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职业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职业的概念缘自于西方。西方自古就将学术职业视为不同于一般职业的自由职业，其学术界对学术职业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一书中把学术职业看作“以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美国教育学教授马丁·芬克尔斯坦认为学术职业是“拥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易受新知识生产影响的、随着学术劳动力市场波动的、遵循共同学术规则和学术伦理的自主性职业。”（注：Finkelstein,Martin,Robert Seal,and Jack H.Schuster.The New Academic Generation：A Profession in transforma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这个出自西方的概念在狭义上特指大学教师这一职业群体，但两者也有细微差别。学术职业涵盖面较广，其不仅指称大学教师这一静态群体，而且包含着这一群体的演变、变化、规则、准入、保持、管理等等，是个动态的概念。因此，国外对大学教师的研究较早就在学术职业的框架内展开。鉴于我国学界长期以来从学术职业视角切入研究大学教师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目前大学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中又矛盾重重，论争激烈，本文尝试从学术职业发展的轨迹对有关学术职业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以图对我国有关大学教师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
在柏拉图著名的洞穴比喻中，哲学王，那个唯一见过太阳的智者，尽管面临着被众人视为疯子的危险，但在一群心满意足生活在黑暗里的“囚徒”中只有他才能明了真相，引导众人走出洞穴，走向光明。在智慧活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哲学王——学者——的精神品质横亘具体的时空命定地在每个学者身上流淌：了解生存的世界，探询现象背后的真谛，完善人类物种生存境况的功用诉求，引领人类的发展；同时对现状和既定秩序秉持理性批判和怀疑精神以及对更为理想境况不懈追求的信念。这种精神质地一经萌发就如发育的胚胎在理智共同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血脉中缓慢地生长、流变、分化和完善。
19世纪初，伴随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作为理智共同体中的业余爱好者的学者阶层，被职业学者阶层所替代和超越。大学为学者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社会身份或社会标识范畴。学者在大学制度化的环境中得到了就业和经济保障，免受捉摸不定的市场的影响，职业的相对稳定可以使学者把大部分工作时间用于独立思考和自主研究。
学科的分化与制度化在大学中获得了足够的发展动力。大学鼓励学者们以自己的专业而不是以整个科学家群体来互相认同，它一方面使知识生产专业化，另一方面又要依赖各种形式的专业组织来连接地域上各自分散的学者，由此构建了超越了一时一地分布广泛的专业学者的交流网络。大学内部持续不断的学科的分门划界的活动所形成的“分离”的专业空间划清了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使学科内从事研究的成员取得了他们学术世界里的认知排他性，从而使学科规训制度得以生成。学科规训制度的执业者们通过赞助学科规训活动和颁布学科规训价值的专业组织、出版学科和专门研究的期刊、支持学科规训研究和教学的基金管理机构以及评价学科内的研究成果的同侪评论者控制了培训将来的学术执业者以及接纳他们入行的机制，使学科内的学者沿着一条学术职业化的路径发展。正如一位研究大学的史学家所观察到的：“学科首先是一个以具有正当资格的研究者为中心的研究社群。各个体为了利于互相交流和对他们的研究工作设立一定程度的权威标准，组成了这个社群。”（注：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利》，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
职业化的学者栖身于大学系科或其他研究机构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他们不仅在大学的学科制度中获得支撑学科研究的物质基础，而且形成了学者阶层独具特色的学科制度文化。这种学科制度文化包括：
（一）学术自由的理念
学术自由是学术界的要塞。学者们出于一种闲逸的好奇心自由地探索事物的本源，这种自由除了理性方式产生的纯学术行规与权威的制约之外，不受其他规制或权威的干涉与控制。“学术自由是一种工作的条件。大学教师之所以享有学术自由乃基于一种信念，即这种自由是学者从事传授与探索他所见到的真理之工作所必须的，也因为学术自由的气氛是研究最有效的环境。”（注：金耀基：《大学的理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作为职业化的学者，学术自由的问题主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大学学者也是领取薪金的执业者，他们要求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中，可以与提供和管理他们工资来源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学术自由的原则断言，那些花钱购买服务的人（在最重大的事情上）不能规定这种服务的性质。”（注：刘易斯·科塞：《理念人———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因此，学者、法官、牧师这三种职业被视为有资格穿长袍表明穿戴者思想的成熟和独立的判断力及精神上的自主权，他们不应允许自己在威胁下行事并屈服于压力。
（二）学者忠诚于学术的使命感
学术生涯并非一帆风顺的坦途，既要直面学术界竞争的生存和发展压力，也要经受外部世界的诱惑。学者们在“以学术为生”的现实合理性选择的基础上，“为学术而学术”就成为了推动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韦伯在论及科学的意义时，谈到科学家应为自己的职业寻求一种态度，“不但是因为这样的知识可以促进技术的进步，而且当获取这样的知识被视为一种‘天职’时，它也是‘为了自身的目的’”，这种态度“不是仅仅为了别人可借此取得商业或技术上的成功，或者仅仅为了使他们能够吃得更好、穿得更好、更为开朗、更善于治理自己。……在科学领域，假如有人把他从事的学科当作一项表演事业，而不是发自内心地献身于学科，献身于使他因自己所服务的主题而达到高贵与尊严的学科，则他必定会受到败坏和贬低。……在科学的领地，个性是只有那些全心服膺他的学科要求的人才具备的。”（注：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学者“为学术而学术”的使命感使学术职业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物质需要，而且在形塑学者的一种学术人格中为学术职业赢得了尊严和信誉。
（三）学者共同体的归属感
学者的听众是学者团体，学者的认同感主要是通过同事和同行给予他的承认和尊重而形成的。学术研究的相互竞争和对创造性成就的公正评价使学者之间呈现出确定的声望等级和功能分化，只有学术成就卓著的学者才能获得声望和权威。学者们在自己所属的学科内甚为活跃，他们对学术职业及其学科的忠诚往往胜于栖身的大学，他们可以从一所大学跳到另一所大学，寻求更有利的学术研究条件及环境氛围和更好的学术发展机会，而学者们在学科之间的转换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几乎是微乎其微。大学教师作为学术共同体中的成员并不把自己看作是服从一般职业纪律的大学雇员。当教授是一种迥然不同的职业，他们和他们的学生组成了大学，大学就是拥有者们的团体，他们对大学具有一定程度的特权，这种特权以学者不可再现的学术劳动为基础。
二
随着人类从“小科学”时代进入“大科学”时代，大学职能的进一步分化使学术职业发生转型。大学尽管可以为大学教师抵御或缓解社会和经济环境的一定压力，但大学对社会资源的日益加重的依赖不可避免地促进大学教师角色的再造。日益走向社会中心的大学由于强大的外部压力使办学开始受制于市场竞争的逻辑，无功利的学术活动开始纠缠和从属于各种各样的利益和权力，从维持大规模组织良性运转和合作协调衍生的行政管理模式引入各种管理条例和精心制定的权力系统以此管制着大学教师那种在管理者看来自由、分散、不稳定甚至有点混乱的“放任主义”。学术职业的传统和特有的价值理念与无情的现实使学术职业充满矛盾。
（一）职业压力引致学者从探求广泛学术事业中退出
大学教师典型的学术职业生涯，是在学术地位的阶梯上一个缓慢攀升的过程。现代大学对大学教师在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方面有一种内在的压力，“不出版就死亡”成为学界的金科玉律。大学已经把教师前进的等级系统化和制度化了，在这种体系中，只有发表了令人满意的作品才能得到晋升。而学术晋升的要求和知识进步最理想的条件并非必然一致，这个过程有可能成为优秀学者取得成就的障碍。像康德，直到57岁还没有出过任何有影响的东西，在现代大学中就很可能不会取得教授头衔。社会学家米德生前的沉寂和身后的盛名也源于学生在其过世之后一系列著作的发表。这样，有抱负的大学教师在现实的职业压力面前也许不得不抛开花费数年才能完成的大规模的知识计划，而去追求发表能对职务晋升有直接助益的范围狭窄的作品。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无功利的活动和成熟期缓慢的长期计划，在要求短期效益的制度压力下化为泡影。”（注：Logan Wilson：The Academic M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2.）
（二）科层化管理模式使学者成为大学的“臣属主体”
科层化管理天然的倾向是要在全部工作中实行某种最低限度的统一模式，以减少其四处蔓延的多样性，它借助理性与效率以达致操控的目的。在大学日益庞大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者对大学有效运行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大学教师被化约为由组织、权力和职责界定出来的被客体化了的主体，常规化和官僚化减少了他们的学术特权和学术自主性。行政管理者所运用的典型选择标准——品质控制和如何量化工作表现——伸延并影响着在大学占支配地位的学术选择标准，大学教师在管理者眼中变成一堆可以描述、算度、并能互相比较的数据，创造性的学术工作在这种环境中受到抑制。大学教师不再等同于大学，在严格的科层控制下大学教师与管理者的对峙使大学失去了作为一个相对同质的、由志趣相投的学者组成的社区的特征。无怪乎美国一所大学的一名习惯于等级结构的董事对大学教师参与学校管理发出惊叹“收容所里被收容的人在管理收容所！”（注：唐纳得·肯尼迪：《学术责任》，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三）研究资助的依赖使学者活动多样化
现代学术研究的复杂性逐渐增强，方法的改善和随之而来的必要设备的增加使众多的学术工作要求得到外界资金的稳定支持。单兵独战的学者已越来越少。大学教师的学术活动发生重大变化。沃伦·本尼斯对这个问题作了描述：“（新的社会科学家）在与世隔绝的斗室之内，是不会在研究上取得成功的……他必须会见下属和‘形成融洽的关系’，……他的时间有三成花在行政事务上，如会见职员；参加全体会议或讨论会；准备发言、咨询；会见领域内的专家；与同事、资助者或研究成果的使用者通信。大量时间花在为基金会准备的基金申请书上。在这里，研究人员必须平衡预算……选择人员，提出财政需求。”（注：Warren Bennis：Some Barriers to Team Work in Social Research,Social Problems,Ⅲ,No.4.）一个如此奔忙的大学教师是不可能把其知识能力和精力完全用于学术研究工作的。大学教师一方面从研究资助中获得较好的研究工作条件，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发现，那种根据资金的知识旨趣与根据学术的内在脉络从事研究的理想已越来越远。资金数量的增加并不必然保证真正的知识产品的增长。
（四）市场影响的渗入导致学者的分化
作为平等成员的学者团体随着大学市场因素影响的增强使学者之间出现不同的职业发展机会和途径。一些学科学者受到市场的追捧，他们不再局限于大学高墙的庇护之下，许多人去企业或政府机构承担顾问角色。学术劳动力市场对这种热门学者的争夺迫使大学为了保住或得到人才不得不尽可能提供优厚的待遇和及时的提升机会。这些学科的学者不仅从大学和各种资金资助中获得较多资源，而且更多地从大学之外的企业、政府和公众那里得到承认和认可，两者相互作用更加提升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声望。而另外一些学科的学者却只能坚守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曾描述过大学中一位经济学家和一位语言学家的不同职业命运：经济学家39岁在较短的教学生涯中取得了正教授职位，获得了一种国际声誉和一份像样的酬金，并被定为院长候选人。而曾与他本科时同住一屋的语言学家尽管其成就为哈佛及其他学校的同事们认可（只是一小群人），但他的等级是非终身的高级语言教师，没有保障，地位低，报酬也非常有限，被聘为终身教授的机会并不乐观。（注：亨利·罗索夫斯基：《美国校园文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三
内部要求与外部压力的双重挤压使学术职业面临重大挑战，大学教师任命的方式、职务的安全性、教师管理制度等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作为学术职业中一道亮丽风景线的美国大学终身教授制的变迁和当下境遇为此作了很好的注脚。在1940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和美国大学协会联合发布的原则声明中，保障学术自由和提供经济保障奠定了终身教授制的基石。7年的终身教职线确定的“非升即走”的原则成为大学教师学术职业发展中的一道门槛，达到标准者就获得职务晋升，获得终身制的保障；达不到标准者不得不改变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方向或到其他学校任职。终身教授制已经成为美国学术肌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随着美国财政紧缩、取消强制性退休制度的实行和学校之间竞争的加剧，终身教授制遭遇空前的挑战。一方面，批评者对其提出诘难：终身教授制以牺牲生产力作为代价，积聚了一些懒惰、不活跃的“死木头”，限制了大学在回应社会发展时的灵活性，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显得“鹤立鸡群”；另一方面，过去几十年来新的雇佣和晋升制度正在补充传统的教授职位的概念：大量聘请兼职教师，增加非终身制专职教师的比例，对获得终身聘用的教师进行终身职后评审。终身教授制的变迁反映了大学、社会、市场三种力量在学术职业中的较量，当前市场力量影响至深。正如阿特巴赫所言：“（终身教授制）变革是对高等教育的巨大财政压力的结果，迄今为止大学和学院正在企图从学术事业的一个被认为是不受影响的部分——教授职位中，挤榨出更多的生产力。”（注：菲利普·G·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学术职业的发展有其特殊的语境。古代“学在官府”、“官师不分”、“学而优则仕”，教师与政治力量紧密结合。近代西洋的大炮打开中国国门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意图借鉴西方的学术制度以此重塑中国大学教师形象，蔡元培改革北大是一次划时代的尝试。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学教师又依附于“单位所有”，成为领取工资、享有相应行政级别的国家干部。而当市场化大潮涌来时教师们又蠢蠢欲动。中国学术职业内在的精神和价值理念先天不足，学术自由理念不彰，学者共同体的归属和因循的规范不明，学者的内在独立人格不显。在职业化的学者全球流动引起大学对优秀人才的争夺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中国大学的改革者们学习西方的学术职业的管理制度对大学教师人事制度进行的改革却陷入困境。
承认大学教师从事的是一种学术职业，建立一套学术职业的伦理规则以为遵守，在制度设计时把学术职业的内在理据放在重点考虑的位置，对推动中国的大学改革不无裨益。竞争、效益、效率虽无可厚非，但我们也应清醒的反思一下在内缺学术权力传统、外无真正学术竞争压力的中国大学这些效益终究是“谁的效益”，而为了达致这些效益，大学教师、大学乃至整个社会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凡勃伦在《美国的高级文化》一书中——尽管它写于半个世纪前——留下的经典论述仍然值得深思：“为了使他们有最高的效率，当然是指在这个活动领域所能达到的效率，大学的行政官员必须站在辅助立场上服务于组成大学的学者和科学家团体的需要，适应他们的各种怪癖；如果允许相反的关系发挥作用，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浪费和失败。自由是学术和科学工作之首要的、永恒的要求。（注：Thorstein Veblen：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Sagamore Press,Inc.,1957,p63.）因此，“在大学人事制度的改革问题上，如果不顾大学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其消极后果也许要在很远的将来才能看清楚，而到那时，人们只能是站在‘沙尘暴’中追念绿洲。”（注：周作宇：《美国终身教授制的变迁和启示》，《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