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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甲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杰出戏曲理论家和表、导演艺术家，他不仅为继承发展和创新京剧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紧密团结着中国京剧院的主创、主演，凝聚成高素质的创作群体，以百花竞艳的创作成果，迎来剧院艺术创作繁荣兴旺的黄金时代而驰誉五洲四海。
阿甲同志1907年生于江苏武进，原名符律衡、又名符正。自幼兴趣广泛，涉猎百家，雅好戏曲。曾从怀舟高僧研习书画，并拜师研讨京剧艺术。三十年代常在上海登台演老生戏，唱做俱佳深博乡贤赞誉。为了抗日救国，他于1938年奔赴革命圣地诞安，初入“鲁迅艺术文学院”研习美术，次年参加“鲁艺平（京）剧研究班”，曾以编演抗日京剧《钱守常》获学院嘉奖，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适逢毛泽东、陈绍禹、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将国民参政会所发车马费两千元银洋捐赠给“鲁艺”，阿甲、任桂林同志受命赴西安购置戏箱，并在党中央直接关怀下成立“鲁艺平剧研究团”，阿甲任团长。他们组织学习传统戏曲表演技艺，整理改编传统剧目，经常在杨家岭大礼堂、中央党校、八路军及边区政府礼堂，为延安党政军民演出，颇多好评。
1942年春，阿甲、李纶、方华、任桂林、伍均、王一达等同志，应邀到毛泽东同志家作客，聆听了毛主席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指示。同年5月，阿甲、张一然、任桂林同志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0月10日“延安平剧研究院”正式成立，阿甲先任院务委员、研究室主任，继任副院长，曾在《成立特刊》上发表《平剧研究院和平剧工作》一文。在毛主席“推陈出新”方针指导下，延安再次展开平剧工作的大讨论，剧院内外争相撰文，各抒己见。阿甲同志在1943年4月18日出版的《解放日报》上载文，提出戏曲改革的具体方案：一、根据一定的“标准”，选择较好的旧剧本整理、改编或创新；二、以构成京剧的民间形式部分，“反映边区的生产、生活”；三、“为了研究”，演出技艺完整的旧剧，供研究革新参考。与此同时，对具体方案的内涵和相互关系都有所阐述。这个早期戏曲改革的构想，经几十年不断实践的检验、修订和充实提高，后来便发展、升华为系统理论，指导艺术再实践，促进了戏曲改革工作向创造性的方向上迅速发展。
革命战争年代，阿甲同志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探索京剧改革、演出实践和戏曲理论研究方面。他除演出一些经过整理加工的传统剧目外，并参与创演新编现代戏《松林恨》、《松花江上》，和新编历史剧《宋江》、《三打祝家庄》、《鱼腹山》、《进长安》等剧。他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中，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坚持“推陈出新”的戏改方针，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宣传、鼓舞抗战军民，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后，阿甲同志在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以其自编自演的《进长安》一剧博得代表们好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认为，阿甲同志能突破行当界限演丑角，“苏白”和身段的运用得当，“是一次成功的创举”。同年10月，阿甲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处长。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又调任研究室主任，并在建院庆祝演出中，与郝寿臣、萧长华、贯大元、谭富英、叶盛兰等京剧名家一道，陪同梅兰芳院长演唱《龙凤呈祥》。
为了在戏曲舞台艺术中建立导演制度，阿甲同志1954—56年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学习，在苏联专家普·乌·列斯里指导下，系统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但他对此并不陌生，早在延安“鲁艺”时期，反复研读《矛盾论》、《实践论》、《哲学笔记》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时，已开始研读斯氏体系译著，而且始终采取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态度，警惕和反对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他在“导训班”的结业演出中，除作为专家的助理导演，协助导师排演意大利喜剧《一仆二主》外，还在中国话剧《桃花扇》中扮演说书人柳敬亭；在苏联话剧《柳波芙·雅洛瓦娅》中扮演神父查卡托夫。他自然生动地为话剧舞台塑造了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物，毫无生硬、造作的表演痕迹。那时，在同班学员中阿甲同志年龄最大，也是最虚心好学的一个。他刻苦钻研的精神和对戏剧艺术的真知灼见，深得列斯里器重。他在《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上发表的论著，多被苏联文化报刊译载或摘要译介。
1955年1月，阿甲同志任中国京剧院总导演，1961年任副院长兼艺术室主任。他参与编导的剧目有历史剧《宋景诗》、《赤壁之战》、《凤凰二乔》、《战昆阳》和现代戏《红灯记》、《平原游击队》、《刘志丹》等；他导演的剧目则有粤剧《李香君》，京剧《智斩鲁斋郎》、《摘星楼》、《回春记》、《浔阳楼》、《李慧娘》、《百花公主·赠剑》、《斩经堂》、《改容战父》和现代京剧《白毛女》、《柯山红日》、《洪湖赤卫队》、《恩仇恋》，以及北昆的《晴雯》、《三夫人》，南昆的《朱买臣休妻》等。
阿甲同志在编导现代戏曲时，要充分运用传统剧艺各综合因素，重新结构、重新组合的构想，在五十年代末，以二十多天完成编排上演任务的《白毛女》中，确已初见成效。舞台调度既符合生活规律，又在戏曲艺术的规范之中。虽然有些可以解决得更好的问题，由于时间紧迫未能如愿，毕竟展现了饱受压迫剥削的贫苦农民，爱憎分明的艺术形象群。
而1964年首演的《红灯记》，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已是专家公认，万众争看的优秀剧目。当年国庆节期间的公演，创造了连满60场的新纪录。此后赴广州、深圳、上海、济南等地的巡回演出，也无不场场爆满。这种新戏上演的空前盛况，尤为党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所重视，中宣部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破例全文刊载了京剧《红灯记》文学剧本，《剧本》月刊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分别发表和出版了演出本，全国各大报刊不断发表评论和研讨论著，并由中国剧协选编出版了《京剧〈红灯记〉评论集》。舆论界一致认为：“《红灯记》是京剧革命的样板”；广大观众赞誉它是思想上、艺术上“一盏革命的红灯”，为古老的中国戏曲跨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不料在十个月之后，此剧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阿甲同志因此被诬陷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身心备受摧残，长达十年之久。1980年审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时，阿甲同志曾以证人身分出庭，指控了江青的反革命罪行。
拨乱反正后，阿甲同志于1979年任中国京剧院名誉院长，1991年荣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并历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演剧艺术委员会主任，文化部艺术委员会委员，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顾问，及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博士研究生导师等职。
阿甲同志不仅是戏曲改革的实干实，而且是戏曲理论界最早运用马列主义美学原理从事表、导演理论研究的杰出理论家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对创作、演出的实践经验，认真进行了理论总结，并从传统戏典表演程式技艺中，提取出辩证统一的规律内核，形成了开放性的理论系统，获得了前所未及的成果。他围绕戏曲艺术“体验与表现”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觉的探讨，透彻清晰地分析了戏曲表演程式的本质特征，及其审美创新功能。他清楚地看到，程式绝不仅仅是舞台艺术的表现技艺而已。在阿甲同志看来，戏曲艺术的程式系统，是戏曲艺术综合各因素构成的多元统一体，其最基本的表现手段就是各种程式，这些程式与历史和现实生活，既有同一性又有相对性，阿甲同志对它们进行了分门别类、深入细致的比较分析和理论描述，尤其是不遗余力地对规律性的东西一探再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几十年来，阿甲同志先后辑集出版了《部队文艺的里程》、《谈戏曲表演艺术》、《生活的真实和戏曲表演艺术的真实》、《戏曲表演论集》和《戏曲表演规律再探》等书。此外，还有散见于报刊的集外论著百数十万言。十年前，中国剧协“阿甲研究小组”，陆续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众，并辑集出版了《张庚、阿甲学术讨论文集》。1996年初，文化部艺术局、中国剧协、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京剧院等单位，联合组建了阿甲艺术研究会，阿甲同志的学术成果必将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