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世致用到维新变法——对洋务思潮的过渡中介性质和传承作用的几点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世致用论文,洋务论文,断想论文,几点论文,思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九世纪60至90年代初的洋务思潮是当时中国一次朝野相呼应的谋求近代化的思潮。对它的性质特征和演进规律许多学者已有很好的论述，本文仅从它在晚清社会思潮的嬗变中所具有的中介性质发表一些断想，不当之处请仁者匡正。
一
作为洋务思潮前奏的晚清经世致用思潮溯源于明清交替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经世致用思想。这一思潮从总体上讲，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体制、氛围内，最富有历史的自觉性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已进入封建制度末期的中国社会的广泛危机进行的反思。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姚莹、包世臣等是晚清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代表。
从这些代表人物的自觉意识的层面上讲，他们都是以维护传统的封建体制为己任的。这主要是时代制约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商品经济虽已有相当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仍十分微弱。
但经世致用思潮在文化价值观念上，却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传统文化的对立面。传统文化重义轻利，士大夫尚空谈清议而不务实，埋首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这在乾、嘉时期的考据学中达到了顶峰。经世致用思想一反此传统，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姿态，针对当时社会诸多流弊，一一开出药方，主张学以致用，积极进取，呼吁出现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局面。这又同传统文化及旧时社会普遍的保守、暮气形成鲜明对照。
作为对封建末世的危机的反应，经世致用思潮表现出两个突出的倾向。一是在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中表现出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和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倾向。嘉庆、道光时期，货币、盐政、漕运之弊，流毒全国，人人关注。经世致用思想家们的对策，客观上反映了发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时代要求。魏源提出“缓本急标”，“货先于食”，包世臣提出“本末皆富”，建议粮食北运由运河官运，改为商船海运，既“利商”又“省费”。他和魏源还要求变官商垄断和准官商龚断的纲盐制为商人自由贩运的票盐制。他们的主观动机大抵仍是维护封建国家的政治清明和财政收入，但这些主张如果实施，客观效果必是有利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经世致用思想的另一倾向是直接继承自黄、王、顾诸清初大思想家的朴素民主思想，这一倾向由于鸦片战争时期与西方的最初直接接触而具有了新内容。从一开始，魏源、姚莹、梁廷祯等就对西方代议政治表示出自发的赞赏。这种赞赏虽具有初始的朦胧的性质，且又未同中国政治现实挂钩，但它无疑地是近代中国变革新思潮的萌芽。
林、魏、姚、包等道光期间的经世致用思想家面临着此前经世致用思潮所从未面对的西方入侵，面对着这个“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和逐步上升的民族矛盾，从务实的价值观出发，他们都提出了师法外国、制造“坚船利炮”，“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以著书、译书、尝试仿制西船、西械等，开始睁眼看世界。这种“夷务”思想及实践，为以后的洋务派所继承，在一定意义上，这批经世致用思想家学习西方的思想和初步实践就是最早的洋务思想和洋务实践。
经世致用的目的主观上是拯救日趋衰朽的清政权，在未有外患之前，它自然只关注国内矛盾，鸦片战争开始了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进程，呈现出民族矛盾不解决，国内矛盾就得不到根本解决的态势，经世致用思潮开始更多地关注民族矛盾。刚刚开始接触西方的中国人对鸦片战争中战败的第一感受，也是最实际、最直观和最真实的感受，就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这一事实，加上经世致用派务实的作风和“致用”“经世”的宗旨，使他们自然得出了“借法自强”，发展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结论。从这一点看，经世致用思潮转化为洋务思潮乃顺理成章之事。
二
从主体上看，60年代开始主持洋务的大员如曾、左、李之辈，不同程度上都接受了经世致用思潮的“致用”“务实”的价值观，左宗棠对林则徐的推崇是众所周知的。他们走上洋务道路，首先是以这种价值观、方法论的认同一致为基础的，就总体上看，整个洋务思潮一直保持了不尚空谈、多作实事的风格，面对清议派，顽固派的反对，颇有“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气魄。对重义轻利的非功利主义的传统文化的背离，是洋务思潮对经世致用思潮的继承性的一大表现。
从解决民族矛盾入手解决清王朝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具体地说：通过发展近代军事工业以求自强，是洋务思潮继承自经世致用思潮的又一大内容。有人认为经世致用“师夷长技”的目的只是“制夷”，而洋务运动“师夷”的目的首先是“剿贼”，其次才是“制夷”，从而否认洋务运动及思潮对经世致用思潮的继承性。其实，从总体和主流看，洋务实践家和思想家同经世致用派一样，主观上是维护封建国家利益的，这未尝不可以视为前者对后者的又一继承性。至于目的是“剿贼”还是“制夷”“防夷”，实依具体时势而定。
洋务运动所处的基本历史环境是民族矛盾尖锐和民族危急的深重，这就决定了在经世致用思潮中只居较次要地位的“师夷”在洋务思潮中则成为主旋律。这是时代所决定的洋务运动及思潮对经世致用思潮的发展。洋务运动最初（60～70年代）只注重发展军事工业，从7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认识到西方富强之本不是坚船利炮，而是民用工业，开始将运动重点转向发展近代民族工业，兴起开矿、筑路、架线、通航、办学堂、派留学生的热潮，直到中法战争。这一时期可以视为洋务运动和思潮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即从中法战争结束到中日战争是洋务运动末期，此时出现了与占主导地位的洋务思潮不同的维新思潮。
三
经世致用派的思想家们在封建政治文化的限制下，达到了中国人对晚清社会危机的最高认识水平。在主要矛盾转移的历史背景下，洋务思想家们代表了仍处在传统制度和文化氛围之中的民族群体，首先是士大夫阶层对中西文化与民族冲突的最高认识水平，落后的农业民族，特别是象中国这样有着数千年未中断的封建文化传统的民族，对工业文明、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认识过程，只能是逐步深化、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由“用”到“体”。它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感受，一开始只能来自它最直观、最痛苦地接触到的“器”与“用”的层面，初为军事技术，次为产生这一技术的工业与科技，再次为适应这些技术产业的教育、文化等等。它代价最小，最少痛苦地接受的“西学”，一开始也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物质层面。要想突破物质层面去感悟西方富强和中国积弱之由，就涉及到真正突破传统制度和文化的界限了。不经过物质层面的认识和接触过程，就不可能达到文化和制度层面的认识与接受。洋务思潮的地位和作用就在这里。没有洋务运动的成就与失败，没有它奠定的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的基础，没有它开创的近代教育的萌芽，维新思想——要求变革中国旧有文化与政治制度的思潮，就不能产生。洋务运动与思潮的得与失，都是维新运动和思潮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从这里可以看出，维新思潮既是对洋务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它的否定和扬弃。维新思想脱胎于洋务思潮，依存于洋务思潮，又最终否定了洋务思潮，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体”、“用”之辨中就不难得出上述结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公认的洋务派的理论纲领，可以视为对洋务思潮的经典表述。但何为“体”？何为“用”？并没有抽象的绝对的超历史的标准。在洋务派人士特别是实力派官僚们的自觉意识里，“体”、“用”之辨是分明的，中国传统的儒教伦理文化、封建专制为体，万不可变。他们并没有象今人那样清醒地认识到机械地区分体与用，本与末，道与器，既是错误的，又是不可能的。中体与西用，新学与旧学，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是不能象拼积木那样硬性搭配在一起的。但这一矛盾在洋务运动的早期与中期还呈潜伏状态，及对此的自觉尚未被多数洋务思想家所察觉。相反，他们常常不自觉地证明，“体、用”之辨是相对的，并没有绝对不可触犯的界限。以张之洞为例，这位洋务运动的最后一位大实践家和理论上的集大成者，从政之初以清流党著称，对洋务多有诟病。但担任地方封吏不久，实际生活使他不自觉地、一步步转化为洋务干将，与此同时，他仍自觉地以传统文化的“卫道士”自居，著《劝学篇》政击维新思想。
但是，现实生活中体与用是相对的，近代军械若为用，操纵武器的技术便是体；这一技术若为用，制造武器的技术设备便为体，这类技术设备等“硬件”若是用，使用它们进行生产的工厂制度便为体，等等；现实生活的逻辑就这样迫使洋务实践家们一步步加深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拓宽学习西法的范围，一层层打破他们先前以为绝不可易的体用界线，到最后不得不得出近似于维新派的、变革中国文化与政治制度的结论。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称：“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电、化，西艺也”，百日维新后，他称当时“民智未开”，开民智后，设西式议院亦非不可。他将资本主义的科技、法规、行政举措，都划在中国可以接受而仍不失为中国的“西学”范畴。达到这一步时，洋务思想与维新思想之间，几乎只隔一层纸了。
四
事实上，被誉为早期维新思想家的郑、马、薛诸人，都是洋务运动的干将，正是在洋务运动实践中，他们才发现洋务运动的不足之处和洋务思想（主流派）对西方文明认识的肤浅。在戊戌变法中，许多洋务官僚，如张之洞、袁世凯等，都曾同情变法。光绪帝的变法班子“军机四卿”中的杨锐和刘光弟，就是张之洞的人。康有为常引张之洞为同道，谭嗣同在其书信中屡屡为洋务派辩护。虽然维新思想家对洋务派也有批评，认为其举措属“枝枝节节”、“小变”而非“大变”，但更强调自己和洋务派的共同点和继承性。
这二者间的继承性和共同点，不仅存在于维新思想家们的主观意识中，也为晚清“新政”所客观地证明着。戊戌政变中，洋务派附合顽固派镇压了维新派。政变后，洋务派对顽固派一味复旧不满，于是利用义和团之乱和联军入侵，胁迫清廷实行“新政”。1901年10月，刘坤一和张之洞上“三折”，口头上说要与康梁之“邪说谬论”划清界限，实际上提出的要清室采纳的政策，也即后来的“新政”的大部分内容，大多是康、梁想实行而未来得及实行的政策。执行“新政”的是参与镇压了康、梁维新党人的洋务派，但其内容多属于有助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容。这一事实，一方面，说明历史潮流的不可阻挡，学习西方、变法维新是大势所趋，不以清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另一方面，若刘、张、袁之辈没有近似于维新派的思想认识，他们也不会积极推行这些政策。
可见，洋务思潮源于经世致用思潮，维新思潮又源于洋务思潮，在经世致用与变法维新之间，洋务思潮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进步的历史作用。洋务思潮表明，工业文明的价值，已在不同程度上被中国的开明人士所认可。尽管这种认可附属于传统保守的政治功利目标之下，但仍为中国走向近代化指出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可能的道路。正是在洋务思想及其实践的冲击下，资本主义近代文明才得以冲破封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挡，插足传统文化的世袭领地，并不以洋务派的意志为转移地给予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以积极的影响，为维新派扫清了地盘并部分地使洋务思潮直接成为维新思潮所要继承所由前进的基础和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