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在处理金融脱媒化的问题上,既要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又要准确把握节奏、稳步推进；要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监管,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鼓励金融企业更加重视培养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意识,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通过政策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推进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可选融资方式；采取政策措施,鼓励非银行金融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非银行金融在社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各地方政府应当适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发挥金融脱媒化的优势,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适应当前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金融脱媒化的产生和发展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一定的扭曲效应,从而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央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金融脱媒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和政策效果,以便更好的发挥宏观调控职能。金融脱媒化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与对策。论文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是：第一,金融脱媒化程度对东部地区的积极作用显着大于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份外,金融脱媒化对东部地区省份的经济增长的总效应都在2%以上；对中西部省份的总效应较低,大多在1%以下的水平。平均来看,对于东部地区,金融脱媒化程度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将会拉动经济增长0.28个百分点；对于中西部地区,金融脱媒每提升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11个百分点和0.06个百分点。第二,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金融脱媒化的程度,进而又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金融市场尚不成熟,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对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依赖较大,金融脱媒化的积极促进作用尚不明显。而对于东部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较高,企业和居民不断接受新的投融资观念,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逐渐下降；随着金融脱媒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融资成本不断下降,企业和居民的财务负担有所减轻,极大的刺激了社会投资和最终消费,进而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金融脱媒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促进各行业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行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为新兴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金融脱媒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环境下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机遇主要是：金融脱媒化倒逼商业银行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竞争力,大力推进经营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增强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所面临的挑战是：商业银行在市场融资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意味着市场融资方式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银行的地位和功能；随着金融脱媒化的产生与发展,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产品更趋多元化,银行理财产品、股票、债券、信托产品、基金等产品逐渐成为人们可接受的投资方式,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严重威胁着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在金融脱媒化的压力下,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也受到威胁；金融脱媒化会加剧银行存贷款期限不匹配,从而可能引发银行流动性风险。应对策略是：金融脱媒化环境下盈利模式的创新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新出路；转变银行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努力培养产品和服务创新意识,积极推进产品创新；深化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意味着企业融资渠道更加丰富、融资成本更低,有利于企业改善资本结构,特别是有利于解决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企业应对策略是：充分把握良好的融资机遇,合理调整发展战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注重培养自主创新意识；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佳融资方式；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争取实现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到优的跨越式发展。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和居民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促进了金融产品创新,拓宽了居民的投资渠道；冲击居民的投资理念,组合投资理念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为居民融资提供便利,极大的刺激了居民消费。居民应对策略是：选择合乎自身需求的投资产品并保持良好的投资心态；通过分散化投资的方式降低投资风险,树立科学的组合投资观念；比较多种融资方式优劣,选择最佳融资方式。
李君妍[4]2015年在《利率市场化对金融稳定及宏观经济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一篇关于利率市场化对金融稳定及宏观经济影响的专题研究。1996年我国正式启动利率市场化进程,以央行放开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为突破口,并不断加强SHIBOR在货币市场利率体系中的地位。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不断探索,截至目前实现了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全放开、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以及大额存单制度,这些制度政策的出台均显示出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进入加速阶段。但是,总体而言利率非市场化因素仍然存在,是制约利率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素。一般认为,推进利率市场化,通畅利率传导机制,对于金融稳定及宏观经济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先,有利于发挥利率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其次,有利于倒逼商业银行加快金融创新,转变经营模式。第叁,有利于疏通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实现间接化、市场化的宏观调控。第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就业难问题。第五,能够进一步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但是,利率市场化是否一定会加大金融稳定的风险?利率市场化究竟会对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利率市场化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目前人们的看法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另外,从国内的研究来看,理论和实务界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利率管制期间的利率政策效应问题上,这些研究固然是必要的,但重点应该放在利率市场化之后利率变动趋势的预测及其对金融稳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上,特别是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对这些领域进行充分的研究,才能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基于此,本文的研究内容共分为七章:第1章,导论。本章主要说明了本文的选题依据及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对象以及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路线、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2章,利率市场化影响金融稳定与宏观经济的一般理论。本章主要介绍了利率决定理论、金融抑制与深化理论、金融约束理论、利率传导机制理论、金融脆弱性理论等。总的来看,这些理论对于分析我国现行利率管制的弊端以及放开利率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对于我国应如何将利率市场化对金融稳定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以及如何发挥利率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第3章,利率市场化的国际经验。为借鉴西方已完成利率市场化国家的经验,本章首先对部分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及其影响进行了梳理,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大多数国家在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后,都出现了利差缩小、融资结构变化、短期内银行风险提高以及资产质量恶化等风险。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为保证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通常都遵循了循序渐进的原则,并采取了成立存款保险机构、加强监管以及发展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等措施。第4章,利率市场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本章首先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金融稳定的挑战,梳理了利率市场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利率市场化影响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作用机制,以及对商业银行价格竞争和风险行为的影响,并运用压力测试的方法分析了利率市场化之后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压力有多大。进而探讨了利率市场化对非银行金融的影响,包括对融资结构的影响、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以及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带来的影响等。最后给出了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如何保持金融稳定的建议。第5章,利率市场化对实体经济部门的影响。本章首先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企业、不同产业以及居民的影响,然后从两方面对利率市场化的经济主体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一是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利率市场化对企业融资的影响;一是基于动态随机均衡模型模拟我国产出及通胀对于利率冲击的响应。最后,基于本章的实证分析结论,给出了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第6章,利率市场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章基于利率市场化对消费与投资影响的角度,来分析利率市场化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影响。首先,在分析利率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时,使用了金融深化模型和叁变量因果关系模型来检验利率市场化改革对金融深化的影响,以及金融深化是否会促进经济的增长。然后,运用非线性模型分析利率市场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最后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完成后宏观经济领域面临的风险。第7章,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影响。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告别了过去叁十多年的持续超高增长过程,进入了一个比超高增长过程低一个层次的国民经济成长新阶段,即"新常态"。这就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利率政策的调整也要顺应这个新常态。为此,在前几章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思考和对比分析了新常态下继续实施利率管制和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各自可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总的来看,我们认为应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让利率在资金的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上是本文的主要框架。总的来看,本文的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应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分析表明,利率市场化是我国商业银行乃至金融业改革的核心,其显着提升了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对资金的配置及使用效率。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不容乐观,在此环境下,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国际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也需要建立能够迅速和准确反映市场供求的资金价格机制。第二,应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为利率市场化创造必要的条件。根据国际经验来看,成功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伴随着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和金融等一系列改革共同推进的渐进过程。完全利率市场化需要竞争充分的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完善的货币市场、健全的存款保险制度、银行准入与退出机制。第叁,应密切关注利率市场化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一是短期内存款利率将呈上升趋势、利息差缩窄可能性大的风险;二是金融资产价格短期大幅波动的风险;叁是银行间竞争加剧的风险;四是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趋势加强的风险。与上述研究结论一致,本文给出的建议包括:(1)利率市场化必须循序渐进、逐步推进;(2)我国要借力利率市场化,促进金融结构优化;(3)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为契机,加速经济结构转型;(4)继续建设并完善新的基准利率体系;(5)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为好;(6)持续加强针对性的风险管控;(7)合理协调利率市场化改革与放开银行业准入限制的关系。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第一,引入利率市场化虚拟变量,实证研究了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定价和风险的影响;第二,更加全面地研究,利率市场化对非银行金融的影响;第叁,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随机均衡模型对利率市场化的经济主体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但是,由于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有以下两点不足:一是本文未能分阶段对我国利率市场化每个步骤的路径和风险给出分析及建议;二是本文未对美国及其他国家利率市场化对金融体系稳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李延军[5]2007年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围绕“金融与经济增长”这一主题,针对理论研究倾向于对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分析上偏向于一方的不足,立足于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互动发展的新视角,旨在研究不同金融结构——以金融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与以银行中介为主的金融结构,履行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机理。具体内容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和文献评述,包括第1、2章。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等,并从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结构理论等视角介绍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协调机理相关理论的研究现状,分析了当前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以及对本研究的启示。第二部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包括第3、4、5、6章。这一部分首先分析了金融交易的特征,说明金融交易是一种“关系性交易”并具有不完全的特性;接着在分析金融契约治理机制的基础上,从节约成本、金融功能等方面分析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比较优势和局限性,彼此的替代与互补关系决定了金融体系的均衡结构;然后,结合内生增长模型,从金融功能角度探讨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理,发展中国家应基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融资方式作合理选择;最后,通过对金融创新的功能及动因的分析,说明金融创新是实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第叁部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包括第7、8章。这部分论文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简要回顾和评价了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环境下,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演进与互动发展推动金融深化的历史逻辑;第二,转轨时期我国金融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第叁,金融中介、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第四,金融中介、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第叁和第四点内容研究过程中,论文利用1993年1季度至2007年1季度有关数据,对叁者关系做了详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金融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中介与市场相比较而言,金融中介的作用更大一些,我国目前仍属于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着多个单向和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整体上,经济增长对金融体系的影响较大。第四部分:结论与展望,包括第9章。这一部分对本文的研究作了总结,并基于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探讨了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协调途径及政策建议。最后本文还对后续研究作了展望。
黄桂良[6]2011年在《区域金融发展收敛：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距逐步扩大,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区域金融差距的变动趋势与演变规律,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经济增长收敛理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互动理论,研究区域金融发展收敛的存在性和实现机制,并对粤港澳区域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国内其他区域制定金融发展战略、促进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依据。首先,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引入金融发展变量,构造一个包含金融部门的区域经济模型,揭示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阐释区域金融发展收敛的存在性及其内在机理。研究表明,在区域经济金融体系达到稳态以前,区域内部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与金融发展速度呈现正比例关系的变动态势；当区域经济金融体系处于稳态时,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等于金融发展速度。由于各经济体金融发展速度与初始金融发展水平成反比,长期而言落后地区金融发展速度高于发达地区,区域金融发展趋于收敛。接着,基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实现机制的理论,探讨资本流动、金融创新扩散和制度创新等叁个机制促进区域金融发展收敛的内在机理、作用途径以及实现条件。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流动机制是指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从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从而促进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金融创新扩散机制是指金融创新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扩散和传播,提高了落后地区的金融运行效率,从而促进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制度创新机制是指金融制度创新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引导金融资源流入落后地区,加快落后地区的金融发展速度,促进区域金融发展趋于收敛。然后,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粤港澳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计量结果表明,粤港澳区域金融发展存在显着的收敛性。1979-2009年,粤港澳各城市人均贷款余额的变异系数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区域金融发展存在6收敛。1979-2009年,粤港澳区域金融发展具有显着的p收敛性,而且港澳回归以来收敛速度更快。1979-2009年,港澳珠叁角区域金融发展存在着俱乐部收敛。进一步,本文对粤港澳区域金融发展收敛的实现机制进行实证检验。计量结果表明,资本流动是促进粤港澳区域金融发展收敛的重要实现机制。1986-2009年,香港对广东的资本净流入规模越大,粤港澳区域金融发展σ收敛的特征越明显。金融创新扩散是促进粤港澳区域金融发展收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1985-2009年,香港银行卡业务创新向广东的扩散使得粤港澳区域金融效率差距趋于缩小；而粤港澳区域金融效率差距的缩小促进了区域金融发展σ收敛。作为重要制度创新,CEPA及其补充协议的实施对于粤港澳区域金融发展收敛具有促进作用。基于1979-2009年数据的计量结果表明,CEPA及其补充协议的实施,使得粤港澳人均贷款的变异系数趋于下降,促进了粤港澳金融发展σ收敛。最后,本文基于区域金融收敛实现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从促进区域内资本流动、引导金融创新扩散、加大制度创新力度等角度,提出加快区域金融发展收敛的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地区间金融的协调发展。
杨鸿涛[7]2015年在《金融视角下的中国储蓄—投资转化率提升路径研究》文中认为资本形成对一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资本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储蓄的规模及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储蓄主体和投资主体往往是分离的,这就使得由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构成的金融转化路径成为储蓄—投资转化的主要渠道。考察世界各国经济金融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由于金融压抑、金融发展滞后等原因,金融路径的储蓄—投资转化经常遇到阻滞,使得宝贵的储蓄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最终影响了经济发展。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储蓄率有可能持续下降,过去以高储蓄率支撑高投资率,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很难持续。因此,从金融视角研究储蓄—投资转化率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在综述国内外关于储蓄与投资关系以及储蓄—投资转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对叁个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使用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在罗默提出的研究与开发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上,放松"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的强假设,引入储蓄—投资转化率变量,建立一个金融内生增长模型,对储蓄—投资转化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阐明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机理。其次,运用面板协整理论,在Feldstein和Horioka提出的储蓄与投资相关性研究模型基础上进行扩展,建立固定影响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对一国储蓄—投资转化率的评价方法进行研究。以中国为重点,对20国集团的19个成员国(欧盟除外)1980-2011年储蓄—投资转化率进行总量分析,对中国、巴西、日本、韩国、英国、美国等6个国家1946-2011年居民、企业、政府储蓄—投资转化率进行分部门分析,对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80-2012年储蓄—投资转化率进行分地区分析,从而对中国储蓄—投资转化率进行多维度评价,并分析查找存在的问题。第叁,对一国储蓄—投资转化率的金融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在现有消费、储蓄、投资理论及实证研究基础上,总结归纳可能影响储蓄—投资转化率的金融因素,建立包含4个一级指标和25个二级指标的储蓄—投资转化率金融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重点对中国1993-2010年储蓄—投资转化率与25项金融指标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揭示影响中国储蓄—投资转化率的金融因素及其影响方向和程度。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经济增长率由储蓄—投资转化率、储蓄率及资本的边际产出共同决定,金融发展通过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影响储蓄率、增加资本的边际产出等叁条途径影响经济增长;第二,中国储蓄—投资转化率无论从总量看,还是从分部门、分地区看,均处于中等水平,虽然高于欧美发达国家,但低于亚洲主要经济体,并且存在企业部门转化率低和地区间差异大等问题;第叁,影响中国储蓄—投资转化率的金融因素共7项,其中6项具有正向影响,按照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排序,依次是存贷比、存款、存贷款利率差、涉农贷款占比、股市波动、金融业工资总额;1项具有负向影响,为不良贷款率,影响程度最小。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完善金融制度和增强金融市场主体活力两个角度提出政策建议。其中,在完善金融制度方面,建议提高商业银行存贷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强金融制度普惠性、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在增强金融市场主体活力方面,建议强化资本市场融资功能、推进商业银行转型发展、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改善人力资本管理。
张林[8]2016年在《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文中研究说明论文是关于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实体经济越强,综合国力的基础越坚实。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成长,经济社会就不可能健康持续发展。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叁者之间关系密切。实体经济是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就没有可靠的经济基础;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两个“引擎”,没有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及其有效协调配合,实体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因此,系统地研究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研究的主要内容(1)构建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对相关概念的定义及内涵进行了界定,分别建立数理模型分析了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财政分权、财政支出、税收优惠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确定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实体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2)统计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分别利用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和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特征及区域差异;从社会融资规模和结构、财政分权和财政支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性、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投放等方面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3)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从规模、动力和结构叁个视角出发,建立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4)基于论文实证研究结论、结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设计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配合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并提出了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2.研究的主要结论(1)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体经济呈快速增长趋势,但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较大的区域差异。1978年以来,中国实体经济总量增长了近15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46%,2014年实体经济总量已达551342亿元。2008年以前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2008年以后内陆地区实体经济增长率高于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呈现出“内陆经济崛起”新格局。实体经济空间相关性呈倒“u”型变动趋势,2008年达最大值0.353;2008-2010年间中国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呈明显的“v”型变动趋势。衡量实体经济区域差异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叁个指数均较大,且集中在0.28-0.43之间波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实体经济总量之比为3.18:1.49:1,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明显高于沿边地区和内陆地区。(2)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两个变量的系数全部显着为正,说明二者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越高,实体经济增长越快。然而,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实体经济区域发展极不协调差距极为显着,二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协调,叁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协调,四是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不协调。(3)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配合不协调显着地制约区域实体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衡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的交叉项的系数全部显着为负,说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负向作用,显着地制约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实践过程中,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配合不协调,政策效率偏低。(4)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需要构建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协调配合的长效机制。具体来讲主要包括9个方面:科技金融促进机制、多元金融协调机制、绿色金融服务机制、政府投资驱动机制、财政补贴引导机制、税费减免扶持机制、风险防范化解机制、资源成果共享机制和国有民营协同机制。3.研究的重要观点(1)实体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增长,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就不可能长期和谐稳定。全民重视实体经济和回归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才是发展硬道理。(2)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不仅需要进一步提升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更需要强化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的紧密合作与协调配合。(3)金融业态深化既要加快金融产业市场化发展,又要坚持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金融业态深化必须以实体经济可持续增长为基础,实体经济增长必须依靠金融业态深化的有效支持,二者缺一不可。(4)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主体,是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优良环境,要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协调发展。(5)强化技术创新既是实体经济规模扩张和动力转换的基础,又是实体经济增长绩效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必须有效协调配合增强实体经济的科技创新动力。4.研究的政策建议(1)根据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加大基础建设有效投资。根据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增加有效投资,不能为创造GDP而盲目的增加无效投资或重复投资。(2)完善区域产业政策加快实体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塑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找准重点突破领域,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端制造业;多措并举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3)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提升实体经济科技创新能力。多管齐下提高财政金融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创新实体企业科技研发经费管理模式,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经费的投入和运用管理。(4)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实体经济人力资本存量。强化校企合作、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颁布大学生就业新政策,完善企业内部人才培养计划,加快实体企业人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促进实体经济国际化。加快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加强对外开放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国际区域合作,鼓励实体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
谢仍明[9]2014年在《中国利率市场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已逐步从经济增长优先转为资源配置效率优先，利率市场化作为金融资源由政府管制向市场化转变的重要手段，已经成为深化金融领域改革，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服务能力的重要制度选择之一。在诸多相关研究将我国利率市场化过程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同项改革直接比较，认为国内利率市场化已实现“里程碑”并进入最后阶段时，本文研究指出，国内利率市场化过程仍将任重道远，远不只是放开利率水平管制如此简单，而研究的起点应回归至利率基础决定机制和实体经济的“金融选择权”上。我国金融体系的单项改革相对滞后于其他经济领域，且具备明显的外植性特征，为解决经济改革初期金融资源稀缺和经济增长战略的矛盾，金融体系是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外生植入至实体经济的资金供求双方中的。其机制设计的前提是切断或阻碍实体经济中金融资源的直接供求关系，并使国有商业银行成为金融资源配置的主要媒介，这导致了实体经济中资金供求双方缺乏基本的“金融选择权”，即表现为内生于实体经济运行所需要的金融权利缺失，如大部分实体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缺乏且需要严格的行政审批，居民难以直接投资各类企业债券，居民除存款及类存款产品之外缺乏金融市场参与权与配置权等，这亦使得实体企业或居民在与金融机构的竞争性定价中缺乏议价能力，如表现为商业银行在存贷款两个市场上拥有显着定价优势。在此前提下，实体经济之议价劣势与银行在存贷款市场之“卖方定价优势”是利率实质市场化难以实现的主要障碍。基于这样一个新的分析视角，本文以中国利率机制改革为研究标靶，以利率之实质市场化为衡量准则，定义了实体经济之“金融选择权”并以此为主要研究抓手，从建立理论分析的统一框架，到国内外样本的比较分析，以及从实体经济中居民、企业和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视角，运用两部门和拓展的两部门经济模型分析了内生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金融选择权”的基本关系；讨论了金融管制和市场化条件下的利率决定机制；阐明了实体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两个部门居民与企业所拥有的“金融选择权”在利率决定机制中的基本角色和作用，形成了全文的理论基础和分析逻辑。在此基础上，全文论证过程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全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第二章引入两部门和拓展的两部门经济内生金融模型，该章节关于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理论分析，以及关于金融管制对利率决定机制的影响研究，将形成全文的理论基础与逻辑研究框架；第叁章是对自由市场经济之代表美国利率市场化的剖析与观察，重点关注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在该项改革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及其影响，论证了内生金融体系下实体经济拥有“充分金融选择权”对利率实质市场化的关键意义；第四章以中国主要利率市场为研究对象，着力论证我国利率体系运行现状与实质市场化定价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第五章分析我国存贷款市场之利率决定机制，论证我国主要利率市场中，居民和企业“金融选择权”十分缺乏，利率议价权缺失导致实质利率市场化并未实现；第六章以对中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和盈利结构研究为出发点，着力论证在银行“卖方优势”下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主体单一，层次不足，银行处于显着“卖方议价优势”。第七章将研究的范围由“面”聚焦至“点”，采用案例分析补充全文论证疏漏；第八章为全文结论。本文从理论推演到实证检验，从国外样本分析到国内事实比较，重点观察了我国外植性金融体系下，金融管制对实体经济“金融选择权”，进而是利率议价能力的关键性影响。本文有望能够弥补当前多数相关研究中对中国利率市场化研究存在的理论框架缺失或不清晰、国内外样本比较缺乏前提等方面的不足，并为目前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运行中存在部分现象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思路，也基于这个全新的角度论证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仍任重道远，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杜晓华[10]2016年在《我国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金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近年来,我国新型金融机构不断涌现,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不断创新。银行作为社会融资主渠道的作用逐渐下降,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其他金融机构在社会融资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现。随之而来,我国以广义货币M2和新增人民币贷款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着巨大挑战。社会融资规模是人民银行创新性地提出的衡量我国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资金总额的指标,见于官方文件时间较短,因此学者在全面研究我国社会融资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数据的公布为社会融资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以马克思的货币流通理论为基础,分析社会融资的供给与需求,提出了社会融资传导过程中的六个步骤,揭示了社会融资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机理。二是依据马克思关于信用具有生产力的理论,论证社会融资具有生产力,推动贸易、投资、消费增加,生产规模扩大。叁是尝试建立社会融资供给与需求的数量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融资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与相关变量的数量关系,分析社会融资不均衡的原因。本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提出问题:在对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梳理后,本文提出研究的主题是社会融资资金在传导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问题:首先,按照参与主体、所属市场和领域的不同,将社会融资资金的流动过程划分为社会融资的供给和社会融资的需求两部分。其次,从社会融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进行分析。对社会融资的供给分析主要对我国社会融资供给的基本原理、社会融资的供给主体、供给渠道和影响融资供给的因素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构建社会融资供给的数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社会融资的需求分析主要对我国社会融资需求的基本原理、社会融资的需求主体和融资方式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构建社会融资需求的数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在社会融资供给与需求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社会融资均衡分析和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分析。理论分析表明社会融资是生产力,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社会融资规模的各个组成都能直接或间接的促进经济增长。最后,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分析我国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论表明,社会融资规模在短时间内的增多,将最终会使经济增长水平实现长期稳定的提升。在对社会融资均衡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中,分析了导致我国社会融资不均衡的原因。通过分析可知,我国社会融资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社会融资的供给与需求分析表明社会融资的供给与需求对利率变动的反应非常敏感。通过社会融资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可以发现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社会融资过程中缺乏定价权,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融资的不均衡。其次,在社会融资供给和社会融资均衡分析中都能看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缓慢,直接融资不足。再次,从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中可以看出,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从社会融资的统计口径可以看出社会融资统计信息还存在缺口,这会降低货币当局执行货币政策的效果,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会大打折扣。然后,社会融资的需求分析、均衡分析以及社会融资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都表明我国实体经济存在融资难题,社会融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还未充分发挥。最后,从均衡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可以看出,货币政策不能一直有效地调节社会融资的不均衡,社会融资规模的可控性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外,金融统计信息缺口的存在也表明金融监管可能存在一定的漏洞。解决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关于提高社会融资规模监测水平、促进直接融资快速增长、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和提高金融监管水平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信托优化中国居民金融储蓄的理论与实证分析[D]. 杨皓. 华南师范大学. 2004
[2]. 中国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研究[D]. 蔡则祥. 南京农业大学. 2005
[3]. 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D]. 李国庆. 武汉大学. 2015
[4]. 利率市场化对金融稳定及宏观经济的影响[D]. 李君妍. 天津财经大学. 2015
[5].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机理研究[D]. 李延军. 河北工业大学. 2007
[6]. 区域金融发展收敛：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D]. 黄桂良. 暨南大学. 2011
[7]. 金融视角下的中国储蓄—投资转化率提升路径研究[D]. 杨鸿涛. 天津财经大学. 2015
[8].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D]. 张林. 重庆大学. 2016
[9]. 中国利率市场化研究[D]. 谢仍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4
[10]. 我国社会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D]. 杜晓华. 吉林大学. 2016
标签：金融论文; 投资论文; 金融论文; 利率市场化论文; 金融脱媒论文; 金融结构论文; 银行存款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实证分析论文; 激励模式论文; 信托理财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实体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 信托论文; 银行论文; 商业银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