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下一个30年改革的理论探讨——“人本体制论”角度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人本论文,体制论文,角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09)03-0005-15
中国经济社会正处在历史性转型过程中。以2008年底为界限，中国改革的第一个30年已经过去，改革的新阶段悄然到来。下一个30年，历史赋予我们中国的，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式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种“五环式”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就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无论是与前一个30年相比，还是与1919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前三个30年相比，都将是一场更深刻、更伟大的变革。面对这样一个变革，每一个愿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能不思考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改革应按照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来推进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立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基本点，从“人本体制论”的角度来思考下一个30年中国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本文就此作一探讨。
一、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
人是什么？《尚书·泰誓上》云：“惟人万物之灵。”然而，集“万物之灵”的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饱受磨难，其迈向文明和进步的每一个步伐都是极为沉重和艰难的。更具有悲剧意味的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却逐渐被“物”消磨了人本身固有的自主性，以至于近代以来诸多思想家不得不为人之解放和发展奔走呼号。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宣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1]到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阐述的“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2]再到当代著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Sen,Amartya)提出的“人类发展能力理论”，[3]都对“人”进行了持久的、多方位的探索。恩格斯在去世前一年给瑞士日内瓦共产主义者创办的杂志《新纪元》“创刊号”题词时，特意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出了这样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并特别申明，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4]可以认定，这是作为亲密战友的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核心价值的最浓缩、最概括的表述，也是恩格斯积其一生之体验得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结论。[5]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新社会本质的思想，1986年笔者初步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的观点。[6]332001年，在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起草工作提供的调研报告中，笔者也曾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围绕什么中心展开”的问题进行了探讨。[6]68笔者当时的看法是：“前20年的改革，我们在企业制度、市场体系改革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这无疑是重要的，而且这些改革也从一个方面促进了人的独立性和开放性的增强，但我们还没有把人自身的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指导性理念来提出。……下一步要从促进人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体制创新问题。”并指出，由于阶段所限，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还不可能达到“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的境界，但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则是我们担负的历史使命。[7]尤其是当前，在研究中国改革第二个30年时，必须从更宽广的视野、更深层的内涵上着眼，把促进人的自身发展作为改革的核心价值。基于此，我在《人本体制论》一书的扉页上写了如下“题记”：“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在原教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浸蚀；至于在未来某个虚拟世界的体制下，人性会不会被过度纵欲而扭曲，尚不得而知；我现在最想探求的是，在21世纪的中国，如何建立无愧于人自身解放和发展的新体制。”
在新阶段，中国的改革怎样体现“人本实质”呢？我认为，应把握三点：
(一)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
第一层含义，从横向分析，这里的人不应指某一部分人，甚至也不应指多数人，而应指“全体公民”(或全体纳税人)。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着眼于部分人”的观念。近年来，情况有所变化，出现“让多数人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提法。从实际内容看，“多数人”比“一部分人”要好得多，但是这种提法依然是不周严、不科学的。作为一个执政党，应该有博大的胸怀。决策层面采用的“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的提法，是对“一部分人”或“多数人共享”观点的矫正，这是意味深长的。
第二层含义，从纵向分析，这里的人不应仅指当代人，而应包括后代人，是“多代人”的概念。讲分配和公平，除了“当代人之间的分配及公平”以外，还应考虑“跨代分配”和“代际公平”问题。从全国看，如果把资源耗尽了，把环境污染了，社会不能持续发展，这对子孙后代公平吗？所以要树立“跨代人”的概念。
第三层含义，从内核分析，这里的人不应是“单需”之人，而应是“多需”之人。所谓“多需”，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的需求。现在有些论者讲“小康社会”，仍存在着某些“单边物质倾向”，偏于以物质生活方面的某些指标来衡量生活质量，与完整意义上的以人为本有很大差距。总之，应准确把握“人”的含义。
(二)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
“以人为本”的提法虽古已有之，然而，在同一术语下，要表达的思想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以人为本”。例如，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了“以人为本”，但其完整的含义是什么呢？管子自己讲得很清楚：“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中篇·霸言》)我以为，能认识到“本理”与“国固”、“本乱”与“国危”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相当深刻的，客观上对老百姓也有好处，但从本质上来讲，这是一种侧重于从执政者“本治”角度出发的“以人为本”，是为执政者的“本治”服务的，我把它称为“人本工具论”。
另一种是真正站在“人”自身的立场，来秉持“以人为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到“人”的“解放”时，马克思特意在旁边加了边注：“哲学的和真正的解放。”“一般人。唯一者。个人。”[8]这里，马克思把“真正的解放”落到“一般人。唯一者。个人。”根基之上，值得深思。至于在讲到未来新社会时，马克思更是使用了“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最无愧于”、“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等关键词，这是一种切实站在“人”自身角度研究问题的“人本观”。①我把此称为“人本实质论”。在下一阶段改革中，中国应抛弃“人本工具论”，真正树立“人本实质论”。
(三)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鉴于现阶段一些基础性的人本权利尚未完全到位，因此，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必须把“基础性人本”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一是“就业”；二是“减贫”；三是“社保”；四是“消费”；五是基本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如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
这里需要指出，在人的价值实现问题上，需要有长远的战略思维。无疑要重视基础性人本，但不能只限于基础性人本。人民不只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且是社会生活的参与者。随着社会的进步，有一个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的问题。鉴于此，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出发，应使全体人民“共享”四个方面的成果：共享改革发展的物质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共享改革发展的文化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共享改革发展的社会成果，满足人民对于公共服务方面的需要；共享改革发展的政治成果，让老百姓能够参与到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去。
二、“双线均衡”：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
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领域改革的必由之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使得市场经济理念受到新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体制已“陷于绝路”。我认为，世界金融危机的教训是应该汲取的，但当代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真的“陷于绝路”了吗？我的看法是未必。除了社会制度差异之外，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度”，所谓“过犹不及”，美国存在市场配置“过度”、缺乏有效监管的问题，而中国还是市场创新“不及”的问题。
从理论上说，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地位平等、机会均等和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天生反特权的。但是，也要看到，即使按照平等的交换原则，由于每个参与分配的个体的能力和各方面情况不同，分配结果会造成不平等。现在，社会公平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比较大。下一步的改革应该着力寻求市场化改革与社会公平“双线”之间的“均衡”。以下三个方面构成“双线均衡”的关节点。
(一)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解社会财富“三个倾斜”(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问题
当前分配不公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倾斜”(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问题上。如何保证分配的公平呢？我认为，应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同时推进改革。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里，十多年来，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98年为53.14％，2003年则下降为49.62％，累计下降了3.52个百分点。据实际调查的资料表明，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着“利润蚕食工资”的倾向，表现为劳动者的报酬标准偏低，并缺乏工资的支付保障机制(特别是农民工)和正常增长机制。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2美元左右，欧美发达国家大体上是25—30美元。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贸的增长及其外汇储备的增加，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对此“优势”不应简单否定；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冷静地看到，这里确有劳动力价格低估和扭曲的问题。而劳动力价格低估和扭曲的实质，则是中国劳权的弱化(从人本的角度看，社会上流行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同时也是一种“低劳权的劣势”。这是从“人本”与“物本”两个不同角度观察的结果)。
为什么劳权弱化呢？这里有着深刻的体制原因。其体制根源在于，包括劳动者在内的要素所有者能否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从理论上说，涉及到如何科学把握“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特别是“要素按贡献分配的主体是谁”的问题。
我认为“按要素贡献分配”与“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两个命题所涉及的行为主体是不尽相同的。“按要素……”，谁来按？在传统思想影响下，它将可能导致不是由包括劳动者在内的各种要素所有者自己“按”，而是由某种外部的主宰力量(如“计划者”)作为主体，由他们来“按”各个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从内在机制来说，这是一种计划配置。而“要素按……”则主体明确，它是以各种要素所有者，包括劳动力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技术要素所有者、管理要素所有者作为主体，由这些主体按照自己的贡献来参与分配，从内在机制来说，它是一种市场博弈的过程。[6]77遵循“要素按……”的原则，劳动力要素所有者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它会以个体或组织(工会)的形式与其他要素所有者进行平等谈判和议价，政府只作为中立的一方来监督谈判的过程，而不是自己直接参与其中，“按这按那”，越俎代庖。这样，社会就形成一个劳方——资方——政府三方制衡的“金三角”结构，在一些国家的这种“金三角”社会协调体系中，由工会代表劳方(雇员)，由雇主协会代表资方(雇主)，由议会和政府代表国家。据介绍，三方协调的内容包括：(1)劳动力市场政策；(2)教育培训政策；(3)安全健康政策；(4)失业保险问题；(5)养老金和残疾人福利问题等。对于直接涉及雇员和雇主利益的工资问题，主要由工会组织和雇主协会两方协调，政府不予干预，但涉及立法、政策等问题，则由议会和政府设若干专门委员会，通过听证会及对话等方式邀请工会和雇主协会参与协调，从而在制度上为克服向非劳动者倾斜的问题提供支撑。②
在初次分配领域改革的同时，在再分配领域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是从宏观上保证分配公平的一个重要条件。这几年来，虽然社会财富明显增长，蛋糕越做越大，但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是下降的，政府和企业所得的比重是上升的。1992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8.6％，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1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收入上升16个百分点。政府收入上升的原因是部分税率偏高和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增长过快所导致，企业收入上升与垄断性行业的垄断利润有关。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应逐步改变目前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向政府倾斜”、“向垄断企业倾斜”的倾向。
(二)建立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解决资源价格和税收不合理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
影响收入分配公平的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中国现阶段资源环境产权制度的缺陷，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完备的现代产权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制度：产权界定制度；产权配置制度；产权交易(或称产权流动、流转)制度；产权保护制度。由于现行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存在的某些缺陷，从而对社会收入分配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③
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可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建立健全资源环境产权制度：(1)科学界定国有资源收益权的公共利益所得及分配关系，克服实际存在的公共利益蜕变为部门化、单位化和权力者私人化倾向。(2)着手建立环境产权界定制度，平衡环境外部经济的贡献者与受益者之间的利益关系。(3)完善国家宏观层与资源属地的“利益分享机制”，以调节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4)通过“成本还原”，构造资源类产品价格完全成本(包括资源成本、安全成本、环境修复成本)，切实解决利用廉价资源的企业获得高利润的问题，以调节利益分配格局。(5)按照市场取向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思路，进行资源类产品价格的改革，推进资源类产品价格形成的市场化进程，矫正扭曲的利益分配。(6)加强资源合法产权的保护，确保资源现有支配者利益不受损害。以上六条，宜分步骤实施。如进展顺利，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当然，仅仅建立和健全资源环境产权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制度变革和政策一并协调运作。
(三)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手，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缓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
当前，人民群众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迅速上升与政府供给不足且配置失衡，形成一个突出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强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突出的是解决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是寻求市场化改革与社会公平“双线”之间均衡的又一关节点。
加强公共服务，政府固然责无旁贷，但也不可单兵独进。可以建立一种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建型”模式，其基本思路是：“政府管基本保障，市场管超值服务，社会管广济善助”，简称“共建型”改革思路。与这种思路相适应，在建设和运营方面可借鉴“公私伙伴关系(PPP)”机制。第一个P是Public(公共)，第二个P是Private(私有)，第三个P是Partnership(伙伴关系)。根据这种机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意味着政府一定去投资；即使政府投资，也并不意味着政府去直接经营管理。这就是说，政府提供服务，可以由民间投资，政府去购买服务。同时，即便是政府投资也未必是去直接经营，也可以委托经营。具体形式有公私合资合作制、托管制、特许权经营制、政府采购制等。由此，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要有新思维，提供方式需要创新，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前提下，要学会运用“公私伙伴关系机制”。我觉得这一点很值得探索、创新。
总之，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分析，社会公平和经济市场化是可以兼容的。我们应该寻求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用形象的说法，就是学会“在社会公平和市场化两个鸡蛋上跳舞”，而不要把任何一个“鸡蛋”打破。须知，打破了经济市场化这个“鸡蛋”，中国就可能倒退；打破了社会公平这个“鸡蛋”，中国就可能动乱。老子在《道德经》中曾说过“知常容，容乃公”，这里的“常”指常规、规律；“容”指容量、胸怀。意思是说，认识并掌握了客观规律，就能做到胸怀博大、容量宽广；容量宽广，就能做到“公”——公平、公正。今天，我们要想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必须要和经济市场化结合起来，切实按客观规律办事。
三、实现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并使三者良性互动
笔者在1998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0年时曾撰文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同时也解放人的自身的新纪元”。[9]那么，在这里，“三个解放”命题中其各自的关键词是什么？我认为“解放生产力”的关键词是“富强”和“繁荣”；“解放生产关系”的关键词是“市场(经济市场化)”和“民主(政治民主化)”；“解放人的自身”的关键词是“自由”和“人权”。这三方面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在这“三个解放”中，解放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富强和繁荣，是中国现代化之基；解放生产关系，实现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中国现代化之源；而解放人的自身，实现中国人的自由、人权及其发展，则是中国现代化之本。
(一)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实现人自身发展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把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与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对立起来，仅仅看作“物本”的问题，是不妥当的。要实现就业、消费、社保、减贫等与民生有关的问题，哪一项能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当然，这里讲的生产力发展，要有新的思维。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是一个包括经济结构、发展方式乃至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内的现代发展体系。务必要把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放在“三个解放和发展”的基础性位置上。
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首先是“解放”。前30年的改革过程，是一个解放生产力的过程。所谓解放，就是要“解开、释放”。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因为解开了人民公社及其僵化的农业经营模式这个死结，才释放了蕴藏在农民身上极大的生产力；90年代初期，正因为解开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这个死结，才释放了国有企业、非公经济、资本市场等的生产力；新世纪初期，正因为解开了多年中国“入世”谈判这个死结，才释放了中国被封闭型经济所束缚的生产力。综观过去30年，中国之所以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与生产力的解放是密不可分的。下一阶段，不要以为只有发展生产力，而没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了。实际上，中国仍然存在生产力被压抑、被束缚的问题，从而需要进一步“解放”。
在注重“解放”生产力的同时，还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谓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是按照生产力的自身运动规律，解决自身内部的矛盾。2001年笔者在完成的《关于先进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及发展规律性研究》的报告中曾分析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几个规律性趋势：第一，科学发明——技术创新——产业化推进，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路径。第二，量变——部分质变——根本质变(突变)，是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运行方式。第三，开拓新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是先进生产力向整个社会生产领域“挺进”的两条主要战线。第四，局部发达地区创造——向全国乃至更大范围扩散——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空间运动规律。第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后发的某些有利条件，先进生产力有可能促进某一产业乃至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④这里涉及到技术创新问题、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问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为此，除了解决体制束缚之外，还要解决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等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二)促进生产关系的解放和发展
生产关系的解放和发展，是一个在研究中比较薄弱、尚待深入探索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生产关系主要包括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以及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经济体制的问题。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相对于生产力，它是生产关系；相对于上层建筑，它是经济基础。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它居于中间层面。在前30年的改革中，为解放生产力，触动并变革了生产关系，使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这就打开了第一层“压力罩”。
下一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应继续触动并变革生产关系，这就需要打开第二层“压力罩”，即：生产关系变革过程中受到不合理上层建筑压抑的问题。现实生活表明，一些好的制度安排，确实受到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掣肘。如上文所述，要建立公平的分配制度，需要建立劳方——资方——政府“金三角”社会架构，由此涉及工会的独立性问题；要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也需要建立农民自己的农会组织；要确保社会收入的透明，还需要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诸如此类。因此，随着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不可避免地提出一个如何把那些被不合理的上层建筑所束缚的生产关系解放出来的问题。
当新的生产关系从不合理的上层建筑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之后，也有一个本身的培育和壮大的过程。因此，还要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使之由弱到强，由小到大，逐步完善。中国决策层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质就是一个生产关系的发展问题。
(三)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
中国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与中国“人”自身的解放交织在一起的，虽然两者的发展并不一定是均衡的，但经济发展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人”的解放。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在第二个30年改革中，如何搭建“三个解放互动”的平台。笔者建议可以考虑搭建以下三个平台：
第一个，搭建技术革命平台。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不仅推动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在重塑着人自身。伴随着信息经济的推进，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一代“新人”——Cosmic Capitalists开始出现。这批新人是技术专家，是商人，又是艺术家；他们喜欢新概念、新思想、新的思维方式，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他们不喜欢等级制，认为等级、职务头衔是限制性的，已经过时。中国前30年的变化中，一批新人的崛起值得特别关注。看一看，北京中关村里类似联想集团的柳传志、方正集团的王选等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者，他们既是科学技术创新专家(有的还是院士)，又是企业开发经营者(甚至是世界财富500强的管理者)，还是人文学者或文化人，这些都反映了改革中所重塑的一代新人比较自由的全面发展的新特点。展望下一个30年，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进而向信息时代过渡，也会使千千万万个企业的创新主体——从经营者到劳动者得到重塑，他们将更加自由、更加平等、更加开放。这就意味着人格将获得新的解放。
第二个，搭建发展方式转换的平台。中国面临发展方式转换的历史性命题。它包括三个紧密联系的转变：一是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转变；二是由主要依靠“二产带动”，向依靠“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粗放型”方式，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的“集约型”方式转变。这些转变，涉及到生产力，涉及到生产关系，更涉及到人。可以说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人三方面互动的大“舞台”。
第三个，搭建体制变革平台。中国第一个30年改革带来的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这就是：人民面貌的变化、国家面貌的变化、党的面貌的变化，其中人民面貌的变化应放在第一位。统辖下一个30年“三个解放和发展”的互动，还必须继续搭建体制变革平台，促进人的主体性的增强和自身的发展。具体来说，应在以下五个方面着力：一是继续促进农民“主体性”的增强和发展；二是继续促进进城务工者群体的发展和壮大；三是继续促进企业职工和管理者“主体性”的释放和发挥；四是继续促进知识阶层，特别是科技创新者内在潜能的释放和发挥；五是继续促进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和壮大。通过以上五个方面努力，使他们能以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经济力量继续驰骋于中国经济的舞台，成为新阶段生产力、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坚实的社会力量。
四、在“上”、“下”、“内”、“外”四方位推进经济领域体制创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尚没有把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指导性的理念提出，因而存在缺失。下一个30年，经济领域的体制创新依然是中国改革的主战场之一，但应突破狭隘的眼界，在“上”、“下”、“内”、“外”四方面推进。
(一)“上”创政府经济管理新体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到底怎样管理经济？在我看来，这既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特别是对于实行“政府主导型”体制模式的中国来说，更为关键。前30年改革，总体来说，是以企业改革作为中心环节，下一个30年，在经济领域，应把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问题作为改革的第一重点。
这里关键是推进政府与经济有关的职能的转换。关于政府的职能，迄今仍存在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的误解，并产生对政府四项职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科学内涵的一些误解。针对此，第一，要向各级政府申明：全党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等于各级政府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不等于把政府定位为“经济管制型”政府。第二，“经济调节”并不等于各级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不等于各级政府包办企业决策，不等于各级政府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可将上述“三不”作为政府的行为准则。第三，调整四项职能顺序，将“公共服务”列为第一位，强调把“经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10]第四，探索在经济多元化的格局下，政府如何进行宏观管理和调控的新机制。从近年来宏观调控暴露出来的问题看，传统经济体制的劣根性及其惯性运作，比原来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应按照新的情况，用新的思维推进政府管理和调控体制的创新。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都是常态行为，但中国宏观调控体制需要创新。建议从调控的内容(如增加资源、环境等)、调控的手段(如财政、信贷、计划、土地综合运用等)、调控机制(包括克服权力干预等)进行调控体制创新。
与此同时，对经济领域根深蒂固的项目审批体制进行深化改革。各行各业的审批制近年虽有所改进，但未从制度这一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是在社会上腐败风气影响下，一些寻租借审批以通行。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57章)关键是个“欲”的问题。应彻底清理、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对于极少量的仍然需要的项目审批，也要建立严格的审批监督管理机制。
(二)“下”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的新格局
在微观基础方面，改革的“战车”在竞争性行业中推进的同时，重点应向垄断性行业和领域推进。建议实行“四化”方略：运营环境商业化(包括政企分开和价格改革)；市场竞争公平化(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别，放宽市场准入，推动公平竞争)；投资主体多元化(非国有资本包括非公有资本有序进入)；政府监管科学化(实行独立监管、依法监管、“统分结合”监管和对监管者监管)。在微观改革的基础上，由基层的国企改革向整体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升华：横向上——实行“政资分开”；纵向上——实行“上下权益分开”；自身上——理顺“出资人角色”与“监管人角色”的关系。
在市场体系方面，重点是推进要素市场的建设和要素价格改革，克服严重的“要素双轨制”。尤其是，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煤炭以及水资源等。现在资源成本缺失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鉴于此，应该打足成本(包括资源成本、安全成本、环境修复成本)，相应形成合理的价格，以发挥价格对要素配置的优化作用。
(三)“内”创民生性和可持续发展体制
中国目前经济社会生活不断暴露出的种种有悖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有其深刻的体制背景和机制根源，而且这种背景和根源相当复杂。近年来对这些问题虽然从技术层面和结构层面有所触及，但是在制度性层面上还远远没有“破题”，急需进行体制创新。这方面改革内容较多，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自主创新、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所涉及的体制问题。重点是三个方面体制创新：
一是农村经济类制度创新。应尊重农户土地的流转权，并解决抵押权和继承权问题。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平稳有序地流动。同时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粮食和棉花的流通体制改革等。
二是民生类制度创新。要看到，在新的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将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社会经济格局将进一步发生变革和分化，从而使中国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呈现多元交织、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方面要妥善“摆平”和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努力做到使群众安居乐业，实现社会公正；另一方面又不要“吊人胃口”，防止民粹倾向。这里的关键重在建立包括养老、失业和城乡医疗及社会保障制度。
三是可持续类制度创新。资源能源紧缺压力增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是目前国内亟待解决的矛盾。要打破这一战略瓶颈，不仅要在结构、技术、增长方式方面做文章，而且要在制度创新上找出路。出路之一，就是必须建立包括国有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等在内的“资源现代产权制度”，同时，建立“现代环境产权制度”，形成完整的一套促进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体制、机制。
(四)“外”创适应和应对全球化体制
纵观全球，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的新潮流涌动，另一方面是国际经济旧秩序依然存在。从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来看，国际经济秩序依然是美国主导的体制，这种国际经济旧秩序有时“挟”经济全球化的“天子”而令天下诸侯，这使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面临复杂的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应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主动地改革国内现有的体制：一是外贸体制改革，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和贸易便利化进程；二是外资管理体制改革，拓宽投资领域；三是围绕“走出去”建立与“中资跨国企业”相应的体制，并尽可能增加新体制的适应性。
另一方面，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对严峻挑战，要争取战略主动，建立“应对”国际经济旧秩序诸种新挑战的机制：一是双向投资摩擦(对外投资中的产业阻隔与利用外资中的产业安全)应对机制；二是贸易摩擦应对机制；三是金融风险防范和应对机制。通过体制创新寻求扩大对外开放与保护、并增进国家权益和民族独立的平衡，以实现尽可能大的战略利益。
五、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的“五环改革”，并使之一体化
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人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与人的发展相适应的体制创新也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基于为促进人的发展提供新的体制保障的考虑，未来新的阶段，历史赋予我们中国的，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制度在内的改革，称为“五环”改革。要完成“五环”改革任务，需把握三点：
(一)准确把握“五环改革”每个“环”的“中心”
新阶段的改革，总的价值取向是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对这一点，前面已经指出，现在需要明确的是，在这一总的价值取向之下，“五环改革”中的每个“环”各自的中心：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是经济市场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是政治民主化；社会体制改革的中心是社会和谐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是价值先进化和多元化；环境制度改革的中心是生态文明化。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这一总的价值取向，与上述“五化”之间是一个“总中心”与“分中心”的关系。
1.推进经济市场化
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转变成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距离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有很大距离。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些问题确实需要思考，比如，如何加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等等，但也不能从监管不力的一端跳到干预过度的另一端，以至于出现“再国有化”和“去市场化”的倾向，这是各国都应该注意的。就中国来说，下一阶段应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取向，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继续推进：一是推进国有经济改革，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改革；二是加快市场体系的建设，特别是要素价格改革；三是推进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等。就这个意义上，下一阶段的改革不是浅层市场化，而是带有“攻坚”性的深度市场化改革。
2.推进政治民主化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政治方面而言，应着眼于实现人民的政治权利。早在1980年改革开放刚起步时，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系统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提出了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党政要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等许多宝贵的意见。从当前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看，其与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到位有较大关系。这方面改革的滞后，已经成为“五环改革”中的“短板”。在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化和人自身发展的新诉求都呼唤着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突出位置上。下一步应按照中共“十七大”提出的有关“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部署，在扩大党内民主、发展基层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以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3.推进社会和谐化
中国改革第一个30年，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动。同时，社会新的矛盾也在出现。在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面前，需要建立一套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体制，以处理好国富与民生、活力与秩序、多元与平衡的关系。
在国富与民生的关系方面，应通过制度建设，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体现到改善民生上，为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这方面的重点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与人的发展关系最直接、最现实的一个领域。
在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方面，主要是改进社会管理，充分发挥公众参与整个社会管理的作用，创建“公民社会”，实现公民管理社会的权利，以切切实实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
在多元与平衡的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社会利益结构多元的背景下，寻求各种利益之间的平衡机制，以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良好的社会运转机制。
4.推进价值先进化和多元化
从人本的角度出发，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应重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别是提供新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条件。这有两个方面的重点：
一是整体价值系统的改革，也就是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推进文化的多元化。要认识到，民主、法制等等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11]在中国现阶段，提高人的文明素质，必须学会运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
二是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应划清公益性文化事业与市场性文化产业之间的界限，形成各自不同的运行机制。前者以政府为主导，旨在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其文化权益；后者以市场为导向，以满足人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5.推进生态文明化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从人文主义出发，必须把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放在中国改革战略的突出位置。资源环境问题涉及深刻的制度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化，需要在制度和机制上下工夫，着力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新体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二是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这些新机制都涉及产权的实质——“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问题。所以，建立资源环境产权制度是促进人自身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⑤
(二)把握“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一体化
上述“五环改革”，虽然都有其各自独立的“中心”，但它们不是彼此孤立的。笔者之所以借用“奥运五环”这个图形，正是看到了“五环”之间的环环相扣。在新阶段改革操作过程中，一定要把握这种“交扣”性，使各方面改革能够协调配套。在这方面，需要对“交扣点”进行深入分析。
比如，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交扣点”：它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也可作为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在这方面，除了本文第四部分论述的政府职能转变和审批制改革之外，还应推进“四个分开”，即政企、政资、政事和政介(中介组织)分开，在纵向上推进政府“层级”改革，横向上推进政府部门的机构改革。无论是“四个分开”问题，还是层级和部门机构问题，都涉及经济和政治问题，需要更高的决策层面来统筹协调。
再如，关于社会事业单位改革，这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交扣点”。社会事业领域包括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研等几大系统，约150余万个单位，人员2900万余人。这些单位是与政府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目前，这一领域的改革相当滞后，应采取公共性、准公共性和营利性区别对待的方略，分类改革。
除此之外，资源环境制度方面的改革，又是经济、社会、政治与环境制度改革的“交扣点”。这既涉及经济方面的资源环境税收与价格问题，也涉及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还涉及政治方面的人权(如厦门的PX事件、成都的石化项目“散步”事件等)，更涉及与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质量相关的人的生存发展问题。因此，更应加强统筹协调，实现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
(三)关于增强“五环改革”的动力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启动改革并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改革的队伍是浩浩荡荡的，尽管阻力也很大，但基本上能拧成一股绳，整个社会的共识也较多。30年之后，我们发现在改革的组织和实施层面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应该说，人民群众中是蕴藏着极大的改革积极性的，但这一积极性受到抑制，集中反映在利益矛盾的纠葛中。根据笔者的调研，发现在社会层面上，存在着权贵与民生方面的矛盾。而要破解这类矛盾，可能还要触及更深层的有关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
说到底，改革能否突破的关键所在，是能否摆脱既得利益集团中某些“障碍力量”的束缚。改革开放以来，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庞大利益集团的利益受到了较大的削弱，但在一些改革尚未攻坚的领域，其能量依然较大。在新的条件下，他们可能会以新的形式来表现自己。还应当看到，近年来还产生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团。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既不希望倒退回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赞成继续深化改革，极力维持目前这种“胶着”状态的局面，期望从这种“未完成的改革”状态中获得好处。新、老两种既得利益的交叉并存，形成相当复杂的利益格局，并对政策的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当改革进入新阶段之后，能否超越这些利益集团的羁绊，是一个关乎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
2008年9月，笔者曾对南美改革进行了考察。依据考察中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包括亲身经历的玻利维亚圣克鲁斯动乱情况，得出了三点看法：第一，计划经济体制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两条路都走不通；第二，“向左转”过程中如未能平衡新的利益矛盾，就会出现社会动乱；第三，出路在于如何把握好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两者的“均衡点”，学会在上述“两个鸡蛋上跳舞”。
从南美改革的实践看，在操作过程中要注意防止两种现象：一方面，要推进经济市场化，但要防止“权贵”；另一方面，要寻求并实现社会公正，但要防止“民粹”。无论是“权贵”还是“民粹”，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都是不利的。而且，从我考察的实际情况看，这两现象是互为依存、恶性互动的：上面越“权贵”，社会越“民粹”；社会越“民粹”，上面越“权贵”，甚至可能会集权。比较而言，中国当前主要是防止“权贵”问题。我们必须看清这一点，保持理性认识。
回顾中国改革第一个30年，最大的成就，莫过于“人”——人的主体性的初步释放；审视中国当前存在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人”——人在解放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阻挠和曲折；思考中国改革第二个30年，最大的价值期待，也莫过于“人”——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基于此，笔者阐述了如上观点，以期与各界朋友切磋。
注释：
①很可惜，现在一些地方在引述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这句名言时，把前面的“自由的”一词给略掉了。
②例如，在丹麦，每年8-10月期间，中央政府与雇主协会、工会就第二年的公共服务方面的立法、公共开支项目的框架以及税收等问题进行协商。此外，还有地方一级的政府与地方一级的工会和雇主协会进行协商。这种三方协调机制实施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几种社会力量之间的“文明妥协及合意”(丹麦学者语)，显示了北欧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详见拙作《人本体制论》一书)
③关于现代产权制度的有关论述，见常修泽撰著《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产权制度》，此报告系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起草组提供的内部研究报告，2003年5月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上报，公开发表于《宏观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
④常修泽：《关于先进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及发展规律性研究》，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关于发展先进生产力问题的研究》总课题(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起草工作提供的内部研究报告)中的第一专题(2001年上报)。
⑤在这方面，笔者近几年力主建立“环境产权制度”。参见常修泽之《资源环境产权制度的缺陷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治理研究》，载http://www.sdpc.gov.cn，2006-12-31；常修泽之《再论环境产权制度》，载《生态环境与保护》(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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