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城市经营战略之研究——以欧洲三城市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创意论文,欧洲论文,为例论文,经营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08-11-04
中图分类号：F299 文献编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0)01-0018-04
1 前言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不论在全球商业竞争市场亦或是区域、城市间的竞赛，高度知识发展将成为致胜的关键因素。为能维持现有竞争优势与财富，未来国家或地方、城市或企业对于知识经济所投注的人力与资本，将与日俱增。知识的发展，植基在新产品、新服务与创新制程的追求，其构成经济进步的动能，知识密集活动将能爆发出创造性毁灭的历程[1]，此概念即是：在毁灭的灰烬上，诞生新的火苗。
知识与创新并非都要与新科技有关，因此在组织、市场以及物流等方面都能有创新行为的表现，例如麦当劳与肯德基餐饮文化的供应链与营销手法。近世纪以来，信息科技的发达、网际网络的无远弗届，加速知识创新发展的脚步，没有一个企业、区域或城市能将知识经济的竞赛置身度外。
本文将论述知识经济对城市的意义，知识经济的出现，端赖城市区位是否具有优质的知识、创造力、创新荟萃之场域；提出创意城市应拥有的四个潜力因素；探讨城市政府如何创造并增强该四个潜力因素，最后以欧洲三个城市发展经验作分析讨论。
2 知识经济中的城市
知识经济的崛起与世界秩序结构性改变即全球化(Globalization)有关，自1980年以来，国际化现象已逐渐将空间扩散活动予以全球性整合；全球化趋势包括国界的逐渐消失、进出口贸易的成长、外国投资的增加、人力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灵活移动。如何留住知识工作者的脚，不仅是国家与企业必须面对的课题，对城市治理者而言，更应思索如何建构该城市具有吸引人才进驻工作、居住与生活的环境条件，期能在知识经济竞赛中脱颖而出。
全球知识经济对城市影响结果并非立即显见。悲观主义学者们认为全球整合的扩增，将形成对传统城市存在的威胁，Mitchell[2]指出：空间压缩的技术(Space-shrinking Technologies)将造成知识社会与全球社群的可能性。科技技术让世界变小，例如交通技术(快速的飞机与高效率的物流通路)、信息通讯技术(电子邮件、网络)，距离已不再是阻隔空间的因素，知识工作者必须位处在具有该科技技术设施的特定场所，即距离的死亡(Death of Distance)所言：城市中的街道、广场、车站、商店及旅馆将被城市节点所取代，形成一个由数字信息高速公路连结建构的虚拟城市[2]。
Saxenian[3]则认为：全球化对城市而言是一个契机，为了发展新的知识与创新，在特定场所中，人与人面对面的接触仍是重要，新观念与创新的解决方式，必须透过密集的沟通与知识交换。不论是在工作亦或是休闲，人们彼此间需要实质的接触与互动，因此城市环境需拥有其固有的忙碌与喧闹，从酒吧、电影院到购物中心等等，提供尽可能的需求空间与场所。
全球化虽带动产业变革与知识经济的创新，但不会抹灭原有城市的机能，相反地，对于城市而言，知识经济代表着是本土化(Localization)，即是对地方与城市层级的更加重视[4]，因而城市与全球化之间，形成全球与地方的矛盾(Global-Local Paradox)现象，换言之，当全世界越趋向全球化的发展，城市必须更加倚重其特殊的在地特质，该特质就是决定城市如何在知识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在知识经济、全球与地方矛盾之下，城市之间更要为如何吸引居住者、公司企业与观光客之喜好而竞争。城市一方面受惠其所吸引的客群(居住者、公司企业与观光客)的生产与消费而繁荣，同时也使得城市与知识工作者相互融合，该知识的密集互动形成城市的竞争优势。城市之间的知识竞争战役在欧洲正上演着，该现象部分导因于欧盟整合的快速进展，每一个城市都期望能拥有高水平的城市形象(例如：拥有在地的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高质量的商店、音乐中心或著名剧院等)，因而城市政府致力于公共设施、知识机构与文化产业的建设与支持，该现象出现在位于伦敦到米兰城市发展走廊即“蓝色香蕉”(Blue Banana)[5]—因其区域的形状而命名，类似的设施、知识机构与文化服务的提供一再地重组与复制，以至于城市意象(City Image)都可能是公司或个人决定设置企业落脚或观光的决策考虑；为能维持及增加城市对知识工作者及目标族群的吸引力，城市必须反映其所呈现的城市形象并将城市建构成为创意城市。
3 创意城市的概念
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趋势发展，并非意指城市的消灭，相反地，拥有足够活力与创新的城市，则掌握城市的未来。为证明城市本身不在城际竞争版图上被对手击倒，积极地强化自我城市竞争力，端赖地方城市治理者精明且原创性的发展战略。
英国著名学者Peter Hall[6]在其著作《城市的文明》一书中指出：创意城市是属于每个时代的一种现象，但没有一个城市总能永久展现创意的。根据经济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Peter Hall从历史发展角度，比较不同型态的创意城市：技术创新型城市、文化智力型城市、文化技术型城市、技术组织型城市。
3.1 技术创新型城市(Technological-innovative Cities)
历史上技术创新型城市案例，均是新技术发展的发源地或是技术革命的地方；通常是由一些创新企业家，创造某一合作式、专业化与创新的企业氛围，促使城市繁华兴盛。经典的城市案例就是美国底特律市，亨利福特与其Model T在此一城市建立起美国自1900年以来汽车工业的基础。此类型的城市案例诸如：19世纪的曼彻斯特(纺织业)、格拉斯哥(造船业)、鲁尔工业区(煤与铁)、柏林(电力)以及近代技术创新的城市，特别是被视为信息科技的“麦加圣地”美国硅谷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
3.2 文化智力型城市(Cultural-intellectual Cities)
从历史角度看，此为“软性”城市型态，而文化与科学的发轫，通常都是出现在现存的保守势力和一小群具有创新思维的激进份子相互对峙的紧张时期，主张改革的艺术家、哲学家、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活动引起了文化艺术上的创新革命，随后形成了吸引外来者的连锁反应，成为释放心智缰锁的场所。例如雅典是民主的摇篮、文艺复兴时期百花齐放的佛罗伦萨，如同17世纪的伦敦(歌剧)、巴黎(绘画)、维也纳(科学与艺术)与20世纪初的柏林(歌剧)都是文化智力型城市的典范；就连生气勃勃的大学城如剑桥(英国与美国)、波士顿、爱丁堡等都是近代文化智力型城市的代表。
3.3 文化技术型城市(Cultural-technological Cities)
文化技术型城市是将前述两者城市型态之主要特征融合而成的城市，其中文化与科技是相辅相成的，在过去已衍生成所谓“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ies)，例如电影工业在美国好莱坞、印度电影工业在孟买的宝莱乌、音乐工业的美国孟菲斯市、时尚工业的法国巴黎与意大利米兰、新浪潮音乐的英国曼彻斯特、90年代多媒体工业的加拿大多伦多、现场音乐演奏的美国奥斯汀、娱乐与新媒体工业的英国汉堡市，以及2001年被选为欧洲的文化首都荷兰鹿特丹市，部分归因于该城市拥有建筑与电影嘉年华。Peter Hal[6]认为一个以科技与多媒体结合文化的城市，将拥有更远大的未来。
3.4 技术组织型城市(Technological-organizational Cities)
因应大规模的城市生活所衍生的问题，例如大量人口供水问题、基础公共设施的需求、交通与住宅的供应等，城市政府必须做出创意的解决对策。例如罗马在凯萨大帝时期(引水渠桥)、19世纪伦敦、巴黎(地下捷运系统)、1900年代的纽约(高楼大厦)、战后斯德哥尔摩(耐用住宅)、1980年代伦敦(港区再造)、近期的巴尔地摩的城市更新、安德卫普的港湾再造、巴黎(地下捷运系统结合电车与轻轨、巴土系统)。相较于其它型态的创意城市，技术组织型城市是在政府主导下与当地商业团体公私合作推动创意行为的开展，共同为城市建设而努力，可称谓地方层级的“公私协力合作”的模式。
4 创意城市的条件
从古代罗马时期到当今著名城市的发展轨迹，虽然每一个城市在每个时空背景环境下，有各个不同样貌呈现，但审视这些城市可找到一个共通点：它们没有一个不是在技术上、文化上或知识上孕育创意的场所。15世纪初期，“印刷机”的发明就是创意构思的结合，一位虔诚的德国修道士Gutenberg突发奇想地将木质刻印技术与压挤葡萄酿酒技术结合制造一台机器来印制圣经，这就是印刷机的由来[7]。这显示创造力不仅是人类的工作，且必须要伴随着巧合与非预期性的环境氛围。因而城市创意发展机会的因素条件如下述：①聚集性；②多样性；③不稳定性。
城市的创造力，起初是由在特定地区一些人们的出现所激发出来，在拥有足够的人群互动与交流下，聚集性将形成关键的多数群众，最后积累人群的创造力与知识发展，成为城市的创意力度。然城市居民数量无法来定义“聚集性”[7]。聚集性代表的不是人口总数的多寡而是彼此互动频率的密度，在某特定区域，高密度的人口集中将吸引频繁聚会以及人群间的不期而遇，如此才能够产生新观念与创新事物之交流。
多样性是激发城市创造力的第二因素，多样性不仅是市民之间的多元化，连同市民的知识、技能与其所追求的活动都是多元化。多样性是城市创造力的肥沃土壤[8]，依Jane Jacobs的观察，城市应具有多样的族群(包括家庭、企业、艺术家、外来移民者、老人、学生等)，受益于公平的多样化的技能与需求，人们轻松自在地在街道上相遇，彼此交换知识与新观念，进而带来创新。城市中的建成环境(Built-up Environment)更能帮助多样化的促成，城市街道的“机能混合”(包括老旧建筑物、新住宅公寓、办公室、商店、教堂、酒吧与餐馆等)提供交流场所与机会，如此城市将能发展成为Jacobs所说的具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创造力(Creativity)与创新(Innovation)的孕育场所[8]。简言之，多样性带来城市动能进而创造繁华的城市生活。
有些城市虽拥有这前述两个基本因素但它们却不是创意城市。但城市若在经历一段危机、对抗与混乱的时期之后，更能体现伟大的创造力。例如19世纪的维也纳、巴黎、伦敦以及经历二个世界大战期间的柏林，当时这些城市都是处在不稳定的环境下[9]，故不稳定性可视为另一项体现城市创造力的条件。就以1世纪前的维也纳为例，当时是奥地利的首都而且聚集许多欧洲智者与艺术家，该城市拥有三个创造力的条件，即城市多元化的过剩人口、丰富的公共生活与紧密的社会网络，增加城市内知识分子沟通与互动的机会。
5 地方经济政策的角色
为使城市在知识经济中更具有吸引力，城市当局应对其市民的创造力加以投资；然创造力的根源，永远存在于历史发展的城市环境脉络中。城市政府当应从城市固有特征开始，将该特征作为基础来寻求城市创造力(即Localisation，本土化)。首先，地方政府应致力于增加城市中的关键多数(Critical mass)，透过寻找邻近城市在基础设施、教育设施、文化设施等领域中的合作伙伴(即城际网络)；为增加城市的多样性，设定城市目标政策，例如混合住宅策略、工作区位(土地使用机能之混合)以及排除外国公司企业进驻的障碍。最后，城市政府应思考推动大型城市事件或研议创新计划，以增加城市创意出现的机会。
除了制造环境条件外，地方政府在行销城市时能执行一项有效的目标“品牌策略”(Branding Strategy)[10]。一个具有完备创意环境条件的场所，必须被外界人士所认知，才能成为个创意城市：因此地方政府乃应致力于建立城市美名以提高城市声誉，当地方政府在建立城市品牌之时，其最重要的是将城市真实意象展现出来。德国鲁尔区(Ruhr Area)即是透过目标引导与品牌策略所构成的组合城市典范[11]，在这煤与钢铁业衰退的工业地区，地方团体大规模地投资新科技与时尚艺术的整合且融入现存的地区经济结构，年轻、科技感的高附加价值公司进驻到原旧有的工厂与仓库，将时尚与传统做完美的结合，地方政府与民间企业成功地将原本衰退的工业区带领到现代知识经济的时代。
城市管理有助于对地方知识经济的崛起，但将美国硅谷成功模式，移植到不同城市中却有不同的际遇；自1950年代初期，依硅谷模式建立在西伯利亚的“科学城”艾卡迪姆哥勒杜克(Akademgorodok)[12]，其因缺乏知识密集的产业支撑，近数十年来已逐渐式微，这说明地方知识经济不能被复制的，知识密集活动必须以既存的地方经济结构为基础或是至少能与其相连结。除此之外，明确的愿景、地方的通力合作、务实的慧眼与优越的市场行销，都是发展成功知识城市不可或缺的要素。
以下检视欧洲三个城市地区的政策经验：品牌策略运用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厄勒地区、西班牙巴塞罗那的知识城市计划以及荷兰的现代工业城市蒂尔堡，这些城市不仅拥有前述必要因素而成功，且城市政府很清楚地将城市政策作为发展地区知识经济的重要支撑。
5.1 厄勒地区(Oresund)：人性首都
厄勒地区位处在跨国界的“双城”，连结丹麦的哥本哈根市与瑞典的马尔莫市，藉以跨海大桥将两城乡连结。依面积而言，拥有人口约三百万人的厄勒地区可视为一个区域而不是一个城市，亦可视为一个都市知识地区，在1990年代该区自传统工业地区蜕变成为“创意中心”，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健康”，例如所有的产业活动都与健康照护(医药科技与生命科学)有关，该区已成为仅次于伦敦、巴黎，欧洲新兴知识经济的热点地区。两国界间的医学事务的共同合作于1997年透过在地的医疗科技公司、大学与医院间成立Medicon Valley Academy的合资企业，由于其创新的特点，吸引欧盟国家的高度支持，厄勒地区从事健康部门的就业人口近年有大幅的成长，特别是关于技术性工作，这大多因为该地区医疗生技产业的蓬勃，吸引与日俱增的外国知识密集资公司的投入。
部份研究显示[13]，该地区至少有两个成功的要素：地方部门的有效率共同合作与明确的城市品牌策略。在厄勒地区，政府、学界与企业界在同一个基调下运作，由所有社会各部门的代表组成厄勒地区委员会共同选择以“人的需求”为地区发展的宗旨，投注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以建设优质的医学科技场所与多样的文化设施；透过维护完善的网站建立与宣传小册，积极地在欧洲打响厄勒地区的名号，在大众媒体上以“人性首都”为号召，强调该地区是一个适合居住、工作与休闲的区域，使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5.2 巴塞罗那(Barcelona)：知识城市
为使巴塞罗那能在欧洲知识经济中有更明确的定位，在1999年地方政府与地方知识团体揭橥将“知识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策略。原本各自独立倡议的地方部门策略，例如巴塞罗那市政府中的经济部门致力于扶持科技新兴企业，透过企业孵化器的方式提供贷款与财务协助；地方议会的知识策略仅关注如何透过创新来重建老旧之邻里小区；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独自致力于技术研究群与地区企业社群间的“知识移转”：即使各层级推动的策略多么有效，但都不相关联，以致巴塞罗那的知识关联政策含糊不清。而“巴塞罗那：知识城市”的策略计划就是要避免该政策推行之分化现象，协调各部门对知识经济之相关提议，免除重复的资源浪费，以期达到各门协力合作的互动模式。
针对知识城市发展，城市议会将巴塞罗那知识经济领域中当前的提议，制定成工作清单，地方议会必须在复杂政策领域中建立清晰的政策架构，同时必须带动起地方企业界的热情以及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动员所有的努力。以位在巴塞罗那市中心边缘的老旧地区Poble Nou，转变成“知识邻里”(Knowledge Neighbourhood)，就是该计划执行成果的例子，约近200公顷的邻里区域，透过分区计划的协助，提供为新型态产业活动发展的培育基地，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技术部门：为了吸引开发商与投资商对该计划的兴趣，市议会在分区计划内给予一些特别的条件，例如在办公区街廓内，提供给知识密集产业使用的办公大楼能比供给传统产业使用的办公大楼多盖二层楼，透过类似的创意技巧，城市当局成功地说服私人企业团体共同地支持“巴塞罗那：知识城市”。
5.3 蒂尔堡(Tilburg)：现代产业城市
自1990年代初期，蒂尔堡如同荷兰其它城市一样自许为知识城市，城市的政策明显地揭示着：城市必须创造崭新与高附加价值的工作，来吸引年轻与受良好教育的人，并将他们留下来定居。蒂尔堡深知这不足以能在城市竞赛中脱颖而出，并以“蒂尔堡：知识城市”为口号意图吸引众人的目光，然该模糊的城市印象并未奏效。因此在1992年地方政府经过与地方企业社群的密集地商议，市议会提出巨幅的标语“蒂尔堡：现代产业城市”，其中“产业城市”意指与城市传统经济结构与工作相关连，而“现代”一词，即代表蒂尔堡是当代与创新的意象，而当地的蒂尔堡大学与丰蒂师高等技术学院均被视为是“现代产业”的启蒙来源。
为了维持该城市的品牌名声“现代产业城市”，政府公部门与私人投资者在Veemarkt地区，主动地试图将教育与文化作结合，除了设置流行信息中心(Popcentrum 013)、创意课程(如多媒体领域)、新传媒与广告、图像产业外，在创意领域中各式各样的创意公司均在这个地区出现，因而该区域亦形成另一种“知识园区”，在园区内中拥有教育、信息及娱乐的肥沃壤土。蒂尔堡的成功，源自其地方政府与在地教育机构的通力合作。
6 结论
在知识经济中，城市仍握有未来。从历史经验显示，城市等同是具有优越的知识、创造力与创新的场所进而臻至完美，但并非每一个城市都能拥有好的前景，但“创意城市”终将能在城际竞赛中获得最后胜利，创意城市不仅拥有足够的聚集性、多样性与不稳定性，同时也可以在“创新”与“现代性”的基础上，呈现相辉映的城市意象。除此之外，在知识经济中能成功的城市，仍存有人们的努力与偶发事件的疑虑，但不是意味着城市只是靠运气而采以悲观的态度来面对，相反的，城市必需具备积极的创意动能，才能参与现今城际间的竞赛。
面对充满无限可能的创意与创新，为城市本身提出明确的创意竞争策略是必要的；然而城市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与地方民间团体通力合作，以增加创造力出现的机会。“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城市当局应整合其知识政策，以培育城市偶发事件与城市创造力萌芽的沃土，将有助于城市能在知识经济时代中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