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时间表”与“世界视野”--沈曾志保存古代文化观的尝试_沈曾植论文

“书院日程”与“世界眼光”：沈曾植的“存古”努力及其文化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程论文,书院论文,眼光论文,努力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11-0149-08

      在清季民初那个“激变”的时代，有相当数量处于“新”“旧”两极之间的人物因时势所趋而被迫“失语”。早在十多年前，周一良教授即感慨“清末民初的人往往易于忽略”，并有“我辈不写，历史遂淹没矣”的忧虑。①而王汎森教授新近的专著仍在力倡改变“过去趋于两个极端的旧视野”，“重访”那些“被近代激烈思想压下去”的“执拗的低音”。②周先生当年忧虑的情形至少仍在一定程度地延续。实际上即或是少数已得学界相对较多关注的“名士”，也不乏明显被忽略的面相。沈曾植(1850-1922)即是其中之一。

      葛兆光教授早在近20年前即有专文谈学术史研究对沈曾植的长期“遗忘”。③这一情形已有所改变，沈氏的学术成就及其学术交游得到学界关注。④但相关研究仍有较宽广的拓展空间。以有关“清遗民”群体的研究为例，作为该群体重要人物的沈曾植即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相关论著通常会述及沈氏参与复辟活动的情形，但鲜有详实考察其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和观念。⑤已有学者注意到，政治之外的“文化关怀”可能是我们进一步认知民初“遗老”群体的重要取径。⑥葛兆光教授新近的文章更明确指出，我们对于沈曾植“和调新旧，泯绝异同”的理想，还应有更多的“同情之了解”。⑦实际上，有关沈曾植的办学从教理念和活动，学界一直鲜有较详论述。⑧“学务”是清季最重要的“政事”之一。时人的办学思路和主张正是我们深入认知其文化观念和态度的重要取径。沈曾植在安徽提学使任内的办学方针和举措，即浸透着“中西学各有体用”的文化观，在看重“书院日程”等中国传统办学形式的同时，更有相当开放而前瞻的“世界眼光”。本文拟初步考察沈曾植为因应文化危机而兴办安徽存古学堂的努力，侧重沈曾植的办学理念中与时流明显异趣而又殊途同归的“通性”一面，希望能增进我们对清季朝野保存国粹努力的整体认知。而从文教事业的兴办角度，考察清季民初士人的文化和学术观念，亦能增进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识。

      一、以“世界眼光”沟通中西

      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⑨，沈曾植升署安徽提学使。⑩这一任命在学部司员中有极高的认同度。(11)至少在当时整体上相当趋新的学部看来，沈曾植是较精通学务且并不怎么“守旧”的适宜人选。(12)沈氏在上任伊始致友人的信中将办理安徽学务的方针概括为：

      以“旧道德、新知识”六字包扫一切，而以道德为学界天职，匡济为政界天职，幼童不必使崇拜欧风，中学以下不必令比较中外。(13)

      在沈曾植的办学理念中，道德作为教育的最高职责和最终旨归，是整个学务的核心。他到任后兴办安徽存古学堂，正是力图蕴“道德基础”于“保存国粹”，从而践行“学界天职”。而无论是“道德基础”，还是“保存国粹”，皆有明确的外国榜样，实寓相当开放和前瞻的意味。其具体的“存古”主张也明显针对当时盲目崇拜欧风，以致“中西杂糅”之弊。

      存古学堂是清季“新教育”体系中保存国粹以迎应文化危机的主要办学形式。光绪三十年(1904)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武昌首倡兴设，各省纷纷仿效。(14)沈曾植为兴办安徽存古学堂付出相当大的心血，不仅亲自出面为该校礼聘程朝仪、李详等名师宿儒(15)，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办学设想和思路，并最终审定了该校章程。(16)他在宣统二年四月五日(1910)致程朝仪的信中，谈及对安徽存古学堂“教法”的设想以及对“存古”的理解：“鄙见以《程氏读书日程》为蓝本，取各学堂学生国文程度优胜者，聚而教之。有研究而无课本，有指授而无讲解。取外国大学高等教法，而不取中学以下普通教法，庶于‘存古’二字本意略有径途。”(17)

      显然，在国粹的传承和授受方式上，沈曾植力主鉴取的，正是被当时主流言说划归“西政”范畴的“外国大学高等教法”。沈氏对“国粹”极尊崇，其“保粹”也志存高远。宣统二年十二月九日，他在致友人罗振玉的信中对罗氏所创《国学丛刊》“极表同情”，并提出“要当以世界眼光，扩张我至美、至深、至完善、至圆明之国粹，不独保存而已，而亦不仅仅发抒古思旧之情抱”。(18)相较于张之洞对国文“存而传之”、对国粹“专以保存为主”的态度(19)，沈曾植以“扩张”为旨归的存古理念实更积极乐观，从学术研究的视野到学术刊物的兴办方针，再到国粹的传承和授受方式，皆取相当开放而前瞻的“世界眼光”。

      与当时尊西趋新的世风下不少“徒炫新奇”者不同，沈曾植对“外国大学高等教法”的看重，是基于对外国教育建制的切实体察，更有明确的模仿目标。光绪三十二年八月，沈氏以新署安徽提学使身份赴日考察学务，同年十一月初回国。两个多月的实地考察对沈曾植后来办理安徽学务影响深远。在回国伊始出席安徽旅沪学会举行的新任提学使欢迎会时，沈曾植强调，日本近来教育的特点和长处即是“注重道德基础与保存国粹，固与吾邦纲常名教之说异而理同”。(20)同月底，他在给姚永概(当时正在日本考察学务，后助沈曾植筹办存古学堂，并出任文学教员)的信中说，自己“总思模范早稻田施之皖学”。(21)

      进而言之，沈曾植力倡“研究”和“指授”式的“外国高等教法”，并特别厘清其与“中学以下普通教法”的界域，应是基于对清季高等教育过于“普通”、不够专精的观察和认知。(22)而他着力摒弃“课本”和“讲解”的做法，可能还意有针对。张之洞对当时读书人的实际中学水准颇不乐观，故为湖北存古学堂设计了一条由“通晓大略”到“务造精深”的循序渐进之路，无论是办学预案，还是实际运作，“课本”和“讲解”皆是重要的教学方式。(23)可知同样是以开放眼光保存国粹，张之洞与沈曾植各自鉴取的西学资源大不相同。

      有意思的是，在力主“外国大学高等教法”的同时，沈曾植强调安徽存古学堂要沿用“源流有自”的中国传统教法。他在宣统二年四月十四日(也即前引致程朝仪函9天后)致缪荃孙的信中说：“此间开办存古学堂，鄙人用意，微与部章略存通变，与鄂章亦不尽同，大旨科学宜用西国相沿教法，古学宜用我国相沿教法，书院日程，源流有自。”(24)

      在教育建制和教学方式方面，清季“新教育”以尊西趋新为基本特征，“书院”几乎完全是作为被取代和批判的对立面存在。沈曾植提出安徽存古学堂的“大旨”在于沿用“源流有自”的中国传统书院日程和教法，显然与当时“新教育”的办学大方向不合拍甚至有些背道而驰的意味。不仅如此，沈氏将“古学”与“科学”对照而言之，强调中西各有“相沿教法”，实已关涉到清季思想言说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西学各自作为长期独立发展的文化体系是否可分？“中体西用”无疑是当时主流的文化观，也是整个“新教育”体系赖以为根基的办学理念，而沈曾植的观念明显异趣。

      据沈曾植的观察，时人往往对中西学皆未有真了解即轻易突破中西学界域，以致“欧华糅合，非驴非马”之弊愈演愈烈。对此沈氏深感忧虑并力图矫正。他在光绪二十七年底(1902)剖析南洋公学的流弊时，即指出其病源在于“教习学浅而气乖，以残缺不全东洋之议论自文，其不知西学，不通经史，于是乎杂乱无章之课本行”。(25)宣统三年(1911)五月初，沈氏在致缪荃孙的信中说，“弼德院取材馆阁，是正办，阑入新学，则非驴非马矣”。(26)至1922年初，沈曾植仍喟叹“近世欧华糅合，贪嗔痴相，倍倍增多”，并称自己“于欧亚之嗔，辩之至微；而于杂糅之嗔，犹视之若风马耳”。(27)

      沈氏的观察和态度与严复光绪二十八年(1902)对“中体西用”办学模式的公开批评适相类似。唯严复认为中西学各有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进而将“中体西用”观喻为“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意在倡言“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实际上已力图全面转换“道”和“器”，进而实现以西学为基础的“道通为一”。(28)这与沈曾植的“世界眼光”始终以中学为根基，对中学抱有坚定信心和深厚情怀有根本区别。实际的文化取向差异如此之大甚或可以说截然相反的严复与沈曾植，在中西学各自是否可分的问题上，观念却不无相通之处。与严复的“牛体马用”论已得学界较多关注不同，沈曾植的类似主张尚基本处于“失语”状态。其实沈氏并不反对“沟通中西”，唯其深信：中西学之沟通必先对中西学皆有较深切的认知才可为之，故在出任安徽提学使伊始，便将“中学[堂]以下不必令比较中外”作为办学方针之一。(29)他力主在安徽存古学堂保留源流有自的书院日程和“古学教法”，有意维护中学“体用”的完整性；同时又认为该校应“取外国大学高等教法”，则“于‘存古’二字本意略有径途”。(30)大约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的书院日程和“古学教法”与“外国大学高等教法”并不矛盾，且作为“存古的径途”，应有相通之处。

      概言之，以“中法”为基石，并以“世界眼光”沟通中西可通之处，大体即是沈曾植心目中理想的存古学堂办法。这与中体西用观大体可说殊途同归：其最终的目标皆寻求中西学间的会接。(31)但在具体路径上，作为主流的中体西用观以“体用两分”模式赋予“中体”“西用”更多正面的光环，“西用”成为备受瞩目的重中之重，以致“时人言用必及西”的程度。而“中用”则湮没其中，甚至多少有些被“打入另册”的意味。沈曾植对于中学完整性的强调则提示着：时人所谓“中用”层面至少不全是消极负面的元素，有些可能还是欲保存“中体”而不能全然摒弃者，且与“西用”相通。

      实际上，通常被认为是“中体西用”论代表人物的张之洞，在实际的办学运作中，也未完全摒弃“中用”。他固然极力宣扬存古学堂是用“学堂办法”保存国粹，更刻意与书院“积习”和“考课”划清界限，但其一整套办学预案和具体做法仍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中国传统学术授受方式(尤其是张氏本人此前兴办书院的举措和经验)。(32)显然，张之洞、沈曾植二人皆有意将各自认同的中国传统“教法”在存古学堂“见之于行事”。但沈曾植欲推行的是一整套中国传统“书院日程”，在“不失其故”方面，明显较张之洞走得更远。不仅如此，沈氏强调的“我国相沿教法”实有其特定所指，背后可能还隐伏着他对“国粹”保存范围明显异于张之洞的理解和认知，也与当时的皖学风气有关。

      二、灌注理学的“书院日程”

      沈曾植在前引致程朝仪函中提出的“程氏读书日程”，即元代程端礼以朱子读书法为纲，将朱子言具体细化而成的读书规程。沈氏以此为“蓝本”办安徽存古学堂，显然是将理学视作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内容，有意将其灌注到存古学生的日常读书生活中。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张之洞办存古学堂明显偏重汉学尤其是清代汉学，不仅没有设立理学科目，而且没有将理学列为单独的课程，甚至在详述整个七年学程的教学授受时，也未有只字提及理学内容。(33)宋学与今文经学在晚清反乾嘉正统方面是天然的同盟。但清季“新教育”中的经学与理学毕竟异趣，后人或可皆视为“儒学”，但在《奏定学堂章程》规划的学制中，“经学”和“理学”实是两个界域较分明的中学分支门类。张之洞历来推重清人解经著述，维护清代乾嘉正统。(34)但自《

轩语》《尊经书院记》到《劝学篇》，再到《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皆有不偏废理学的表述。(35)后来他办存古学堂，则将理学完全排除在教学内容以外，显然是一个相当值得注意的改变。

      清季“新教育”中各类学堂的章程及课程表是考察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演变的重要参考系之一。如果说张之洞办存古学堂是承继此前已暗中发生的“经学宜先汉而后宋”趋向，进而将其推进到“汉学独大”的程度；则沈曾植在安徽存古学堂将理学独立于经学之外并力倡之，大体可说是延续清代学林既存的“经学”与“义理”两分做法，恢复“理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重要地位。(36)不仅如此，安徽存古学堂虽是官办高等专门学堂，却明确提出“不导人以利禄之途”。(37)这为该校对“古学”的保存与传承摆脱官方的功利导向提供了可能。尤其是作为“古学”一大分支的理学得以在相当程度上褪去清代“官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回归其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由是观之，张、沈二人各自有代表性的“存古”方案，皆是中国传统学术在近代迎应西学冲击的长期努力中相当重要的环节。

      实际上，理学确为清季各省兴办存古学堂时在科目和课程设置方面较明显的分歧之一。目前所知除安徽外，广东、陕西、山东、四川、湖南等省存古学堂皆将理学纳入教学内容，而以安徽存古学堂最凸显理学的地位，不仅将理学列为独立的学科，而且拟聘以理学见长的程朝仪为学堂监督，甚至推行一整套以理学为支撑的读书规程和管理规章。(38)沈曾植显然不满足于单纯教学内容的增减，而力求多面同时联动的深层变革，说其是力图在张之洞创制的主流模式以外探寻另一条道路，应不为过。(39)

      这样的“存古之路”可以说荆棘密布。就整体的社会情势而言，清季兴办“新教育”时，尊西趋新的世风愈演愈烈，渐趋形成某种程度的“霸权”。而基本掌控舆论的在野趋新士人中又弥漫着对国家衰弱的焦虑情绪，以及急于追赶西方的紧迫感。(40)在此氛围中，“谈新学者”的“诟病”、学部的批驳皆是张之洞办存古学堂时切实考量并试图避免的因素。(41)而沈曾植欲推行一整套中国传统“书院日程”，在“存中法”方面不仅较张之洞走得更远，且其倾重理学的取向还与张氏明显异趣。如此有突破性的存古计划，面临的阻力和压力自然较张之洞办存古学堂更甚。

      沈曾植本人已预见到此而有所准备。他在前引致缪荃孙的信中提出，自己的办学设想一旦发表，“将为时流大哄”，故邀请缪荃孙、陈庆年至皖，为其“张目”并“鉴决此事”。(42)当月晚些时候，沈曾植再次函请缪荃孙与蒯光典“联骑偕来，为鲰生宣示一二”。(43)后来安徽方面更有意敦请缪荃孙“以名誉遥为[存古学堂]领袖，有大事可以主持”。沈曾植甚至认为必须将其保存古学之“微意”“婉致”学部尚书唐景崇，并拟将致唐景崇书信“录稿奉呈[缪荃孙]请教”。(44)如此郑重其事，说明沈氏相当看重并坚持其办学取向。而其多方寻求支持，恰从一个侧面提示着：要突破学部定章和主流“存古”模式逆势而为，确有相当的难度。(45)

      比较有利也相当重要的因素是，沈曾植的“存古”取向在皖省官方大员中不乏同道，(46)更契合晚清安徽学界推重理学之风，尤其是程朝仪、胡元吉等人的学术倾向。程朝仪早年师从名儒朱骏声，受训诂之学。自而立之年(同治二年，1862)“讲求性理之学”。同治七年(1867)创“会文学社”，讲求“音韵、词章之学，兼究经、史性命之原”。(47)同治十年(1870)撰《颜学辩》，驳颜元“阴祖王氏[安石]学以诋宋儒”之非。光绪二十三年(1897)主讲六安州赓飏书院，并由时任安徽布政使于次棠、按察使赵尔巽延请至省城敬敷书院讲学。程氏倡导士子“必以《四书》为宗，以《[四书]集注》为主”；并“以诂训为明经之本，诂训通而义理自无空谈”。唯“四部之书浩如烟海，即敝精殚神，穷日累月，亦不能尽其卷帙。是以元儒畏斋程氏著《读书分年日程》一书，斟酌当读当看经、史、性理、治道、文艺各书，定为课程，限以时日，诚读书之门径”。宣统元年九月沈曾植曾批阅程氏所著《四书改错改》《颜学辩》《过庭记闻》等，认为《过庭记闻》“义切旨醇，可与《吕氏童蒙训》并传后世”，而《颜学辩》也得以刊行。(48)胡元吉(1870-1936)光绪十六年(1890)师从程朝仪，得授“性命之学”，后遵程氏嘱，专程至湖北兴国州向万清轩(斛泉)“问为学之要”。光绪二十二年(1896)，胡元吉充敬敷书院学长，奉其师程朝仪所言“诂言宗许、郑，礼法守程、朱”为教士准则(胡氏认为此言实为程朝仪“生平得力语也”)。后任安徽大学堂、安徽高等学堂讲席。胡氏笃志程朱之学，“毕生学问，实基于此”，晚年尤以薪传徽州理学自任。(49)

      程、胡等人正是沈氏兴办存古学堂的鼎力支持者。程朝仪数十年“不慕时荣、不事酬应”，专意于学问和课授之事。晚年以古稀高龄两度应沈曾植之邀筹办并主持存古学堂，与朱孔彰(后任该校经学教员)、姚永概(后作该校词章学教员)“详订存古学堂章程”。(50)程氏在该校正式开办前病逝，胡元吉被礼聘为理学教员，王咏霓出任提调。(51)值得注意的是，王咏霓早年也是以“潜心宋学”知闻于世。(52)

      王遽常在《沈寐叟年谱》中说，沈曾植出任安徽提学使，“先后招致耆儒桀士程抑斋、方伦叔博士(守彝)、常季、马通伯主事(其昶)、邓绳侯、胡季庵、徐铁华、姚仲实(永朴)、姚叔节解元(永概)，时时相从考论文学。人谓自曾文正公[国藩]治军驻皖以后，数十年宾客游从之盛，此其最矣”。(53)最后一语是注引姚永概在《慎宜轩诗·自序》中的观感。论者多由此而注意到沈氏以地方大员的身份，聚合相当数量的名儒宿学，营造浓郁文化氛围，导扬皖省学风。唯就文教学术机构的兴设而言，底蕴悠长、根基深厚且传承有自的皖学尚有与沈氏存古旨趣相契，从而为沈氏兴办安徽存古学堂提供坚实支撑的一面。(54)沈曾植在安徽的兴学努力与清季皖学之间实是一幅相得益彰的互动图景。

      实际上，鼎力支持沈曾植兴办存古学堂的皖省士绅不止程朝仪、胡元吉师徒，还有姚永概、马其昶等桐城派菁英。该校办学员绅和师资的学脉传承和学术交游，以及多元而开放的教学风格和授受理路，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当时皖省学风“和而不同”，包容而少“门户之见”的一面。由省一级的“地方”视角看，清季安徽的文化与学术实是一幅精彩纷呈的复杂历史图景。桐城派当然是当时皖学重镇，但绝非全部。无论是整体而言的清季皖学，还是当时的桐城派菁英，其学“有余于[桐城]古文之外”的程度，似乎皆远远超过我们此前的认知。

      沈曾植极尊崇儒学，对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有坚定信心和深厚情怀。民元后成为上海“清遗民”社群的核心人物之一，张勋复辟期间更出任学部尚书。多少与此有关，他在不少时人心中留存的是较突出的“守旧”形象，对后之研究者影响深远。但若暂时放下“政治正确”的思维模式，尝试以“中立之心”回到历史现场，或可观察到，沈氏的办学理念和文化观其实仍依循“开放而不失其故”的大方向。这大体也是清季朝野在文教事业上较明显的共性特征。

      不过，沈曾植的具体办学主张和实际举措，无论是“开放”的一面，还是“不失其故”的一面，皆与清季“新教育”通常的运作方式明显不同。其办学努力背后更浸透着他对中西文化体系的独特理解和认知，与当时主流的中体西用观迥异其趣。他为安徽存古学堂拟订的办学方案已有“为时流大哄”的可能，但在沈氏本人而言，则是以“世界眼光”沟通中外之举，更有较深远而重大的寄托。

      沈曾植执掌安徽学务，强调以道德为“学界天职”。他倾注极大心血办安徽存古学堂，正是要践行这一办学初衷。该校从学科设置到教职员配备，乃至教学规程和管理规章，都极凸显理学；同时又以“通经学古，为道德名誉之事”，不应“导人于利禄之途”，故明确提出不为毕业生奏请当时多数读书人极看重的“奖励出身”。(55)“通经学古”既与“利禄之途”分道扬镳，则沈氏推重理学，显然无意维护其在清代“官学”中的正统地位，而是基于对当时种种“为士大夫所讳言”的社会乱象的忧虑(56)，力图以此导扬道德，培养不计名利、影响社会的高明人才(57)，从而矫正时弊，转移风气，挽回世道人心。

      这一思路其实相当契合中国传统的核心教育理念：将“化民成俗”视作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而以教育为“化民成俗”的必由之路。(58)实际上，张之洞办存古学堂，也有矫正“怪风恶俗”以期“裨益世教”之“苦心”。(59)由是观之，或可说张、沈二人迥异其趣的“存古之路”又是殊途同归的，各自浸透着他们对于一个根本问题的不同认知和追寻：“古学”究竟应如何在清季“化民成俗”？

      在“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时代语境中，清季官方的“存古”努力多少有些“曲高和寡”(仅整体上概而言之)。而沈曾植办安徽存古学堂，更有明显与众不同的独特追求，虽然历时甚短，似乎也未见有多么显著的实际成效，(60)但毕竟是我们在面对文化危机，力图接续和传承中国传统学问时曾经有过的思考和选择。如果以较长远的眼光看，沈氏的办学设想也可说是清季民初国人探索中西教育方式的共通之处这一持续的努力中不应忽略的一环。也可说是清季民初国人对中西教育方式共通之处的持续探索中不应忽略的一环。清季民初国人对于中西教育方式的共通之处有持续的探索，沈氏的办学设想显然是其中不应忽略的一环，(61)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跳脱出对传统的过度解构(deconstruct)，厘清对“古学”及其保存方式的迷思(myths)，进而深入认知自身文化的特点和积淀。若能落实到具体的人和事，给当事人以较充分的发言权，相关的能够反映中国文化特性的历史课题应该还有相当宽广的拓展空间。

      ①程巢父：《周一良先生的〈大方联语辑存〉》，《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4月5日，第4版。

      ②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6页。

      ③葛兆光：《世间原未有斯人》，《读书》1995年第9期。

      ④管见所及的代表性论著包括：钱仲联：《沈曾植诗学蠡测》，《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钱仲联：《论沈曾植的学术成就——海日楼文集等三书前言》，《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钱仲联、严明：《沈曾植诗歌论》，《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胡逢祥：《沈曾植与晚清西北史地学》，《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1期；许全胜：《〈西游录〉与〈黑鞑事略〉的版本及研究——兼论中日典籍交流及新见沈曾植笺注本》，《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彭玉平：《论王国维与沈曾植之学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⑤关于“清遗民”，新近较有分量的代表性论著包括：[美]周明之：《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两书都侧重“清遗老”群体的政治立场、态度及其复辟活动，在文化学术方面则以罗振玉、王国维为重心。

      ⑥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近代中国史学述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8—219页。桑兵教授在《民国学界的老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一文中也认为，“清遗老”其实更应被看作是“文化遗民”。

      ⑦葛兆光：《欲以“旧道德新知识”六字包扫一切——读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再说学术史的遗忘》，《书城》2008年第5期。

      ⑧台湾学者苏云峰教授的名著《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6年)，曾约略提及当时在两湖书院任教的沈曾植。至于直接以沈氏办学从教活动为题的专门研究，迄今未见。

      ⑨本文所用的清季史料皆为阴历，其中部分档案只能查考出阴历年月，无法确定具体日期，叙述时不便精确对应到阳历年月，故以下所述皆依照当时人的做法和习惯出以清帝年号纪元及阴历时间，特此说明。

      ⑩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学政(提学使)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61页。本文所用的清季史料皆为阴历，其中部分史料只能查考出阴历年月，无法确定具体日期，叙述时不便精确对应到阳历，故以下所述皆依照当时人的做法和习惯出以清帝年号纪元及阴历时间，特此说明。

      (11)沈曾植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的家书中说：“鄙之提学，乃出学部司员公举，以投票多数得之，鄙与仲弢[黄绍箕]得要(票)最多”。《海日楼家书(第五十函)》，收入许全胜编：《沈曾植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0页。

      (12)关于当时学部内相当浓郁的趋新氛围，参见郭书愚：《清季中央政府对保存国粹学堂的态度演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13)沈曾植：《致李翊灼书》(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一日)，收入许全胜编：《沈曾植年谱长编》，第322页。

      (14)该校宣统元年初(1909)被学部奏准纳入“筹办立宪”的办学规划，有全国性的办学规模和较深远影响。学界对其研究明显不足。有关安徽存古学堂，迄今未见专题实证研究。

      (15)沈曾植：《致胡元吉书》(时间不详)；沈曾植、吴同甲：《复程朝仪书》(宣统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转引自程希濂述，胡元吉、王立中合撰：《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收入薛贞芳主编：《清代徽人年谱合刊》下册，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848、850—851页。沈曾植：《致缪荃孙》(宣统二年六月四日)，《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76—177页。

      (16)吴同甲：《致程朝仪函》(宣统二年八月十九日)，引在程希濂述，胡元吉、王立中合撰：《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51页。宣统二年七月底沈曾植卸任离皖，临行前还叮嘱负责评阅存古考生试卷的李详等人，“阅卷取士，首列告渠”。李详：《记与沈子培先生定交事》，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下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67页。

      (17)沈曾植：《致程朝仪书》(宣统二年四月五日)，引在程希濂述，胡元吉、王立中撰：《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50页。

      (18)沈曾植：《与罗振玉书》(宣统二年十二月九日)，收入许全胜编：《沈曾植年谱长编》，第352—353页。葛兆光教授已注意到沈曾植学术研究的“世界眼光”，参见先生《欲以“旧道德新知识”六字包扫一切——读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再说学术史的遗忘》一文，《书城》2008年5月号。

      (19)张之洞在《创立存古学堂折》(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62—1766页)中说：“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势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至本国最为精美擅长之学术、技能、礼教、风尚，则尤为宝爱护持，名曰国粹，专以保存为主。”

      (20)沈曾植：“安徽旅沪学会欢迎会答辞”，引在《安徽旅沪学会欢迎提学使》，《申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九日，第2张第10版。

      (21)沈曾植：《致姚永概书》(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廿二日)，收入《函绵尺素——嘉兴博物馆藏文物·沈曾植往来信札》，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8—39页。

      (22)宣统二年十二月九日，已卸任离皖的沈曾植在致罗振玉的信(收入许全胜编：《沈曾植年谱长编》，第352—353页)中慨叹：“国力殚于豫备二字，学力亡于普通二字，惝忽为因，粗厉得果，奈之何哉！”沈氏提学安徽，相当注重“普及寻常小学以定皖学初基”(沈曾植：“安徽旅沪学会欢迎会答辞”，引在《安徽旅沪学会欢迎提学使》，《申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九日，第2张第10版)，故这里所谓“学力亡于普通”，应是针对高等教育不够精深而言。

      (23)按照张之洞《咨学部录送湖北存古学堂课表章程》(光绪三十三年五月，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4386—4396页)的设计，湖北存古学堂并非一入校即“博观深造”，前两三学年其实是旨在“培植根基”的学程。在实际教学中，经学总教曹元弼极力强调“普及”层面的“略举大要之学”，校方并刊印曹氏以此为宗旨编纂的经学教科书供学生研习(曹元弼：《守约》《与张次珊[仲炘]前辈书》，《复礼堂文集》，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影印本，第45—59、905—909页。该校学生罗灿晚年也忆及当年部分老师编发讲义、堂上讲解的情形。罗灿：《关于湖北存古学堂的回忆》，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第8辑，1984年，第51—56页。

      (24)本段除特别注明外，皆参见沈曾植：《致缪荃孙》(宣统二年四月十四日)，《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第174页。

      (25)沈曾植：《与盛宣怀书》(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日)，收入许全胜编：《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66页。

      (26)沈曾植：《致缪荃孙》(宣统三年五月二日)，《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第180页。

      (27)沈曾植：《与金蓉镜书》(1922年初)，收入王蘧常编：《沈寐叟年谱》，《民国丛书》第76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75页。

      (28)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第558—559页。关于严复的“道通为一”说及其影响，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道”的转化》，《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

      (29)沈曾植：《致李翊灼书》(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一日)，收入许全胜编：《沈曾植年谱长编》，第322页。

      (30)沈曾植：《致程朝仪书》(宣统二年四月五日)，引在程希濂述，胡元吉、王立中撰：《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50页。

      (31)实际上严复早年倡言“中西学各有体用”的文化整体论，在实践层面仍寻求中西文化的会接，与中体西用观同样有相通之处。罗志田教授的《张之洞与“中体西用”》一文(收入罗志田：《昨天的与世界的：从文化到人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1—259页)已注意到这一点。

      (32)郭书愚：《开放而不失其故：张之洞兴办湖北存古学堂的努力》，《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6期。

      (33)张之洞：《湖北存古学堂课表章程》(光绪三十三年五月)，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4386—4396页。

      (34)《

轩语》(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9793—9795页)有专条倡导士子读“国朝人经学书”。而《劝学篇·守约》(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9725—9732页)中所列经学参考书，“国朝经师之说”占相当比重。

      (35)《

轩语》指出，“真汉学未尝不穷理，真宋学亦未尝不读书。即使偏胜，要是诵法圣贤，各适其用”，并为读书人指示了“真宋学”的读书门径。《劝学篇》倡导新式学堂学生用“提要钩元之法”研读《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书。《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01—503页)也明确提出，各学堂“于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理学及词章之学并不偏废”，又列“理学宜讲明”专条，申明“理学为中国儒家最精之言”，学堂应“处处皆以理学为本”，故“于大学堂设有研究理学专科，又于高等学堂及优级师范学堂设人伦道德一科，专讲宋、元、明、国朝诸儒学案及汉、唐诸儒解经论理之言与理学家相合者，令其择要讲习。”

      (36)有关清代经学的“先汉后宋”“经学”与“理学”的两分等趋向，参见罗志田：《清代学问三分法对经学的遮蔽》，《中国文化》第40期，第62—68页。

      (37)高正芳：《安徽存古学堂——清末安徽新教育中之一节》，《学风月刊》第3卷第3期，1933年4月15日，第12—13页。

      (38)这里所列诸省中，川省的做法与安徽最接近，不仅将理学与经、史、词章并列为存古学堂的学科之一，且学堂监督谢无量兼任理学教员。特别强调中学之中的理学确为四川存古学堂的特色之一，但这一特色没有体现在教学日程和方法上。详郭书愚：《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39)就在安徽存古学堂正式开学前后(宣统三年三月)，学部奏准颁行《修订存古学堂章程》，新章虽然要求“义理之学当与训诂并重，应授宋儒理学源流及诸家学案之大略”，但理学仍非存古学生可以选择专习的学科门类，甚至也不是独立于经学以外的单独一门课程。整体上，张之洞以汉学尤其是清代汉学为主体教学内容的做法仍在延续。学部：《奏修订存古学堂章程折(并单)》，《政治官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第1249号，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影印本，第43册，第463页。

      (40)一个较典型的例子是张之洞晚年办学主张与其“守旧”形象明显错位，正是时代风貌的缩影。详郭书愚：《“新旧交哄的激进时代”：以张之洞和存古学堂的“守旧”形象为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41)张之洞在《创立存古学堂折》(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762—1766页)中说：该校课程应“略兼科学以开其普通知识，俾不致流为迂拘偏执，为谈新学者所诟病”。他在私下与罗振玉交谈时，更明确表示，存古学堂若不加“科学课程”“恐遭部驳”。罗振玉：《集蓼编(雪堂自述)》，《罗雪堂先生全集》第5编第1册，台北：大通书局有限公司，1973年，第21页。

      (42)沈曾植：《致缪荃孙》(宣统二年四月十四日)，《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第174页。

      (43)沈曾植：《致缪荃孙》(宣统二年四月下旬)，《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第175页。

      (44)沈曾植：《致缪荃孙》(宣统二年六月十八日)，《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第177—178页。

      (45)大约同时，严复拟将中西学“分二炉而各冶之”的主张也有类似的遭遇。他1912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力主“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又以“向所谓合[新旧]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若“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故拟“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严复自述“已往持此说告人，其不瞠然于吾言者”，仅陈三立，故拟请陈氏为监督，而以姚永概为“教务提调”。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05页。时人皆“瞠然”于严氏所言从一个侧面提示着，沈曾植断言自己的办学主张将为“时流大哄”确有相当的预见性。

      (46)支持沈曾植兴办存古学堂的安徽巡抚冯煦也相当推重《读书分年日程》。徐雁平教授已注意到，冯氏为后辈阐发读书之法，即以《读书分年日程》为中心。参见徐雁平：《〈读书分年日程〉与清代的书院》，《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47)本段所述除特别注明外，皆参见程希濂述，胡元吉、王立中撰：《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10—852页。

      (48)据胡元吉所述，程朝仪病逝后，沈曾植应允为其撰写墓表。胡元吉：《致沈曾植札》，《函绵尺素——嘉兴博物馆藏文物·沈曾植往来信札》，第212—213页。

      (49)王立中：“胡静庵先生行状”，引在《黟县名宿胡敬庵先生逝世》，《学风》1936年第6卷第6期，第3—5页。胡氏与唐文治、王立中交契，是民国“徽州四老”之一，对地方政学两界多有影响。

      (50)程希濂述，胡元吉、王立中撰：《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22—848页。

      (51)李稚甫：《李详传略》，收入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下册，“附录四”，第1469—1470页；李详：《闻天台王子裳先生咏霓下世(有序)》，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下册，第1348页。王咏霓，字子裳，号六潭，浙江黄岩(今台州)人。光绪六年(1890)进士，后随许景澄出使欧洲，历任刑部主事，安徽凤阳知府，有《函雅堂集》行世。

      (52)“潜心宋学”是翁同龢光绪十年五月九日在日记中提及门人王咏霓时所言。参见金梁：《近世人物志》，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300页。

      (53)王蘧常编：《沈寐叟年谱》，《民国丛书》第76辑，第50—51页。

      (54)需要说明的是，沈曾植重视理学，尤其对《程氏读书分年日程》的强调，也是渊源有自，而非有意迎合皖学风尚。沈曾植祖父沈维鐈嘉庆二十一年曾刊刻《读书分年日程》，并撰跋语称，该书“趣向之正，节目之详，一以朱子为大宗，立言之绳准，即入圣之阶梯”。沈维鐈：《〈程氏读书分年日程〉跋》，《程氏读书分年日程》嘉庆二十一年刊本。

       (55)高正芳：《安徽存古学堂——清末安徽新教育中之一节》，《学风月刊》第3卷3期，1933年4月15日，第12—13页。

      (56)沈曾植在宣统二年十二月九日《致缪荃孙函》(《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第179页)中喟叹：“沪上又以房租罢市，风潮四起，而内地犹日晓晓男头女足，一切无关痛痒之事，闾阎真象，将为士大夫所讳言，奈何！巡警、学生遍地生事，恐将来继而起者，审判之见习，法医之速成，纵虎豹于山林，人肉馄饨更不知当如何大嚼矣。涉笔及之，可忧可噱。”

      (57)这样的培养目标似乎有些过于理想化。但类似的办学努力民元后却并不鲜见。吴宓、梁启超对于清华国学院的设想以及马一浮在乐山创办复性书院的初衷，大体皆是“专门招收不计名利的有志之士，不授学位，以培养影响社会的高明人才”。参见罗志田：《一次宁静的革命：吴宓与清代国学院的独特追求》，《经典淡出之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27页。

      (58)《礼记·学记》开篇即言：“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59)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764页。

      (60)据该校学生尹炎武(1889-1971)在《朱李二先生传》(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四)》，收入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5》，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71—378页)中所述，辛亥鼎革之际，正式开办仅一学期的安徽存古学堂“生徒雨散，横舍鞠为茂草”。唯姚永概1913年6月3日在日记中说，安庆文昌阁改为“图书馆，旁存古学堂改国学社”(沈寂等标点：《慎宜轩日记》，收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下册，第1238页)，则该校在民初似乎一度有某种形式的变体存在。

      (61)1923年底，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在南京东南大学演讲，倡言“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胡适强调宋代书院注重“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与西式的“道尔顿制”研究室“不谋而合”。这与前文所述沈曾植的观察和主张相通而不全同，说其同样是力图以“世界眼光”沟通中西教育理念，应不为过。胡适讲、陈启宇笔记：《书院制史略》，《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2月24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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