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能带领中国步入现代社会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中国论文,现代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意识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天下没有历久不变的道理。儒家学说统治中国2000年，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前现代社会，我们又如何能指望它否定自我，步入现代呢？儒家学说不足以担当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重任，其根本原因也只在此。
最近几年，随着东亚地区现代化的不断成功，以及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舆论界以及思想文化界相当一部分学者比较倾向于认定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正面意义，不仅对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提出严厉的批评与质疑，而且甚者直捷了当地强调儒家文化是中国及东亚汉文化圈现代化的根本动力。然而，当我们仔细检讨这种观念的社会政治背景和论证过程的时候，我们便不难发现这种观念除了有助于中国社会克服意识形成的一元化，重建多元社会文化结构模式有些微助益外，实在是一种倒果为因的模糊观念。也就是说，这种观念仅仅看到东亚现代化的成长有利于儒家心性之学的展开与发展，而并没有看到并不是儒家的心性之学推动了东亚现代化的进程与发展。
当然，如果把儒家文化仅仅定位在心性之学，一定会激起相当一部分学人的反对，他们至少可以像梁漱溟那样说，真正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真的发生过实际作用，两千年来的儒学实际上都是假儒学，而他们心目中的真儒学并非如此简单，而是别有一番深意在。真儒学既能够坚守孔子等早期儒者的基本信念，又能够容受近代以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这种说法自有道理，便如此一来，儒学思想的学术定位既成为一种尚可继续探讨的学术问题，那么我们又怎么能信心十足地认定儒学必是现代化的推动力，儒学与现代化之间并不存在着根本的阻碍呢？即便我们以归纳的方法、实证的手段能够找出许许多多儒家伦理并不排斥商人精神的事实，我们又如何解释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事实，特别是到了近代何以不能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呢？更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又如何回应与消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对儒家思想的质疑与责难呢？
事实上，儒家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它在历史上有一个相当复杂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孔子之儒不同于秦汉之儒，秦汉之懦有异于宋明之儒，即便是宋明之儒内部，也实在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凡此均为中国儒学史上的常识。问题在于，这些不同与差异，除了说明儒家文化并非铁板一块，无法而且根本不可能整体性地运用于社会实践之外，另外一个方面的重要意义是儒学内部的这些差异与演变除了基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这一事实之外，恐怕更大程度上受制于非儒学派的影响和刺激。换言之，如果没有先秦以来非儒学派的影响与刺激，如果没有儒学内部思想异端的不断崛起与挑战，儒家思想即便依然会按照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发生着变化与更新，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些变化与更新决不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急剧和彻底。当然，这种假设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不合乎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我们由此而看到的一个真实情况是，非儒思想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儒家思想文化的发展与变化，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发展与变化，从而导致了非儒学派的思想贡献除了充当儒家思想的智慧之源的功能外，几乎可以说两千年来少有真正介入社会实践的机会，故而非儒学派的社会功能价值便不易从实证的角度进行评估。
尽管两千年来的非儒思想无法从实证的角度进行评估，但是如果我们能弄明白儒家思想与大量儒思想与非儒思想的差异所在，尤其是它们的社会价值取向与基本诉求的根本不同，我们便不难理解二者在今日社会实践中的意义和功能。
详尽探讨儒家思想与非儒思想的差异之所在，既非本文的任务，也不是这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因此，只是基于行文的需要，我们在此对儒家势力的上升以及对非儒学说的排斥与吸收的大概情况作一简略性的说明，以期由此而评估二者不同的社会诉求及不同的社会理想模式。
说到儒家势力的上升，我们自然想到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儒家学派不仅独步中国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宝座，而且由此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这实在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转折，其意义决不亚于西方社会中世纪的正式开始，然而我们现在必须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何以在汉武帝时代只有儒家思想有资格担当意识形态的唯一角色，何以那么彻底地排斥非儒学派？我们知道，在汉武帝之前的几百年里，中国社会的发展并没有纳入“大一统”的轨道，即便是在秦及汉初建立了政治统一的基本格局之后，各地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依然处在各行其事并无统一指导思想的状态。当此时，儒家学派与各种非儒学派各显神通，他们分别在各个不同的区域或国度里公平竞争，不同程度地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大概说来，儒学功能的充分发挥仅在鲁国及其周边地区，即便是齐国虽然儒学仍拥有相当的势力，但实在说来，齐国的儒学不仅发生了相当的质变，而且其实际势力也与齐国的法家学派等非儒学派处在相差不大的地位。至于秦楚晋韩赵等地，更非儒学的天下，而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似乎也并不比鲁齐等地逊色。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当秦王朝建立政治上的大一统国家之后，急功近利的治国原则促使秦王朝的统治者选择了法家路线，并且相当明显的排斥了儒家思想。于是这便为秦王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也为汉武帝选择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提供了契机。于是乎我们看到，当刘邦重建统一之后，儒家学者确实忙得不亦乐乎，尤其是叔孙通之辈“儒学不足进取，但可以守成”的名言，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打动了统治者的心。
叔孙通的名言不仅打动了统治者的心，而且公平说来，这句名言也道出了一个真理。即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需要看，如果要建立巩固而稳定持久的大一统国家，那么，以血缘关系为基本纽带的儒家伦理可能比那些非儒学派的思想见解更有价值、更有效果。
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看到，西汉中叶之后的一千多年中，中国的社会结构虽然不时需要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和刺激，中国的政治历史也因各种机缘巧合而发生过一系列急剧性的变化。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主导性思想几乎一直控制在儒家学派的手中，官方意识形态最权威的解释几乎一直凭借儒学的智慧资源。即便是在异族入主中原的非常情况下，统治阶级所发生的所谓“汉化”，说到底都只是一个“儒化”过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伦理观念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过是非我们暂且勿论，但最为明显的事实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儒家学说对于中国社会具有极其强有力的稳定性功能，近两千年的中国之所以面对一次次曲折而“分久必合”，重建统一，应该承认儒家学说功莫大焉。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正面功能，我们不必怀疑。问题在于中国被迫进入近代之后，儒家学说实际上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羁绊和束缚力。何以故？这便要分析儒学的社会理想与西方近代以来社会实况之间的差异。我们知道，儒家所要建立和维护的社会理想说到底只是一个前现代社会，它的基础和核心也只是血缘、地缘及宗法关系为纽带。而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实况不仅必将以规模性的经营和大工业生产而替换小农经济方式，而且必然在人伦领域发生深刻性的革命，近代中国之所以面对现代化的浪潮一再表现出不适应，其实并不是中国社会不能容纳和建立规模性的经营和大工业生产，而是这种经营与生产和中国人的人文传统之间的内在冲突与厮杀，是儒家伦理观念与现代之间的不适应。
儒家伦理观念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是一种本然事实，尤其是在现代化发展的起步与早期阶段，这种紧张只会加剧而不会舒缓。无论人们怎样以“九斤老太”的口吻抨击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现代化的潮流一旦决口都不会因这些不痛不痒的批评而停止脚步。然而问题在于，现代化的诸多观念与实践毕竟都是外来之物，我们即便对它表示百分之一百的衷心欢迎，也无法重提“全盘”之类的口号。更有甚者，作为一种外来之物，如果没有本土文化的调整与呼应，即便中国的现代化能够在物质层面取得些微小的成绩，那么整个社会恐怕仍将依然显得并不协调、并不坦然。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如何能以本土文化的策应而使现代化在东方扎根？在儒家智慧资源几乎已经枯竭的条件下，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那些被儒家久已打入冷宫的非儒学派，或许这些非儒学派的思想结构更容易与现代化和外来文化合拢。
说到这里，极容易引起一些学人的误会并可能提出一个最简单不过的质疑，即台湾省以后的儒家几乎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正如汉宣帝所说历史都是“霸王道杂之，何时只用过纯儒呢”。历代儒家对非儒学派的吸收也是最明白不过的事实，我们又怎不能以儒家思想为主体重寻儒学思想体系以回应现代化的挑战和需要呢？
汉以后的儒家并非纯儒是儒学史上的常识，儒学对非儒学派思想资源的吸收也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是，这种吸收与“非儒化”的结果并没有导致中国社会结构的解体与变化，相反它更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社会以血缘、地缘及宗法关系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结构，巩固与稳定了前现代的国家模式和社会模式，那么我们又如何指望重建儒家精神带领中国走出中世纪，步入现代化的大道呢？儒家学说如果真有这种本领，何不在十六世纪、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年等中国历史发展的几个关键时期这样做，何须等到世界将要步入二十一世纪的前夜呢？
而且，从意识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天下没有历久不变的道理。儒家学说统治中国二千年，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前现代社会，我们又如何能指望它否定自我，步入现代呢？儒家学说不足以担当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重任，其根本原因也只在于此。然而于此我们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被前现代意识形态否定的非儒学说，既然不合乎前现代社会的需要，那么它是否能为现代社会提供某些资源呢？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
就思想本质而言，非儒学派的那些思想见解确实不合乎前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比如法家学说对宗法社会结构的拆解，墨家学说对等级社会的抗议，以及那些思想异端“非圣无法”的见解，在前现代社会现所当然地被遏制和唾弃。但是，当我们今天站在现代化的立场重观这些非儒学说时，我们便不能不承认这些学说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与类同。如果我们对这些非儒学说进行一番批判性的淘洗与重建，我们相信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化必将自然化解掉相当一部分不合时宜的阻力，中国社会文化与西方社会文化的内在紧张虽不能说自然消解，但必不致于那样冲突，因为它们二者之间毕竟存在许多内在的同构关系。故而我们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联时，与其强调儒家学说的现代性，不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进行一番解析，看看那些非儒学派是否更有价值。
摄影：武增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