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5)06-0025-11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到21世纪初，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商品短缺的情况基本结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日益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另外，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总之，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实现了温饱，创造了令世界惊奇的伟大成就。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所指出的：“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1]但是，也正如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2]因此，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2](pp.14～15)本文试图对中共十六大至十八大期间的十年(2002-2012年)中国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做一个概略性的梳理，以便于总结历史经验。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提出科学发展观 如何在新的世纪里实现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新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成为摆在新的领导集体面前的重要问题。而2003年春天出现的“非典”疫情及其防治工作则直接促成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2003年7月，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发表讲话，强调“我们讲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2](p.369)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全会强调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2](p.465)在这次全会上，胡锦涛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断探索促进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2](p.484)2004年3月，中央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胡锦涛讲话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2](pp.849～850) 经过四年的探索和实践，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做出了更为全面、深刻的阐述：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此外，十七大还明确地提出了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3] 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更加成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同时，针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社会矛盾的多发期，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和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项任务之一。[4]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认为，“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新的成效。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拥有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种有利条件”。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必须遵循六大原则：一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二是必须坚持科学发展，三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四是必须坚持民主法治，五是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六是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5]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外需的扩大，特别是2003年以来的新一轮重化工业的经济扩张，使得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更加突出。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成为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因此，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概念，并首次将“节能减排”作为指令性指标列入“十一五”规划建议。[4](pp.1027，1072～1073)2007年，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3](p.19) 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步伐 从历史发展来看，政府职能总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转变政府职能的指导思想也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不断发生演变。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为保证国家安全、突破“贫困陷阱”和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实行了集中资源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为此政府成为“全能型”政府，政府的财政也变成“建设型财政”。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人民需求的多样化，政府职能也从“无所不包”的“全能型”向“有所不为”的“效能型”转变，将部分职能转让给市场和社会。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市场化的加速和市场经济框架的基本形成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的提出，要求政府加快职能转变，由过去的管理为主向服务为主转变，政府财政也由“建设型”向“公共型”转变。 为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需要进行相应的机构改革。根据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和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2003年3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继续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方案特别提出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相协调的要求。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29个组成部门改革调整为28个，不再保留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其职能并入新组建的商务部。[2](pp.191～193)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其任务是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重组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属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同时，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加强金融监管，确保金融机构安全、稳健、高效运行。[6] 2003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并决定于2004年7月1日起实施。[7]《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是党和政府推进法治型政府建设的又一重大举措，它带来了政府行政工作的深刻变革，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所确立的一系列新的行政理念和原则，对于防止政府对社会生活和公民个人生活的过度干预，培育社会自律机制，促进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具有积极的作用。《行政许可法》中对许可事项的设定和实施的权限、条件、程序及范围做了严格界定，避免了政府事事管理、步步审批，以求真正发挥行政许可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优越性。 从管理型到服务型的职能转变是中国政府职能改革的关键，而政府职能的最终转变依赖于国家公务员队伍行为方式的转变。2005年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并决定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8]《公务员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公务员管理进入了法制化的新阶段，标志着中国特色公务员制度已经形成。这一举措符合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和“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2](p.27)的要求。 三、加大解决“三农”问题力度，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加速转型阶段，城乡差距扩大，城乡之间及其内部都存在矛盾与冲突，“三农”问题更加突出和严峻，中共十六大在总结改革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2](p.17)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中国也进入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历史阶段。农业税在中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步变小，2004年已降至不到1%。[9]胡锦涛在2003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p.112)2004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发布，这是中共中央在时隔18年后重新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一号文件”的主题。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两减免、三补贴”(即减免农业税，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购置大型农机具补贴)。[10]3月5日，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中国将从2004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2](p.833)在1.6万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许下四条承诺：一是五年内取消农业税；二是重点加强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到2007年使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三是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建立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四是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2](pp.833～841)这些都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措施。2004年，为实施“两减免、三补贴”，中央财政安排了219亿元转移支付来补贴地方财政减收缺口，全国29个省市区对种粮农民实施直接补贴总金额达116亿元，全国用于农业的国债项目资金达376亿元，占国债项目资金总数的34.2%。2004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比上年增加近300亿元，全国财政支农资金达到2000亿元以上。[11]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4](p.106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国的共同行动。[12]随后出台的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深刻阐述了建设新农村的重大意义、内涵，提出了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和重大方针政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5](p.140)200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3](p.671)，大力推进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基础上的新农村建设，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左传》记载，中国的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13]新中国成立以后，继续征收农业税，农民通过农业税和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方式支援国家工业化。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5](p.138)，新中国实施了近50年的农业税条例被依法废止，一个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税种宣告终结。取消农业税这一重大举措，得民心、顺民意，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广大农民的关爱、对农村繁荣的关心、对农业发展的关注，不仅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富裕，而且关系到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伟大复兴。 在中央一系列“三农”政策指导下，“十一五”期间中国粮食生产连续五年增产，总产连续四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品种丰富，产量稳步增加。农民收入增长迅速，五年间平均增速超过“七五”计划以来各个时期，增收金额之大历史上从未有过。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条件得到改善，2010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52%，比2005年提高16个百分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52%，比“十五”计划末期提高近5个百分点。[14] 这十年除了城乡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外，还是城镇化最快的时期，城镇化率由2002年的39.1%提高到2012年的52.6%，[15]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建设创新型国家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化产业”[1](p.1395)的新概念。将文化建设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强调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这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文化与市场关系问题，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包统管文化建设的管理模式，提出了发挥市场在合理配置文化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上述共识的形成，使得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的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改革步伐大大加快。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确定北京、上海、广东等9个地区为改革试点地区。[16]同年10月，国家明确把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2](p.478)延续10多年的文化体制改革，实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大力推进了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由直接办文化向管文化改变，管的内容主要是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实现由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 2006年，文化部颁布《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17]国家投入文化事业和产业的经费大幅度增长，2006年全国公共财政文化体育与传媒经费支出为685亿元，“十一五”期间以年均22.5%的速度增长。[18]2009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19]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写入中央文件。[20]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实现规划纲要提出的文化产业“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目标。[21]2012年2月28日，文化部正式向社会发布了《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该计划是文化部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具体措施，计划中明确了“十二五”时期文化系统文化产业指导思想、发展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务、重点行业和保障措施。这一规划的制定、出台对“十二五”期间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2]2012年，中国文化产业总产值突破了4万亿元。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实现增加值18071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48%，比上年增长16.5%，比同期GDP增速高6.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对当年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为5.5%。[23] 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同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还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落实文化惠民措施。2005年，国务院明确提出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4](p.1057)按照便利、基本、均等、普惠的原则，国家投资实施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5项文化惠民工程，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文化权益，并且建立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合理分担的公共文化机构运行经费保障机制。据统计，“十一五”时期全国文化事业费共计1220亿元，年均增长19.3%，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速最快的一个时期；人均文化事业费从2007年的15.06元增加到2011年的29.14元，增幅为93.49%。[24]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际经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1999年，中国提出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设想，主要为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提供有效的体制保障。[25]2006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正式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业科技、国家科技和学院科技结合，协同创新的体系；并在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保驾护航。[26] 中国研发人才的数量和经费投入伴随着GDP的快速增长不断提高，2010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达5700万人，居世界首位。“十一五”期间，研发投入资金以平均每年20%以上的幅度增长。2006年中国研发(R&D)经费支出为3000亿元，到2012年则达到1024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42%提升到1.97%。[27] 随着科技人才和研发经费的增加，中国科技创新成果突出：在纳米技术标准化方面，中国已与世界同步，积极参与并部分主导了国际纳米技术标准工作。在空间遥感、信息安全、海洋装备和碳纤维材料等科研领域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2000年10月，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发射成功；2012年，“北斗二号”完成区域组网并正式提供卫星导航服务。2007年10月24日，中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实施绕月探测工程迈出重要一步；2010年10月，“嫦娥二号”到达距地球150万公里以外的深空进行探测。2010年11月，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制的“天河一号”以每秒4700万亿次的峰值运算速度和2566万亿次的持续运算速度，排名世界第一。2011年11月8日，“萤火一号”与俄罗斯的采样返回探测器一起发射升空，开始对火星的探测研究。“萤火一号”是中国火星探测计划中的第一颗火星探测器。2012年6月27日，中国“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7000米级海试最大下潜深度达7062米，再创中国载人深潜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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