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实现“两个转变”的重要机制——兼论“继续实施从紧政策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个转变论文,经济增长论文,资本市场论文,是否会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并没取得相应的高效益。要改变目前我国“高投入、高速度、高通胀、低效益”的状况，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两个转变”。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实行适度从紧的政策，把经济增长率控制在8%左右， 是否有利于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如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协调及解决？
一、“适度从紧”：实现“两个转变”的必要条件
正确认识“适度从紧”，是有效实施相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前提。第一，“适度从紧”不是全面紧缩。它是在总量平衡和协调的前提下，为保障经济增长率达到8%左右，所需的财政与货币的支持政策。 因此，它不是财政支出和货币投放量的绝对减少，只是每年增长幅度的适当降低。第二，“适度从紧”是相对于前几年的经济增长过快、财政与货币政策过松而言的。若用1989—1991年“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比较，这种“适度从紧”实际上是“比较宽松”的。因此，“适度从紧”是有“度”的。从“度”以上看，是“紧”；从“度”以下看，是“松”。第三，实行“适度从紧”的目的，不是全面压缩需求，而是防止经济过热，抑制通胀；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资金效率；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经济的适度增长。
我国的经济实践证明：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必须适度。经济增长速度过低，不利于充分利用同期的各种经济资源，不利于解决就业问题，不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增长速度过高，往往造成投资需求的扩张，经济总量失衡，通货膨胀上升，使经济发展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为了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伏，经济增长速度应控制在经济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从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来看，增长率约为4%～5%，如过快提高经济增长率，一旦脱离了农业这个基础，经济增长就不稳固了。从我国人口出生率10‰～12‰来看，要保证现有人口的生活水平不下降，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须达到5%左右；要使人均生活水平每年有所提高， 则经济增长率应达到7%以上。从我国目前条件下的物质资料、 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在职人员素质的承受能力来看，经济增长率过高，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都难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就可能出现虚假的经济繁荣或“泡沫”经济。
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区别在于，经济增长常常表现为数量的增加，而经济发展不仅要求数量有所增加，更要求经济质量有新的提高，如科学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经济效益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等。因此，经济发展是集约型经济增长。
2.深化改革客观上要求经济的适度增长。
经济增长率压得过低，经济运行环境过紧，使经济改革的许多问题难以协调和解决。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对企业的补贴是通过某种方式（无论是财政补贴还是银行贷款的方式）转移过来的“真实收入”来实现的。如果没有经济的适当增长，国有企业的职工就业将发生问题，企业改革就很难取得进展；企业改革的困难，将使国家财政给予企业的补贴增加，这不利于财政状况的好转。因此，宏观调控必须以经济持续增长为目标，不能损害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过高，也不利于深化体制改革。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虽然可能在1～2年内对经济改革推进起到一种虚假的支持，但由于后续的物质条件跟不上，供求矛盾扩大，货币发行量过多，物价上涨，造成经济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使后续几年处于整顿、调整过程中，反而不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稳定深入。对此，我国有着深刻的教训。“七五”期间，由于1987～1988年的经济过热，在1989～1991年经济治理整顿期间，1987～1988年的某些改革进展不得不在治理整顿中回归，企业自主权在这个过程中大大削弱了。“八五”期间，因为1992年经济的过速增长导致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整顿，使1992～1993年的改革措施未能得到巩固，甚至在调整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上讲，经济增长速度不应过快。
从财政改革看，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已由1979 年的28.4%逐年下跌到1995年历史最低点10.7%；中央总财力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1979年的46.8%下降到1994年的29.3%。中央财政的内债规模从1990年的197亿元增加到1995年的1537亿元，五年增长6.6倍。进入“九五”，国家财政虽继续实施“减少赤字、控制国债”的方针，但受“八五”内债惯性的影响，预计“九五”期间国债发行总规模不会低于14000亿元，财政依然困难重重。1995年国家预算内投资504亿元，仅占全社会投资比重的2.6%。 如果“九五”期间财政投资仍然维持在每年500～700亿元，一方面由于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过低，严重影响国家对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支柱产业的投入而制约了经济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会引起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调控职能不断萎缩。
从金融体制改革看，经营状况令人担忧。到1994年底，全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全国贷款的19.7%，其中90%以上浓缩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1994年全国金融机构自有资金仅3605亿元，而负债高达45507.6 亿元，资本负债比率达1:12.6（其中国家银行的自有资金2274.1亿元，负债38414亿元，资本负债比率1:16.9），1995 年底银行不良贷款预计不少于7000亿元，企业欠息已达2200亿元。这种自有资金严重不足，不良资产大量存在的状况，严重影响着专业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在这一现状下，经济增长率过高，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信贷资金投入经济建设，一旦投入的资金收不回来，不仅将引发银行的信用危机、阻碍银行的商业化改革，而且可能导致把整个国民经济推入深重的危机中。
从企业改革看，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要求企业建立资本金制度。但我国工业企业资产结构相当不合理，企业负债率过高。1994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是：资产62583.08 亿元， 资本金17941.64亿元，负债金44641.44亿元，资产负债率71.33%。其中， 国有经济资产38477.28亿元，资本金10154亿元，负债金28323.28亿元， 资产负债率73.61%。在企业高负债、资本金又严重不足的条件下， 经济过热增长，会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的进一步提高。一旦经济增长率回落，企业间商务往来发生信用危机和“三角债”，则不仅企业运行将陷入困难，而且将使银行的不良债权进一步扩大甚至导致信用危机。在企业深陷于“三角债”与信用危机的情况下，只能忙于筹措资金，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要推动企业的改革极其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我国目前条件下，国家财力有限，财政经费紧缺，宏观经济主要运用金融机制进行调控，把握适度从紧货币政策，更有特殊意义。根据我国“九五”计划，每年经济增长率8 %左右的要求，货币投放量应基本控制在这一范围，并根据具体情况做适当调整。人民银行总行提出的1996年狭义货币供应量增幅控制在18%以内、广义货币供应量计划增长25%（增幅比1995年低4.5 个百分点）的货币供给目标是适当的。
二、调整金融结构：抑制通货膨胀，保障充分就业
我国近几年的通货膨胀，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是综合性的通货膨胀。究竟什么是此次通货膨胀的主导性原因，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我认为：从我国具体情况来看，实行信贷投资政策所引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膨胀，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
1.信贷投资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
首先，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是十几年来我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换句话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靠投资的高速增长支撑的。1978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占GNP 的比重）的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78～1981年，固定资产投资率由29.9%下降到25.6%，同期GNP年均增长6.9%；1982～1988年，固定资产投资率由27.3%上升到31.6%，同期GNP年均增长11.4%；1989～1991年， 固定资产投资率平均为26%左右，同期GNP年均增长5.7%；1992～1994年，固定资产投资率由32.1%急剧上升到37.4%，同期GNP年均增长13.2%。显然，在改革之初和“治理整顿”时期，与固定资产投资率的下降或徘徊相对应的是GNP的低速增长；在其他各年， 与固定资产投资率的上升趋势相对应的是GNP的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总是高于GNP增长速度。
其次，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信贷（金融信贷和财政信贷）。1985～1994年的10年间，全社会累计的固定资产投资量达64629.31亿元，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仅4163.84亿元，所占比重6.4%，国内贷款14571.6亿元，所占比重22.6%，利用外资4660.06亿元，所占比重7.2%，自筹投资32992.73亿元，所占比重51.1%，其他投资8241.11 亿元，所占比重12.2%。需要指出的是，“自筹投资”大致由两部分组成：预算外投资和金融借贷。预算外投资虽为财政资金，但1985年以后，已基本转为财政信贷资金。因此，可以认为，除“国家预算内投资”和“利用外资”外，其他各项投资资金基本来源于“信贷”。信贷资金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高达85%以上（实际上，“利用外资”中也有相当部分采用信贷方式），因此，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以信贷投资为主的。
从国有经济看，1985年在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680.51 亿元中，国家预算内投资、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和其他投资五项资金来源的比重分别为23.98%、23.04%、5.27%、40.42%、7.29 %。1986年以后，随着“投改贷”政策的实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结构中，国内贷款开始超过财政投资，自筹投资迅速增加，财政投资不仅比重下降而且有些年份绝对额也明显减少。1994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9322.49亿元，比1985年增长了4.55倍， 五项资金来源的比重变化为，国家预算内投资4.97%、国内贷款25.7%、利用外资7.17%、自筹投资51.01%、其他投资11.62%。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国家财政投资的差额，主要由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构成。显然，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也主要来自于信贷资金。
再次，信贷投资是造成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过国民经济中能够用于投资的物质资料的数量，形成的投资资金数量膨胀，引发生产资料价格上升的重要原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与各级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存在的扩张冲动和投资冲动有直接关系，但使这种“冲动”转化为现实的根本原因，是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实行的信贷投资政策。
信贷投资政策的实行，将投资资金的来源建立在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信贷资金的基础上。实行信贷投资，一方面由于通过派生存款机制，银行具有创造货币的能力，这样，在满足投资需要的同时，信贷资金总量可能严重超过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物质总量，并引起相应程度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对各级政府部门来说，银行信贷资金是他们的财政外资金，使用的多少，直接影响管辖区内的经济增长，但基本不需要财政承担什么责任，因而，他们对银行信贷资金有着近乎无限的需求；同时，他们又可以运用行政手段，强使管辖区内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贷款。这样，政府部门的行政机制与银行部门的创造货币机制相结合，在满足扩张冲动及投资冲动的条件下，由信贷提供的投资资金，超过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物质资料总量，从而，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的状况就不免发生。1988年以来，我国在治理通胀中普遍采用了“紧缩信贷规模”、“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降低固定资产投资速度”等政策，这说明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膨胀，主要是由信贷投资造成的。
最后，固定资产投资膨胀迫使货币投放量增大，从而引致通货膨胀发生。大量运用信贷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一方面通过固定资产投资的“倒逼”机制，迫使货币投放量增加；另一方面，通过信贷投资的创造货币（派生存款）机制，促使货币投放量增加。伴随1992～1994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度增长，银行的各项新增贷款也迅速增加，1991～1993年，银行贷款增长率都在20%以上（1993年高达35.6%），各种货币供应量均过度增长。由于我国正处于市场化进程中，如果货币发行量的增长率不超过经济增长率的一倍，一般不会出现超过两位数的物价上涨，但1991年以来，我国各种货币量增长率绝大部分过大地超过经济的增长率。连年的经济和投资的过快增长，以及由此带来货币投放量的过大，导致了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并最终导致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就成为近年来我国新一轮通胀超过两位数的主要过程。
大量运用信贷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由信贷投资刺激的经济增长，只是暂时的，其速度为随后的治理通胀、调整经济比例关系所抵消；在“治理”、“调整”中，大量的工程不能竣工，相当多的企业不能正常经营，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被迫中断等，代价高昂，得不偿失。从企业运营角度看，由于信贷资金有着明确的还本付息期限，所以，归还投资贷款成为企业的一项沉重负担。一笔5年期的投资贷款（1996年5月前法定年利率13.86%），企业每年承担的还本付息量平均为33.86%（13.86%付息量加20%还本量）；若企业建设期为2年， 又要在贷款期满时全部偿还本息，后3年，企业每年的还本付息量达56.43%。这样，一个完全由信贷投资建成的企业，即使舍去由流动资金贷款所造成的财务费用不说，它的经营收益（销售收入—生产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也应达到57%以上才有利润。如此高的收益率，是绝大多数企业不可能达到的。由此，产生两个直接的后果：其一，许多企业无力还债，造成银行等金融机构大量的贷款无法收回。十几年来，银行不良资产大幅度增加，几乎使其资金运行陷入危机境地，一个基本原因即在此。其二，企业短期行为强化。要按期偿还由信贷投资形成的债务，许多企业被迫选择“投资期限短、投资效益高”的项目（而这类项目通常是“打一枪、捞一把、拔腿走”的游击项目），或通过各种办法提高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获取暴利。这种短期行为，不仅破坏了企业间正常的竞争秩序，扰乱了有序的经济运行关系，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而且把国民经济运行推入短期化轨道，使经济的长期发展受到威胁。
综上所述，信贷投资是连接固定资产投资膨胀、货币投入量增大和物价上涨的基本机制。为此，抑制通货膨胀，控制好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必须改变信贷投资政策。
2.抑制通货膨胀中充分就业
“菲利蒲斯曲线”认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即通货膨胀率高则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则失业率高，因此，在经济的宏观调控中，不可能既要物价的稳定又要完全就业，只能在二者之间择一。近年来，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实践，似乎也陷入了“菲利蒲斯曲线”的困境。抑制通货膨胀，一方面紧缩货币投放量，导致企业资金紧缺和利息成本上升，起到抑制投资的效果，另一方面，实行偏紧的货币政策，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提供生产资料的企业就会遇到生产资料的销售困难，并导致部分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失业率上升的现象也随之发生；这种状况甚至传递到提供生产消费品的企业，使相关企业也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失业率进一步提高。由此看来，“菲利蒲斯曲线”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规律。但从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深层次关系看，情况并非如此。抑制通货膨胀，能够保障充分就业。
抑制通胀过程中，所以发生大量失业现象，直接原因来自于与信贷投资膨胀相对应的信贷投资紧缩。信贷投资具有膨胀效应，它能在满足投资需要的同时，拉动物价的上涨，与这种机制相对应，一旦紧缩信贷投资，通过派生机制和行政强压机制，投资资金处于倍加紧缩状态。由此，导致经济运行的各方面资金全面紧张，产品的需求明显下降从而销售发生困难，相关企业的运行中断，失业率逐渐上升。显然，问题的关键是资金。
企业的正常运行需要有充足的资金。这些资金在性质上可分为资本金和负债金。资本金是企业运营的基本资金，是保证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规模得以运转的基本资金。在市场经济中，资本金只能由投资者以投资的方式进入企业，属企业法人财产权范围，只要企业存在，资本金就不能抽走，更不存在还本付息问题。负债金是企业运行过程中，为解决临时性的资金周转困难而从银行等金融机构（或通过金融过程从社会）借入的，它要求按期偿还本息。在企业的运行资金主要来自于信贷资金的前提下，一旦实行紧缩货币政策，随着信贷资金紧缩，企业正常运行的中断，使停产、半停产甚至倒闭现象发生，失业率提高就在所难免。在企业有着充分资本金的场合，信贷资金紧缩，虽然可能给企业运行造成一些困难，使一些企业的经营拓展能力受到一定影响，甚至某些企业的经营规模也会受到影响，但由于资本金能够保障企业的正常运营需要，所以，一般不致使企业立即陷入困境（除非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败），停产、半停产以致破产的现象不易出现，失业率上升的现象也不易发生。由此可以看到，有无充足的资本金，是决定企业能否正常经营的关键因素。从这几年企业的情况来看，1993年实行紧缩政策以来，许多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即使象首钢这样的优质企业，也由于负债过重，运转不灵。而同时，股票在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挂牌上市的企业，没有一家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1995年，这些上市公司的职工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股利分配普遍高于其他企业。所以形成这种反差，基本原因在于，它们有着比较充足的资本金。
在实行偏紧的货币政策条件下，资金究竟是“紧”还是“不紧”，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从现象上看，许多企业运转不灵、陷入“三角债”困境，似乎资金是吃紧的。但从深层关系上看，事实上，在实行偏紧的货币政策条件下，虽然信贷资金紧缩了，全社会的资金并不短缺。一方面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在信贷紧缩中，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幅度增加。1993～1995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净增加数分别达到3444.1亿元、6315.3亿元和8137多亿元，1996年前5 个月又增加了4000多亿元，目前总额已达到34000多亿元。另一方面，1993 年以来，国债、股票及其他有价证券认购踊跃、发行顺利，从社会上吸收了几千亿元的资金。其中，1996年以来发行的几十只股票，认购资金与募股资金的比例都达到了几十倍以至上百倍。因此可以看出，社会资金并不短缺，问题只在于如何使社会资金转化为企业可直接利用的资金。
居民储蓄的大幅度增加，有人认为是好事，但事实并非如此。城乡居民储蓄的大量增加，一方面大大加重了银行的负担，在现有利率条件下，银行每年支付给城乡居民的存款利息高达2000—3000亿元，而这些资金运用的风险，几乎完全由企业、银行和政府承担。这对政府、银行和企业来说，是相当不利的。另一方面，这些存入银行的资金，城乡居民迟早总是要用于消费的，一旦经济运行中发生某些现象引致居民大量提款，势必引起银行兑付的危机，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为了有效缓解实行偏紧的货币政策而导致的企业资金吃紧、失业率上升，同时，又能有效地利用社会资金，减弱由城乡居民存款大量增加给银行带来的风险，需要调整我国目前以发展间接金融为主的政策，积极稳妥地推进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使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辅相成。
调整金融结构，有效发展直接融资，必须落在实处，应以有效充实企业资本金与准资本金为出发点，因为资本金与准资本金基本上没有乘数效应，所以，在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它不扩展货币量，不导致货币膨胀；在紧缩政策条件下，资金的收缩不至于形成倍数的关系。
三、推进资本市场发展，促进“两个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体制转变，二者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因而，要把“两个转变”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国经济运行中政府所起的作用很大，还属于政府推动型经济，如果各级政府部门的“政绩”仍旧以产值增长为标准，那么，就会使各级政府部门热衷于上新项目、铺新摊子，而信贷“软约束”又会使不良债务增多。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落实“两个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重点在国有企业。第一，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大，占主导地位。国有企业从而国有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了，可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转入集约型经营轨道。第二，国有企业目前经济效益差、竞争能力差，其中相当一部分处于困难境地，所以，实行增长方式转变已刻不容缓。
经济体制转变的重点也在国有企业。第一，搞活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真正难点。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了，“政企分开”了，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就基本建立了。第二，政府职能的转变进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因此，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的建立，也取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度。第三，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国有企业改革的状况直接制约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程，制约着市场竞争的制度建设和秩序理顺。总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全面建设，直接受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制约。
实现“两个转变”，靠信贷投资、间接融资是很难达到的。基本原因是，它们不具有这种功能。而资本投资、直接融资具有这方面的积极功能。
在资本市场发展的条件下，企业运营所需的资本金主要通过市场过程从社会筹集，由此引起一系列变化：第一，从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看，一方面由于企业的资本筹集受到社会的约束，投资者根据企业的信誉情况决定是否投资，所以，从项目的筹划开始，企业就必须充分考虑项目的效益问题，把筹划重心放在经济效益方面。另一方面，作为企业的投资者必须要关心投入企业的本金用途及运营效益的高低，这迫使企业的经营者必须考虑资本的使用效益问题，密切注视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努力回避可能的风险，否则，投资者可能罢免其职位，企业也可能因经营不善而破产。第二，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看，一方面由于绝大部分资本来自社会各界（公众和机构），不是政府部门的财政投资，这样，有关政府部门再以所有者的身份插手于企业事务，就失去了基本理由，同时，社会各方面投资者也会强烈反对这种插手，由此，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解决企业的“政企不分”，既有根据，又相对容易。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的资本金主要来自于社会，政府部门若要继续直接干预企业经营，就要考虑由此造成的经济效益下降如何解决，以及社会各界的意见及可能引起的矛盾，这样，较好的选择是，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搞好宏观调控，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由此，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再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的状况改变了，政府部门没有必要再对其以特殊政策进行保护，这样，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比较容易形成，所需的市场秩序也比较容易理顺。
所谓直接融资，在我国目前主要指通过中长期国债、中长期企业债、股票、投资基金以及其他有价证券向社会筹集企业投资和运营所需要的资本金和准资本金。如上所述，城乡居民手中有大量的资金，由于我国直接融资规模相当有限，他们只得将这些资金存入银行。即便存款利率下调，这种势头也不发生根本变化。为此，需要改变过分限制直接融资的政策，积极利用直接融资来缓解经济运行中目前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尤其是协调抑制通货膨胀与保障充分就业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八五”期间，我国直接融资有了明显的扩展，但仍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需要。从国债看，国库券的发行意味着我国金融市场中直接融资的起步。15 年来， 中国国债累计发行5063.42亿元，各年国债发行量呈上升趋势（1987年突破10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1995年突破1500亿元，1996年预计达2000亿元左右），但是，发行国债的目的，主要在于解决政府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国家预算内投资”并不因国债发行量的增加而增加，所以，国债资金对解决企业资本金问题没起多大作用。从股票看，发行股票是企业增加资本金、降低资产负债率的重要手段。1987～1994年的8年间， 通过募股筹资，企业得到资本金234.5亿元，资金量700亿元左右；若加上几千家定向募集公司在1992～1994年间募集的股本及资金，则企业募集的资本金达1000亿元以上，资金量达1600亿元以上。另外，通过送股和配股来增加资本金及自有资金，也是上市公司从社会上融入资金的重要手段。几年来，各上市公司通过送配股筹集到的资本金达100亿元左右， 资金量达300亿元以上（到1995年初，在上证所上市的公司配股量达23.8 亿股，取得资金60.26亿元）。资本金和自有资金的增加， 有效地改善了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低（一般在50%以下）。但是，非上市公司缺乏上市公司所具有的政策优势，资产负债率较高（一般在60—70%）。迄今，上市公司仅300多家， 占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4580家）的比例约8%，占企业总数的比例不到0.04‰。 因此，它们虽然对其他企业的资产结构调整有着导向意义，但实际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要缓解企业目前面临的资金问题，保障充分就业；要真正实现“两个转变”，为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要改变信贷投资为主的格局，实行资本投资为主，以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大力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在这方面，可供选择的措施很多，主要有：
1.增加国家预算内投资的数量，变国家预算外资金的信贷投资为资本投资，提高财政资金转化为国有企业资本金的程度。
2.改变国债资金单纯解决财政收支平衡的思路，提高国债资金通过财政投资转化为国有企业资本金的程度。
3.转让资产存量，变债为股。即把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存量资产细分为产权单位，向社会（机构和个人）转让，将所得资金用于偿还债务，使国有企业在资产总量不变的条件下，资本金比例提高。充分发挥现有交易场所的功能，保障交易的连续性，是实行这一措施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4.建立多层次股票交易市场，拓展股票发行数量。股票发行直接增加了企业的资本金（及其他自有资金），对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有重要意义。但目前两个交易所无法满足企业发股规模扩大的需要，计划额度也受此限制；同时，各地方已建立的20多家证券交易中心又苦于缺乏交易品种，难以维持。今后的股票发行，无论是实行“计划额度控制”还是实行“标准控制”，从增加发行量来说，都需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交易场所，建立多层次的交易网络。因此，不能将眼界限制在两个交易所内。
5.发展投资基金，改善固定资产投资来源。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筹措，仅靠财政投资、个人投资、发行股票等是不够的。由于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缺乏对投资项目的选择能力及手段，所以，需要建立投资基金，发展机构投资者。从中国情况来看，不仅要发展主要从事二级市场业务的投资基金（如国债投资基金、股票投资基金），而且要注意发展主要投资于高科技、基础产业等实业界的投资基金。
6.出售企业，收回投资并偿还债务。对于希望独资持有企业的投资者来说，可以把一部分国有企业出售（在资产评估的基础上）给他们，由此，收回资金，偿还债务，把剩余资金转投于其他企业，从而实现国有资金的良性循环。
本文的主要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
标签：固定资产投资论文; 经济增长率论文; 资本金论文; 两个转变论文; 信贷规模论文; 银行信贷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企业贷款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经济学论文; 银行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投资论文; 央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