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体系的现存问题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对策论文,金融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中国目前正面临着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本轮通货膨胀是全球资源约束型通货膨胀，是以供给面原因和成本因素为主推原因的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不应当从货币原教旨主义的条条框框出发以紧缩信用控制需求的方式去应对，而应当着眼于供给的调整，着眼于解决实体经济部门的中长期问题进行结构性的金融改革，设计出饶有新意的有助于打造世界一流强国的金融政策才是根本之道。
中国业已完成股份制改造甚至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运营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在政府控制和中国特殊的干部管理体制下，它们距离具有规范化治理结构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司”还有相当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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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健康状况和运行效率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可以用比较经济分析方法，将本国金融体系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内在结构、制度条件和运行指标等内容进行对比；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运用机制设计理论的思考方法为中国的实体经济设定战略目标，用实体经济对金融体系提出的服务需求同现行金融体系的服务功能和效率相对照，然后按照满足这些战略目标实现要求的必要条件进行相应的金融政策设计。
中国金融体系自1997年以来在十年多的时间最明显的进步是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系统性风险过高的问题；二是金融机构出资人制度改革问题。系统性风险过高源于不良资产比重过高，而不良资产比重过高又源于国有银行部分地承担了改革初期全社会必须付出的经济转型成本。为什么本应当由公共财政承担的过高改革成本却错位转移到国有银行身上呢？其背后原因就是银行由于是国家出资国家垄断经营的，国有经济的单一所有制形式使得国有银行和国家财政理所当然地成为公有制体制下承担不同功能的两个资金汇聚和分配部门，即使在1984年出现了中央银行调节职能独立的改革之后，中央银行在国家需要时为财政提供融资功能，国有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承担稳定经济和体现社会责任，并且用贷款支持业绩不良的国有企业，所有这些，根子也在于传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公有经济思维在起作用。单一国有制使得出资人多元化和产权多元化，下必然会产生的硬预算约束效应不可能出现。所以，中国在用财政、央行通过外汇储备注资用指令性的办法强迫各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贷款比率之后，一定要不失时机地对大型商业银行进行财务重组和产权多元化的改革。目前工农中建交五大行中已有四个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和在海内外上市。中国农业银行也开始进行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造，除中等规模的股份制银行外，全国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也在股份制改造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除银行外，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中也有相当数量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其中一部分已成为市场表现突出的上市公司。从产权多元化入手对金融机构进行结构性改造在中国金融改革中是最值得称道的进步。但是，从目前情况看，中国业已完成股份制改造甚至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运营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在政府控制和中国特殊的干部管理体制下，它们距离具有规范化治理结构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司”还有相当的距离。仅从银行业的情况看，中资控股银行普遍存在的问题仍然是产品单调、服务效率低下、创新动力不足、成本控制不严、资产盈利水平低，不仅同世界先进水平比差距较大，就是和亚洲银行业的平均水平比也低下许多。
以上，只是从微观角度对金融体系现存问题的简单评述，更需要考察的则是从宏观角度即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服务能力以及通过货币金融资源配置方向的调节来促进实体经济部门结构改善，并考察中国金融体系现存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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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最可怕的不是通货膨胀，也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由于本国创投产业不发达，那些成长型的创新企业股权被海外创业投资基金大量收购所随之出现的新形式的产业空心化趋势。这种倾向如果不通过恰当的金融政策调整来加以矫正，中国就可能永远沦为技术经济意义的二流或三流国家。
中国实体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有三：一是科技创新与自主知识产权应用方面与世界一流强国之间的巨大差距；二是资源浪费型经济成长模式下的结构性发展畸形；三是由于历史原因和资金投入不足造成的城乡经济差距。
通常情况下，世界一流强国要在三个方面达到领先水平，即经济技术方面、政治军事方面和教育文化方面。后两个方面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因此我们这里只谈经济技术方面中国与世界一流强国的差距。从近些年年均专利申请量指标来说，中国似乎只逊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少数几个国家，但中国的技术专利从市场开发到大规模生产最终能形成有生命力品牌的则少之又少。这种现状形成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例如精英教育水平、科研体制、企业创新冲动的制度性激励、全球性技术竞争中的相对劣势等等。应当指出，守旧的金融政策也负有相当的责任。在前面我们介绍中国金融体系的特征和市场结构时已经可以看出，中国的金融资源绝大部分都分布在银行系统，信贷市场是用货币资金方式引导实体经济要素流动的主导型市场。而资本市场，尽管近年来发展速度呈加快之势，尽管股票市场自2006年下半年到2007年11月一直保持着行情向上的形势，但高股价高市盈率以及参与者旺盛的投资热情都不过是虚拟经济的价格膨胀现象，在中国金融市场中还没有出现足以促使金融资源自动流向有利于实体经济中产业结构强制升级、能激发创业热情、创新型企业能得到充分金融服务的机制。从世界各地的经验看，创新型成长导向型企业的最有效金融服务形式就是创业投资，但中国的“创业投资”概念自1985年在中央颁布的《关于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文件中被提到直至今日，24年的时间内，这个理应得到大发展的金融产业始终处于幼稚阶段。按照统计，2007年全国创业投资公司的资本总量也就300亿元左右，而实际上由于各创投公司股东普遍追求短期回报，大多数创投公司都用募集资本的相当比例去炒股票，真正用于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的企业投资少得可怜，而天使投资人在中国更是寥若晨星。实际上，中国目前最可怕的不是通货膨胀，也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由于本国创投产业不发达，那些成长型的创新企业股权被海外创业投资基金大量收购所随之出现的新形式的产业空心化趋势。这种倾向如果不通过恰当的金融政策调整来加以矫正，中国就可能永远沦为技术经济意义的二流或三流国家。最近30年来，世界上重要经济体在经济技术上保持竞争优势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在教育、科研、应用性开发及金融资源配置等环节上形成高度协调的制度化安排，而在这种制度化安排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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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所以难以看到明显成效，关键在于激励制度的设计不合理以及金融政策缺少全新的思路，其道理在于激励决定行为，金融资源流动方向和数量的改变决定了调节效果和调整强度。
在经济增长年率达9％时，中国如果不借助全球化而仅靠内部资源的供给，就无法将这种成长势头保持下去，因为相对于每年经济增速所要求的要素供给能力来说，中国的资源在相当意义上说已属于匮乏之类了。从能源、淡水、大宗矿产品甚至到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和年轻劳动力，中国都面临着供给策略的调整问题。从这一意义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在一二十年发生根本性转变，这样才能保持经济成长的可持续性。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成功地解决了许多许多问题，但只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尽管早在十几年前我们就已经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但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在粗放式环境破坏式的经济成长方式形成和延续原因的讨论中，中国的许多学者习惯于声讨以政绩为主要工作目标的地方政府和唯利是图的企业，这不能说错，但也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所以难以看到明显成效，关键在于激励制度的设计不合理以及金融政策缺少全新的思路，其道理在于激励决定行为，金融资源流动方向和数量的改变决定了调节效果和调整强度。从全局角度看，只要中国经济出了长期性趋势性问题，不管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差产生了多大的负面作用，主要责任都应当由中央政府承担，因为中央政府是政策制度的供给者，是价格信号和数量信号的直接操控者。
中国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主要由传统的重化工业构成，这些重化工业企业又是能够贡献大额产值解决众多就业，在贷款可得性上有优先权的国有企业。所以，要落实节能减排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阻力不仅来自于那些利益受损企业，也会来自地方政府。企业的行为矫正要用利益机制，而地方政府行为的矫正方法就是中央政府提出一套新的官员考评标准，用“乌纱帽”来影响地方官员的行为。金融体系的守旧业务行为当然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实施中的消极力量。因此从一般规律看，创新技术成果绝大部分都是由民营创新型中小企业采纳的，掌握大部分货币资源的银行系统既不愿承担高新技术企业的市场风险，也因为缺少难以对新兴企业的产品技术风险进行准确判断的专门人才而无力承担创新型企业可能遭遇的新技术风险，而且，在1998年以来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核销名单中，非国有企业根本不得列入，这使得银行出于安全考虑更不愿意承担对创新型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功能。这些因素交互发挥作用，就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变得异常困难。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职能进行改造，而改造的目标就是要让那些创新型成长导向型企业能够有效地解决资金可得性问题，让实体经济部门中能够自动生成一种促使产业结构自动升级、工业基础自发进行优化调整和改善的机制。
当然，即使是从金融支持的角度较好地解决了为创新企业为新经济服务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部门结构优化服务等重要问
题，中国金融体系的服务功能还不能说已经尽善尽美了，因为作为一个有着7亿多农村人口的二元经济国家，农业、农村、农民及县域经济的发展仍然需要中国金融体系进行制度、功能等方面的重大调整。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一个国家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当然可以简单看做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在这个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低、农村从占地面积上说会逐渐相对缩小、真正从事种养等农民的人口总量会相对越来越少将成为必然规律，但一个有13亿人口且立足于用自身农业品供给解决吃饭问题的国家，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和谐社会建设考虑都必须有效地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发展等问题。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规律性现象一样，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技术和资金的相对流入速度问题。中国城乡经济发展速度比率差距之所以有不断拉大趋势，当然与农村资金每年都由邮政储蓄系统吸纳存款、农信社系统资金大量流向城市这一现象有关。县域经济和“三农”领域，近十年来由于工农中建四大行撤并分支机构，金融服务实际已出现了明显的萎缩现象。中国农村目前仍属于小户自耕农生产方式，一家一户的小额资金需求需要有覆盖广泛、组织灵活、供给积极的农村金融组织为其提供简单便捷的信贷服务，但目前农村金融服务领域居主导地位的农信社系统实际上连仅仅满足农民的简单再生产性资金需求都难以做到，更不要说满足农业生产大户、农产品深加工及农村基本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了。近年来，中国在“三农”金融服务的制度性改革方面已出台了许多新的措施，如中国农业银行以“三农”金融服务为主营业务的职能重新定位，邮政储蓄银行定位为社区银行，因而农村社区也成为其重点业务领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除发放粮棉油收购贷款外，还要拓宽业务领域并重点支持农业生产“龙头”企业，允许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放宽村镇银行审批限制等等。这些措施都是基于一个基本构想，即尽快提升县域经济和“三农”领域的金融服务水平，不过，这些新措施因种种原因到现在尚未收到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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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服务功能上存在着重大缺陷，一方面流动性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创新型企业、产业结构自动升级以及县域经济“三农”领域又存在着严重的资金可得性障碍，这说明中国亟须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强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视“三农”构建和谐社会三项战略目标重新设计金融政策。
尽管中国目前正面临着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本轮通货膨胀是全球资源约束型通货膨胀，是以供给面原因和成本因素为主推原因的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不应当从货币原教旨主义的条条框框出发，以紧缩信用控制需求的方式去应对，而应当着眼于供给的调整，着眼于解决实体经济部门的中长期问题进行结构性的金融改革，设计出饶有新意的有助于打造世界一流强国的金融政策才是根本之道，我的简明建议是：
1.以放松金融管制更新金融政策设计思维为下一阶段金融发展和金融改革的着眼点，不要受经济爱国主义者高喊维护金融安全口号行巩固既得利益之实等行为的干扰，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2.加快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进程，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银行、证券、保险业的混营外，允许各类金融机构以资本或资产的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创新型企业的直接投资或入股专业创投机构。
3.综合运用数量手段和价格型手段促使实体经济部门的产业产品结构进行升级性调整，目前特别应放弃效果不佳的所谓“自主性、渐进性、可控性”的汇率改革政策的三原则，可探讨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若干时期内不变的政策措施的可行性，用该项手段解决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货币政策对冲压力过大以及输入型通货膨胀问题。
4.“三农”金融服务领域的行业进入门槛可以进一步降低。例如，建立村镇银行可除去必须有一家现有银行入股且入股比例不得低于20%的规定，这样，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服务领域开展小额农贷业务就会便利许多。在设立审批上可规定审批时限，减少各地方银行监管分支机构的官僚主义作风及寻租行为可能对快速推进农村金融服务改革造成的延宕。
5.尽快推出创业板股票市场，并在全国建立10至20个左右场外交易市场，用为中小企业打造直接融资平台的方式抑制现存主板股票市场为大企业特别是大型国企的浪费性过度融资行为，用市场化的融资激励和价格激励推动全国性的创业创新趋势。
我们都知道，本轮全球化以金融资本、技术信息、资源约束为基本导向因素，中国如果能通过新金融政策的设计使自己成为经济技术方面的一流强国，有效地解决本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问题，能够通过商品劳务资本的输出在世界范围内为科学合理地利用有限资源作出了贡献，中国就注定会成为本轮全球化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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