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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10日下午5时35分。中环下亚厘毕道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总部。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正式宣布：1小时前已向中央政府辞去行政长官职务。
谁是接任者?所有人都在那一刻静了下来。答案没有悬念。下午6时许，董建华宣布，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将代理行政长官一职，直至7月10日选举委员会选出新的特区行政长官为止。
3月14日，曾荫权首次以香港代理行政长官身份上班。早上9时30分，曾荫权先与各局长开会，再于11时会见众常务秘书长、署长、各部门首长及政务主任；他在分批会见部分特区政府官员时，明确强调全体公务员紧守岗位，维持社会稳定。
据香港媒体报道，曾荫权当天中午离开特区政府总部时，守候多时的记者拥上前来问他心情如何，穿着笔挺西装，结着鲜红领带的曾荫权心情靓靓，满脸笑容，一边走一边对记者说：“很好，我会务实工作啦。”
对记者，他奉献出咖啡和甜饼
3月15日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出任代理行政长官的第二个工作日。由于行政会议当日仍休会，曾荫权并无公务，他如常在早上到教堂参加弥撒，虽然各路传媒整日“追踪”采访他，最后还是无功而还。不过，曾荫权也体恤记者的辛劳，吩咐家中佣人为门外守候的记者捧上香浓咖啡及甜饼。
一大清早，便有大批记者冒着寒风，在位于山顶的政务司司长官邸守候。曾荫权像平日一样，起床后便到花园的锦鲤池观鲤，他远远见到闸门外的记者，便用双手作拱拳状示意。当他赏鲤期间，有记者远远喊道：“早晨，曾先生，冷不冷呀?”心情极靓的曾荫权以半带开玩笑的语气回答记者：“啊，好冻呀。你们……好辛苦!”
大约9时，曾荫权让家佣拿出三大盘点心及热饮，给家门外的记者充饥取暖。之后，曾荫权与夫人曾鲍笑薇乘车离开官邸，到香港华仁书院的教堂参加弥撒。曾荫权并没有换上特区行政长官“CE”专车，仍继续使用政务司司长的座驾。坐在车内的曾荫权一身沉重色调，围上黑色围巾，似刻意低调，而下午要出席女童军活动的曾夫人则穿上一件大红外套，较丈夫“抢镜”。车子临驶离大闸时，曾荫权与夫人向车窗外的记者挥手，满脸笑容。曾荫权在教堂内逗留了约一小时，然后便离开，被记者问到有没有为特区政府祈祷，他微笑不语，然后步入座驾。
曾子第七十四代孙
曾荫权乃何方人氏?据一些喜欢历史的人们考证，曾荫权是曾子第74代孙，就是那个在儒家经典《大学》里开宗明义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曾参。
宋有苏氏父子“一门三进士”的美谈，在胞弟曾荫培未卸任警务处长之前，曾荫权、曾荫培兄弟俩“港府两高官，曾家文兄武弟”一时脍炙人口，引来无数羡慕。当时号称香港最有名的算命先生就推出一个理论：曾荫权双亲葬于香港柴湾天主教坟场，父母坟同处一个高度，全收令旗贵器，因此兄弟俩能“一个文丞相，一个武丞相”。
算命先生的话固不足信，但至少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曾荫权能在全无借力的情况下取得如此成就，在别人眼里纯然是一个谜，因此只好攀附鬼神。出身寒微的曾荫权能出任政务司司长乃至署理行政长官，个人努力和毅力应是最大原因。
曾荫权1944年10月7日出生，生长于草根家庭。曾荫权的父亲曾云当警察，薪水微薄而子女众多(五子一女)，加上还抚养三个侄儿，尽管有妻子车尼龙袋帮补家用，儿子在预科期间到夜校任教帮补学杂费，但收入仅止于糊口。
作为一名长时间驻守偏远地区的警员，父子间聚少离多，但曾父对子女的教导从来没有一点松懈。自曾荫权就读小四那年开始，父亲便要求他与弟弟每周写一篇周记，待曾父回家时批改，作为了解儿子的主要渠道。
曾荫权忆及就读警察小学三年级那年，家中楼下常停泊簇新的警车等待装嵌，当时他们五兄弟不知天高地厚，偷偷溜进车内，竟然把仪表板也拆下来。这一役最后导致曾父因而被扣工资赔偿，五兄弟也被父亲打了一顿。由于父亲长时间不在家，曾荫权母亲邝懿珍同时肩负严父的角色。有街坊称，曾母不时用藤条教仔，更不时追打到街外。
家境贫寒，20岁辍学谋生
由于家境贫寒，曾荫权更加珍惜读书的机会，他对自己要求甚高。他在中四那年因中文不合格由B班降至D班。其后，曾荫权发奋读书，在中五那年便升回A班。他曾说，“凡学生肯努力就会进步，一疏懒即退步。”虽然读书成绩超卓，但为了维持家计起见，1964年在名校华仁书院预科毕业后且已被港大建筑系录取的曾荫权放弃了自己的满腔抱负辍学谋生。放弃，只因为他是长兄；是年他仅20岁。直至1981年，曾荫权获政府保送到哈佛大学攻读公共行政硕士课程，更以9A成绩毕业，他又先后获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颁授名誉博士学位。
曾荫权曾忆述，那时候很多小孩都没有鞋子穿，他更有一些没裤子穿的旧照片。由于他很早便出来工作，使他清楚知道家庭的开支和收入。曾母更要他记录每月所支出的，不能超过家庭每月所赚。而有一段颇长时间，曾母更要车尼龙袋帮补家用。可能出身于基层的关系，令曾荫权深知审慎理财的重要性，因此在他担任财政司司长期间，也守着这个原则，因此常有人批评政府吝啬，指曾荫权是“守财奴”，往往握着储备不用。但曾荫权认为，“一旦滑下这个开支斜坡，储备很快会被吞噬，结账一天终会来临，而香港却没有一个挖不完的宝库。”
个性孝顺的曾荫权与家人关系良好，作为大哥的曾荫权，每当弟妹被人欺凌时会挺身而出保护他们。任职银行界的五妹曾璇形容大哥曾荫权：永远要保持一个典范，样样要做到做好。她忆述：“母亲在20多年前病逝，父亲在1997年病逝前，大哥每逢周六、日都会探望老父。但他与继母陈慧敏的关系却较为冷淡；继母于1997年将麦当劳道碧云楼的曾家祖屋出售后，他翌年以800多万‘贵价’买回祖屋，反映他对父亲的怀念。”
从推销员到最高决策人
预科毕业后的曾荫权，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到辉瑞制药厂任推销员。一个中学毕业生满大街推销药品，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曾荫权希望走另一条路，于是在工作半年后便投考政府公务员。一次不遂再来，1967年，曾荫权成功进入政府。
没有大学学位的曾荫权，成为公务员后并没有就此停下脚步。1971年，他参加内部招考，再次获得成功，考上属决策阶层的政务主任职位并被调升至被喻成“天子门生”的政务官职系，正式开始了他的仕途。政务主任这个级别的公务员，没有大学学位的可谓绝无仅有，当时有人预言曾荫权再也走不了多远，但曾荫权后来的表现让这些人大跌眼镜。他在1974年担任财政科财政助理，至1976年便已晋升至助理财政司。
自从进入财政界后，曾荫权的仕途就上了快车道。在财政科期间，他以自己的勤敏博得当时财政司司长夏鼎基的赏识，1977年亚洲发展银行要求夏推荐人才协助亚行开展地区财务分析工作时，曾荫权获得了夏鼎基的大力推荐。一年的亚行总部工作经验让曾荫权大开眼界，回来后使他在特区政府财政司的工作做得更出色。1981年，曾荫权的好运再次来临。这一年香港政府保荐他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公共行政专业，年底，他获得了公共行政学硕士学位，“仕途的瓶颈”、心底的隐痛从此一扫而光。
返港之后，曾荫权的仕途日见顺利。1982年，他出任沙田理民官，之后历任贸易署副署长、副常务司、行政署长、贸易署长、库务司司长等职，足迹遍布特区政府财政、贸易及行政各个职位。如果说这时的曾荫权只不过是一匹黑马让人讶异，1995年他正式升任财政司司长，成为150年来香港首任华人财政司长，则是真正开始让人们另眼相看。2001年他接替了提早退休的陈方安生担任政务司司长，成为18万公务员之首。时至今日，他更担任代理行政长官职务，一跃成为香港最高决策人。
外柔内刚的“麻烦杀手”
无论是在香港媒体眼中，还是在普通香港人的心目中，身为虔诚天主教徒的曾荫权都是一个公共场合极其得体、处事谨慎、善于领导且崇尚实干的人。但人们不知的是，曾荫权对他的下属要求非常严格，他的办公室常会出现拍桌子的场景。
曾经和他一起闭门开会的立法会议员透露，曾荫权为人执著，生气时会大力拍桌子。在他担任政务司司长时，与时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曾多次出现“火星撞地球”的情况，但梁锦松坦言“大家只是针对事而不是针对人”，“我与曾荫权合作了6年，有时我们都好火爆，各持己见，但如果两人的看法相同，大家会‘揽头揽颈’(非常亲密)。”
曾荫权的外柔内刚在他作为财长的施政方针中也时有体现。2001年3月初，曾荫权发布了他的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这份被香港人称为“临别秋波”的财政预算案题为“秉要执本常勤精进”，一改曾氏预算往日让香港市民惊喜的作风。
曾荫权说，身为财政司司长，假如我不顾及香港长远的利益，就是没有恪尽对香港市民的责任。在他的不懈坚持下，这份财政预算最终获得了通过，几年下来，香港市民也开始认识到他的一片苦心。像这样的事情并不止一次两次，事实上，正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地成功解决了别人眼里异常棘手的问题，曾荫权在官场得了一个“麻烦杀手”的美称。
也许对曾荫权来说，官场的毁誉并不足计，重要的是香港市民的评价。据香港媒体近日网上调查，与多位特区行政长官热门人选相比，曾荫权获得的支持率超过五成，遥遥领先。
静夜饮泣的香港“财爷”
如果拿夜半行吟汨罗江畔“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与曾荫权相比，想必不仅读者觉得夸张，他自己也会觉得不敢当。但在曾荫权38年的公务员生涯里，确是曾有过为香港而一夜三流泪的经历。
1997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财政司司长的时候，曾荫权可能预计到了自己责任重大，但他远远没有想到责任之重大之艰难，竟会令他堂堂一个伟男儿夜半绕床不寝而饮泣。这一切，发生在1998年的“港元保卫战”中。
提起港元保卫战，就不得不对联系汇率制加以解释。联系汇率制设立于1983年，按照这一制度，港币与美元挂钩，兑换率为1美元兑7．8港元，同时货币发行采用货币发行局机制，即所有流通港元钞票及硬币均须有100％的储备金作后盾。这一制度给港元筑就了两道自动防卫及调节机制，一是汇率套利机制，即港元兑美元汇率明显偏离7．8时，会有银行入市承接然后向特区政府以7．8兑换，从而赚取差价；二是利率套利机制，即资金流出香港时，银行会向特区政府换回外汇，从而造成港元供给收缩，导致利率上升，进而吸引资金回流。
有了这两道防火墙，再加上1988年的“新会计安排”、1990年开始发展的外汇基金票据市场、1992年的流动资金调节设施以及1996年开始实施的即时支付系统，联系汇率制可谓固若金汤。但正如武侠小说中练“金钟罩”、“十三太保横练”之类硬功的人会有一个“罩门”，香港的联系汇率制也有一个“死穴”，那就是港元利率容易急升。
入侵港元的西方对冲基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1997年7月起，国际炒家们连下泰铢、韩元、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四城后，挟四战全胜之余威，于10月21日正式开始狙击港元。他们大量直接抛售港元兑换美元，香港银行体系同业拆息于是飙升，一度高见300％，恒生指数和期货市场指数下泻1000多点。三天下来，炒家们共抛售了400多亿港元，恒生指数则累计2400余点，获利高达数十亿港元。
尝到了甜头，国际炒家一发不可收拾。1998年8月，国际炒家故伎重施，5日和6日两天即抛售了400余亿港元。眼看无数香港人的血汗钱又要化作索罗斯之流的囊中物，任志刚及时任香港财经事务局局长许仕仁忍无可忍，于是向曾荫权建议，要在市场做些不寻常行动。
摆在曾荫权面前的选择有三：一是实施外汇管制；二是宣布取消联系汇率制；三就是“起来与金融大鳄斗一场!”曾荫权选择了第三条路，于是有了涉资1200亿港元的世纪巨搏。曾荫权赢了，尽管随后关于他破坏了香港一贯的自由市场运作体系的指责之声不绝于耳。
这段经历让曾荫权毕生难忘。后来在即将挥别“财爷”职位履新政务司司长时，他透露了当时的情形，“决定入市打‘大鳄’之前，我一个夜晚静静地哭了两三次。决定入市干预之后，我连续多个晚上失眠，就算睡着了也会做噩梦。有时半夜醒来坐在床边，想着想着就会流泪。”
在曾荫权履新不久，当《大公报》记者向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询问：“你个人对曾荫权的看法怎么样”时，吴建民说：“我曾在日内瓦做外交官时与曾荫权有过接触，对曾荫权印象不错，彼此沟通得很好，感觉曾荫权是一个非常干练的人，而且他在香港也有着不错的民望。”
细心人士发现，自1994年始曾荫权穿西装时，每次都戴上国旗的胸针。曾荫权凭着在公务员队伍逾30年的经验，相信出任代理行政长官会胜任有余。香港社会各界都期望在曾荫权的领导下，各级官员都可认真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及“港人治港”的方针，推动香港经济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