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间道路评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在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时，一直存在着以国家独立，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为基本特性的民主运动。由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制与打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靠着国内外形势的演变，形成规模颇大的第三大党与第三条道路，即中间党派和中间道路。随着国共内战的发生和升级，中间党派发生分化，中间道路最后失败，民主运动汇入新民主主义的大潮中。
中间党派是一种客观存在，中间道路是一种主观愿望、治国方策，两者不可分。他们既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又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企图建立一个既不属于前者、又不属于后者的融合美国政治与苏联经济的民主自由共和国。建国后，史学界对中间道路和中间党派的研究失之偏颇，肯定少、否定多，我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本文拟从中间道路形成的历史机缘、中间道路的基本内容与评价、中间道路失败的原因三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一、战后中间道路形成的历史机缘
首先，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近百年来首次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有可能按照自身的愿望发展，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
自从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列强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驻兵中国，强占租界与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割去中国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中国政府的太上皇。他们压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操纵中国政局，扶植代理人，支持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基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力谋取代其它国家独霸中国，更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不驱除帝国主义势力，中国没有独立自由的国家地位，就不可能成为近代化国家。近代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反帝，争取国家独立和自由。抗日战争，一方面要把日军赶出中国，一方面要使中国成为富强、自由、民主的国家，成为中国近代化开端。在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及宣言中明确指出：“抗战是手段，不是目的，中国抗战的目的，是国家的独立自由……是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中国过去不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因为国家有外来的压迫”。现在外来的压迫被粉碎了，“今天中华民国是个独立自由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个自由平等的民族，这是中国历史上百年来的一个新局面。这是中国成为一个和平团结统一民主新国家的千载一时的机会”。如何把握住这个机会，是全体中国人的历史责任，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民主人士，更认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抗战胜利后，他们纷纷组织政党，发表政见，力图使中国按照他们所设计的道路前进，“以立国家强大与自由独立的基础”。中间党派与中间道路应运而生。
其次，世界的潮流与国内的民心，为中间道路提供了客观的现实环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阵营与法西斯阵营的一场大决战，以民主阵营的彻底胜利而结束。战后，民主主义浪潮席卷全球，新的民主国家纷纷诞生。世界和平民主团结的强大呼声，不能不影响到中国，不能不给中国广大的民众，尤其是各政党以强大的震撼。世界各国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都害怕中国的内战会影响远东和平，造成世界新的动荡乃至美苏对抗。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美国政府坚信一个强盛的、团结的和民主的新中国对联合组织之成功及世界和平最为重要。一个因外国侵略，有如日本进行的、或因猛烈内部斗争呈无组织状态与分裂的中国，乃是对目前及将来世界的稳定与和平的一个破坏性的影响。”〔1〕同月27日，美、英、 苏莫斯科三外长会议也再次强调：“有一个团结及民主的中国之必要。”〔2 〕民主党派从世界潮流及三强国对华政策中看到了中国的前景，即和平、民主、团结。
从国内来讲，在数千年帝王专制之后，又遭受了几十年军阀的蹂躏，官僚的压榨，战争连绵不断。辛亥革命以后，先是军阀混战，中央独裁与地方割剧并存；随后是国共北伐，国共之间长达十年的血战；最后是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可以说没有一天没有战争，没有一处不遭受战争的洗劫，无数生命死于战争，无数财产毁于战争。战争给民众带来极大的灾难，给国家造成极大的破坏。人心厌战，已经是现在普遍于各阶层人民的情绪。和平、民主、团结已成为时代要求与民众呼声，不仅国内民众要求和平民主，国外华侨与华人也要求和平民主。但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内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如果中国能借抗战胜利之机，实现和平，根绝内战，全国团结，则中国必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中国的经济建设也将取得巨大成就，成为工业化国家，民众也将从民主中享受自由，从工业化中享受幸福。否则，一旦内战再起，过去牺牲，尽付东流，国家前途，不堪设想。正是这种民主与专制、团结与内战的激烈较量，引起中间党派无限的忧虑。而国际的民主潮流与国内的民心，又给了他们极大的勇气。他们决心抓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使中国摆脱专制与内战，成为民主与和平的国家。于是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建国方策，形成完整的中间道路。
再次，国共两大政党的谈判与对立，促使中间党派的兴起与中间道路的形成。
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在当时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立刻用战争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国民党方面由于美国不愿意中国的内战打破远东的格局，民众的意愿也不能不考虑，其军队的主力远在西南、西北，一时无法完成内战部署，不得不和共产党暂时停战，也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国事问题。共产党清醒地意识到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条件，从国家和民众的需要出发，也主张停止内战，民主团结，和平建国。因此，战后一段时期，国共两党都以和平民主相号召。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才有了重庆谈判，政协会议，四大协议，内战也延迟了一段时间才爆发。
但是，国共两党对立几十年，并曾血战十年，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两党的摩擦与武力冲突也没有停止。两党间积怨很深，互不信任。没有其它党派的缓冲、协调，国共合作协力治国难以实现。国共间的谈判，需要双方都作出一定的承诺和让步。没有其它党派的协助、监督，谈判难成，双方也都不会相信对方能遵守协议。中共坚持与民盟在国民大会与政府中联合拥有否决权，即是明证。因此，民盟在抗战胜利前夕就指出，以前的国共谈判（指抗战后期）未能达成协议，因为“国共两党的一切谈判，只是两党间的谈判，没有一个缓冲调剂的力量；而对于谈判，也便缺乏了一个公正的评判者。”〔3 〕中间党派以国共之间的调解人自居，认为离开他们，国共无法和解。国共两党在谈判中，都感到需要从中间党派和中间人士那里寻找支持自己的力量，如政协，更显得他们地位的重要了。施复亮明确提出，要想停止内战，举国团结，走和平民主之路，“必须在国共两党以外形成一个进步的民主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其强大达到举足轻重的地位，既可以做双方团结的桥梁，又可以做共同团结的基础。”〔4〕
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既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而国际形势也不许可有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完全左倾的共产党政权。在这种客观情势之下，唯一可能的正确道路，就是恢复中间性的政协路线，由国共两党及其它民主党派共同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种种改革。但要走回这条道路，首先必须造成一个强大的中间派，独立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共产党之间，取得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5 〕政协路线实际上反映的是中间路线，集中体现了中间党派的建国方略。总之，国共谈判使中间党派得以生存，国共对立抬高了中间党派的地位，国共妥协使中间路线有了实现的可能。
最后，抗战初期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中间道路提供了经济基础。抗战时期蒋介石一些民主的举动，提高了民主人士的地位，便利了他们组织政党，提出建国理论。
二、中间道路的基本内容与评价
作为一种建国理论与治国方策，中间道路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其总的方针是“民主统一，和平建国。”〔6 〕我们仅就其主要方面进行阐述。
（一）政治
分为根本方针与目前的政治要求两部分，核心是民主与自由。
中间道路的整个政治理论，建立在“人”的概念上。它认为：“民主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人类做人的一种道理。……人是目的，社会一切政治经济的组织，只是人类达到做人目的的工具，人是一切组织一切制度的主人……许多做人的必要条件成了不可侵犯的东西……民主承认人是自己的主人，所以承认人的尊严与价值是平等的……人人做人的机会应该平等，人人有了自由平等这些权利，人人做了自己的主人。人人能够达到做人的目的，使人人得到最大的发展，这就是民主。在一个社会里，人人做人，人人作自己的主人，一切政治经济的组织都成了这个目标的工具，这就是民主。”〔7〕既然人是目的， 国家是人能够做人的工具，因而“国家主权属于中华民族全体人民。”〔8 〕国家应“切实保障人民身体，行动，居住，迁徙，学术，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等之基本自由。”〔9〕
在政治上，中间党派认为中央政府权力过大，又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为官者视国为家，为民者备受欺压，独截、专制，国家的主人。成了奴仆，公仆却成了高高在上的主人。本着民主的精神，吸取辛亥后数十年的教训，中间党派认为应象美国那样，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国会由参议院及众议院合组之，国家设总统副总统各一人，司法绝对独立，不受行政军事之干涉，“中共与地方采均权制，并应彻底实行地方自治”。为了避免权力集中于一人，中央政府采责任内阁制，总统不负行政责任。鉴于在国民党统治下，党权高于国权，党章高于宪法；鉴于几千年来，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人治之下无民主的历史教训，中间党派认定“在今日而谈改善中国的实际政治，使之走向民主政治的路途，必须提倡法治”，特别强调“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越法律之地位”。〔10〕
政党政治与多党政治，是其政治上的又一特色，中间党派很欣赏英美的民意政治和议会制，认为民意领导政治，民意指挥政治，民意支配政治，充分体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议会制度使人民能够有效地决定政府的政策，管理政府的财政，监督政府的行动。政党政治与多党政治是民意政治和议会制度实行的先决条件。有了政党，民意得以发挥，政党不止一个，人民才有选择的权利与自由。当时中共也赞成多党政治：“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11〕
在当前的政治要求中，中间党派提出立即取消一党专政，尽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汉奸除外），党派平等合法，废除保甲制度，用普选的方式召开国民大会，成立真正的民主政府。
中间党派认为：如果国民党一党专政继续下去，中共绝不会将军队交给国民党，内战不可避免。未来的国民大会如果不是由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召开，而是由国民党政府召开，所谓的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还政于民都是空话，徒使一党专政有了合法的外衣罢了。
当时，各地集中营和监狱中关押了许多政治犯，这是中华民国的一大耻辱。中共明确指出：“在民主国家中，人民有发表政见的自由，有组织政治性会社和从事政治活动的自由，有批评政府、反对政府的自由，因此在民主国家中根本不可能有所谓政治犯存在。”〔12〕政治犯中，有中共党员，也有民主人士。不释放政治犯，就不能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政治开放根本办不到。
中间党派强烈呼吁各政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要求政府“立即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并保障其公开活动之自由”。〔13〕认为这是国家走上民主的先决条件。如果除国民党以外，其它政党都非法，将无法摆脱一党专政，民意无从发挥，人民无法选择执政党，宪政无法真正实现，民主自由终成泡影。再则，党派不能合法，中间党派的生存也成问题。他们没有武装保卫自己，失去合法性即意味着失去存在权，因而每一个民主党派对此都十分重视。
至于中间党派在政治上的其它主张，不再一一细说了。
纵观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突出的一点就是特别强调国家的民主和人民的自由。它是针对现实政治的专制、独裁特意开出的治国药方，是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否定，是对百年来反专制斗争的继承。它适应了国家的需要与民众的心愿，获得各界强烈的反响，也得到中共支持。在与国民党政治斗争中，中共与民主党派并肩作战（如政协）。当然，中间党派的民主理论主要来自西方，政治上以英美为榜样，由于时代与环境的不同，也补充了一些新内容，力图建立中国式民主。
（二）军事
中间党派在军事上的主张主要有三点：军队国家化，保持国防最低限度之常备军，实行征兵制。核心是军队国家化。
中间党派认为，过去的政治是建筑在枪杆上的。过去几十年内战不断，是因为政权不以民意为归属，而是凭借武力强行夺取，形成在朝党凭借武力维持政权，在野党凭借武力夺取政权。武力成为政治的主要内容，人民无处表达对国事的看法，无法左右国家的局势，只好任凭有武力者争取政权，内战愈演愈烈，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痛苦，也便利了日本侵华。现在抗战结束，停止内战、和平建国的呼声响彻全国，国民党也表示实行宪改还政于民，共产党也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这是从来未有的好气象，是中华民族再生的起点。但是现在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有自己的军队，“枪杆子之下无民主”。〔14〕为了民主的实现，为了国内的和平统一，国共两党都应把军队交出，建立真正的国家军队。他们主张，军党分立、军政分立，因为辛亥革命后，内战一直没有停过，名义上的国家军队，实际上是一人或一党的军队，军队主要不是用于保卫国家，而是用于内争，用于消灭政敌，维护一人或一党的统治。抗战胜利后，要和平团结民主，就必须实行军队国家化。如果国民党仍拥有庞大的军队，作为独裁统治的工具，中共为了人民的利益，势必要进行武装斗争，内战不能免。中间党派有鉴于此，特别强调军队国家化，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周恩来代表中共在政协会上宣布：“我们非常同意军党分开。军队不应属于党，应属于国家。”〔15〕
（三）经济
中心点是发展民族工业，振兴农村经济，保护劳动，改革土地制度，用经济的民主充实政治的民主，建设独立富强的中国。
经济民主化，是中间党派在经济上的总方针。他们认为，民主经济的目的，在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以保障人民经济上之平等。对于一个职业与生活没有保障的人，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是一句空话。因此，他们在经济上，既要求发展民族经济，又反对经济利益被少数人独占。
具体来说，他们主张“铲除官僚资本，使国民经济自由发展”；〔16〕“银行、交通、矿业、森林、水利、动力、公用事业及具有独占性之企业，概以公营为原则，至其他一切企业，均可由私人经营”〔17〕，“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相结合”〔18〕等等。
中国近代经济落后于西方，原因在于自然经济没有成功地转入商品经济。西方殖民者入侵，斩断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虽然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但很脆弱。农村依然是封建经济，城市则出现了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变种——强大的官僚买办经济。自然经济扼杀了农村，官僚买办经济扼杀了城市。中国要想走上强盛之路，必须发展民族工业，发挥私人资本的优势。中间党派主张在农村反封建，在城市反官僚垄断，要求法律保障私人资本的发展，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方向。当时虽然已有中共领导的国营与集体经济，民族资本主义依然是进步的生产关系。毛泽东指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19〕
总之，所谓中间道路，就是以民主的政治建设民主的经济，以经济的民主充实政治的民主，吸取世界各国在民主建设上一切好的经验，尤其是吸取英美苏三国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从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扩展到经济上的自由平等。
那么，中间道路为什么会失败呢？
三、中间道路失败的原因
第一，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政治力量。
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政党，任何理论，必须有支撑它的强大的经济基础，才能发展成强大的政治力量，才能得以实现。中间党派，虽然自称是全民的代表，但实际上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的经济基础是民族资本主义。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对民族资本的压迫侵吞，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非常弱小。在抗战中及胜利以后，民族资本不仅发展困难，生存也成为很迫切的问题。国民党的经济统治与专卖政策，死死地扼住了民族工业的咽喉，使民族工业大批破产，其在中国工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小，越来越处于次要地位。据统计，民族资本在工业资本总额中所占比重，1935年为88%，1941年为50%，1942年为30.42%。〔20〕
可见，官僚资本在工业资本中占了绝对优势。民族资本在农村中没有势力，在城市中居于劣势，民族工业对国内局势的影响有限。再则，民族资本产生于列强侵华，资金、原料对外资依赖很大；国民党的统治政策，更使民族资本非仰仗政府便不能生存，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在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斗争中，腰杆硬不起来。高额税收与通货膨胀，又迫使民族工业纷纷倒闭。这些决定了建立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中间党派，力量不会强大。由于民族资本的弱小与不稳定，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也由于旧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所设计的建国方策，缺乏实力的支持，也就难以实现。
第二，中国的现状是武力决定政局。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武力决定政治。历朝开国皇帝，其上台都不是民众的要求，无不凭军队打下江山，登基开国。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名义上有了民国，当权者也以民众代表自居，但实际上民众依然左右不了政治，武力决定政局的局面没有改变。有枪者有天下，枪少者割据地方，枪多者称雄中央，军事决定政治，文官依附军队，长达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统治就是中国现状的可悲铁证。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名义上是用党义、党纲治国，实际上仍然是以军治国，蒋介石排除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取得国家形式上的统一，靠的是黄埔军；国民党在全国实行一党独裁的法西斯专政，靠的是党军。中共的历史也说明了枪杆子的重要。大革命时期，陈独秀过分依赖群众运动，忽视军队的重要，迷恋于民众、舆论，结果中共遭到惨败，大革命果实被蒋介石篡夺。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说：“以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21〕吸取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从此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起人民武装，虽然一次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但中共力量依然顽强地生存并发展起来，被公认为全国第二大党。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自由权利。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是完全正确的规定”。〔22〕在中国，由于当权者凭借武力维持统治，人民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竞选可以参加，舆论受到严格的控制，人民无法对政局发表自己的意见，更不用说参预政治。抗战胜利后，武力决定政治的格局依然未变。蒋介石虽然表示实行民主，开放政治，允许在野党派参预政治，实际上仍然凭借其党军实行法西斯统治，对于危害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人进行镇压。因此民主党派大声疾呼军队国家化，要求国共两党都把军队交给国家，使政治出于民意而不出于武力。他们十分清楚，如果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如果武力不退出政局，中间派对国事将无能为力。“为此‘力’与‘理’之斗争时代，必须武力退出政治后民盟始有所作为，中国民主政治亦始有光明前途”。〔23〕但是，“力”不肯退出，“理”也必然无能为力，因为国民党不理会“理”，但是对于“力”则不能不重视。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对一位劝中共交出武力作和平奋斗典型的中间派人士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24〕这是一句大实话。中共有武装，不怕国民党的镇压，并最后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中间派没有武装，反对党派建立武装，并声称他们决不建立武装，要靠“理”与蒋介石进行政治斗争，结果如何呢？民盟为一遵循宪法，和平合法之政党，但民盟未得合法平等之待遇，民盟领导人物在北平被绑架，在昆明被暗杀，最后于1947年11月被国民党强行解散。
中国武力决定政局，中间党派没有武力，中间道路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中间党派介于国共两大党之间，受国共斗争的制约，无法独立发展，中间道路能否实现，不决定于中间党派，而决定于国共的斗争。
前文说过，中国的政治决定于武力而不是决定于民众，没有军队的政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很难站住脚，取得政权更不可能。中间党派虽然被称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势力，但由于没有武装支持，在政治舞台上起的作用非常有限。战后中国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国共两党能不能和平相处，如果国共团结，政治走上民主的轨道，中间党派也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中间道路也可能作为国共两党妥协的产物得以实现。中间党派为了将国共拉到同一个政府，费尽心机，如民盟，甚至愿意与中共联合取得国大代表与国府委员的否决席位，在采取重大行动前告知中共征得中共同意，以此来使中共同意放弃武装。〔25〕同时，民主党派也都表示尊崇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来换取国民党放弃军队。〔26〕但是，国共矛盾无法协调。第一层，抗战胜利后，虽然国共双方都宣称中国需要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但双方的侧重点明显不同。国民党主张“首先实现国家真正的统一，唯有确实的统一乃有真正的民主，亦唯有确实的统一乃能展开和平建国的事业”，〔27〕着重于统一，实质是你交出军队，我给你民主，政府中给你留几个位置，想以此骗中共放弃武装斗争。中共要求统一，但坚决反对一党独裁的非民主的统一，要求先有民主后有统一，必须国家有了民主，政府是民主的联合的政府。中共认为“我国政令军令如果再不统一，的确为不得了的事件，然统一的政令必需建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28〕一方要先交军队后给民主，一方要先有民主作保证后交军队，矛盾无法解决。第二层，国民党坚持法西斯统治，坚持一党专政，自称“除了革命的责任不能放弃，国家的统一不容损害，根本大法不容变更，政府基础不容动摇以外，其它无不可以容忍，无不可以协商”。〔29〕中共为了人民的利益，绝不会同意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更不会同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中国依然是法西斯统治。中共必然要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有政治的，也有军事的，最后必以军事斗争决定中国的命运。
在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统治下，内战不可避免。全面内战爆发后，国共谈判降到次要地位，双方的注意力与重心集中于战场，中间党派的地位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而且一方是法西斯独裁，一方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间道路无法保持不偏不向的态度，要么归顺蒋介石（如青年党、民社党），要么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而遭到国民党镇压，转向人民革命中（如民盟）。内战瓦解了中间派，小部分投靠了国民党，大部分接受中共的领导，中间道路也就成为过眼烟云了。
第四，中间道路不能有效地解决土地问题，无法获得农民的支持。
我们首先来看各个民主党派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
民盟：“农业上应先实施减租，切实保障贫农的土地使用权，以达到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合理化与合一化，并规定最高限度地土地私有额，凡超额的私有土地，国家于必要时，得依法定程序征购之，而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之最高原则。”〔30〕
民建：“应从保障佃权，限制佃租入手，进一步由国家征租或发行债券，征购非自耕土地，分租与农民。”〔31〕
致公党：“应从保障佃权，限制佃租入手……进而由国家征租或发行债券，征购非自耕土地，分租与农民，由此逐渐完成本党‘耕者有其田’的基本政策。”〔32〕
我们可以看出，中间党派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有一个共同点，即承认现实的封建土地关系，承认地主阶级占有土地收取地租的现状，又准备在未来实行土地国有。这里，他们恰恰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土地农有。中国的农民世世代代梦想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变地主阶级占有土地为农民占有土地，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是近代中国社会一个十分敏感且必须解决的问题。中间党派一方面认可现实的封建土地关系，一方面许诺未来土地国有化，走向两个极端，都不符合农民的需要，也就不可能获得农民的支持。
农民是中国人口最多的部分，是军队的主要来源。如果单纯地进行政治斗争，这一问题还不十分突出；如果进行武装斗争，没有农民的支持，必然失败。中间党派失去了农民，也就失去了建立武装的条件，更何况国共两大党也不允许有独立于自己之外的第三种武力。
中间党派无法获得农民的支持，无法建立自己的武装（虽然他们以没有武装而自豪），在国共两党的内战中，无法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所主张的中间路线归于失败也是必然的了。
注释：
〔1〕《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556页。
〔2〕《中国现代史教学参考资料》第5集（上），第12页。
〔3 〕《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为纪念抗战八周年敬告国人书》1945年7月7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47页，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4〕施复亮：《我的答案》， 《新华日报》“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专栏，1946年1月1日。
〔5〕施复亮：《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 《时与文》一卷五期，1947年4月11日。
〔6〕〔10〕〔17〕〔30〕《中间民主同盟纲领》，1945年10 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6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7〕〔18〕《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1945 年10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71—88，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4月第一版。
〔8〕《中国致公党政纲》，1947年5月3 日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修正，《公论》第一期，1947年5月10日出版。
〔9〕陈竹筠、陈起诚选编：《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政治主张》， 选自《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上册，第93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11月第一版。
〔11〕《陆定一同志就陈立夫所提关于三三制等问题的发言》，《新华日报》，1946年1月19日。
〔12〕《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1月17日。
〔13〕《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29日。
〔14〕《陈启天对青年党提案的说明》，《新华日报》1946年1 月17日。
〔15〕周恩来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的报告，《新华日报》1946 年1月17日。
〔16〕《中国民主促进会给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1946年1 月11日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民主》周刊第16期。
〔19〕〔2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61页，第598页，1964 年4月第一版。
〔20〕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1419，第1446页，三联书店1961年版。
〔21〕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八七会议》第58页，1986年10月第一版。
〔23〕〔25〕《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说明民盟对中共态度》，《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31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4月第一版。
〔24〕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第一章，《中国近代史转折点之先兆的政协会议》，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11月印行。
〔26〕《政治协商会议议案——和平建国纲领》， 《解放日报》1946年2月1日。
〔27〕重庆《中央日报》社论，1946年2月1日。
〔28〕《毛泽东同志对重庆〈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6日。
〔29〕《蒋介石一九四六年元旦的广播演说》，《大公报》1946年1月1日。
〔31〕《民主建国会政纲》1945年12月，《平民》周刊第一、二、三期合刊。
〔32〕《中国致公党政纲》（1947年5月3日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修正），见《公论》第一期，1947年5月1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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