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及其与同年关系论略——兼论包拯稳立宋仁宗朝之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包拯论文,同年论文,原因论文,仁宗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5)02-0013-12 包拯(999-1062)，北宋庐州合肥人。他集忠、孝、仁、义、智、勇、廉、节于一身，为时人所称颂。他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清官，深受广大下层百姓的怀念和传诵，时至今日包拯在民间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关于包拯的研究，史学界、法史学界与文学界从不同角度推出了丰富的成果，笔者不揣谫陋，欲就包拯及其与同年的关系略作讨论①，以管窥宋仁宗朝政治之一斑。 一、犯颜直谏的包拯何以平步青云——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包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在皇权日益强化的宋代，“清官”包拯除了自身廉洁奉公外，还多次犯颜直谏、抨击同僚，与滥用的皇权和贪婪、平庸、不作为等官场陋习作斗争。 包拯犯颜直谏，不畏皇权。在反对张尧佐除宣徽使一事上，时任御史中丞的包拯“反复数百，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宋仁宗无奈只好放弃，直到见了张贵妃才“举袖拭面”，并责问张贵妃说：“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②在宋仁宗晚年迟迟不立太子一事上，诸多大臣争相上奏，包拯言辞激烈，责问宋仁宗：“未审圣意持久不决，何也？”包拯的激烈态度激怒了宋仁宗，怒而问之曰“卿欲谁立？”明显疑包拯有拥立新君之野心，猜忌之心毫不掩饰。包拯以自己“行年六十，且无子，非邀后福者”为对，才消除了皇帝疑忌之心。③包拯“峭直”可见一斑。 敢于直谏皇帝的包拯，面对同僚更是“严毅不恕，朝列有过，必须弹击”④，“数论斥大臣权倖”⑤，如弹劾三司使、温成皇后张贵妃伯父张尧佐，弹劾宰相宋庠，三司使张方平、宋祁，翰林学士李淑、酷吏王逵等，包拯均多次上章连番抨击，直至对方被罢免方止。包拯如此强势、激烈之方式，必然会招致众多政敌的反击，现存史料中虽找不到类似材料，但此类斗争当在情理之中。何况，包拯并非毫无瑕疵，如他对宋庠的弹劾明显有失公允；他弹劾掉二任三司使，而自己取而代之，亦有嫌疑。翰林学士欧阳修即曾上章批判包拯“逐其人而代其位，虽初无是心，然见得不能思义”，“此所谓蹊田夺牛，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嫌疑者也”，“言人之过似于徼讦，逐人之位似于倾陷”，认为包拯“是可惜也，亦可嗟也”。⑥ 嘉祐四年七月，因三司吏把原应给与士兵的折支“积八十五日而不予”，最终导致士兵“相纠为乱”。三司使包拯“护吏不遣”，致使案件无法继续审理，因而受到负责勘验此事的提举在京诸司库务胡宿弹劾，包拯“皇恐，遣吏就狱”。但包拯仕途亦未受到任何牵连，反而很快迁给事中、三司使，继改枢密副使。⑦ 包拯一生历任开封知府、三司使、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要职，他出仕26年(1037-1062年)间迁官25次⑧，平均1年左右即升迁1次，可谓频繁。宋代官员通常情况下是三年一任，而包拯迁转多是不满任就升迁。甚至在“命下之日，中外喧然”⑨、受到弹劾的情况下，包拯还是不断地迁官加职，终至绝大多数官员难以企及的执政官。这一切的原因何在？是包拯的能力出众，还是宋仁宗偏爱包拯，还是有其他因素？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笔者认为，包拯的能力和宋仁宗的爱才偏袒⑩都是包拯稳立朝堂的必要条件，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包拯同年的襄助，即在共同政治利益前提下，包拯得到了其高官同年的默许、宽容、保护和暗助，得到了其同年高官的荐举、提携与拉拢。 二、包拯的同年有哪些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王尧臣榜共取进士377人。29岁的包拯中进士甲科，授官为大理评事、知建昌县(今江西南城)。(11)从初授官判断，包拯高中当年进士第一甲前30名，其才艺属于十分出众之列。 天圣五年(1027年)科举考试，除了录取正奏名进士377人外，还有正奏名诸科等，共计1418人。(12)现存文献没有这一榜进士诸科题名录，但是，由于是榜后来成名、成功人士很多，史书中留下的个人记载较多。宋史文献专家龚延明、祖慧二先生修纂的《宋登科记考》一书，辑录了王尧臣榜进士142人、诸科2人，特奏名进士、诸科9人(13)，为我们了解这一榜科举考试及为官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 宋代选官，“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巨公，皆繇此选”。进士、诸科中，又以“进士得人为盛”，“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14)因而宋人称进士科为“将相科”，中进士者后来多显贵，天圣五年(1027年)榜多显贵即是如此。 据《宋登科记考》，天圣五年(1027年)王尧臣榜考中进士、诸科“同年”中，官至宰执者多达7人：王尧臣、韩琦、吴育、包拯、赵概、文彦博、吴奎等。宋代出现过两次进士一甲前三名(即状元、榜眼与探花)同为宰辅的盛事，天圣五年(1027年)榜为其一。史载： 王伯庸名尧臣牓，韩魏公第二，赵康靖公第三。嘉祐末，魏公为相，康靖为参知政事，伯庸虽先罢去，而魏公与康靖同在政府，当时号为盛事。熙宁末，王荆公相，韩康公、王禹玉为参知政事，三人亦皆同年，仍在第甲连名，禹玉第一，康公第二，荆公第三。荆公再入，仍与康公并相，尤为难得。时陆子履作诗云“须信君王重儒术，一时同榜用三人。”(15) 按叶梦得的记载不太准确。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第一名杨真，第二名王珪，第三名韩绛，第四名王安石。杨寘31岁死去，在政坛上不太显赫，后人误将后来官至宰相的王珪当作状元。天圣五年(1027年)，王尧臣榜进士一甲前三名依次是王尧臣、韩琦和赵概。这两榜进士前几名，几乎同时在中书任长贰，宋代历史上极为罕见，“尤为难得”，传为一时佳话。包拯同年中有如此多的佼佼者，自然荣幸无比。这里扼要介绍一下包拯的6位官至宰执的“同年”。 王尧臣(1003-1058年)，字伯庸，北宋应天府虞城(今河南虞城)人。《宋史》卷292有本传。天圣五年(1027年)，举进士第一名，初授将作监丞、湖州通判。历光州知州、知制诰、翰林学士、知审官院、三司使等官，皇祐三年(1051年)十月自给事中、翰林学士承旨除枢密副使，嘉祐元年(1056年)闰三月改官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嘉祐三年(1058年)八月己未(二十一日)，卒于执政任上，享年56岁。赠左仆射，谥文安。王尧臣以进士高科入仕，升迁很快，历任清要，典掌内外制十余年。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近七年，距宰相跬步之遥，可惜早死。有文集50卷。王尧臣“为人纯质”，“善知人，多所称，荐士为时名臣者甚众”。(16)作为同年，包拯受到“善知人”、“喜荐士”的王尧臣举荐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韩琦(1008-1075年)，字稚圭，自号赣叟，北宋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宋史》卷312有本传。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年仅20岁的韩琦与兄韩璩(字子徽)并中进士，韩琦举进士甲科第二名。初授官将作监丞、淄州通判。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出将入相。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至五年正月，任枢密副使；嘉祐元年(1056年)八月至三年(1058年)六月，任枢密使；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至治平四年(1067年)九月，连续任宰相长达九年之久。(17)韩琦辅佐三朝，久掌大政，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功勋卓著，被后世称为一代贤相。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六月，病逝于相州，终年68岁。宋神宗“辍视朝三日，发哀于后苑”，赐神道碑，并亲题碑额“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号“忠献”，赠尚书令，配享英宗庙。宋徽宗政和五年追论韩琦定策之功，封魏王。(18)有《安阳集》50卷传世。韩琦“尤以奖拔人才为急，倘公论所与，虽意所不悦，亦收用之，故得人为多”(19)。在他任二府长官11年间，他的同年包拯、赵概、文彦博等先后擢居宰执，同舟共济，同游宦海。 赵概(995-1083年)，字叔平，北宋应天府虞城县(今河南虞城)人。《宋史》卷318有本传。天圣五年(1027)，举王尧臣榜进士第三人。初授官将作监丞、海州通判。历知制诰、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嘉祐五年(1059年)十一月升枢密副使，嘉祐七年(1062年)三月改官参知政事，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正月罢，连续任执政官九年。(20)卒，追赠太子太师，谥康靖。(21) 吴育(1004-1058年)，字春卿，北宋建州浦城(今福建)人。《宋史》卷291有本传。天圣五年(1027年)，吴育与弟京、方三人俱中进士，其中吴育是礼部试第一(即省元)，殿试中进士甲科。又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入三等。历知制诰、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至七年三月，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22)吴育罢去执政后，宋仁宗多次对大臣称他“刚正可用，每召之，辄以疾不至”。吴育应该有问鼎中书的机会，可惜多病。嘉祐三年(1058年)四月十五日死于河南知府的任上，享年55岁。谥正肃，葬新郑。有文集50卷，今佚。(23) 文彦博(1006-1097年)，字宽夫，北宋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宋史》卷313有本传。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及第，初授大理评事、知翼城县。历仁、英、神、哲四朝，屡典大藩，久居二府，将相50年。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三月，升任枢密副使，寻改参知政事；庆历八年(1048年)闰正月升相，至皇祐三年(1051)十一月罢相。至和二年(1055年)六月至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二度为相。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七月至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任枢密使。宋哲宗元祐元年(1085年)四月至五年(1090年)二月，文彦博第三次为相。有《文潞公集》40卷。死赠谥忠烈。(24)文彦博是北宋历史罕见的政坛“常青树”，服侍四帝，官高为尊，寿康禄丰。 吴奎(1011-1068年)，字长文，北宋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宋史》卷316有本传。天圣五年(1027年)，年方17的吴奎登明经科第。皇祐元年(1049年)，又中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入第四等。初授县主簿，历陈州通判、密州知州、知制诰、知审官院等官，嘉祐四年(1059年)为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嘉祐七年(1062年)三月，除枢密副使，与包拯同在西府枢密院(2个月)。治平元年(1064年)十二月，丁父忧辞职。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吴奎除丧，复枢密副使；三月为礼部侍郎、参知政事；九月罢执政，出知青州。熙宁元年(1067年)卒，终年58岁，谥文肃。(25) 除上述六人外，包拯同年中有名者还有宰相王旦的儿子王素、官至御史中丞的鱼周询。(26)限于篇幅，兹不一一介绍。 上文已述，宋朝选官以科举取士为主，一榜出现多名宰执的情况比较常见，但诸如天圣五年(1027年)王尧臣榜出现2名宰相7名执政(含前者)的情况很罕见。宋人曾经拿天圣五年(1027年)王尧臣榜与庆历二年(1042年)杨真榜经行对比，这两榜出现“一时同榜用三人”的盛况，(27)事实上更出现了宰相多的盛况：前者2名宰相7名执政，后者5名宰相5名执政(含前者)(28)。因此，我们可以说包拯“同年”多宰执。同年关系，同朝为政，同时高官，是机遇所赐，更与宋代“同年政治”有关。 三、包拯与其同年的关系 (一)包拯没有弹劾过高官同年 包拯在宋仁宗朝先后担任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知谏院、御史中丞等台谏官，“严毅不恕，朝列有过，必须弹击”(29)，从不顾及，时人称“包老真中丞”(30)。南宋名臣韩元吉称其为宋朝“直臣”，“切切论谏，有古诤臣之风”(31)。“最名公直”的包拯，弹劾过中央要员，如“国丈”张尧佐、宰相宋庠、三司使宋祁与张方平等；也曾揭发过地方贪官酷吏，如王逵等人。杨国宜先生通过对现存《包拯集》187篇文章研究发现，其中有55篇明确批判了61名本朝人物，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包拯与之同朝为政的同僚。(32)仔细比对包拯揭发的61人和《宋登科记考》卷4“仁宗天圣五年”收录的153人名录，我们惊奇地发现：除保州通判石待举、江东提点刑狱令狐挺2人外(33)，包拯从未批评过其他多数同年，尤其是后来仕途上十分显赫者。包拯公正无私并非虚名，但是他处理同僚关系还是有分寸的，与他有同年之谊者，并不在其重点弹劾检举之列。“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包拯和不少同年保持着友善关系，或与他公直但不至察有关。 (二)包拯与宰相文彦博结为姻亲、“同党” 史料记载显示，天圣五年王尧臣榜“同年”关系比较亲密，不仅两宰相韩琦、文彦博间相处和睦，而且王尧臣、吴奎、赵概、包拯等之间亦来往友善，乃至结党。限于主题，兹不展开论述。这里重点梳理包拯与文彦博、韩琦和吴奎的交往。 包拯与文彦博两个家族交往很深(34)。据文献记载，天圣年间，包拯父令仪与文彦博父文洎(35)“同官阁中”，包拯与文彦博“方业进士，相友甚厚”。二人不负众望，同中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甲科，“逮嘉祐间，继以才猷，直至参加政事。而包氏、文氏，仕契再世矣。尝愿相与姻缔”(36)。包拯与文彦博的关系由世交、同年，晋级为儿女互婚的关系。包拯的次子包绶(1058-1105)续娶文氏，即文彦博季女。(37)包、文二家关系亲上加亲、友上加友，至为特殊，故文彦博以“友人”(38)称包拯。 年长仕晚的包拯在仕途发展上明显逊于年轻仕早的文彦博，因此，包拯的“发展”得到文彦博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二人应是心照不宣。今日传世文献虽不见二人互相“求官”和“举官”书信和奏章，但二人结党应是事实。如皇祐三年，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弹劾文彦博：“专权任私，挟邪为党”。此处唐介所谓的“邪”、“党”主要针对的是张尧佐，但文彦博“任私”、结党绝不会仅仅只有张尧佐一人，同年、好友等应都是其党。故唐介再次上章弹劾时，言辞更急犀利随后对文彦博的抨击更深入，“自彦博独专大政，凡所除授，多非公议，恩赏之出，皆有夤缘。自三司、开封、谏官、法寺、两制、三馆、诸司要职，皆出其门，更相援引，借助声势”(39)。作为好友、同年的包拯不可能置身“党”外，包拯最早被授予的二个“职”——直集贤院(庆历七年四月)、天章阁待制(庆历八年四月)分别在文彦博为参知政事(庆历七年三月—八年闰正月)和首次为相期间(庆历八年闰正月—皇祐三年十一月)，包拯第一次除授的中央差遣要职——知谏院亦是在庆历八年文彦博为相期间。相应地，另一宰相宋庠因知谏院包拯与其同年、知谏院吴奎联合弹劾而被罢免。故而宋仁宗令唐介与文彦博当面对质时，唐介义正词严：“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隐于上前。”文彦博只能“拜谢不已”。可见唐介之言正中要害，文彦博无可辩驳。事后文彦博曾承认唐介“言臣事多中臣病”，文彦博结党一事为事实，甚至宋仁宗本因唐介弹劾文彦博时语涉张贵妃，而迁怒唐介，他也不得不承认：“介言奎、拯皆阴结文彦博，今观此奏，则非诬也。”(40)包拯是文彦博等为首的天圣五年榜进士一党无疑。 包拯墓志铭评价包拯：“不作私书，绝干请，慎交游。”(41)为包拯树立起公正无私、不营私利的纯臣形象，故而后世多忽略其结党事实。至和二年(1055年)十二月，刑部郎中、知庐州包拯降兵部员外郎、知池州。(42)大约在此后不久，包拯“与同年手帖一通”，南宋人周必大据此帖指出：“惟公刚正之名，至今播在人口。《国史本传》云：性峭直……不为苟合，不作私书，亲旧干请，一切绝之。今观此帖，亦非绝物离人者也。”(43)帖子内容今人已无从得知，但周必大肯定是见到原文的，从他怀疑包拯“不干私请”的口吻判断，帖子内容应是包拯求援于朝中同年的。嘉祐元年(1056年)八月，降官仅仅9个月的包拯便复官刑部郎中、知江宁府，(44)旋升权知开封府，在地方上打转了近五年的包拯再次回到汴京这一权力中心。而这五年(皇祐四年三月—嘉祐元年八月)基本上与文彦博第一次为相(庆历八年闰正月—皇祐三年十一月)和第二次为相(至和二年六月—嘉祐三年六月)的中空阶段相吻合。故，帖子中的“同年”是刚出任第二次宰相的文彦博(至和二年六月至嘉祐三年六月)无疑。 (三)包拯在与同年、“上司”韩琦结为一党 包拯(999-1062年)比韩琦(1008-1075年)年长10岁，在仕途上，年龄的劣势十分明显，又晚10年出仕，二者差距更加突出。包拯39岁才开始出仕任知县，而此时的韩琦“年未三十，天下已称为‘韩公’而不名”(45)。但二人的私交应一直处于良好状态。如就目前现存包拯史料中只记载有二个帖子，除上文包拯与文彦博的帖子外，另一即是韩琦与包拯往来的帖子。这个帖子是皇祐四年(1053年)知定州韩琦写给河北路都转运使包拯的，具体内容不详，南宋人周必大为此帖作跋。(46)这个帖子引起我们关注的信息不是内容如何，而是帖子的作者与收者，居然是“不作私书”、“慎交游”的包拯与其同年韩琦。这足以证明二者关系非同寻常，韩琦无疑是包拯为数极少的朋友之一，二人政见一致、私交极好，相互支持，共渡宦海。后来，包拯与韩琦的愉快合作更证明这一点。大约至和元年(1054年)前后，知并州韩琦上《乞罢差里正衙前奏》(47)，宋仁宗下令北方各路转运使“相度利害”。时任刑部郎中、知庐州的包拯，率先响应号召，上奏支持同年奏请：“今若依韩琦起请悉罢里正……委是经久公私利便，庶几凋残之民稍获存济。又缘里正系正月内差，若伺候诸路转运司相度，必恐迟延。欲望圣慈特赐详酌，早降指挥施行。”(48)包拯旗帜鲜明地支持韩琦的建议，甚至建议宋仁宗不用等待“诸路转运司相度”，即“早降指挥施行”。此事经诸路转运司“相度”后，“皆谓如琦所议便”。至和二年(1055年)四月，宋政府下令罢诸路里正衙前差役(49)，“自罢里正衙前，民稍休息”(50)。包拯毫不犹豫支持韩琦，请求朝廷下诏推行，体现了包拯能“执节守义”，重视国家利益。但无条件地支持甚至忽略中间地方长官分析、调查环节，而由中央直接下令实施的做法，又充分体现了包拯一贯强硬、“思虑不熟”、稍显急躁的作派。这种无条件支持和信任自然建立在二人长期、深厚的感情基础上。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丙午，文彦博罢相，韩琦拜相。(51)权力中心前后更迭不仅没有消弱到包拯的地位，反而使包拯在新的执政班子里更加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如果说宰相文彦博支持包拯由地方走向汴京并站稳脚跟的话，新任宰相韩琦则支持包拯在权力中心站得更高、走得更稳。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庚戌，韩琦任相仅仅21日，包拯由右司郎中(52)、权知开封府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同年七月，包拯兼领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四年三月，包拯为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53)嘉祐六年(1061年)四月辛酉为给事中、三司使；庚辰包拯再迁为枢密副使。(54)短短四年时间，包拯迁官5次，由权知开封府直至枢密副使，跻身执政之列，达到了众多官员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地位。显然，如此快的升迁速度，应有包拯身后同年一党的作用，而令治史者无以漠视。史载：“仁宗自至和服药之后，临朝简默，政事不复厉精，选任差除，尽归宰执。然能以腹心耳目寄之于台谏，大臣犹怀恐惧，不敢泰然作奸。”(55)至和以后正是文彦博、韩琦先后为相阶段，宋仁宗将人事大权交给宰相，将监督百官之权交给御史中丞，企图通过制度上的互为犄角，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在实际运作中，因“选任差除，尽归宰执”，台谏官“公议”作用已名存实亡。司马光总结宋仁宗、英宗朝相权与台谏官关系时说：“自仁宗皇帝以来，委政大臣，宰辅之权诚为太重，加以台谏官被贬者，多因指大臣之过失，少因犯人主之颜色，是威福之柄潜移于下。”(56)因此，宋仁宗统治后期，宰相对于百官乃至执政大臣的任命，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而包拯正是在此期间迅速崛起的。 嘉祐三年(1058年)，韩琦任相仅仅21日，包拯即由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二人一为宰相，一为御史中丞，显然失去了宋仁宗的最初目的。在此期间，首相是富弼，韩琦仅为次相，但因富弼守丧在家，故次相韩琦和同年、御史中丞包拯共同打击政敌，经营天圣五年进士的政治势力范围，自在情理之中。 《邵氏闻见后录》卷19载：(57) 宋子京罢守成都，故事当为执政，未至，宰相于两地见次，尽以他人充之。子京闻报怅然……言者又论蜀人不安其奢侈，遂止为郑州，望国门不得入，久之，再为翰林承旨。未几，不幸讣至成都，士民哭于其祠者数千人。谓“不安其奢侈”者诬矣。宰相，韩魏公也。言者，包孝肃也。……竟不至两地，悲愤而没。 邵博明确指明宋祁之所以不能入执政之列，是宰相韩琦和御史中丞包拯共同运作的结果，甚至不惜诬陷宋祁“不安其奢侈”！宋祁最终“望国门不得入”，“竟不至两地”，悲愤而亡。 《长编》166，嘉祐四年三月己未条载有包拯弹劾宋祁之言：“拯亦言祁在益部多遊宴，且其兄庠方执政，不可任三司。”在御史中丞包拯的弹劾下，宋祁非但执政之望破灭，甚至连新任的“计相”(进入执政的必经之路)之位也不能保全，再次被放外任。宋祁“竟不至两地，悲愤而没”，而包拯两年后却昂首登上三司使之位。包拯被任命为三司使，“命下之日，外议誼然”！在此之前，皇祐三年(1051年)知谏院包拯与吴奎曾弹劾已为相7年的宋庠(996-1060年)，导致宋庠罢相。(58)直到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闲置7年的宋庠再次进入两府，不过他无法回到已为包拯同年文彦博和韩琦接连控制的相位，只得屈居西府枢密使。(59)此后不久嘉祐四年(1059年)三月，宋祁由成都被召回，接替被包拯弹劾掉的三司使张方平之位，包拯又揪住“其兄庠方执政，不可任三司，累论之不已”，朝廷“故命祁出守而拯代居其位”。(60)大概1年8个月后即嘉祐五年(1060年)十一月，枢密使宋庠也被免职，出判郑州。同一天，包拯的另一同年，御史中丞赵概出任枢密副使。(61)围绕宋庠、宋祁兄弟的任免和包拯同年们相继拜官，很难用偶然来解释。言路御史中丞和宰相总是由包拯同年交替充任，宋庠、宋祁兄弟免职外任自然不可避免！ 与政敌受打击相对应地，包拯明显受到了同年一党的庇佑和支持。嘉祐四年(1059年)三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奏说： 昨闻拯在台日，常自至中书，诟责宰相，指陈前三司使张方平过失，怒宰相不早罢之。既而台中寮属相继论列，方平由此罢去，而以宋祁代之。又闻拯亦曾弹奏宋祁过失，自其命出，台中寮属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罢，而拯遂代其任。(62) 宋制，禁止台谏官与宰相来往，更不可直接到宰相府“诟责宰相”，包拯居然敢如此行事，正是因为“诟责”的对象是同年韩琦。否则，包拯非但位置不保，而且会被贬！事实上，包拯最终升任与中书、枢密院鼎足的三司，担任长官。当时任枢密院长官的是宋祁兄宋庠，因此，北宋前期权力中枢之中书、枢密院和三司鼎足的格局，由于韩琦、包拯同年关系，实际上是两足并立。前文已述，宋仁宗以“选任差除，尽归宰执。然能以腹心耳目寄之于台谏，大臣犹恐惧，不敢泰然作奸”(63)。这一时期的台谏长官为赵概，仍然是韩琦、包拯的同年。(64)制度设计，常为人事安排打破。再相后的韩琦已开始经营自己的权力圈子，到了宋神宗即位之初，完全形成了“(韩)琦等方以两朝顾命，傲然自居，顾视朝廷，惟己所欲。且琦执政一年，上视两府大臣，中外要职，莫非亲旧，根盘节错，异己者必逐，附己者必升”(65)的专权局面。韩琦的权力核心层，包拯等同年悉数囊括。 包拯入仕晚，年龄大，但在同年高官的照顾下，后程发力，晋升迅速。前有欧阳修指斥，后有胡宿弹劾，也无法阻挡。在三司使任上，包拯一度“皇恐”。嘉祐四年(1059年)七月，发生了两起“兵变”，均与三司有关。第一起是河北路拣汏老羸兵，军士颇有怨言，其中骁骑卒张玉“疑三司使包拯以祫享甫近，爱惜赏给”，令诸路精简兵员，“因突入三司诟拯”，遭到杖杀。第二起，陕西路泾州卒以“折支不给，出恶言慢通判，相纠欲为乱。其后斩二人，黥四人，乱意乃息”。宋仁宗下诏提举在京诸司库务胡宿调查此事，胡宿“劾三司吏不明计度。三司使包拯护吏不遣”。胡宿上奏宋仁宗言： 泾卒悖慢，诚当罪。然折支军情所系，积八十五日而不与，则三司岂得无罪？陛下以包拯近臣，不欲与吏一体置对，可谓曲法申慈。而拯不知省惧，公拒制命如此，则主威不行，纲纪益废矣！ 包拯“皇恐”，不敢再包庇下属，遂“遣吏就狱”。(66)这两次“兵变”幸未酿成大祸，因与军队补给有关，三司使包拯应负连带责任。但三司使包拯未受任何影响，反而在事隔一年后，即嘉祐六年(1061年)四月，晋升为枢密副使。(67) 宋制：枢密副使、参政政事有缺，“宰臣进拟，例以三司使、御史中丞、知开封府一人补其员”(68)，而“台谏实参论议”(69)。但是，宋仁宗晚年“选任差除，尽归宰执”(70)，而台谏官“公议”的作用名存实亡。因此，执政大臣的任命，宰相的意见至关重要。而此时宰相有二，首相富弼守丧在家，次相正是韩琦。如此，在为期仅一年的三司使职位上，虽然前有欧阳修抨击、后有胡宿弹劾，包拯依然昂首升任枢密副使，跻身执政行列。 包拯一生关键的晋升，如问责贬谪后快速复位、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权三司使与枢密副使等职，皆与他的两位高官同年密切相关。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以前，两次为相的文彦博帮助最大。嘉祐三年六月以后，包拯的所有升迁和化险为夷，均与宰相韩琦扶植、庇护息息相关。当然，包拯也为其同年一党的利益作出了相应的回报，如张方平、宋祁之罢三司使、“两制臣僚不许诣执政私第，执政尝所举荐，不得为御史”的宋朝旧制之废除，皆是包拯之力。(71)由此可见，包拯与韩琦二人因同年之谊，加上政见一致、利益共享，联手打破了宋代互相掣肘制度的设计，并形成了同年结党，排除异己，而韩琦专权的局面。 (四)包拯与吴奎的多次合作 包拯比吴奎(1011-1068年)年长13岁，但吴奎明经出身，虽年少得志，升迁却并不快。年长而又晚10年出仕的包拯，由于是进士出身，很快就赶上吴奎。在仕历官位上，二人极为相似，相差无几；在政治上，二人不约而同“结党”文彦博、韩琦，又同时知谏院而成为“僚友”。包拯与吴奎应属同一类型的官员，交往频繁，交情很深。在四库本《包孝肃奏议集》中，吴奎是包拯提到最多的同年，多达12次之多。包拯去世，包拯的墓志铭也是由吴奎撰写。由于史载阙如，我们无法看到见证二者亲密往来的书启，但从他俩多次通力合作，弹劾外戚张尧佐、宰相宋庠等，可以窥视其思想行动上的高度一致性。 包拯大约于皇祐二年(1050年)年初至四年(1052年)三月知谏院(72)，而吴奎于皇祐二年前后(73)至三年(1052年)十月同知谏院(74)，二人同时在同一机关任职，其友谊当在此短暂共事期间进一步加深。其间，他们极尽谏职，步调一致，做出不少震惊之举。 其一，共同弹劾外戚张尧佐。张尧佐，字希元，河南永安人。宋仁宗爱妃温成皇后伯父，进士出身。以外戚身份，在宋仁宗朝屡屡升迁，遭到朝臣不断非议。皇祐元年(1049年)三月，他由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拜权三司使。同年九月，晋三司使。监察御史陈旭(后因避宋神宗御讳，改名升之)论张尧佐“以后宫亲，非才也，不宜使制国用”。宋仁宗“不听”。(75)皇祐二年(1050年)，包拯、吴奎任谏官，联合谏官陈升之，共同论奏张尧佐不能主财计，甚至将当时的自然灾害、国家财乏，都归咎于他。(76)宋仁宗迫不得已，于同年闰十一月改授三司使、户部侍郎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赐张尧佐之子希甫、及甫进士出身。(77)宋仁宗的荒唐任命，引起公愤，招致殿中丞张择行、唐介，谏官包拯、吴奎、陈旭和御史中丞王举正等7人的更加猛烈攻击。(78)当时台谏官“进对之际，失于喧哗。在法当黜”(79)，包拯甚至“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80)。宋仁宗迫于众势，震怒之余，“特示含容”，下诏“自今台谏官相率上殿，并先申中书取旨”。(81)皇祐三年(1051年)八月，淮康节度使、同群牧制置使张尧佐，罢为宣徽南院使，判河阳。(82)谏官们在与外戚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客观地讲，谏官们集体弹劾外戚张尧佐，迫使宋仁宗罢张尧佐任职，并公开宣布“自今后妃之家，毋得除两府职任”(83)，对宋代避免类似汉唐外戚专权、祸乱朝政历史悲剧的重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包拯、吴奎等通力合作，功不可没。 其次，攻击宰相宋庠。前文已提到，知谏院包拯与吴奎弹劾宰相宋庠之事。宋庠(996-1060年)是宋代位数不多的状元出身的宰相，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任参知政事，八年五月升枢密使，皇祐元年(1049年)八月，与文彦博同时拜相。(84)皇祐三年(1051年)二三月间，知谏院包拯前后曾两次弹劾宋庠： (宋庠)自再秉衡轴，首尾七年，殊无建明，略效补报，而但阴拱持禄，窃位素飡，安处洋洋，以为得策。且复求解之际，陛下降诏，未及断章，庠乃从容遂止其请，足见其固位无耻之甚也。(85) 包拯攻击宋庠的理由是尸位素餐、“固位无耻”，同年吴奎推波助澜，终致宋庠罢相。(86)客观地讲，包拯对于宋庠的指责过于苛责，有失公允，清人冯景认为宋庠“素有才望，不愧科名者，秉衡七年不为久，无所建明为罪，又求解不得命乃止，而包公直以‘固位无耻’斥之，抑何过之深也！……观其疏曰‘执政大臣与国同体，不能尽心竭节，卓然树立，是谓之过，宜乎当黜’，不必指瑕末致罪名而然”(87)。冯景含蓄地点明，包拯以“瑕末”而致宋庠之罪，是包拯等人铲除异己的借口，而且包拯与吴奎并没有将弹劾目标对准同年、首相文彦博，而是直指次相宋庠。首相文彦博、知谏院包拯与吴奎，同年三人结党、排除异己行为显而易见，以至于宋仁宗也承认“奎、拯皆阴结文彦博”是事实。因此，当这一明显结党行为为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毫不留情地道破时，天圣五年榜进士一党付出了相应的政治代价：宰相文彦博、谏官吴奎皆免职外任。当然唐介在这场政治博弈中也付出了惨重代价，被“责授春州别驾”(88)。 在此次政派斗争中，唐介矛头直指宰相文彦博，并连带上知谏院吴奎，因而包拯并未受到贬降。故在吴奎被责外任知密州时，包拯又毫不避讳地上奏宋仁宗，试图保住吴奎的谏官位置。解救不成，他又连续7次上章，请求外任。(89)包拯和吴奎政治上共进退之态度可见一斑。 其三，共同弹劾翰林学士李淑。李淑，字献臣，徐州丰县人。宋仁宗朝宝元、康定年间参知政事李若谷之子(90)。12岁，赐童子出身。天圣六年(1028年)，赐进士及第。累官至翰林学士。(91)皇祐三年(1051)十月，谏官包拯、吴奎等弹劾翰林学士李淑言：“淑性奸邪，又尝请侍养父而不及其母。”宋仁宗罢免其翰林学士之职，“以端明、龙图阁学士奉朝请”(92)。包拯、吴奎以李淑不孝为由奏罢其翰林学士，其执政之途被阻断，终因“屡为言者所斥，讫不得志，抑欝以死”(93)。 史载，包拯知谏院期间，“数论斥大臣权倖”(94)，上述三人即是明证。在此期间，吴奎作为包拯的同年、同列，积极参与、主动配合。在对人方面，二人既在共同面对权贵大臣方面步调一致，在论奏地方官方面亦是同心协力。最典型的，是包拯紧盯酷吏王逵(991-1072)不放，曾先后7次弹奏之，其中有6次是包拯与陈旭、吴奎共同论列。最终，迫使朝廷改变王逵的任命。 谏官包拯、吴奎在斗争激烈的官场，不避人言，互相声援，公开指名道姓指射大臣，弹劾掉数位重臣的同时，也共同论奏，做出很多实事。如，国信司三番使沿途扰烦地方州军的积年陋习，即因包拯、吴奎合力论奏而罢(95)；谏官自由言事，“事或过当，更不令分析及取戒励”的特权，亦是二人合力上奏而被朝廷采纳的。 作为同年、同列，吴奎言行表现出和包拯的高度一致性，共同对付权贵，同涉宦海险滩，结下了深厚、持久的友谊。吴奎贬官外任，包拯舍身救之。包拯早逝，儿子年幼，时为枢密副使的吴奎协助办理丧葬事宜，并亲自撰写墓志铭(96)，为二人多年友谊划上完美句号。 上文着重论述了包拯与文彦博、韩琦和吴奎3位官至宰执同年之关系，至于包拯与王尧臣、吴育和赵概3位同样身为执政的同年之关系如何，从现有文献记载看，彼此交往不多，既没有互相攻讦，也没有公开荐举、吹捧。韩琦任宰相9年间，天圣五年(1027年)6位同年相继任执政官，他们和韩琦的关系应十分亲善，否则无法进入宰相韩琦的执政班底。由此推断，包拯与王尧臣、吴育和赵概3位同年，政见比较一致，相互支持(97)，彼此心照不官，恐非一般臣僚间的“同事”关系。 宋朝是文人执政的时代，中国文人相轻的毛病被扩大化，衍生了宋代政治一大明显的特点就是党争不休。细数宋代结党类型，有地域型党派(如洛党、朔党、许党)，有学缘型党派(“新学”、“苏学”、程朱“理学”)，有政见型党派(如改革派“新党”，保守派的“旧党”；有主战派，有投降派；有太子党，太上皇党；在朝党，在野党)，有血缘型党派(如眉州的苏轼、苏辙兄弟的“苏党”，关中的吕大临、吕大忠兄弟的“吕党”)，还有同年型党派(如太平兴国三年(98)、天圣二年、天圣五年、庆历二年等同年结党)等。无论何种类型党派，贯穿其中的关键是政治利益。 宋初柳开(947-1000年)曾指出同年关系及影响： 历代充时用，为公相侯王，至下群吏，由词学进士中出以为贵。同时登第者，指呼为同年。其情爱相视如兄弟，以至子孙累代，莫不为暱比，进相援为显荣，退相累为黜辱。君子者成众善，以利民与国；小人者成众恶，以害国与民。耳闻目观，不越于此。(99) 包拯与文彦博、韩琦等天圣五年同年的关系及影响，无不应验柳开之言。包拯与文彦博、韩琦等天圣五年同年互相认同，联姻结党，利益一致，党同伐异，互相帮助，共涉宦海。年长而又晚仕的包拯，在同年的提携、包容下，平步青云，26年为官生涯中迁官25次，最终名列执政的行列。他忠君爱民的抱负得到了最大的实现，他严毅不恕的优点得到充分的发挥，他刚正廉洁、孝义节俭的美名得以播扬，他能立稳斗争激烈的官场，能够成为一代名臣，与他的禀赋有关，与宋仁宗爱才有关，更与其同年高官的庇护有关。当然，包拯也在配合同年高官巩固权位、铲除异己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北宋历史出现了同年宰执群同时在位的现象，自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六月至宋神宗治平四年(1067年)七月长达12年间，宰辅大权由天圣五年同年群体联合操持。(100)幸运的是，这一群体按古人的标准，基本上属于“君子”，能力突出、忧国忧民，以国事为上，为宋仁宗晚年、宋英宗朝乃至宋神宗初年的平稳过渡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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