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经学的变易论与进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进化论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儒家经典中的“变易”思想是道咸时期改革思潮的理论渊源。进化论经严复介绍到中国后，因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变革精神而顺利地与儒家变易思想认同。但两者在本质上存有差异。进化论的锐意进取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种反传统意识，经学为进化论的传播搭桥铺路，而进化论的广泛传播，最终猛烈的冲击了儒学，加速了其衰落的过程。
进化论经严复介绍到中国，传播甚快，没有受到激烈的排斥，其中原因，以往学者多有论述。①但对于近代经学在进化论传播中所起作用以及进化论对经学的反作用，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一、近代经学对“变易”理论的弘扬
李约瑟博士认为，一种新的科学观念由甲地输往乙地，其被接受，要有一个酝酿期。②进化论传入中国以前，经学研究所揭示出来的“变易”思想已成为变革主张的理论依据。“变”成为有识者的共识，从而为进化论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变易”思想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化典籍中，③集中反映在儒学经典中。《易》书名观物取象，有人说，易即蜥易，日十二变色。“枯杨生稊”表明事物向好的方面变化；“井谷射鲋，瓮蔽漏”表明事物向坏的方面变化。好、坏是矛盾的两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鸿”（水鸟）“渐”（进据）于“干”（河岸）、“磐”（畔）、“陆”（高平地）、“木”（树）、“陵”（山阜），形象反映出事物的发展呈上升的过程。《易传》中，这种“变”的思想被发展成社会历史观。“上古”是“穴居”，“后世”易之以“宫室”；“上古”野葬，“后世”易之以“棺廓”；“上古”结绳而治，“后世”易之以“书契”。这是进化的历史观。《论语》中孔子说：“齐一变，至於鲁，鲁一变，至于道”。道是先王之道，齐尚功利，鲁重礼教，所以变而之道有难易。《尚书》说：“黎民於变时雍。”其中变，指变恶为善。《礼记》中乱世、小康世、大同世三世说及何休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说等，也都反映了这种变化发展的历史观。后来张之洞总结儒经“变易”思想说：“请征之经，‘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器非求旧，惟新’《尚书》义也。‘学在四夷’《春秋》传义也。‘五帝不沿乐，三王不袭礼’，‘礼时为大’《礼》义也。‘温故知新，三人必有我师’，‘择善而从’《论语》义也。‘时措之宜’《中庸》义也。‘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义也”④。
“变易”思想作为变革的理论依据，是同经学家的研究、提倡分不开的。经学在近代，一是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一是主张以“经术作政术”通经致用。今文经“以为讲求微言大义，才可以经世致用，救国家之急”⑤。梁启超说：“今文学之中心在《公羊》，而《公羊》家言，真所谓‘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自魏晋以还，莫敢道焉……今文学启蒙大师，则武进庄存与也。存与著《春秋正辞》，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讲求所谓‘微言大义’者，与戴（震）、段（玉裁）所取途径，全然不同。其同县后进刘逢禄继之，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⑥。龚自珍、魏源师从刘逢禄，龚“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⑦，主张“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⑧。魏源认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⑨，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⑩。康有为以今文经攻古文经，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变法张本。梁启超评价这两部书“其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其火山大喷发也，其大地震也”(11)。
古文经研究也重视通经致用。孙诒让以研究《周礼》著《周礼正义》而扬名。他认为《周礼》集中了“经世大法”。他认为“治之迹，礼俗之习”若“久有所不安，则相与变革之”。他认为“今之大患，在于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于不能相通”。他希望有人“取此经而宣究其说，由古义古制以通政教之宏意眇旨”，以为治世良药。
进化论传入以前，凡主张变革者，无不以“变易”思想为理论依据。洋务代表曾国藩说：“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刚浸而长矣，至于八月有凶，消已不久矣。可畏也哉！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12)。李鸿章说：“《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矣”(13)，主张“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14)。张之洞说：“《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亡，则知强矣”(15)。改良思潮代表主张在政治上设议院，在经济上进行商战，在文化教育上办学堂废八股等，也是从《易》“穷则变，变则通”引伸出“为治者将旷然大变”(16)的变革主张。由此知“变”已成为追求历史进步者的共识，这为进化论传入后被普遍接受打下了思想基础。
二、进化论与儒学的融合
严复把进化论引入中国，很快得到中国思想界的认同，但在一段时期内进化论没有能取代“变易”思想，而是附会经学，与“变易”思想共同发挥作用。
进化论出现于十九世纪。最早由法国拉马克提出生物进化思想，但影响不大。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标志进化论诞生。不久，斯宾赛创立社会达尔文主义。赫胥黎为“救斯宾赛任天为治之末流”(17)，发表了《进化与伦理》。十九世纪60年代进化论已东传(18)。《谈天》、《地学浅说》、《格致汇编》等通俗性进化读物早在严复介绍进化论以前已出现，但影响不大。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先后发表《原强》等四篇重要论文，对达尔文、斯宾赛等人进化学说初步介绍，突出生存竞争，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是年《天演论》译出，由陕西味经售书处刊印，三年以后正式出版，至1920年，共出20版。这年马君武译出《物种原始》。
进化论传入中国后，除叶德辉外，未见有其他人公开反对(19)。康有为既著《春秋董氏学》喜言“张三世”“通三统”，又在读《谈天》基础上写《诸天讲》《万木草堂口说》，讲天体演化、地球形成、人类由来。他对《天演论》评价极高(20)。吴汝纶，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是最早读《天演论》的硕学名儒，无不击节称好(21)。“凡为书必与其时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22)。严译《天演论》所以大受欢迎，与严译手法上的特点有关。
首先，突出了变与物竞天择的思想。
《天演论》开宗明义，以具体事例说明“故知不变一言，决非天运。而悠久成物之理，转在变动不居之中”(23)。这种变不是周而复始的简单循环，而是“物变所趋势，皆由简入繁，由微生著”(24)的发展过程。《进化与伦理》原来强调进化过程中应处理好生存竞争与伦理原则的关系，严复取原书名一半，称《天演论》，亦突出宣扬生存竞争内容。他说：“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竟，曰天择。”(25)“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26)胡适后来回忆说：“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上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可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象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27)所以鲁迅认为严复“做”了《天演论》(28)。美国学者史华兹说：“意译的方法会偶尔造成对原意的严重曲解。然而总的来说，这些曲解与其说来自严复语言媒介的本质，倒不如说是来自渗透了曲解的种种成见”(29)。严复译《天演论》注重表达自己的思想认识，译文较原文含有更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变革意愿，这与近代经学“变易”思想易于认同，并有更大震撼力，更能适应新形势的迫切要求。
其次，译文典雅，古色古香。
严复译文坚持“信、达、雅”三条标准。傅斯年认为他“不曾对于原作者负责任，他只是对自己负责任。”“那种达旨的办法，实在不可为训，势必至於改旨而后已。”(30)张君劢认为严复以“古今习用之说，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学虽美，而义转歧。”(31)胡适、蔡元培也对严复译文有批评(32)，但都承认译文雅。陈宝琛说：“君邃于文学，虽小诗短札皆精美，为世宝贵”(33)。吴汝纶认为译文骎骎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34)。冯友兰说：“在严复那译文中……现代英文却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读起来就象是读《墨子》、《荀子》那样。中国人有个传统是敬重好文章。严复那时候的人更有这样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只要能用古文表达出来，这个事实本身就象中国经典的本身一样地有价值”(35)。严复有很好的古文基础，同时他认为，译文并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36)译文中，还善于将西方概念与传统概念相比照，求其相同，如将赫氏“保群”论与班固“不能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37)比较，指陈相通。“一个人遇到了不熟悉的新观念，就一定转向熟悉的观念寻求例证，比较和相互印证，这是最自然不过的。”(38)这么做，既易理解，又易认同。
其三，附会经书，借以传播。
严复说：“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后二百年，有斯宾赛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糅杂’。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辞。’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续；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39)。这种“西学中源”的附会说法在严复时代比较流行。冯桂芬说：“前民利用所创始，诸夷晚出，何尝不窃我余绪。”(40)郑观应说：“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阙《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事物之质……今西人由外而中，正所谓由博返约”(41)。这种附会做法反映着进化论初传入时还要依傍富有权威的经学才得以迅速传播，也表明经学对进化论的风行所起的铺路搭桥的作用。
三、进化论对儒学的冲击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进化论作为自然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反传统精神、平等精神、团体精神。许多研究进化论的学者也论证了这种认识。就其本质而言，进化论比“变易”思想进步，两者的融合，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不久以后，进化论就取而代之，独领风骚。它不仅不再依傍经学，反而从根本上冲击了经学的独尊地位。进化论对“变易”思想的突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突破了历史循环发展的观点。
“变易”史观是历史循环论。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42)。《易》曰：“反复其道。”(43)董仲舒有“改正朔”说(44)。魏源，康有为等历史观中包含了这种历史循环观。与这种一而再、再而反、三而如初的历史循环论不同，进化论认为进化无止境，“特据前事以推将来，为变方长，未知所及而已”(45)。“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已。”(46)进化是从低向高、由微生著、由简入繁、永无尽期的发展变化过程。进化论是不断上升的发展的历史观。
其次，突破了“渐变”模式。
“变易”思想主张“渐而无顿”的变化。龚自珍说：“可以虑，可以更，不可以骤。”(47)康有为说：“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时命运遇，不能强致。”(48)梁启超说：“大地之事事物物，皆由简而进于繁，由质而进于文，由恶而进于善，有一定之等，有一定之时，如地质学各层之石，其位次不能凌乱也”(49)。严复也对斯宾赛“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骤’大呼‘善夫’！”(50)但在进化论中，“突变”思想是很鲜明的。“有生者生生，而天之命若曰：使生生者各肖其所生，而又代趋于微异”(51)。这种“代趋于微异”与人择相结合，就会发生“突变”。“物种相刃相劘，各肖其先，而代趋于微异，以其有异，人择以加。”(52)但人择要“尽物之性”才可以致“有功”的目的。这表明在进化过程中，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加速进化。这种“突变”思想就为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三，突破了“和谐”基调。
“变易”思想求变是以求“和谐”为基本出发点。冯友兰认为传统文化中有四个境界：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前两个境界人们生活于其中，后两个境界是人们所追求的。《论语》中载孔子曾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诸弟子谈各人志向，他对子路等宏大政治抱负不以为然，独欣赏曾皙“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想法，这种“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统，各得其所之妙”的念头，反映了孔子对天地境界的最高追求。有不和谐才要变，以变求得新的和谐。《礼记·礼运篇》对“大同”社会的描绘，龚自珍的《平均篇》，康有为的《大同书》，无不追求一种绝对和谐的理想乌托邦。进化论强调竞争，宣扬生存竞争。竞争就有优胜劣汰。人们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竞争力才会立于不败之地。“人事者，所以济天工之穷也。”(53)“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54)。进化论更富有锐意进取性。
其四，超越了进化与退化不分的模糊状态。
冯友兰认为农本社会使中国古代哲学家创立了“历史退化论。”他说：“他们虽然分属各家，但是都同意这一点，就是人类黄金时代在过去，不在将来，自从黄金时代过去后，历史的运动一直是逐步退化的运动，因此拯救人类，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复古。”(55)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回到“三代”。龚自珍、康有为所追求的绝对平均主义无不受《礼记·礼运》“大同”社会的影响。甚至“托古改制”思想也反映出这种影响。形式上复古，但内容却除旧布新。“变易”思想中进化退化不分，从认识上说，具有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特点，从实践上讲，带有保守性，主张器变道不变。“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56)“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57)这就使“变易”思想很难导致彻底的变革。进化论对进化的认识十分明确：“世道必进，后胜於今。”历史发展是进步，不是倒退。这使进化论具有较彻底的革命性。
因此，进入二十世纪之初，“变易”思想被取代了。“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58)“夫进化者，自然之道也。”(59)“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60)总之，进化论普遍流行。这对经学从根本上给予打击。自西汉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经学地位不断上升，对经的研究只能阐释，不能做是非判断。但唐代以来，对经学至尊地位的挑战连连出现。刘知几取《尚书》《春秋》与《史记》《汉书》并列，首开援经入史之门。以后王守仁称五经皆史，李贽称六经皆史，章学诚发挥说：“六经皆史书，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61)降经为史，就不仅是注经，而且可以进行是非判断，因而使经的无上权威受到了怀疑。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认为东汉末年刘歆争立博士的《周礼》《逸礼》《左传》《毛诗》等都是刘歆伪造，为王莽篡汉服务，不是“汉学”，是“新学”，推翻古文经。但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否认经的权威。进化论传播以后，有了新的更加有力的思想武器，对经学的依赖失去了基础。同时，进化论所具有的革命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反传统意识，一切都可变，“道德彝伦，又焉能外”？(62)纲常名教都在反对之列，经学权威怎能不受动摇和摧折？经学由此逐渐趋于式微。
在进化论传播之前，经学研究揭示出来的“变易”思想，为改革者提供了理论根据，扫除了人们接受进化论的心理障碍。由于进化论与“变易”思想在忧患意识、变革意识方面有共通处，两者易于认同。而且，严复介绍进化论的方法，也使进化论易被接受。但进化论与“变易”思想有本质的不同，很快，二者的融合不复存在，进化论凭借自身优势取代了“变易”思想独领风骚。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武器，进化论又使经学显得苍白乏力，终于式微了。经学为进化论传播搭桥铺路，但最终进化论却给经学致命一击，这就是中国近代经学与进化论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
注释：
①郭正昭《达尔文主义与中国》列出三点理由：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主义”与“存疑论”；二、朴学的实证性，公羊学的变迁观；三、甲午战败后的危机感。
②转引郭正昭文，载《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
③名家惠施、道家《老子》、法家《韩非子》《商君书》等，都有这种“变易”思想。
④(56)张之洞《劝学篇·变法》。
⑤张舜徽《清儒学记》第480页。
⑦⑧(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⑧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七》。
⑨魏源《筹鹾篇》。
⑩魏源《海国图志·原序》。
(12)曾国藩《圣哲画像记》。
(13)李鸿章《筹议海防折》。
(14)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
(15)张之洞《劝学篇·序》。
(16)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序》。
(17)(39)严复《天演论·严序》。
(18)邝柏林《中国近代化思想发展初探》，载《中国近代哲学史论文集》。
(19)叶德辉认为进化论倾向性恶论，因为他本人主张性善论，故予反对。
(20)《梁启超致严复书》，《严复集》第五册。
(21)参《天演论·吴序》、《黄遵宪致严复书》，《严复集》第五册。
(22)(34)《天演论·吴序》。
(23)(25)(45)《天演论》（上），《导言·察变》。
(24)《天演论》（上），《导言二·广义》。
(26)(50)严复《原强》。
(27)胡适《四十自述》。
(28)鲁迅《热风·随感录二十五》。
(29)史华兹《严复与西方》第80-81页。
(30)转引贺麟《翻译西籍小史》，论《严复与严译名著》。
(31)《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转引《翻译西籍小史》。
(32)陈宝琛《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五册。
(35)(38)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374、379页。
(36)《新民丛报》第七期，转引《严复与西方》。
(37)严复《天演论》（上），《导言十二·制私》。
(40)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制洋器议》。
(41)(57)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
(42)《孟子·滕文公下》。
(43)《周易·复卦》。
(44)子月即农历十一月，丑月即农历十二月，寅月即农历转年一月，三月轮流为岁首，分称建子即配正赤统，建丑即配正白统。建寅即配正黑统，周而复始。新王受命则改正朔。以此说明历史变迁。
(46)严复《天演论》（上），《导言十八·新反》。
(47)龚自珍《平均篇》。
(48)康有为《孟子微》。
(49)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51)严复《天演论》（上），《导言·趋异》。
(52)严复《天演论》（上），《导言六·人择》。
(53)严复《天演论》（上），《导言四·人为》。
(54)严复《天演论》（上），《导言十五·最旨·复案》。
(5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188-189页。
(58)邹容《革命军》。
(59)孙中山《孙文学说》。
(60)(62)陈独秀《社交之道与现代生活》。
(61)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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