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今、古文学派的异同与分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同论文,学派论文,古文论文,近代论文,分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学中的今、古文学派，在治学方法和思想内容上是有区别的，但在外患日深、晚清政治腐朽的情况下，它们又互有异同。本文准备就中日甲午战后今、古文学派几个主要人物的表露，诊悉其间的分合。
一
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经学中的今、古文学派，也在这急剧的变革中屡起波澜。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一些今、古文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曾关怀国事，力图自强，尽管他们之间治学方法不同，过去也有过芥蒂。
还在1891年，康有为就出版了《新学伪经考》，以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于刘歆伪造，“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是“伪经”；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是“新学”即新莽之学，与孔子无涉，“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指贾（逵）、马（融）、许（慎）、郑（玄）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1]（P92—93）。
东汉以降，古文经学盛行，刘歆是古文学派的开创者，康有为指斥古文、攻击刘歆，自然要引起信奉古文经学的学者反对。章太炎说：
初，南海康祖诒长素著《新学伪经考》，言今世所谓汉学，皆亡新王莽之遗；古文经传，悉是伪造。其说本刘逢禄、宋翔凤诸家，然又恣肆。又以太史（公）多据古文，亦为刘歆之所羼入。时人以其言奇谲，多称道之。祖诒尝过杭州，以书示俞先生。先生笑谓余曰：“尔自言私淑刘子骏，是子专以刘氏为敌，正如冰炭矣。”[2]（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章太炎自称：“余治经专尚古文，非独不主齐、鲁，虽景伯（贾逵）、康成（郑玄）亦不能阿好也”；“余以为经即古文，孔子即史家宗主。汉世齐学，杂以燕、齐方士怪迂之谈，乃阴阳家之变。鲁学犹为儒流，而成事不符已甚”[3]。他还自称是“刘子骏（刘歆）私淑弟子”[4]、“刘子骏之绍述者”[5]。他在这时“始分别古、今文师说”[2]，看到《新学伪经考》“专以刘氏为敌”，“正如冰炭”，当然反对。“曾拟有驳议数十条”，并函告同治古文的孙诒让：
会南海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诋古文为刘歆伪书。炳麟素治《左氏春秋》，闻先生治《周官》，皆刘氏学，驳《伪经考》数十事，未就，请于先生。先生曰：是当哗世三数年，荀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时而落，安用辩难？其以自熏劳也[6]（卷2）。
孙诒让宗古文经学，精治《周礼》，当然反对《新学伪经考》，他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曾指出：“康氏学术之谬，数年前弟即深斥之”[7]（P1474）。孙延钊《孙徵君籀庼公年谱》卷六“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公五十岁”也说，“贻书余杭章枚叔先生论及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力斥其谬”。可知他们在学术上都崇古文，对抵击古文的《新学伪经考》是同申讨伐的。
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康有为“公车上书”，章太炎对康有为设学会、办报刊，要求变法图强表示赞同，且“愿附骥”。康有为组织强学会，章太炎“寄会费银十六元入会”。梁启超主编《时务报》，章太炎也“应其请，始去诂经精舍”（注：《太炎先生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二十九岁”亦谓：“祖诒后更名有为，以公车上书得名，又与同志集强学会，募人赞助，余亦赠币焉。”）。他除为《时务报》撰文外，还主编《实学报》。尽管自称“古今文经说，余始终不能与彼合也”，但在他的论文中，却有沾染今文的迹象。他说：
是故整齐风俗，范围不过，若是曰大一统；益损政令，九变复贯，若是曰通三统。通三统者，虽殊方异俗，苟有长技则取之。虽然，凡所以取其长技，以为我爪牙干城之用者，将以卫吾一统之教也。……
吾闻《齐诗》五际之言曰：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革政，神在天门，出入侯听，是其为言也，岂特如翼奉、郎觊所推，系一国一姓之兴亡而已。大地动搈，全球播复，内奰中国，覃及鬼方，于是乎应之。……然则如之何而可？曰：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而已。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今之急务，曰：以革政挽革命[8]（P8—13）。
他在《实学报》发表的《异术》一文也说：
道生于五礼，德生于色，色生于统。三统迭建，王各自为政。仲尼以春王正月莫洛之，而损益备矣[9]。
“大一统”、“通三统”，是《春秋》公羊家言；《齐诗》传者喜以阴阳五行推论时政，他们都是今文经说。
今文经学的学说，并不排斥其他学派的援用，但作为严守家法的古文学派来说，每每视若鸿沟。章太炎虽宗古文，却与康门共事，且染今说。
孙诒让也在强学会成立后，发起兴儒会，建议“立总会于京师”，“公举总董，每省一人，常川驻会，主持会务”，“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10]（卷5）。他在“外敌凭陵”的情况下，欲“保华攘夷”、“大雪雠耻”，要求挽救民族危亡；当读到《强学书局章程》后，考虑设会，“冀振强学之规，略究几何之术”[10]（卷5），是有着爱国意义的。如他自己所说：“窃谓以今日时局论之，其不可不自强”[7]（P1472），从而“怀欲设会”。虽然他和康有为学术异途，但对康的“公车上书”乃至设会办报却示赞同。对梁启超在《时务报》撰文、在湖南讲学也表钦佩。他自己也说：“今日时局之危，黄种、儒教岌乎有不可自保之虑；寰宇通人自言以保种、保教为第一要事，至于学派之小异，持论之偶差，似可勿论。”[7]（P1470）他还说：
卓如先生论学湘中，前见所拟《学约》，综贯道艺，精备绝伦，不胜钦佩。闻本科公车当有陈论。惜弟决计不应试，未得附名纸尾也。通函时敬希道意。倘未到京人不妨列名，则无论如何伉直，弟均愿附骥，虽获严诘，所不计也[7]（P1474）。
孙诒让虽未参加戊戌会试，但“闻本科公车当有陈论”，仍“愿附骥”。
甲午战后，章太炎、孙诒让在治学上本是宗法古文的，但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对主张今文的康、梁却表同情，虽说章、孙对康、梁同情的角度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赞成维新，甚至还在自己的文章中运用了今文观点。
二
今文学家注目于经书之“义”，所以，治经注意“微言大义”，和政治关系比较密切；古文经学家在古文经书发现后即注意校勘脱简，注目于名物训诂。他们“论及学派”，“辄如冰炭”。章、孙的赞助康、梁，也只是时代的特点，并不意味着在学术思想上的“混一”。学术上的论争，又必然涉及维新变法理论根据的商榷。今文经说的“诡诞”、“恣肆”，毕竟和“朴学”殊科，这样，便不可避免地与之有所争论。
当章太炎和康门弟子共事时，“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而章太炎却以为“狂悖恣肆，造言不经”，康党竟至“攘臂大哄”[11]。章太炎赞同康有为等改良派变法，却对其变法理论存有保留。他虽和康、梁共事，但共事中并非没有争论。这些争论，又每每基于学术领域上的理论争论；他自己论著中一度援用今文经说，也只是为了变法的需要，而未放弃其古文学派的根本立场。
章太炎在和康门弟子共事时发生冲突，孙诒让则在变法刚刚失败就对康、梁发动攻击：
康氏学术之谬，数年前弟即深斥之。去年致章枚叔孝廉书，亦曾及之。然其七、八上书，则深钦佩其洞中中土之症结。于卓如则甚佩服其《变法通议》之剀切详明。不敢以其主张康学之执拗而薄之。此薄海之公论，非不佞之臆论也。至于本年夏秋间之新政，乃今上之圣明，于康氏何与？乃今之达官贵人主持旧学者，举一切良法美意，皆归之康氏，锐意摈绝摧陷之，是张康之焰，而使外人得挟此为口实，使中土之正人志士引为大痛，何其谬哉[7]（P1474—1476）！
孙诒让同乡陈虬（志三）列名保国会，上《呈请总署代奏折稿》，提出“联合十一府、三厅、二州同志拟定保浙公会，撰《治平通议》，言君主立宪”；陈黼辰（介石）亦与陈虬旨趣相同。当变法失败，有人“挟康党二字以图置志三、介石于死地”，孙诒让以为陈虬“抵掌谈时务，只为屠门大嚼计耳，岂有强中国、拯黄种之心哉！其所论绝浅陋，而南海不免为所绐，宜其败也。弟尝谓维新虽为今日急务，然亦须严辨君子小人。否则虽精习洋情，亦只多一中行说张元耳，于时局曷有豪标之补乎”[7]（P1476）！
至于章太炎，虽说和康门争论，对康书“驳议”，却未公开决裂，“驳议”也迄未露布。政变发生，清政府下“钩党令”，他避居台湾，在《台湾日日新报》任职，发表了不少诗文，对戊戌变法失败表示惋惜，对慈禧的“天性”残害愤怒指斥，认为“女戎召祸，残害不辜，自古以然，而慈禧太后之恶直丑正，尤其天性然也”。“以清室之文母，为异国之荆卿，事果可成，受盗贼之名何害。吾特恐纪纲整饬之国，徼巡警析，皆不若中国之疏，狙击不成，而身先受盗贼之戮，辞所专染，则且长信詹事为渠魅，有为邻国观笑，岂有既哉”[12]。尽情讽刺，指责慈禧。与此同时，他对康、梁等的遭遇深表同情，寓书慰藉，怀念“夙好”。专门写了《祭维新六贤文》[13]，寄书康有为，赋诗抒怀：“老泪长门掬，深情故剑知。”“吾行黔墨突，无涕吊湘累。”[14]。1899年1月中旬，康有为对章氏的“拳拳持正义，又屡书教之”，认为是“识之绝出异常而爱之深”，并“切望捧手得尽怀抱，驰骋欧美”，“相与扶之”，“救此沦胥”[15]。章太炎接到“工部报书”，“不啻百金良药”，特将原信登在《台湾日日新报》，并加以说明。
章太炎和梁启超也是书信不断。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清议报》，章太炎表示支持，并将新撰诗文寄交发表。梁启超认为应以“译述政书为第一义”，章太炎以为“哲学家言高，语进步退化之义”，也“未始不急”[16]。又录《艾如张》诗以赠，题为《泰风一首赠卓如》，可见他对康、梁无比依恋，不胜缱绻。
章太炎对学派不同的康、梁同情，当时已有人提出异议，而他则有一个绝好的说法：
或曰：子与工部学问途径既有不同，往者平议经术，不异升、元，今何相昵之深也。余曰：子不见夫水心、晦庵之事乎？彼其陈说经义，判若冰炭，乃人以伪学朋党攻晦庵，时水心在朝，乃痛言小人诬罔，以斥其谬。何者，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余于工部，亦若是已矣。
近世与工部争学术者有朱给谏一新，然给谏尝以劾李莲英罢官，使其今日犹在朝列，则移官之役，有不与工部同谋耶？余自顾学术尚不如给谏之墨宋，所与工部论辨者，特《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耳。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则亦未尝少异也。（自注：余紬绎周秦、西汉诸书，即《左氏》大义与此数语吻合）。况旋乾转坤，以成既济之业乎？若夫拘儒鄙生，餔缀糟魄，其黠者则且以迂言自盖，而诗礼发家，无所不至，如孔光、胡广者，余何暇引为同学也哉[15]？
自言“论述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所谓“论学”，指古、今文学说不同；所谓“行谊政术”，指维新改革、变法图强。还引朱熹、叶适为例，说明学术上虽如“冰炭”，而政治上却不含糊。所以，自己虽如东汉时范升、陈元之争《左传》，至今仍然“相昵”。自己和康、梁“论学”之殊、“所与论辨”的，在于《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亦即主要是学术上古、今文的异同，师法渊源的殊别；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亦即政治方面，却“未尝少异”。
章太炎和孙诒让同是古文学派，而他们在政变发生后的态度却不相同。
其实，在政变以前，章、孙异同，已见端倪。“兴儒会”是孙诒让看到《强学书局章程》后筹设的，他在《序》文中说：“外敌凭陵，则共兴以圉异族之犷暴。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万不得已，亦尚可图划疆自守。”这和章太炎所说，“发愤图自强”、“不能惟旧章之守”，自有区别。
章、孙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如何对待西学。章太炎在诂经精舍除潜研古籍外，对西学也已涉及。例如，《历物疏证》小引：“算术积世愈精，然欧几里生周末，《几何原本》遂为百世学者所宗，是算理固备于二千年前矣。”[17]（P243）提到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问运至野者》引“英人雷侠儿《地学浅释》”[17]（P259）。《火
炎而不灭》引“西人韦廉臣《格物探原》”[17]（P258）。《化学多者莫多于日月》引“侯天勒《谈天》和赫士译《天文指要》”[17]（P260—261）。可知章太炎这时已经接触西学。他自己虽说，“自从甲午以来，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起来”[18]，实际上在此以前已治西学了。查1890年章氏《致谭献书》云：
麟前论《管子》、《淮南》诸篇，近引西书，旁傅诸子，未审严周《天下篇》，得惠施诸辨论，既题以历物之意，历实训算，傅以西学，正如闭门造车，不得合辙。分曹疏证，得十许条，较前说为简明确凿矣[19]（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日）。
引西学以释《管子》、《淮南》诸条，如上揭《问运至野者》引《地学浅释》以释《管子·侈靡》；《火炎而不灭》引《格物探源》以释《淮南子·览冥训》；又如，释《淮南子·天文训》、《淮南子·坠形训》诸条，也明确地采用西说。这些篇文，都存《膏兰室札记》卷三，是癸巳年即1893年的作品，也就是说，他在1893年已治西学了。他是主张学习西方，改革旧制的。
孙诒让却与章太炎有异，他精研《周礼》，“阐周、孔六艺之教”、“稽古论治”，“论治”还不能忘记“稽古”，“议今”也不能忘记“古教”，说是“中国为文明先进之邦，而儒者中庸之道，可以弥六合，莫不靡然向风”。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中国古已有之。这和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既不相同，和章太炎的引用西学也不相符。他说：“政教之闳意眇旨，固将贯百王而不敝，而岂有古今之异乎？”实际上是想依援《周礼》以维护古制。
当然，康有为早年也曾研究《周礼》，写过《教学通议》，但他主张“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其宗旨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他的尊周公、崇《周礼》，是捧出周公的偶像，渴望有“以时王为法”、“颁行天下”的“政典”，注目于“时王”，依托自周公，而其实际要求是“变”，是要从周公的“敷教言治”以“言古切今”，从六经的“经纶之言”以“言教通治”[20]（P19—32）。等到他第一次上书不达，大臣阻格，格不上达，“周公”难求，反遭讥讽，吏部尚书徐桐且“以狂生见斥”[1]（P50—51）。他自感“帝阍沉沉叫不得”，但又“只是江湖心未灰”，从而在1889年冬回到广州。次年春，在廖平的启示下，“明今学之正”。一旦“治安一策知难上”，渐渐转治今文，《教学通议》也在他生前迄未露布。孙诒让却是“通古于今，汇外于中，以一尊而容异”[21]（卷15）。统一折中于古文经《周礼》的研究了。
当然，《周礼正义》对《周礼》文义的考核比较严密，对礼家旧注的通解比较持平。他还不拘泥古文家法，能比斟先秦诸子，疏通名物制度，搜辑佚诂，辨明从违，从而超越前人，“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22]。但他比附《周礼》，以为它与“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这种想法，终使在1901年清政府伪装“维新”之时，写出了《周礼政要》，以《周礼》为政教的典范，“稽古论治之资”。他在《序言》中说：
今泰西之强国，其为治非尝稽核于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以为政法者，务博议而广学，以暨通道路，严追胥，化土物矿之属，咸与此经冥符而遥契。盖政教修明，则以政富强，若操左契，因寰宗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此又古政教必可行于今者之明效大验也。
把《周礼》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典范。在《周礼政要》四十篇中，都以《周礼》为纲，西法为目，以西学比附周制。这就说明，他的治《周礼》既与不同学派的康有为有异，也与同一学派的章太炎不相同。
第二，如何对待“夷夏”。章太炎和孙诒让都讲“夷夏之辨”。章氏自述：
余十一二岁时，外祖父朱左卿（名有虔，海盐人）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王。”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语，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23]。
可知章太炎所说的“夷夏”，指的是满族和汉族；而孙诒让《兴儒会略例·序》所言“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夷”是指外国侵略者，指侵华的日本。孙诒让对日本侵华是反对的，而对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却是拥护的。1901年，清政府下诏求言，他草成《变法条议》，也非偶然。
孙诒让和章太炎的不同，与他们的出身、经历有关。孙诒让的父亲孙衣言，道光三十年（1850年）庚戌进士，历任翰林、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以太仆寺卿致仕。他自己则是同治丁卯（1867年）举人，举刑部主事。清廷以经济特科、京师大学堂监督、礼学馆总纂证，终不赴。章太炎的家世却不如孙诒让。祖父章鉴，“以医为业”。父亲章濬，“家多藏书，得恣诵习”。太平天国对江南地主经济扫荡，他“家无余财，独田一顷在耳”。甲午战后，章太炎任职《时务报》，与康门弟子共事，政变后流亡台湾，旅居日本，对康、梁仍表同情。此后，根据形势的发展，逐渐步入革命。正是二人出身、经历的不同，一个注目时政，一个醉心学术；一个远涉重洋，一个久处乡里，从而导致成就各异。
如此看来，即使是同一学派，在急剧变化的近代中国，也是有所不同的。
三
甲午战争后，同一学派存有异同、分合，不但古文经学家如此，今文经学家也是如此。
《马关条约》签订后，皮锡瑞以为“现在之局势，如病已入膏肓，欲学医以治之，亦恐缓不济急，况尚有沮之者”，极言“变法之不可缓”[24]（P24）。他阅读《庸书》、《富强策》后，认为虽多可行，“然统筹全局，权其先后缓急之序，一一如指诸掌，终以南海之《四上书》为最”[25]。对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倍加称誉，只是感到“康门之论，欲尽改今日之政；予谓先尽易天下之人，改政乃可行，否则新政与旧法相背，老成必与新进相争，终将扼之，将不相行，行之反多弊，以滋守旧党之口实”[25]。
1898年，湖南设南学会，皮锡瑞主讲学术，他讲了十二次，讲题是《论立学会讲学宗旨》、《论讲学之益》、《论朱陆异同归于分别义利》、《论学者不可诟病道学》、《论交涉之理》、《论保种保教必先开民智》、《申辨孔门四科之旨》、《论孔子创教有改制之事》、《论不变者道必变者法》、《论胜朝昭代之兴亡原因》、《论变法为天地之气运使然》、《论洋人来华通商传教当暗求抵拒之法》。
皮锡瑞在第一次讲学中，讲述学会宗旨：“专以孔子为师，讲学是孔子所说。”[26]强调尊重孔教。还专门讲述《论孔子创有改制之事》，说是“今欲阐扬孔教，要知孔子何以为古来大圣人，何以为我二千余年之教祖”。“孔子周人，其平日行事，以尊时王之制，若著书传后，不妨以意损益”；“学者要知孔子何以为教祖，当先考求孔子删订六经之旨。《春秋》一经为圣人经世之学，更须先通大义微言，方知孔子创教，实有素王改制之事”[27]。皮锡瑞也对汉学（古文经学）、宋学提出过看法，这些与康、梁似同，而实有异。
康有为讲“孔子改制”，是为了“救亡图存”、维新变法，从而塑造出改制的孔子；而皮锡瑞则主要“以孔子为师”，以孔子为“先师”。他说，“浅陋之士”以为孔、孟、程、朱之道不过如讲章八股所云，他是反对的。又以为，“我能讲明义理，尊信孔教，彼则传教，不能惑我中国之人”[28]；“保教在先讲明孔教义理，使中国人皆知孔教之大，并切实有用，自然尊信我教，不至遁入彼教”[28]。是以孔子为“圣教”来抵制“西教”，“使外国人亦知孔教之大，并切实有用，自然不至藐视我教，不敢以彼教夺我教”[29]。这和康有为神化的资产阶级化的孔子自然有别。
康有为诋击汉学、宋学，是为了扫除维新变法的绊脚石，而皮锡瑞实际是想“调和汉、宋”，以反对“认几行洋字”的“无用”“西学”。他说：
无论何项学术，皆当自求心得，不当是已非人。意有不同，不妨周咨博访，互相印证，以折衷于一是。即学术宗旨不可强合，尽可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不妨有异同，不必争门户。无论何项学术，不要务虚名，要切实用。讲汉学者要微言大义方有实用，破碎支离、不成片段者无用。传宋学者要能身体力行方有专门，空谈性命、不求实践者无用。专讲中学者，要能博通经史方有实用，墨守高头讲章、专工制艺文字者无用。兼讲西学者，要能先通中学方有实用，只能说几句洋话、认几行洋事者无用[30]。
提出汉学、宋学“同是师法孔子，何必入室操戈”。自称在南学会讲学，“大旨在发明圣教之大，开通汉、宋门户之见；次则变法开智，破除守旧拘挛之习”[25]。对当时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汉学、宋学并不涤荡扫除。
皮锡瑞和康有为的不同，关键在于学习西方上。康有为学习西方，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皮锡瑞却以为，“西学出于中国”，“讲西学还得先通中学”。皮锡瑞说：“西学出于中国，本周、秦诸子之遗，庄、刘关乎诸子书所载，是其明证。《史记》、《汉书》皆云七国之乱，畴人子弟分散海外，大约此间中国失传，今仍传入中国。”[30]“不知西学虽有实用，亦必先通中学；不先通中学，则圣贤义理不能瞭然于心，中国政教得失、古今变革亦不能考其故，此等人讲西学，无论未必能精，则通专门之学，不过一艺之长，又下则略通语言文字，只可为通事、买办，此等人才，又何足用？”[31]所以，还是植根封建。他认为商学、工学及农学、种植之学，则当“采用西法，购置机器”[32]；至于中国，自有孔子之教，还应宣明圣教，只要不专以“科举帖括为孔教”，能够“兼通时务”就好[32]。因此，他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至于政教，则中国“古已有之”，还需“先学中学”。这些论调，与康有为有异，却与孙诒让有同。
皮锡瑞虽赞同康有为上书，和梁启超在湖南相识，戊戌政变后还因参与南学会为忌者所劾，被革举人，交地方官管束；但在变法之初，就和康、梁有异议，以为“康门之论，欲尽改今日之政；予谓先尽易天下之人，改政乃可行，否则新政与旧法相背，老成必与新政相争，终将扼之，将不相行，行之反多弊，以滋守旧党之口实”[25]。他笃守今文家法，主《王制》，以《易》、《礼》为孔子所作[33]，和康、梁以今文论改革并不尽同。他还守封建纲常，说是“中国从孔子教，历二千年代，用其书以教国胄，三纲五常之理……无不家喻户晓，以为人之异于禽兽者在此。借口维系世道人心”[34]；又说，“泰西诸事尽善，惟无三纲”[25]，认为改革“宜先改宋明陋习，不必皆从西俗”。对于“西俗”，他还是与之保持距离的。
由此看来，皮锡瑞、康有为虽然同治今文经学，同参加变法运动，但他们之间也是有所不同的。
四
经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经学史上的学派斗争、分合，每每与当时的政治有关，特别是在近代。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变了，经学的地位没有变，即使是有影响的思想家，也不断搬用或推演儒家经说。
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利用今文的康有为倡言变法，崇奉古文的章太炎、孙诒让也示赞同，他们是不同学派，也有共同意愿。但毕竟学派不同，彼此又互有差异。与此同时，即使是同一学派，也不是没有差异的。他们之间的异同、分合，与当时社会变革有关；而经学崇尚的不同，又使他们分合。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他们学派的不同，而忽视他们当时政见的同；也不能只看到他们暂时的同，而忽视他们学派的异；更不能因为他们是同一学派，就认为他们一切都同。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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