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中西论文,政治论文,思想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什么是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political thought，也称为：政治思潮political trend of thought，或称为：政治学说、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等。无论如何称呼，内容大体相似。一般国外学者通常都称为政治学说、政治哲学，如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莫基切夫的《政治学说史》，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等。我们这里按照我国学者的惯例称作政治思想。
按照一般的说法，人类的社会活动可以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各个领域反映社会的不同侧面，包含各自的内容。关于政治领域的内容，恩格斯的一段话很能说明。他说：“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4页、第35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只有掌握统治权，才能按照本阶级或集团利益的要求整合社会，协调矛盾，稳定秩序，促进发展，实现本阶级或集团的目的。因此，如何夺取统治权，建立什么样的统治权，如何维持统治权，对现有统治权的态度等就成为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思想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各阶级或集团实现上述目的“出谋献策”。这种“谋”或“策”，可因民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也可因阶级、集团的不同而相异，甚至每个人由于其所处的背景不同也有差异。由于各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也可能表现为不同形式，如理性的、科学的；抽象的、实践的，等等。我们审视古今中外各个时代、各民族和国家的各种政治思想，不论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有何不同，研究方向、具体内容有何差异，也不论各种思想表现的形式、当时的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如何，其性质无不是反映社会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政治理想、政治要求，或设计一套政治方案、或为实现其政治统治出谋献策，总之是为其夺取、维护和发展对社会的政治统治服务的。
因此，政治思想就是适应一定时代需要，反映一定社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政治思想、政治态度和政治要求，为其设计夺取、建立和维护政治统治的方案和为实现其统治出谋献策。
由此可见，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国家政权问题，因此如何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管理（治理）国家是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它集中表现为各种政治观点、政治主张和政治学说。
一般来说，政治思想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
（一）阶级性与社会性
政治思想作为政治范畴的一个基本内容，它必然具有阶级性。
政治思想的阶级性首先是由于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都有各自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要求，都要为实现各自的阶级目的而奋斗。因此各阶级、阶层也就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理想、政治主张和政治学说。
政治思想的阶级性其次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是每个社会的统治思想。虽然各阶级由于其政治利益和要求不同各有其政治思想。但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总是力图把本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观点说成是代表整个社会的。由于其所占有的统治地位，并掌有政权，便能够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工具，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观点，这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社会化。作为统治阶级来说，这也是其文化统治的一部分。
当我们重视政治思想的阶级性时也还应该承认其具有社会性。可以说政治思想的阶级性是蕴含在社会性之中的。例如我国古代，人们都认为国家、君主是“天”所设立的，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注：《尚书·泰誓》，《孟子·梁惠王下》作：“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这种政治观久而久之积淀为一种民族意识。但各阶级对此的理解并不相同，统治者认为是“天”命我来进行统治的，老百姓必须顺从；而老百姓则认为“天帝”之所以立君王的目的是要给老百姓做“好事”。因此，大家所公认的一个“天”（这是政权的来源），要求却不一致。老百姓不顺从时，统治者以“天罚”的名义惩罚；老百姓被逼造反时，也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西方的平等观也是如此，近代，资产阶级追求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形式的平等；而无产阶级所要求的平等则是“消灭阶级”。平等是共同的追求，但对平等的理解是不同的。
（二）时代性与继承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思想如果不能适合时代需要，也就丧失其生命力。同样，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以反映这个时代要求。政治思想必须对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做出概括、总结和回答，这是政治思想的生命力所在。可以说任何一种政治思想都是“应时而生，适时而变”的。例如，虽然自然法思想在西方政治思想中一直就存在，但是，自然权利理论却只能在近代产生，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新兴资产阶级开始感到专制王权的束缚，急于伸张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古老的自然法学说就增加了自然权利的内容。
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然而，人类社会又不是“断裂”的，而是一种“延续”的发展过程。后一个时代都是由前一个时代发展、演变而来。因此，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延绵不断的继承史，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延绵不断的继承和发展史。人类历史具有时代性，又有继承性。同样，政治思想也是既有时代性，又有继承性。这就是说，每个时代的政治思想都有其时代特点。但是后代的政治思想又总是从前代继承而来。因此，我们研究政治思想时既要看到它的时代性，又要承认它的继承性。看不到政治思想的时代性，就不能认识它的性质；不了解政治思想的继承性，便不能认识它的思想传统。比如，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我们必须认识它的时代性，就是它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它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具有封建性。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它是经过世代的继承而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传统，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正确认识政治思想的时代性和继承性，可以使我们不至于只强调政治思想的时代性，而否定其继承性。也不至于在提倡继承思想文化传统时忽视时代特点。我们必须立足于现时代，从我们所处的时代出发，有选择地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
（三）民族性与交汇性
世界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各个民族的人民在自己所生存的环境中，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出了自己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由于每个民族生活的环境不同，又使各个民族所创造的思想文化有着各自的特点。这就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民族文化。而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思想自然也具有民族性。
一个民族的政治思想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地成为一种政治思想体系，并构成政治文化定势。这种定势往往被该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确认下来，并深入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灵和行为习惯之中，取得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其中优秀部分构成一个民族的政治文明，并积淀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
虽然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不同，形成了各民族政治思想的特色。但总的来说，人类社会各民族之间又不是相互隔绝、不相往来的。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缩短了各民族间地理上的距离，这为人类思想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条件。我们反观人类社会历史，可以发现各民族思想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是历史的定式，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人力所不能阻挡的。因此，政治思想又具有一定的交汇性。
但是，在文化交汇过程中，民族性还是起着决定作用。当一个民族借鉴、吸取其他民族思想文化时，其基本立场是从本民族的需要出发，要与本民族的实际相结合。任何原封不动，照抄照搬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最后都是要失败的。此外，任何外力强加的办法同样是要碰壁的。文化的交流必须是立足于本国国情，从本国需要出发，对其他民族的思想要消化借鉴，为我所用。而且这是交互的，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强加的。随着人类社会各民族交往的发展，思想文化的交流会日益频繁，交融汇合之点会更为广泛，会有更多的共识，这是不能否定的。但是以此为由否定思想文化的民族性也是不正确的。
二、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
作为政治思想，都是为维护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政治统治服务的政治观点、政治主张和政治学说。但是由于历史上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以及民族变迁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中西两种政治思想体系也呈现出互不相同的面貌和特征，中西政治思想不同之处甚多，（注：这里所说的中西只是指中国和西欧北美一些主要国家的政治思想体系。）这里仅就其主要区别方面概述以下几点：
（一）两种政治思想体系的思维形态不同
许多学者已从不同学科方面指出中西文化在思维形态上具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务实性，强调知行合一；而西方文化则表现为推理性，强调逻辑思辨。这一特征表现在诸多领域，政治思想也不例外。
中国系统的政治思想体系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正当社会变革，“礼崩乐坏”，天子丧权，诸侯称霸。这时，诸子百家适应时代需要先后登上政治舞台，他们“皆欲以其道易（治）天下”。“道”者，“路”也。就是说，他们所谓的“道”，实际都是治国平天下“应走之路”，即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也就是所谓“治国之道”。司马谈在“六家要旨”中对诸子百家的分析就是对这一点很好的说明，他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注：《史记·太史公自序》。）就是说诸子百家虽然观点不同，但其目的都是在于提出一套治理国家的方案。可见，中国古代系统的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实际紧密联系，而主要解决统治者“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是一种具有明显的务实性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国古代也就把政治理解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所谓“政者事也”，“治者理也”，这种特色从先秦时起就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一贯传统。几千年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们也都无不是在治理国家问题上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和主张。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家们在分析、说明政治现象时并不注重其结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而着重其实际效用。因此，他们出于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功利动机，往往着重于如何使自己的观点被统治者接受，即以其“治国之道”“以干世主”。另外，在论证方法上也是借助简单类比和形象譬喻，而不注重逻辑推理和证明。所以，虽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不乏理性思维（尤其是辨证思维），但它主要是一种“实用理性”，也即所谓“经世致用”之学。
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务实性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唯理性。所谓唯理性是指西方思想崇尚“理性”思辨，重视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古代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祥地。当其摆脱神话和英雄时代后，随即进入自然哲学时期。受当时社会条件影响，一些思想家开始探究自然、宇宙的奥秘，也就是要探寻宇宙事物生成的“始基”、本原及其发展规律。它主要关注的是“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对西方思想这一特点的精辟概括。他说：“所谓科学显然是对原因的知识的取得”，又说，“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2卷，第3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西方的政治思想也体现出较为浓厚的思辨色彩，表现为追求“知识”的倾向。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将政治现象、政治生活看作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政治的运行要受到自然法则的支配。同时，出于对知识的热爱、追求，希腊人在政治思维上具有一种从产生、性质、目的、作用等方面认识和理解社会政治现象的特点，蕴含有一种探求“真知”的批判创新精神。这种特点不仅促使对政治现象的研究较早地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而出现，并且促使对政治现象的研究注重知识的完整和系统。因此，西方在古希腊时期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已经产生，并出现了《理想国》和《政治学》这样的鸿篇巨帙。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在思想领域上占据了统治地位。政治学和其他一切学科都被纳入神学体系，成为“神学的婢女”。但是，从根本上说，基督教神学在思维形态上仍然带有理性主义的特征，具有追求知识、探求事物本质的倾向，不过是用上帝理性代替了人的理性，将对具体知识的追求变为对上帝的存在和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基督教神学虽将对上帝的信仰作为最高理念，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人的理性的存在，不过，它认为人的理性的任务应该是为信仰服务，阐明信仰所指示的“真理”，引导人们认识上帝的存在。基督教神学也追求知识的系统和完整，并借助抽象思辨的方法建立了无所不包的神学体系。
到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西方社会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理性再次成为其文化的内核。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启蒙思想家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4页、第35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家们对政治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更加趋于系统和完整。
与此同时，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也为政治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新方法，几乎每一种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方法都被运用到政治领域。霍布斯试图将牛顿力学用于人类心灵的研究；格劳秀斯、斯宾诺莎将几何学的演绎法引入政治学和伦理学；孟德斯鸠在其著作中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社会学的方法；而卢梭在他的著作中大量引用人类学和旅行家的笔记。
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欧洲政治思想从“应然”走向“实然”阶段。因此，除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外，也开始向务实性发展，着重提倡研究“实在的”、“实际的”问题。还须指出的是，美国的政治思想虽然来源于欧洲大陆，按其思想体系说是与欧洲大陆一脉相承的，但在发展中也形成了自己的务实的特点。
（二）两种政治思想体系的侧重点不同
前面已经指出，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问题，如何认识国家、组织国家和管理国家是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但是，中西政治思想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主要不是解决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的问题，即建立何种形式的政体问题。而是要解决在君主的最高统治下如何治理国家，也就是为君主提供所谓的“治国之道”。荀况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彼国措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注：《荀子·王霸》。）这就是说国家问题主要是用什么原则、方法和由什么人来治理。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特别注重如何在维护君权之下，处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即统治阶级内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便使统治长治久安。它始终把重点放在人际关系和治国原则的研究上，关注人的行为的道德准则和为政、从政的方法。
对于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的问题，传统政治思想从来没有给予高度重视，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自古就认为国家是“奉天承运”（奉天之命、承祖之运）而来；另一方面，中国自从国家产生以后，国家制度基本上是君主制，自秦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又成为几千年基本的国家制度。分封与割据虽然也曾出现过，但统一的君主集权制则是主流形式。一直到了清末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一些思想家才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开始提出重新认识国家、和变革国家政制的问题。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呈现出从管理国家到认识国家、组织国家这样一个顺序。
不同的是，西方的思想家们在探讨政治问题时，普遍地关心和要求解决的是人为什么要过政治生活，为什么要建立国家的问题。他们试图通过对国家的起源、本质、作用、分类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证，达到对国家完整的认识。
另外，政体问题也是西方思想家特别关注的问题，这是由西方历史情况所决定的。早在古希腊，历史上和现实中就存在各种政体形式。这使得希腊人普遍地把他们政治生活的优良与否和国家的形式联系在一起。认为现存的政体并非唯一可能的选择，而要寻找一种能够实现“正义”、“善”的良好政体形式。所以，他们常常将政体的不同视为国家性质的不同，政体的改变就意味着国家性质的改变。古希腊人对政体的这种普遍观念对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将寻找、设计最优良的政体作为他们思考、著述的目标。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政治学》，它是亚里士多德及其弟子对希腊150多个城邦进行调查分析，总结其利弊得失之后的结果。西方政治思想在主题上的这一特征经由中世纪一直传承到近代，并最终产生了丰硕的政治文明成果。
总之，西方政治思想从古代一直到近代，始终重视如何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的问题，管理国家的问题直到19世纪末期才引起思想家们的突出的关注。因此，西方政治思想在国家问题上呈现出从认识国家、组织国家到管理国家这样一种顺序。
（三）两种政治思想体系的发展轨迹不同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可以说是“一贯型”的，几千年“一以贯之”。虽然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的王朝更迭，政治思想的表现形式也发生过多种变化，并曾受到外来文化的撞击和影响，但是却“万变不离其宗”，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几千年基本精神不变，主流不变。这种主流从其基本内容说，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君主集权主义”。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学者已经多有论说。（注：参阅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刘先生主张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上体现为王权主义。这个看法我是赞同的。但是“王权”基本是各个国家都曾存在过。为了体现我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特点，我们采用了君主集权主义，即历史上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但国家最高权力始终掌握在君主手中。分封制是皇帝主动把地方权力分与下面同姓或异姓的；割据则是地方势力跋扈所形成的地方独立王国。我国自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制以后，诸侯贵族便逐渐失去政治统治权。只能“食邑”，不能统治。虽然也有分封，但诸侯王只可“自娱宫中，不得干与政事”《三国志·吴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各种形式，也都是为君主的一尊统治出谋献策，制造理论根据和社会舆论。
早在殷周时期，就已提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天下”思想。君主集权思想即已经开始萌芽。在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春秋战国时期，重新建立统一的王权就成为百家诸子的共同政治理想。儒家孔子的“尊周”、孟子的“定于一”、荀子的“隆一”；墨家的“尚同”，特别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所谓的“要在中央，事在四方，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注：《韩非子·扬权》。），更为明确地主张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注：这里所说的君主集权就是指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的国家管理形式，君主专制则是形式上国家一切权力由君主个人独断的一种体制；中央集权是指如何划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国家结构形式。）秦始皇片面推行法家思想，结果秦王朝二世而亡。汉代统治者为了寻求长治久安之策，结合秦王朝灭亡教训，对先秦思想文化资源进行了总结、选择和取舍，一些思想家也积极地与统治者合作，使其思想上升到政治操作层面，于是，汉武帝接受董中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维护专制君主统治的主体思想，历经几千年不衰。但这并不是说，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在思想形态上就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相反，它是“不变中有变”。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具体形态上的变化，作为其主体的儒家思想也不断地受到法家、道家、阴阳家、佛教思想等影响，并与之结合，形成“王霸道杂之”、“儒法合流”、“儒道互补”、“儒道释三教合一”等学术景观，衍变出谶纬学、玄学、理学等形态。
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轨迹则可以说是演变型的。在横断面上，西方政治思想在各个历史时期虽然也是派别林立，诸家杂陈。但在纵向上，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则经历了不同政治观的演变。
根据政治秩序建立的来源的看法，西方政治思想经历了自然政治观、神学政治观和权利政治观的演变。当然，这几种政治观并不是只存在于某一时期，而只是反映某一时期的典型政治观。自然政治观是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基本政治观，它将政权的来源看成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基督教神学政治观是西方中世纪的基本政治观，它认为一切事物，包括世俗政权，都来源于上帝的安排；权利政治观则是西方近、现代的基本政治观，政治权力的建立是来源于维护个人权利的要求。
但是，我们说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是演变型的，并不等于否定它内在的继承性和一致性。也就是说，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是“变中有不变”，其中的某些基本要素始终没有中断，它们构成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这些要素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这样一些价值观念及其制度建构，而这些观念恰恰正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内涵。因此，我们可以把“自由主义”看做是贯穿于西方政治思想的一条主线，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就是“自由主义”滥觞、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这里所说的“自由主义”不是指某一种意识形态、社会政治运动，也不是某一种经济政策、生活方式，而是一种政治价值和政治观念。具体地说其基本特点有：它以个体本位为认识社会的基石，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作为出发点，主张平等；坚持民主政治，将国家视为维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工具；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赞同宪政、法治；强调妥协的必要性，主张通过改良的办法实现社会进步。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虽然还存在极不平等的奴隶制，个人权利观念还没有形成，而且整体主义政治观下的自由还主要是一种“古代人的自由”，直接民主的政体形式往往对个人自由构成威胁。但是，公民之间的平等观念、法治精神在古典时代已经开始形成，而且作为近代自由主义之理论外壳的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论思想也已经开始萌芽。尽管神学世界观笼罩了西方中世纪，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流传下来的思想要素，如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也都以不同的形式在西方保存下来。基督教在理论和制度两个层面上也孕育着自由主义的内涵，并对近代自由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注：参阅丛日云：《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版。）直到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据了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主导地位，成为政治思想中的主流。所谓其他各种流派，除少数思想派别外，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或变体。
三、正确对待中国政治思想传统，准确认识西方政治思想成果
任何政治思想都有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和理由，从而也就都有其各自的利弊得失。
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是整个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中国整个历史过程中血缘关系的纽带始终没有割断。这种情况就造成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集权统治，秦朝以后，更是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缺乏民主，法治不昌。
但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历来强调务实的“治国之道”；提倡“重民”的民本思想；主张仁政德治德法并举的治国方略，积累了系统丰富的治理国家的经验，等等。这些无疑地都具有深刻的封建内容，专制因素。但我们也应该给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科学分析，认真地予以总结。
西方政治思想也是源远流长的。它是经过几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走在现代化的前端，成为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参照系。它的影响可以说遍及全世界，也包括近代中国。因此认真地学习、吸取和借鉴都是必要的。
然而在研究中西政治思想中，我认为必须注意防止两种教条，即除“马教条”外，还有“洋教条”。
所谓“马教条”就是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我们研究政治思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科学结晶。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凝固、封闭，更不是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坚持马克思主义，只能采取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态度。结合具体实际，不断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的青春活力。
所谓“洋教条”就是食洋不化，照抄照搬西方。
如前所述，任何政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要受本民族特点的制约。西方政治思想是适应西方社会特点和需要产生、发展、变化的。因此，我们学习、吸取、借鉴西方政治思想，必须结合我国具体情况，适合我国实际需要。拒绝学习、借鉴是不对的。但是不考虑我国具体特点与西方的政治思想的历史渊源、社会背景的根本不同，不加分析的全盘照搬照抄西方的模式更是完全错误的。
总之，我们应当做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正确认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准确认识西方政治文明成果。这是我们学习、研究中外政治思想史时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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