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批评实践的文化维度
颜桂堤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摘 要 ： 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文化研究发展史上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文化研究反对、批判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强调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文化研究重要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资源，从“文化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葛兰西转向”到“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发生了一系列的范式转换。考察文化研究的转向问题，不仅能图绘出文化研究的发展谱系，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捕捉及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研究发展过程中的创造性潜能。文化研究即是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维度上新的拓展与创获。
关键词 ： 文化研究； 文化马克思主义； 结构主义； 葛兰西转向； 后马克思主义
文化研究崛起于20世纪中叶的英国，迄今已发展成为一股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世界性文化思潮。众所周知，文化研究的大本营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理查德·霍加特是该中心的首任主任，随后中心由斯图亚特·霍尔接手并逐渐发扬光大。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始终是文化研究发展史上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附带的，是从社会经济基础派生而来的。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不同，文化研究则强调“文化实践和经验的辩证本质的文化视角”。早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崛起初期，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汤普森等人就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二元模式提出了新的思考和见解。在雷蒙·威廉斯看来，“我们习惯了用政治和经济的术语来描绘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但作为一个经验的问题，人和社会并不局限于权力、财产和生产。他们对经验的描绘、学习、说服和交换的关系同样是基本的。”[1]在《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等著述之中，威廉斯对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摒弃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认为文化变革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自发后果，而是社会整体进程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威廉斯提出了“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一对文化研究影响深远的重要观念。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汤普森，则在其皇皇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重新阐释了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和威廉斯的观点相近，汤普森也反对、批判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强调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文化研究重要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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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考察文化研究，需要的不仅仅是指出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新左派政治的联系，还需要从更广阔的视域思考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建立一种新的解释，并考察它们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作为知识、权力和文化批评所提供的位置。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与发展，文化研究发生了一系列的范式转换 ：从“文化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葛兰西转向”到“后马克思主义”。而考察文化研究这一系列的重要转向，无疑能更清晰地理解文化研究的发展谱系，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捕捉并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研究发展过程中的创造性潜能。
制作：1.豆腐皮每张切成6小块共切成30块。冬笋、猪肉切成细丝。荠菜洗净，放入沸水略烫后，捞出，沥干，切碎。面粉加水调成湿浆。2.炒锅置旺火上，下芝麻油100 g烧热，放入冬笋丝、肉丝、荠菜、虾仁、味精、精盐、姜末一起烹炒3 min，起锅成馅。3.豆腐皮置案板上铺开，逐一包馅成卷，在合口处涂上面酱（共包成30个春卷）。4.原炒锅置旺火上，下芝麻油（耗100 g），烧至五成熟，将春卷逐个下锅炸至金黄色时捞出，盛盘即成。
一、文化马克思主义
文化马克思主义是英国文化研究最早呈现出来且被普遍认可的一副重要面孔，它与文化研究的起源有着重要关联。正如霍尔指出，存在一种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看法 ：“它在某个时刻变成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实践——来辨别英国文化的特点。”他继续追问 ：“这种将文化研究指定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思路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如何考虑那个时刻的文化研究呢？谈论的是哪个时刻？就那些理论遗产、轨迹和后续效应来说，马克思主义到底对文化研究还有哪些可以继续产生的意义呢？”[2]尽管霍尔认为谈论文化研究起源历史的方式可以有若干种，不宜将其“当作唯一的故事”，但是，文化马克思主义无疑是英国文化研究产生的重要理论资源。
丹尼尔·德沃金在《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历史学、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一书中，则更为清晰地展现了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资源与形象。诚如他所言 ：“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不能被孤立地考察；它必须放在英国左派危机的背景下研究，而这个危机实际上与战后的时代背景相联系。”他进一步论述道 ：“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首要关注的是 ：重新定义结构和动力之间的关系，因为传统社会主义的动力即工业的工人阶级正遭受质疑。他们试图认识战后研究的特征，重新定义社会斗争，阐明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相适应的抵抗形式。在这个计划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文化’。”[3]在霍尔看来，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首先应该被理解是与一个问题，而不是与一种理论，甚至不是与一个问题域(problematic)的接触和博弈”[4]。在《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一文的回顾中，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化研究之间的总体关系描述为 ：“在马克思主义周围进行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试图进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5]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文化研究即是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实践。
首先，英国“新左派”对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批评实践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文化研究的兴起至关重要。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汤普森、斯图亚特·霍尔等人在文化研究崛起的过程中扮演了开拓者的重要角色。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以及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构筑起了文化研究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构造了20世纪50-6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不言而喻，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们都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它的崛起与英国新左派的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
其次，文化研究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它被视为一种提出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不是被看作提供一套答案的方式。”或许，正如霍尔所言 ：“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确实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内部、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取得了进展，你应该以一种真诚的方式去倾听‘问题域’这个术语，而不仅仅以一种形式主义——理论的方式 ：把它当作一个问题；当作涉及与这种模式的约束和限制的斗争，并且同样多地涉及它要求我们处理的一些必需的问题。”[6]在霍尔等人的影响下，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进入了与马克思主义的全新关系之中。阿尔都塞和葛兰西是文化研究发展史上不容置疑的两大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思想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等理论为文化研究的理论演进与批判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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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文化研究诞生并发展于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及其论辩过程之中。因此，战后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文化研究不可忽视的一副重要面孔。
二、 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
(一)“文化主义”与“文化研究”的发轫
霍尔在《文化研究 ：两种范式》一文提出了“文化研究”早期的两种原创性范式 ：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文化主义”即文化马克思主义，它是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和最初理论范式。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和E·P·汤普森三人往往被视为是“文化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尽管他们三人之间的观念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他们都强调了文化之“普通”的特性。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分析，理查德·霍加特是一个先行者。在《识字的用途》一书中，霍加特探讨了英国给工人阶级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大量生产的流行文本所带来的文化。《识字的用途》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早期理论文本，为伯明翰学派的发展与兴盛奠定了重要基础。雷蒙·威廉斯是英国文化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位重要理论旗手，他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城市与乡村》《关键词》等著作被视为文化研究的理论原典。尤其是《文化与社会》一书更是被认为在英国文化研究史上产生独一无二的影响，它代表着对文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研究的成熟。在雷蒙·威廉斯看来，“文化”需要重新被审视，“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一书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在此意义上，他认为 ：“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7]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则以“下层历史”为主题，强调“阶级”是由人民形成并创造的一个历史现象，是社会关系和经验的组合。1964年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创立，宣告了一种围绕“文化”问题而建立的研究机构和新的理论视野的诞生。
“文化主义”是一种“文化唯物主义”，其核心在于对文化研究之基——“文化”，进行重新定义，反对传统意义上高雅文化/低俗文化的二元对立区分，从而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观——文化是“普通的”。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雷蒙·威廉斯提出了“感觉结构”的概念去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化，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必然的决定论。而汤普森对“经验”的强调则构成了“文化主义”的另一重要特色。在霍尔看来，“文化转向”构成了“一个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内部发生的范式转换”，而且“文化是对一种社会生活状况的不断构建，而不是一个依附的变量。”[8]他指出 ：“这三部书(《识字的用途》《文化与社会》《英国工人阶级的行程》)在这些思想传统之间构造了一个间隙，正是从这个间隙之中，‘文化研究’伴随其他事物得以脱颖而出。”[9]事实上，在追溯如何界定与展开“文化”概念的方式过程中，我们即是在关注“文化研究”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尽管威廉斯与汤普森等人在观念上存在着重大差异，但是我们依旧能够看到贯穿于他们之间的一种“主导性范式” ：文化主义。“这一范式倾向于一种更为宽泛的表述方式——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 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存在。”[10]
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它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发轫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它在“历史的断裂”中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它对“经验”“情感结构”的强调，凸显了大众的主体性意义，从而为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二)文化研究的“结构主义”转向
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义”脉络，被“结构主义”打断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三任主任约翰逊批判“文化主义”的历史“回避了抽象，仅仅强调‘经验的’和‘活生生的’，将阶级等同于阶级经验，并且将社会的生产关系看成是人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文化主义与经济主义一样是还原主义，但它是以向上的方向进行的还原主义。”[11]由于“文化主义”内部存在种种争论，使得英国文化研究早期范式充满了张力 ：一方面有利于其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从而寻找新的突破口；另一方面也促使并助推了“文化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转向。
关于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关系的阐释，以保罗·鲍曼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最具代表性。鲍曼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话语理论上。“‘后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视角，它把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都当成是不可还原的‘话语性的’东西。”[27]陈光兴和戴维·莫利将文化研究与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看成是“文化研究得以开始新一轮构形的基础”[28]。不言而喻，后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已经很清楚。正如对于麦克罗比而言，后马克思主义为“文化研究中已经发生的一切提供了理论支撑”[29]。事实上，关于文化研究与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远为复杂。诚如保罗·德曼所言 ：“‘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这一短语中的这个‘与’实际上遮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远不是单纯的、固定的、直接的。”[30]他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
霍尔在《文化研究 ：两种范式》一文中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作了细致的梳理与比较,他认为 ：虽然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这种范式是从截然不同的思想和概念世界发展而来，而且还在一些关键的方面是尖锐对立的，但是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共同的地方是突破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赋予上层建筑以建构性的力量。相对于“文化主义”而言，霍尔认为“结构主义”展现出三种巨大活力 ：第一种巨大活力在于对“各种决定性条件”的强调，注重思考各种结构关系；第二种活力是“结构主义不仅重视抽象的必要性，将其看作移用( appropriated) ‘各种真实关系’的思想工具，而且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存在一种运转于不同抽象层面之间的连续而复杂的思维运动”；第三种活力在于“整体”这一概念之中，源于它对“经验”的去中心化和对“意识形态”的原创性阐释。[16]当然，结构主义也并非无懈可击，它也存在先天的局限性，相对而言，“文化主义的活力几乎全都源自以上所指出的结构主义立场的诸种弱点”，它强调“有意识的斗争和组织在某个确定时刻的发展是进行历史分析、意识形态分析和意识分析不可缺少的要素”。[17]文化主义强调的是“历史性”，而结构主义则是对非历史性和共时性的强调，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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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14][15][16][17][18][21] [英]斯图亚特·霍尔 ：《文化研究 ：两种范式》，孟登迎译，《文化研究》2013年春第14辑，第305，312，314，314-315，318-321，321，318，321页。
或许，我们可以从霍尔的表述中看到他“葛兰西转向”中的思考以及初衷 ：“葛兰西在他继续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宏大理论的理论框架中所发现的那些依然未解决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依旧想简略地处理的诸多问题，除非绕道葛兰西才能接近它们。这并不是因为葛兰西解决了这些问题，而是因为他至少正式讨论了与它们相关的许多问题。”[23]“葛兰西转向”主要引发三方面的重新思考 ：一是引发了对大众文化的政治的重新思考；二是引发了对大众文化概念本身的重新思考；三是对“有机知识分子的生产”的思考。这种重新思考把以前的两种彼此对立的支配性大众文化的思考方式带入了积极的关系之中。[24]葛兰西式的文化研究，尤其关注对文化消费的研究，以及生产与消费间的积极关系。
3.初步展示。在此阶段，派遣几名骨干教师、优秀教师以研究课的形式对组内研讨内容和成果进行初步展示，同时其他教师参与听课并记录下听课心得。
三、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主要特色是“阿尔都塞主义”，那么20世纪70年代则可以说进入到一个“葛兰西主义”的新阶段。[19]
1970年代初，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被引入到英国的文化研究之中，引发了对大众文化的重新思考，从而产生了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通过认真思考葛兰西的理论主张，文化研究学者们不仅受到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深刻影响，而且重组了这份遗产，并将它融合进自己的研究过程并积极影响和转变着文化研究的思维与方法。在约翰逊看来，“从生产角度进行的文化研究成为整个文化斗争和策略维度的一般关注点。葛兰西也许是把大众阶级文化作为严肃的研究和政治实践客体的第一个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共产党领导人。……在葛兰西的著述中，葛兰西的著作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研究的最复杂最丰富的发展。”[20]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提供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的‘极限’案例”，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 ：两种范式》一文中明确指出 ：葛兰西“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更明晰的术语，他用这些术语将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既定的文化‘共通感’范畴同那种更为积极的、更有机的意识形态形式联系在一起，这种意识形态形式能够干预共通感的基础和大众传统，并能够通过这些干预将男女大众组织起来。”[21]不言而喻，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某种意义上是尝试借助葛兰西确立的一些术语，从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者中汲取最好的因素以推进自己的思考，从而超越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局限性，力图将文化研究带向未来的通途。
拉克劳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 ：“葛兰西所阐述的‘霸权’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的关键性概念，其内涵需要我们在各个方面进行发展。”首先，“葛兰西的巨大创新不在于他坚持上层建筑在决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而在于“他努力同时既克服了经济主义又克服了阶级还原论”。其次，如果离开霸权理论，如大众正当、进步民主、工人阶级的国家任务等重大主题将不可理解。再次，“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所有理论含义都在民主意识形态的非阶级特征这一方面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个要去完成的任务。”[22]拉克劳从三个维度阐述了葛兰西“霸权”理论的贡献和重大意义。在“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范式危机的时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成为文化研究新的理论资源，这是一种历史性的选择，也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
神马：是“什么”的谐音。网友在打字“什么啊”时，常常漏掉分隔符“‘”，被系统默认为“ma”这个音，于是“神马”一词便诞生了。
“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应对政治和知识领域中的某种解构主义‘危机’而出现的。”正如保罗·德曼所论证 ：“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研究作为研究方法，都起源于一种介入式的努力，它们也主要地把自身当成一种介入式的努力，试图挑战、清除或至少去发展既有的并且通常广义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政治因果关系模式、介入模式以及关于是什么最终决定了事态、身份和对象的各种理论模式。”[31]事实上，文化研究与后马克思主义都是试图回应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还原论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正如达里尔·弗兰克主张，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重新理论思考。拉克劳与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对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它被视为是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道路一个重要的“起点”。霍尔认为 ：“我们不可忽视拉克劳和墨菲探讨政治主体建构极富潜能的著作，以及他们对政治的主体性源于统整的自我——它也是统整的说话者、确实的表述主体——这个概念的解构。论述的隐喻极其丰富且具有巨大的政治效果，譬如，它使文化理论家体认到，我们所称的‘自我’，是从差异中且经由差异建构出来的，而且仍是矛盾的，同样的，文化形式也类此方式，不曾全然封闭或‘缝合’。”[32]诚然，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范式对文化研究而言意义重大。
四、后马克思主义转向
20世纪90年代以降，“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文化研究”的一种重要理论范式。美国文化研究学者贾妮思·佩克认为，正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经历的思想转变和理论转向，从而迎来了“后马克思主义”的黎明。伴随着“后马克思主义”的粉墨登场，文化研究获得了一种“更高程度的开放性”。[26]
[7][29]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97、731页。
随着“文化主义”范式的衰微，伯明翰学派研究者们迅速将目光转向以路易·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重新阐释，为陷入“范式危机”的英国文化研究找到了新的理论突破口，从而开辟出新的学术疆域。经过阿尔都塞的重建，“意识形态”已不再被认为是简单地对现实的歪曲反映，“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套‘再现’(representations) 体系。”[12]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调的是“宰制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之中，“意识形态将个人‘召唤’为主体，它促使这些意义成为主体经验”，而“主体是人文学者某种超越式的假设，主体被‘去建构’，而且被视为意识形态实践的必然产物”。[13]然而，在霍尔看来，“目前所犯的普遍错误，是把结构主义事业仅仅简缩为阿尔都塞的影响以及受他的思想介入所激发而出现的所有事情——‘意识形态’在他那里起着根源性的、而不是调节性的作用，从而忽略了列维·斯特劳斯的重要性。”[14]他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范式的理论遗产应该追溯至列维·斯特劳斯，“正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挪用了索绪尔以后的语言学范式，为‘各类研究文化的人文(科) 学’的范式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前景，并可能使其展现出一种科学的、严格的全新范式。”[15]不言而喻，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与文化联系起来，其后阿尔都塞开创的“症候式阅读法”，为文化研究找到了一条不同于“文化主义”的新路径。而罗兰·巴特的则是文化研究的结构主义范式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强调从符号学的角度提出了系统理解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基础的方法，开创了《神话学》的批判模式。
“文化研究的兴趣之所在与其说是文化产业所提供的文化商品，不如说是这些商品在消费活动中被挪用、被赋予意义的方式，而这些方式往往是商品生产者所不曾预料到甚至想象不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文本使之成为可能的意义的范围”，更加关注诸多文本的意义，“即它们的社会意义、它们在实践中被挪用和被使用的方式 ：作为归附而非作为铭写的意义”。[25]文化研究中的霸权理论，已不仅仅局限于从阶级角度阐释权力关系，它已经进一步扩展，将性别、种族、意义以及快感等纳入了考察范围。而且，“有机知识分子”的提出，更促使文化研究学者进一步省思文化研究的历史责任。
后马克思主义范式已经对文化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带来极大的挑战。“后马克思主义范式中发现的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和阐明‘文化研究’，什么是文化研究，它是从事什么的；文化研究和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问题，这不仅对于它们自身，而且对于各种各样的关于文化、政治的思考，对于责任和政治参与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33]诚然，文化研究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并非是后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文化研究，篡夺了文化研究的角色，而是“后马克思主义”在某些层面上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开拓了新的研究视域。
国内外研究报告指出，甲醛是许多水产品的一种代谢中间产物，分布广泛。但大多天然食物中甲醛含量较低，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水产品中内源性甲醛的主要前体物质是氧化三甲胺，是鱼鲜美味道的主要来源。目前认为水产品中内源性甲醛主要通过2种途径产生：一为生物途径，氧化三甲胺可在内源性氧化三甲胺酶和微生物作用下，脱甲基生成二甲胺和甲醛；另一条为非酶途径，主要是高温过程的热分解。这2种分解途径都使得鱼肉组织发生变化，影响水产品的品质和风味。此外，体内脂质的氧化或过氧化、氨基酸的代谢，以及脱甲基反应也可产生甲醛；甲醛亦是嘌呤、胸腺嘧啶生物合成的中间产物。
五、结语
[2][4][5][6][23] [英]斯图亚特·霍尔 ：《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孟登迎译，《上海文化》2015年第2期。
注释 ：
[1] 罗 钢、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页。
从“文化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到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经历了不同的理论范式嬗变。从某种意义而言，文化研究不仅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种新的开拓与发展。文化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重要批评实践，正是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维度上新的耕耘和重要创获。
[3][11] [英]丹尼斯·德沃金 ：《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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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英]雷蒙·威廉斯 ：《漫长的革命》，倪 伟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1页。
[8] Hall S.，“The Centrality of Culture:Not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f Our Time”,in K.Thompson(ed.),Media and Cultural Regulation ,London:sage,1991,p.200.
霍尔在综合考量“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这两种范式利弊的基础上警惕性地表明 ：“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无论是‘文化主义’还是‘结构主义’，都不足以将文化研究构造成一个有明确概念和充分理论根据的领域。”[18]尽管这两种范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但是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形势，对一系列政治问题的解决则暴露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无力感。因此，寻求新的理论范式和批判武器成为文化研究的迫切要求，而葛兰西则适时承担起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葛兰西的著述成为文化研究新的知识源泉，提供了一套更明晰的术语，为文化研究开拓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12] 阿图塞(阿尔都塞)著 ：《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北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1月，第170页。
[13] [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 ：《文化研究的重访与再版》，唐维敏译，陈光兴、杨明敏 ：《Cultural Studies:内爆麦当奴》，台北 ：岛屿边缘杂志社，1992年，第35页。
Teece （1986）［11］认为协调柔性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资源的有效获取和利用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协调柔性的提高可以使企业将所获取资源进行高效利用，并将其用于生产中，快速进入新市场，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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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Chantal Mouffe,‘Introduction :Gramsci Today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9,p.1.
[20] 理查德·约翰生 ：《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陈永国译，罗 钢、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25页。
[22] Emesto Lackau,Politics and Ideology . in Marxist Theory,pp.141-142.
[24][25] [英]约翰·斯道雷 ：《记忆与欲望的耦合 ：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权力》，徐德林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07，108页。
[26] Anglea McRobbie,“Post-Marxism and Cultural Studies”,in Lawrence Grossberge,Cary Nelson,Paula Treichler(eds),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2,p.724.
[27][30][31][33] [英]保罗·德曼 ：《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黄晓武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68，5，12页。
[28] David Morley and Chen Kuan-Hsing eds,‘Introduction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Routledge,1996,p.2.
[29] Anglea McRobbie,“Post-Marxism and Cultural Studies”,in Lawrence Grossberge,Cary Nelson,Paula Treichler(eds),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2,p.720.
[32] [英]斯图亚特·霍尔 ：《后现代主义与接合理论》，唐维敏译，陈光兴、杨明敏编 ：《Cultural Studies:内爆麦当奴》，台北 ：岛屿边缘杂志社，1992年，第187-188页。
收稿日期 ： 2019-04-25
基金项目 ：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化研究——理论旅行与本土化实践研究”(14CZW007)；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当代文艺学的空间转向问题”(2019M651442) 。
作者简介 ： 颜桂堤， 男， 福建泉州人，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后。
中图分类号 ： B17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1002-3321( 2019) 04-0005-06
[责任编辑 ：石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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