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意识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转型（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中国文学论文,道德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九十年代：背景与倾向
长长的延续或铺垫——近背景：新时期文学——九十年代文学的文化情境——道德意识的混沌状态与“自省”的变异——现代人格尺度上的积极实践及其局限
在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以主动的挑战者姿态投入到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之中，虽然所得到的收效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封建体制和封建意识的破坏和打碎，但工作的内在指向是对建构中国新文化的努力，所以，一切都在向往重构的心理趋势上展开。到了9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的整体姿态是被动的退守，困厄而茫然，缺少心理上的充分准备和对于重构的设想，在差不多稀里胡涂的情势下，含混暧昧地被经济权威所支配。道德意识在商品意识的挤压中遭到无形的耗损，无精魂的写作随风潮翻扬，按市场规则制造的“热点”此起彼伏，文化产品被忽热忽冷的时尚搞得越来越失去自身的高贵，文化人变得无所适从、不知所措、窘态百出。
历史是不会跳跃着行进的，历史也不会简单地重复循环过去。从五四时代到90年代，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曲曲折折也相随着文学发展的潮涨潮落。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的集中出现，往往就发生在社会发生了较大的转折和变故之后，这几乎已成了本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的特殊规律。五四以后，大致有三次知识分子题材创作的高潮：（1 ）大革命失败后的30年代初，有茅盾的（蚀）三部曲、《虹》，叶绍钧的《倪焕之》，巴金的《灭亡》、《新生》，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等；（2 ）抗战结束后的40年代中后期，有巴金的《寒夜》，钱钟书的《围城》、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等；（3）文革后的八十年代，有刘心武、王蒙、张贤亮、从维熙、宗璞、谌容、张洁、杨绛等作家的作品。作家置身于风雨飘摇中，对于个人及民族的命运会有超常的敏感。这种敏感的主要来由是生存的危机。
笔者认为，在社会发生动摇和变故的时候，知识分子的心灵所面临的常常是来自两方面的考验：生存危机的考验和精神萎顿的考验。两种考验都不同程度地使得道德意识失去依傍。生存危机的考验，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已经历过多次，上面所列举的三次创作高潮主要来自这方面的考验；相形之下，精神萎顿的考验，在90年代则明显地严重了起来。从新时期到90年代的精神状态，类似于五四时代的呐喊到彷徨。不过仔细分辨，实质的精神内容上是无法简单类比的，新时期与90年代（后新时期）之间缺少一贯的文化精神的脉动，真正的精神空虚、萎顿的考验，是在90年代商潮汹涌袭来的时候。
必须明确一个问题：两次转型的形态区别在哪里？五四时代的文学转型是从思想武器到语言工具全方位进行的，90年代文学主要是因知识者所处的位置被改变而导致的姿态变化为标志。尤其从精神层面上判断，主体精神的极力张扬与主体精神的大面积萎顿，是两次转型突出的不同点。判断“转型”的内在依据还在于是否形成了普遍的价值失范、意义隐藏、心态失衡的情境，因为这种情境是转型的晴雨表。正是在衡量这一点时，新时期文学显然过于单纯，无法与“五四”文学相较。不过，它倒是以后“不单纯”的文学的必由之路。新时期文学是90年代文学的铺垫，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并不是说，新时期文学仅仅是为了90年代文学作准备。它自有它那个时期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和价值，“铺垫”的说法，是我们站在90年代的地方，对紧邻的文学时期承传、观照时的一种由衷的感恩。
很多研究者都有意无意中把“新时期”与五四时代作相似联系。种种现象和事件，比如“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序曲，文革结束后思想大解放，大量吸取国外文学的表现方式，思想开放后文学创作的多元繁荣，都使敏感的人们联想到五四文学的情形。尤其是关于人道主义的文学思想，一时成为评价新时期文学最显赫的标尺。但是，这种评价是缺少对新时期以及刚刚走过的那段历史生活的现实解析的，正像一位学者所清晰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必讳言这种主题意向所显现的近代历史思潮特征，但它与封建文化意识的现实性对峙却又必然表现为新的时代素质。”（注：孔范今《悖论与选择》第142页， 明天出版社1992年版）此论深中肯綮。
笔者认为，苛刻地讲，新时期文学的最大特点有三，1.反文革、反左；2.追求不再充当政治意识工具的纯文学；3.努力与世界文学接轨。而且这三个特点大致上是顺序出现的。第一个特点肯定无疑地说明了新时期文学的政治倾向性，如伤痕、反思文学、多数改革文学作品，尤其在80年代初、中期；第二个特点是充满矛盾的，是由第一个特点发展而来，反政治意识的同时，是无法脱离对立的参照物的，除非走向反面，而这样做恰恰隐含了另一种政治意识，仍有“工具”之嫌。如文化寻根内容主题上所体现的与现实的距离，八十年代末新写实小说现实描写躲避深度现实的倾向等；第三个特点主要在主题追求和先锋小说的形式探索上，仿佛是匆匆的赶路和补课，基本上做的是一种临摹和学习的工作，发现和创造的成分显然不够充分。
整个新时期文学呈现的是一个未完成式，虽然这是一个渐渐地由主观上所指被能指取代的时代，但它似乎留给了90年代一个真正自主地创造和探索的前景。然而，不可阻挡的势在必来的市场经济的席卷，使90年代的文学忽然置身于比较彻底的商业文化的包抄之中而难以招架、不能自拔。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性的转型是一致的。在不改变原来的根本的社会形态的前提下，主要通过非强力政治因素，如科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不是经济基础上的彻底革命等等来实现社会结构系统的新旧交替，实现历史性的深刻变化。
“我们这一代人站在一个三岔路口，或许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时刻。旧有的消失了，而新的东西仍然暧昧不清。没有人解得了未来之谜。”（注：转引自雅斯贝尔斯《当代的精神处境》第13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丹麦人格隆特维希劝导人们向往基督的这些想法，倒可以用来描绘现在。这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和巨大的希望并存的时代。笔者赞同评论家这样的观察：“今天时代的热点不在精神而在物质，不在追求完美而在追求舒适。形而上的道远水救不了近火，形而下的器则有益于生存……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世俗的、浅表的、消费文化繁荣的时期，当然这不排除少数孤独的精神远行者写出个别的伟大作品。”（注：宋遂良《漂流的文学》，《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6期） 少数如张承志这样的“精神圣战者”，在90年代的道德意识层面上，不是以崭新的作品来表达其存在的维度，我们能够感觉到的，是他高大倔强泛着神性光芒的背影。
“为人生”、“为生存”只差一字却是两种精神状态和道德意识下的价值取向（近年文艺理论界关于“艺术价值”的讨论的现实意义在这“两为”的对比中显得格外严肃庄重起来了）。“为生存”使人的立德精神在既得利益、物欲诱惑面前惰性十足。为了弄得更清楚，我们还是从作为整体的文化精神的萎顿来看道德意识何以混沌及如何混沌的。
历史造成的意识形态的阴影未曾消除，新的信仰和道德体系也没有从根本上建立的时候，市场经济以显赫的身份成了文化主角。这样的文化情境之中，一大批没有理想、只有目的，没有信仰、只有功利的人的活动几乎覆盖了社会文化的大小场合；哲学思索的文化功能正被几乎毫无生气的纯研究、经典注解等所代替，近于史学的隔山打虎。辩论和研讨声浪滔滔、翻花错彩却与真理无甚干系。雅斯贝尔斯曾形象地指出：“假使我从一面灰尘满布的玻璃窗，来看外面的风景，又如果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玻璃本身，我便看不到外面的景色。”（注：《当代的精神处境》第118页）语言覆盖实在与以“为生存”覆盖“为人生”， 在本质上是和谐一致的。“空心人”是无所谓道德意识的。
稍做粗略的归结，90年代与道德意识相关的文化背景显示为：社会主潮层面的商品经济观念的全方位渗透，这是个相对陌生的必须应对的局势，在学习和适应状态下，文学创作出现分流和精神分化的事实已摆在眼前；与此相关，单一的抵抗和保守既往情境中对现实的视而不见的精神“崇高”选择已越来越显出文化价值上的失据，文化保守主义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染有“时尚”之嫌，“新儒学”的兴盛也暴露出精神退化的倾向，尤其与“五四”精神相较，也许正是一种旧文人趣味的抬头，解决不了“实社会”与“实生活”的问题；文人对言说本身的热衷及文化范畴内对“人文精神”的辩论也呈现出仅仅对知识者岗位的测定和反思，理论上的不耐心说明了在社会背景中的整体焦虑，于是，鲁迅成为一个形象，或“一个也不宽恕”或“无法直面的人生”，人们过多强调的是其战斗精神、反抗性和他的精神矛盾、理想悲愤，对其“立人”的初衷则多多少少地淡化着，回避着。
“边缘化”之后，抱怨与不甘情绪占据主导地位，缺少对于边缘姿态上所拥有的巨大的精神自由的足够认识。学会支配自由，这是市场无法完全笼罩精神的信念之下，知识分子应补的关键一课。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一枝蜡烛。”在“自省”仅仅停留在自身所属的生态群落的生存问题上时，不免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正视道德意识的混沌状态，正视“精神危机”并探照这一危机的来处，冷静地观察、判断、体验、叙写，比叫嚷和凑热闹显然更有益。从90年初期“新写实”开始，接续而来的“新体验”、“新状态”等就体现为这种理智的态度，尽管理论上有时出于某种“促销”策略的考虑，往往帮了倒忙，但出现的作品却不乏新的时代素质，“自省”的变异正是在这种更本真的情境叙写中意在言外，意味深长地表现出来。“大事业”主角感觉的丧失，并不意识着道德意识的消弭，以“新写实”代表作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为例，所写的正是既往“理想主义”的大痛苦在日常生活凡人琐事中的“磨损与丧失”，刘震云的同名创作谈里关于“生活是严峻的”的说法里，就包含有对空洞的道德承担的否弃。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无奈，我却觉得这里恰恰体现了一种作家道德意识层面上自省的勇气，是对精神危机不动声色却直逼本质的言说。“新状态”小说则走得更远了，他们以较为暧昧的道德态度看取新一代知识者被环境左右的情状。这个环境不再是单一的政治，也不再是单一的经济，而是混合型的环境——市场经济启动后在各种变异了的关系中的精神处境，情感处境。比如述平的《晚报新闻》、《凸凹》等作品暗示的与打赌、报复、伤害、欲望纠缠在一起的当代媒体行为对人的支配；张旻所关注的在成长中情欲、诱惑等等对人的吸引和更改；邱华栋对灯红酒绿高楼大厦的都市人的心理行为上的焦虑，难以自持状况的反复写照等等，均不再是单侧面的，而是一种多侧面的对情境的感知。是批判还是享用，是刺激还是撞击，作者没有明确的尺度，于是带来种种评价的难题，最省事的当数主要来自中年人因隔膜而产生的对这些“晚生代”的道德责难。道德的模糊甚至否弃态度，是“晚生代”写作较为普遍的特性标识。另一“晚生代”代表作家朱文的《我爱美元》发表后，曾招致激烈的道德批判（1996年5月6日《新民晚报》署名简平的文章《你是流氓，谁怕你！》是其范文之一），只是这里的指责义愤大于分析说理，反而暴露出既有的对文学作品进行道德评判的难以为继。事实上朱文还写过许多并不流氓却相当“道德”的小说。
事实是，道德意识的变异与转换，在“晚生代”的创作中体现得最为集中。“社会”、“历史”、“责任”、“集体”、“人民”这样的概念曾是中国文学主题学中的关键词汇，尤其在一个“政治化”程度较高的历史时期，这些词汇压盖了“个人”、“个性”的声音，因此道德意识中“共识”成分也远远高于“个识”成分，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潮涨潮落中，这种带有时代特色的“存天理灭人欲”，确实也具有积久的“道德压迫”的意味。长时期以来，我们仅有政治生活模式群体的形而上道德理想，而缺乏日常生活个人的形而下道德实践，“道德”与“日常生活”处于对立的局面。知识分子既然已从“庙堂”回到了“民间”，那么，“民间”的个体生存和个人精神的发现中，必然不可遏止地包藏着新的道德因素。他们以“自量”的方式自省，从某种意义上，“晚生代”的“个人化”写作，就是这种对既往道德意识的反拨。徐坤的小说《白话》写的是90年代最初阶段年轻知识分子的“社教”生活，“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这一已被否定过的“伤痕文学”悲剧主题，在九十年代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出演，效果却是喜剧、闹剧性质，没有重大的思想矛盾和转变的惊心动魄，也没有“洗澡”式的自尊自守，有的是每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的嘻笑怒骂，甚至还贯穿着微凉，温暖的抒情色彩。《白话》所显示的，正是这种新一代知识分子个性与“社教”的“立德”的格格不入，因此，它取得了观察的自由和表述的自由，并获得了某种潜在的批判、潮讽甚至颠覆空洞道德训教的意义。“晚生代”所写的日常生活首先是“自己”的状态。朱文说：“在没有止境的与自己、与自己的心灵沟通的同时，实际上也进行着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与传统、与集体、与他人等等诚恳可信的沟通。”（注：《关于沟通的三个片断》，《青年文学》1996年7期）看来， “空心人”在“晚生代”作家这里正在渐次退隐。“人”正在向充实和丰满的方向发展，最需要调整心态的倒是那些只敏感“性描写”和“重大题材”的道德批判家。
所谓“重大题材”的热闹，在九十年代文坛并没有让道德批判家完全失望。“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家曾推出一部又一部力作，不幸的是，最具典型性的《大厂》以厂长的磕头作揖、哭哭啼啼分享了“重大”的艰难，精神的或曰道德的力量在严酷的现实软泥上只有挣扎的劲头。当年乔厂长的曲折后胜利的英雄气概，像一个旧梦，被冲击得不见踪影。
与“晚生代”遥相呼应，中年作家也出现了一些以“自量”观照知识者自身的“自省”作品，其中刘心武以批判现实姿态写都市知识分子生态的《风过耳》、陈世旭以“灵魂自救”为主旨写大学校园生活的《裸体问题》等优秀长篇小说更具应有的器量。
《风过耳》与“新写实”小说是大相径庭的两种小说。这部长篇，更近似于世界文学史上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那些经典，小说里几乎所有成年知识分子都是“多余人”形象。“多余人”在社会舞台上的活动在这里得到了一种可以感知的倾向性描绘。一类是宫自悦、匡二秋、鲍管谊，按顺序一个比一个灵魂丑恶，一个比一个品性卑劣。正是这群堕落的败类流氓，如鱼得水般混迹于“文化机构”中，风光于会场和宴请里，干着损人利己龌龊透顶的勾当，“表明人们的道德感已经淡化到何种程度”。（注：陈晓明《挽歌悠唱》，《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6期） 另一类是蒲志虔，品德纯洁的过去的“文化精英”，虽有良心，但在现实中无所作为。两类“多余人”中，作者的态度显然是对前者报以极度的轻蔑和鄙视，面对后者则致以深深的同情，当然，对于蒲志虔只有精神漫游而无现实行为的心理，作者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此作发表后，颇有令知识者“揽镜自照”的效果。
蒲志虔与《裸体问题》里的大学教师范正宇等人，在儿女眼中有着类似的评价，他们被下一辈看成懦弱无用、没有希望、不能自救的一代。比蒲志虔的拙劣交易里无辜受害更具悲剧意味的是，学术委员会主任公伯骞这样曾清高斯文、自守清贫的老教授，最终违心地赞美起从心里鄙视知识分子的港商。老中青无不卷入金钱的袭扰和诱惑之中。作者通过肖牧夫之口大声疾呼“自己拯救自己的灵魂”，颇为悲壮。人格变异，价值失范在社会最为圣洁的一角正作为事实而存在，作者把它们当成进行灵魂拷问的材料，表现出对于知识分子道德意识的深切关注和严格的探究。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觉得这些佳作够不上“杰作”，由于自我安慰的成分过于浓重，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心怀的大开大阖，物质的可能性幻想足够支撑他们生存于自我安慰当中而不思精进。看来，这个时代的扛鼎之作不会在时机不成熟的状态下出现。从这个角度看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它便并非仅仅是一种知识者之为知识者的历史总结，更像是新世纪来临前的一种先导性的理性言说，因而，我们有必要将这份期待留给转型期将最深重的异化浸透知识分子心灵的那一天。那时，真正的人文精神的承载者必定沦落到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绝对的贫困”之境，“这样它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它的内部的丰富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页）于是，“在那种就我们无法改变的某种情境来讲，我们变得无依无靠、无所希望的地方，我们都被召唤起来”，（注：弗兰克《无意义生活之痛苦》第29页，三联书店1991年版）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的作品将在这样的对精神的孤独赤贫者的召唤中应运而生。这也是转型期对于文学命运的特殊设计。
四、余想：道德意识与当今知识分子文学的意义之根
90年代以来，一类学者随笔多了起来，各地报纸副刊为之腾出大块版面以充门面。其中不乏一些为“亚文化圈”的读者服务的闲聊。笔者在山东某报副刊读到一篇排在头条的随笔，作者写他在北京因自己无车而只好乘“面的”去开会的酸楚，写自己如何在与富起来的司机聊天中感到自卑，写出租车司机如何在交谈中同情知识分子，最为让他感动的是，慷慨的“面的”主人少收了他一元钱，原因是：“谁让你是教授来！”然后，他就起了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在对比中叹息历史的变迁。此文颇有代表性，此类感触在当今文人笔下繁衍了好多好多。今天在他们身上榨出的“小”，已不再是伟大人格精神的自省的结晶，而仅仅宛如小家碧玉的闺怨牢骚。他们太计较物质收入，所以只愿跟比自己有钱的人作比照，为坐不到贵族豪族的位子而郁愤不平，怨天尤人。
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清醒的一代，他们幸运地拥有鲜明的社会背景的直接驱策，经历思想斗争、政治革命、战争动荡的洗礼，现实的东西总是比较清晰比较本质地反弹到心灵当中。思想文化的倡导者和动荡社会的“受害者”双重身份使他们的自省意识和责任感都格外发达，大多都没能在现实肤表的诱惑中迷失自己的良知。90年代，在商品经济这只隐形的大手的动作下，知识分子队伍的分化瓦解是空前的，脆弱的文坛的基本群众在随波逐流的“弄潮”中成了经济现实的“受益者”（可笑的是许多人虽内心喜悦却惯于以一副痛苦的表情来领受时代的恩赐，因而忸怩作态的作品风行于市，习以为常）。其结果是摆脱传统的“精神权威”的理性约束，而自愿服从物化时代“金钱权威”的欲望召唤，由知识分子这个“人”转为“商品”。
“漫游的人们，只有稀少的几个，从幽暗的道路走向大门”。（注：转引自海德格尔《诗·语言·思》第17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
今天看来，道德意识的新生是非常紧要的，它直接关联着我们的文学存在的意义，经由它，可以清楚自己在当今文化情境中的使命和价值。几个作为意义之根的问题，有待于我们认真思索和解答，它们也正合于当今道德意识对于知识分子人格操守的要求——
我们现在身处何地，要去哪里？
我们现在有何作为？
我们现在是谁？
本文在以上的行文中，尽量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但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着力提出问题，切望在转型期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能有切实的答案得出。
希望尚存。我们有足够的聪敏，我们需要纯化良心，我们要有勇气去担承真正的命运所赋予的正当的坦然的痛苦。
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唐·吉诃德：
去梦想那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去战胜那不可能战胜的敌人，
去奔向那勇者不敢去的地方，
去驰骋在那无法驰骋的战场。
去爱，从远处纯洁羞涩地爱，
伸出你担负太多忧虑的双手。
去攀登那不可能攀登的星辰……（注：电影《唐·吉诃德》主题歌词，引自《农妇随笔选》第172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标签：文学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道德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新时期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