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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否正在变得更绿？或者，我们是否为了一把美钞正在卖空世界？显然，即使真诚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也可能持不同意见。当卡尔·波普往门外看去时，他看到极地冰帽正在融化，生态系统奄奄一息，而清洁的水正在消失。可是，比约恩·隆博格认为，人类的后院看上去从未更美好。谁说得对？对年轻人和老年人、穷人和富人来说，答案可能是极其重要的。
卡尔·波普
我们的屋顶正在坍塌
全球环境困境既充满风险，也充满机遇。世界正处在相当大的危险之中，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就在我们的手边。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已使地球的大气充满来自燃烧的煤、化工厂和采矿的汞。结果，在我们的海洋中捕到的鱼现在对年轻妇女是一种健康风险。然而，我们拥有并且有能力负担停止把汞排入环境的必要技术。诀窍在于找到实施这种解决办法的意愿和审慎态度。目前，世界——尤其是美国——缺乏将这两者联系起来的领导能力。
请允许我向你们证明我所指的是什么。来自95个国家的1300名科学家刚刚发表了一份报告，题为《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这份报告指出，对地球上的生命来说至关重要的24个生态系统中的15个目前处于退化或者透支的状态。这就像一个医生告诉你，你的器官的60％正在衰竭。然而，我们不能鼓起足够的勇气，从而找出简单的解决办法。例如，使美国的汽车轮胎保持适当充气所能节省的石油，就抵得上通过钻探（和破坏）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所能发现的石油。
如果你不相信一份来自1300名科学家的报告，请考虑中央情报局的观点。中央情报局认为，到2015年，30亿以上的人们将生活在从北非到中国的缺水地区。中国北方主要谷物产区的地下水位正在以每年5英尺的速度下降，而在下一个十年间，印度的人均可获水量预计将下降50％至70％。在未来15年内，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患慢性营养不良的人数将增加20％。
这是引起恐慌的材料。但这种恐慌也是不必要的。这些令人担忧的趋势是否意味着天空正在坠落？不。如果天空正在坠落，我们除了躲避别无他法。可是，这些趋势确实意味着，我们的屋顶将坍塌——除非它得到某些急需的修理。
请考虑美国的能源政策。美国消耗世界石油的25％。为什么？因为消费者缺乏选择。
虽然工程技术已使汽车发动机的效率增加25％，增大的车身使燃料节约变得更糟糕。在某些美国城市，等待购买一辆使用电池和汽油的双动力汽车的名单比等待肾移植手术的名单更长。美国入侵伊拉克，威吓委内瑞拉，并向伊朗挥舞军刀，而不是推行像双动力汽车这样的新的解决办法。同样，中国正在热切地建造将摧毁村庄并使成千上万人变得贫穷的水坝，与此同时，增加能源效率的低技术解决办法未被利用。
这种全球领导能力的真空是危险的。对更好的能源解决办法与我们缺乏领导能力之间的缺口感到愤怒的不仅仅是对树木情有独钟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请听罗纳德·里根前总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说法：“在我们对这个尖锐问题采取什么行动之前， 我们必定已被一根木棍击中头部多次……只要付出很小代价或者不用付出代价，新的超轻型但安全的材料就能使燃料节约近一半。”
世界具有选择。我们可以放弃过去的陈旧技术和不计后果的做法，承认解决问题比惶恐不安更有利，并等待科学使我们高兴地大吃一惊。或者，我们可以继续采取否认态度，坚持认为目前的适度变革比最终的灾难更痛苦，接着自食其果。
比约恩·隆博格
让我们尝试区分轻重缓急，而不是宣传
是的，我们存在问题。但我们已解决的问题更多。是的，我们能够解决剩余的那些问题，但不是一下子解决所有剩余的问题。我们需要区分轻重缓急。
你说地球60％的生态系统正在退化，却没有就人说很多话，并遗忘了贫困与污染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正如《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所强调指出的，目前的基本情况是，无论在富裕世界，还是在发展中世界，人类命运已得到引人注目的改善。在最贫穷的国家，平均寿命在过去100年间已翻了一番以上。全球营养不良率已从1950年的50％降至今天的17％，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已从50％降至不到25％。能够获得清洁饮用水的人口比例已从1970年的30％升至如今的80％。我们从来不对这种进步感到满足，情况有可能变得更好。
富裕世界已同步地改善了环境。在美国，最重要的环境指标——粒状物空气污染——自1955年以来已下降一半以上，河流和沿海水域显然变得更清洁了，而林地日趋增多。这些趋势通常是发达国家所共有的。为什么？因为富国能够承受关心环境的开支。
正如你所指出的，在发展中世界，环境指标正在恶化。在孟买和曼谷，空气污染反而变得更严重了。可是，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只是与100年前西方所做的一样，正在区分轻重缓急。它们所关心的首先是让孩子们有饭吃，而不是使空气变得清洁。而且，如果你考察西方，这种战略是起作用的。如今伦敦的空气是自中世纪以来最清洁的。一些最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在出现同样的情况。在墨西哥和智利，空气污染正在好转。
我们必须根据轻重缓急处理环境问题，选出其中需要首先解决的。尽管美国的空气污染已显著减少，空气污染仍构成美国最严重的环境危害，并且每年杀死大约13.5万人。可是，你谈到汞，汞的危害性要小得多，即使加以净化，能带来的利益也少得多。这正是我提出区分轻重缓急的用意。发展中世界的情况同样如此。是的，水是重要的。可是，你集中关注缺水，而缺水是一个管理问题。为什么不提获得清洁的饮用水？尽管有了引人注目的改善，如今10亿人在生活中得不到清洁的饮用水，每年造成200多万人死亡（否则这些人的死亡是可以防止的）。你说，到2015年，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将有3700多万人患营养不良，但你疏于指出，营养充足的人数将增加10倍，超过3.74亿人。
区分轻重缓急是重要的。世界最紧迫的环境问题也许是室内空气污染，这种污染每年杀死280万人，仅次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造成室内空气污染的是穷人的做饭方式以及他们用家畜粪干和纸板在屋内取暖。解决办法不是环境的（证明燃烧家畜粪干有害），而是经济的，帮助这些人积累足以购买煤油的财富。
你说世界具有选择。是的。但这几乎不是你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能够做几乎一切事情，但我们不能一下子做所有事情。挑战在于更好地区分轻重缓急。我已指出一些最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你认为我们应该首先做什么，更困难的是，我们应该等待什么？
卡尔·波普回答：
停止做假账
是的，我们需要区分轻重缓急。而且，安全的饮用水应该位于清单的开头。我们也对每年杀死这么多美国人的空气污染同样感到苦恼，但这并不意味着汞可能不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归根结底，儿童神经系统的损伤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区分轻重缓急并不始终意味着索菲的选择（Sophie's choice）（指令人痛苦、甚至致命的选择，源自威廉·索泰伦所著长篇小说《索菲的选择》）。如果我们净化燃煤发电厂，我们就能用一项投资既解决空气污染，也解决汞的污染。我们不必在环境责任与经济进步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既然我们有能力向巴基斯坦提供F—16战斗机，我们也有能力在卡拉奇提供清洁水和更好的学校。英国人花费一个世纪时间，以破坏环境和工人生活的方式实行工业化。然而，台湾地区和新加坡走出了一条更渐进的和危害较少的道路。经济增长由创新提供动力，而新技术不一定是破坏环境的。在印度，利用燃料电池、太阳能和农业废弃物开发村庄一级的动力技术，比对输电线路和燃煤发电机进行大规模投资具有更大的经济意义和环境意义。
问题在于，虚假核算造成不实计划和失败。人类福利能以两种方式得到增强——通过获得生态系统的服务以及人的创新，或者通过破坏生态系统，从而使人类丧失未来。我们已经破坏海洋渔业，3／4的海洋渔业已不再能持续生存。比约恩， 这正是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有关的令人惊恐的事情。正直的生态簿记证明，今天的经济进步也许是大量“账外”交易的结果，这种交易将留给我们的孩子一个破产的星球。我的第一选择是停止做假账。
比约恩·隆博格回答：
索菲的选择是现实的
你赞同区分轻重缓急，对此我感到高兴。但我担心，你的赞同是口头上的。如果饮用水是头号需要，缺水就不是。你承认，每年13.5万美国人死于空气污染是可怕的，但你接着认为，汞可能更危险。这显然违背无论是美国环境保护署的还是环境监察组织“未来的资源”（Resources for the Future）的估计。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估计，消除美国发电厂的汞排放能“使患有轻微神经系统缺陷的美国儿童的人数每年减少1万人左右”。难道每年有13.5万人死于空气污染不是更严重得多？
我这么询问是因为，事实上，人们在原则上赞同区分轻重缓急，但接着拒绝面对索菲的选择。区分轻重缓急实际上意味着某些事情必须最后实现。当然，我们能够在不牺牲经济进步的情况下对环境进行某些投资，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完成对环境的所有投资。因为美国有能力提供F—16战斗机并不意味着，美国也有能力完成所有环境主动行动。我们必须谨慎地把我们的财力用于最能产生成效的地方。你所提倡的太阳能设施每台很容易超过450美元。较好地建造的每台10美元的炉子能够大大减少室内空气污染。我们是希望对一个家庭提供一点帮助，还是希望对45个家庭提供很大帮助？
你再次提到那1300名科学家及其有关世界生态系统的报告。他们的研究成果所证明的是，当人们忍饥挨饿、缺乏清洁饮用水、由于室内空气污染而中毒以及死于容易治愈的传染病时，他们同样让环境受到破坏。你的解决办法是首先处理环境。可是，无论从道德上说，还是从实际出发，难道我们不应该首先帮助他们获得财富，以便他们同样能够关心环境？
卡尔·波普回答：
战斗机和其他虚假选择
不，比约恩，索菲的选择是可以避免的。使环境显得像是繁荣的“交换物”的是人类的有害决定，而不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你有关汞的分析是草率的。你所利用的是2001年的统计数字，而从那时起布什政府就对数据进行压缩。这种压缩的数据表明，每年有63万婴儿、而不是1万婴儿在出生时体内带有危险水平的汞。最后，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消除汞排放。我们有能力使美国的发电厂实现现代化。由布什的监管沙皇约翰·格雷厄姆（John Graham）创办的哈佛风险分析中心估计，消除美国发电厂的汞排放每年能使卫生保健开支节省约50亿美元，而每年的花费仅为7.5亿美元。能产生600％回报的投资不是艰难的选择。
穷国的良好环境管理能节省资金。为促进旅游业，马尔代夫有目的地保留了其堡礁。2004年12月，当海啸袭击这个南亚弹丸小国时，这些堡礁吸收了海浪的冲击，因此，袭击这个群岛的是温和的涨潮，而不是致命的排山倒海般的海浪。中国因为其糟糕的环境管理，如今正在经受灾难。中国“落后的”燃煤发电厂——毛泽东主义的纪念碑——既没有经济意义，也没有环境意义。为什么不帮助中国淘汰燃煤发电厂，并以风力发电机取而代之？
比约恩·隆博格
与风车作战
现在，你建议资助中国的风车？我建议首先分发高效率的炊具，从而减少室内空气污染。这么做能拯救更多生命，并且节省更多资金。你建议保留礁石和树林，以便在万一再次发生海啸时拯救生命。我建议，我们首先解决可治愈的传染病，从而拯救多出成千上万倍的人们的生命。
你坚持认为，在环境与繁荣之间没有现实的折衷方案。可是，用于风车的钱不可能也被用于别的什么事情。这不是因为环境计划是不值得的。这只是因为环境计划不是我们必须做的惟一事情。往往存在必须首先实行的别的更好计划。
你坚持认为，汞排放比微粒子污染更紧迫，这显然是错误的。你所提及的数据并未经过布什政府“压缩”，实际上自1999年以来就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们说，63万婴儿处于“增强的危险”之中。可是，并非所有这些婴儿都将受到影响。美国的公用事业公司占到汞排放的不到25％，而我们所吃的鱼的大部分来自汞的减少无关紧要的水域。所以，从最好的方面说，完全消除汞排放将有助于1万名儿童。此外，你所说的7.5亿美元只能解决1／3的汞排放。而且，你所说的哈佛研究比您更谨慎：减少汞排放的利益可能是50亿美元与仅仅1亿美元之间的任何一个数字， 很可能得不偿失。我明白，为什么引起恐慌的统计数字容易被公布，但指出正确的统计数字和优先考虑并不是草率的——正确的统计数字只是事实。
卡尔·波普回答：
别像对待安然公司那样对待地球
如果你回顾这次意见交换的开始时，我并不是说汞排放比微粒子污染更应得到优先考虑。我并不仅仅关注美国的发电厂。你却是这样。我引用海洋的汞问题作为我们的领导能力失败以及这种失败所造成的问题的象征。
你不断地提出虚假选择，诸如炊具与风力发电机之间的选择。这两者都比落后的燃煤锅炉更可取，也更节约。世界——或者美国——完全不是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领导能力并不意味着一次只能摘下一个挂得最低的果实。领导能力意味着根据我们的更聪明的而不是我们的更贪婪的本能采取行动。
我们从何处获得资金？让那些从全球共有物中获利的人承担费用。如果排放汞的公司将赔偿损失，它们就会被迫净化排放，而世界就会变得更健康和更繁荣。美国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每年超过15亿吨——占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5％左右。科学家们的折衷估计是，在大气的二氧化碳水平不发生不可接受的增加的情况下，世界范围的吸附物——植物、树木以及吸收二氧化碳的其他要素——能够处理大约55亿吨二氧化碳。由于仅占世界人口的5％，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中，美国应占的公正份额是每年2.76亿吨。根据每吨50美元的适度价值计算，仅就今年而言，美国二氧化碳排放者就欠世界穷国至少660亿美元。
所以，比约恩，如果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者以及沙特阿拉伯、欧洲和日本的二氧化碳排放者为他们所造成的污染付钱，我们能够为印度清洁的饮用水、清洁的农村炉子、风力发电机和燃料电池提供资助。当然，如果我们在美国让二氧化碳排放者付钱，经济学常识表明，他们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将大大减少。公正地对二氧化碳排放收费将减少美国的污染，为中国、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发展筹集资金，并减少气候的不稳定性，而不是造成大规模的财富转移。这种制度不会增加贫困，但可能损害石油公司。那么，怎么办？对马车制造商来说，亨利·福特是有害的。你询问我的优先考虑。我们应该停止做假账，使那些从全球共有物中获利的人付钱，并且尽可能明智地把这种收入用作投资。这些步骤的结果不会是潘格洛斯博士（伏尔泰的讽刺小说《天真汉》中的人物——译注）所说的“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但是，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人人认为，通过继续像对待安然公司那样对待地球，我们将获得更好的结果。
比约恩·隆博格
不那么吸引人，却是正直的
我们一致认为，明智的投资将使世界变得更美好。可是，明智的投资实际上包括哪些建议？这个问题在去年得到“哥本哈根共识”（Copenhagen Consensus）计划的回答。来自范围广泛的领域的30名专家与包括3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内的8名一流经济学家通力合作，列出一份全球优先项目的清单。他们的首要目标是预防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终止农业补贴，并与营养不良和疟疾进行斗争。这是我们能使每个美元发挥最大效益的领域。“哥本哈根共识”断定，对气候变化的大量反应（这是你所喜爱的）可能是以很高代价获得很少收益。你说，我们应该让污染者付钱。这是一个极好的主意。但你有点过于兴奋。大多数分析证明，二氧化碳的损害成本每吨不到10美元，从而表明税收和收入流更小得多。此外，就像资金是一种稀缺资源一样，政治意愿同样是一种稀缺资源。鉴于世界极其不愿强征二氧化碳排放税和强行实行贸易自由化，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首先完成最好的一件事——贸易。你的经济学常识表明，二氧化碳排放税能对排放和气候变化产生重大影响，但切合实际的经济模型所证明的是截然相反的情况。二氧化碳排放税可能对排放和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微不足道。
无论我们筹集多少资金，我们仍应明智地使用这些资金。如果我们对炊具的投资比对风车的投资具有更大的成本效率，我们应该首先对炊具投资。这个道理实际上并不复杂。倡议团体理所当然地希望集中关注具有轰动效应的问题，诸如汞污染、非洲红树和全球气候变暖。可是，如果我们强调某些问题，我们就会较少关注其他问题。让你说世界不应该首先做什么是困难的。这种策略自然不那么吸引人。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希望长期地做好事，以书面形式列出这些条件是更正直的。
最后你重申你的意见，认为我们正在做环境假账。不。我们知道存在环境问题。但是，我们同样面临其他挑战。让我们首先应对我们能够获得最大效益的挑战。富裕世界正在处理其许多环境问题，因为富裕世界有能力这么做。如果贫困世界变得更富裕，他们会跟着这么做。解决诸如疾病、饥饿和受污染的水等紧迫问题将产生明显利益，并使穷人有机会改善自己的世界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