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创业行为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于2002年10月至2003年4月采取随机抽样和问卷方式以MBA和大众群体为调研对象对我国企业家创业行为进行了调查，以期识别企业家创业行为的基本特征，丰富和完善企业家精神理论。我们共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有效问卷118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9％。所涉及的1185份有效问卷中，男性占70.8％，女性29.2％，平均年龄为34岁；分布在沈阳（74份，占6.2％）、大连（54份，占4.5％）、北京（79份，占6.6％）、天津（239份，占19.9％）、石家庄（113份，占9.4％）、南京（128份，占10.7％）、上海（181份，占15.1％）、长沙（51份，占4.3％）、成都（77份，占6.4％）、重庆（89份，占7.4％）和深圳（100份，占8.3％）等11个城市，基本上能概括我国企业家创业行为的总体情况。
一、概念模型
创新和冒险精神中蕴涵的不确定性导致创业过程的动态性和复杂性，难于从过程角度描述创业的一般规律。但从创业的构成元素出发，发现创业是创业主体感知机会后的资源整合行为，并遵循从感知机会到组建创业团队，获取创业必需资源的逻辑进程。本文从创业的构成元素出发以蒂蒙斯创业模型为理论基础，认为机会感知、创业团队和资源获取三要素组成创业的内核。另一方面，创新和冒险精神以个体为依附，具有天生的属性，取决于其个人特质；并受后天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个体所处的文化环境；创业又是利润导向的经济行为，特定的经济环境必然影响创业行为。由此，以机会感知、创业团队和资源获取为创业内核，以个人特质、文化环境和经济环境为影响创业的外生因素，构建出本文的概念模型，见图1。
图1 本文的概念模型
二、对创业内核的描述
（一）机会感知
尽管理论界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机会感知与创业动机、创业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论证了机会感知产生创业动机并导致创业行为的结论，但没有得出感知机会到创业行为的决策过程的实质性结论。本文认为机会感知包括感知机会瞬间和评价、分析所感知机会两个逻辑阶段，最终导致创业行为的发生；并拟从创业者地点选择描述感知机会瞬间的特点，从创业者的机会成本归纳评价、分析所感知机会依据的标准，试图得出感知机会到创业行为决策过程的一般规律；最后以创业动机为依据区分出机会拉动型创业和贫穷推动型创业。
调查显示，已创业人群中90％以上的企业家选择在居住地创业，企业家的机会感知力受空间距离的限制，获取信息的成本、发现新的市场机会的代价、创业行为的障碍等因素随着与居住地的空间距离的增加而加大。
机会成本主要由经济成本组成，故用创业前的收入状况大致可衡量已创业者的机会成本，调查发现机会感知与创业动机、创业动机与创业行为之间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16（p＜0.05）和0.317（p＜0.05），机会成本与创业动机之间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41（p＜0.05），而机会感知与创业行为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调查还发现企业家实际创业的机会成本偏低，少有高机会成本创业：创业前年收入5万元以下占42.4％，其中3万元以下占27.0％，3万元～5万元占15.4％，5万元以上占7.9％，其中5万元～10万元占7.0％，10万元以上占0.9％。表明感知创业机会经由产生创业动机导致创业行为的发生，创业动机是感知创业机会到创业行为的中介；机会成本经由制约创业动机阻止创业行为的发生，表现为创业机会成本越高的潜在创业者越不倾向放弃当前工作进行创业活动；感知机会与机会成本的综合作用决定了感知机会不一定导致创业行为，从感知机会到创业行为发生是企业家以机会的潜在收益和创业机会成本两维度评价创业机会、做出是否创业决策的复杂过程。
（二）创业行为的分类
根据创业动机的差异，可把创业行为分成三类：（1）机会拉动型创业，创业的动机在于个人抓住现有机会的强烈愿望，是一种个体的偏好，并将创业作为实现某种目标（如实现自我价值、追求理想等）的手段；（2）贫穷推动型创业，创业的动机处于别无其他更好的选择，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而不是个人的自愿行为；（3）混合型创业，是介于机会拉动型和贫穷推动型创业之间的创业行为。本文在已创业人群中根据以下两个问题区分三种创业类型：（1）在未来一年里，您的家庭经济水平将会因您的创业活动A.变好，B，不变，C.变坏；（2）您创办这个公司的主要原因是A.利用商业机会，B.没有其他更好的工作选择，C.两者兼有。具体来说，问题（1）选A且问题（2）选B为贫穷推动型创业，问题（1）为任意答案且问题（2）选A为机会拉动型创业，问题（1）为任意答案且问题（2）选C为混合型创业。
图2为机会拉动型创业与贫穷推动型创业的城市间比较分布，它表明：成都和重庆以贫穷推动型创业为主，上海、深圳、南京和石家庄三地以机会拉动型创业为主，而大连和沈阳两地机会拉动型创业比例略高于贫穷推动型创业。说明城市间机会拉动型创业和贫穷推动型创业分布的差异主要源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环境的差异：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以贫穷推动型创业为主，如成都和重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以机会拉动型创业为主，如上海和南京。特别要指出，虽然石家庄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受到京津经济圈繁荣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带动，所以仍以机会拉动型创业为主。
图2 机会拉动型创业与贫穷推动型创业的城市间比较
综上，从机会感知瞬间看，企业家易于感知身边的创业机会并转化为现实的创业活动；从感知到创业行为的过程来看，企业家主要经由比较机会成本和机会的潜在收益做出是否创业决策，基于机会成本的感知机会评价是企业家决策过程的一般概括；从创业类型看，发现城市间机会拉动型创业和贫穷推动型创业的差异主要源于经济发展水平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环境的差异。
（二）创业团队
作为创业主体，创业团队/创业者通过对一系列问题的决策影响创业的成败。本文从创业的逻辑进程出发，研究创业团队/创业者在新企业创立前决策要素（选择创业团队、创业产业选择）和新企业创立后决策要素（对社会资本的态度、新创业的创新性和成长愿望）的决策结果，试图找出创业团队/创业者决策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进而认识创业的一般规律。
创业团队和创业产业选择是新企业创立前的主要决策要素，调查发现合伙形式创业的比率60.5％，独自创业的比率为39.5％，表明企业家更倾向于合伙创业，这主要因为合伙创业有利于分散创业失败风险；通过团队成员之间技能互补提高了企业家驾驭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从而降低新企业的经营失败风险；更为重要的是，调查还发现合伙创业具有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能同时从多个融资渠道获取创业资金，保证创业资金的获取。合伙创业主要采用混合融资方式融资，高出单一融资方式2.3％；独自创业主要采用单一融资方式，高出混合融资6.9％。
发现企业家创业行为集中发生在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中，两者比率之和达到了39.7％，而且在服务业中的企业家创业行为较新兴产业高出23.3％。这主要因为服务业和新兴产业较低的进入障碍与退出障碍的产业结构及处于成长期的特点决定其蕴含较高的长期获利能力，并且新创企业面临较低的竞争风险，所以企业家的创业行为集中在服务业和新兴产业；而相比之下，处于成熟期或衰退期所决定的低长期获利能力和由较高的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所决定的高竞争风险导致企业家一般不会在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内创业。
创业者或创业团队在新企业创立后决策的重心转向如何弥补新企业资源匮乏的劣势、制定成长战略、战术等问题以保证新企业顺利度过生存期，表现为对社会资本的态度、新企业的创新性和新企业的成长愿望。从对社会资本的态度看，企业家总体上认为社会资本很重要，只有成都、大连和重庆三地认为社会资本没有影响，见表1。
表1 对社会资本的态度城市间比较分布（％）
从新企业的创新性看，基于创新性模仿的创业行为占17.9％，基于完全创新的创业行为占8.8％，前者高出后者9.1％，表明企业家并不追求完全创新，这主要因为与创新性模仿相比，基于完全创新的创业行为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和替代风险：市场风险表现为一旦市场不接受所提供的全新产品或服务，企业家对创新的累积投资将血本无归；替代风险表现为由于资源匮乏等弱点导致新企业难以抵抗改进型替代品的竞争，降低了完全创新产品或服务的获利能力，并且市场风险和替代风险的相互作用进一步降低完全创新产品或服务的获利能力，表现为替代产品或服务排挤完全创新产品或服务的市场，所以企业家倾向于用创新性模仿规避市场风险和替代风险，并缩短产品或服务从开发到投放市场的时间。
本文参照GEM的研究方法，以新创企业未来五年内计划增加的员工人数衡量新创企业的成长愿望，并划分出三类成长愿望：正常成长愿望，1人～74人；高成长愿望，125人以上；稍高成长愿望75人～124人。发现正常成长愿望的新企业比率最高，为18.4％；高成长愿望和稍高成长愿望新企业比率分别为2.9％和2.8％，表明仅有少量新企业表现出高成长愿望，多数新企业强调成长速度，但不刻意追求高成长。这主要因为，一方面企业家创业行为主要集中在对人员需求相对较低的服务业和新兴产业，故只有少数新企业表现出高成长愿望；另一方面伴随新企业成长的管理复杂性程度和风险的增加使企业家难于驾驭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企业内部的管理复杂化，导致快速的企业成长与失败风险的急速膨胀并存，所以多数新企业强调成长速度，但不刻意追求高成长，这说明创业行为是规避风险的行为。
对新企业创立前和新企业创立后决策要素的实证研究发现，承担创业的高风险以摘取高收益体现出企业家的开拓和冒险精神，企业家偏好合伙创业，集中在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创业，重视社会资本，强调创新性模仿和不刻意追求高成长等决策结果，以规避创业风险为最终目的。
（三）资源获取
创业是整合资源的行为，其中财务资源是创业所必需的关键资源。本文从创业的融资渠道选择角度探索企业家财务资源获取过程中的特点，并通过“您当初创办公司时的启动资金来源是A.自有资金，B.金融机构，C.风险投资，D.其他来源”来衡量企业家的融资渠道选择。调查发现用单一融资方式融资的企业家比率低于用混合融资方式6.2％，分别为26.0％和32.2％；另一方面除自有资金融资外，单一融资方式中源于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的其他来源融资方式的比率最高，为19％，高于风险投资和金融机构融资总和1％，这主要因为一方面混合融资方式有利于保证创业资金的获取并分散新企业的财务风险，另一方面，通过企业家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创业资金简化了融资手续，缩短了融资时间，降低了融资成本。
三、外生因素与创业
外生因素对创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和个人特质对创业的影响。本文从对创业者的态度、是否接受收入差距和是否认识创业者三维度识别影响创业的文化环境，从受访者对经济环境的感知（变好、不变或变坏）识别经济环境，从受访者的冒险性及能力经验识别个人特质，具体根据“是否会因为害怕创业失败而阻止创业”问题识别，根据“您认为您是否具有创业必需的能力经验”识别能力经验。
（一）一般性评价
表2为外生因素与机会感知、创业行为、创业动机的相关系数，通过表中数据可以得到：（1）有利于创业的文化环境（尊重创业者、接受收入差距和认识创业者）能促进个体感知创业机会，尊重创业者和认识创业者有利于创业动机的产生；尊重创业者和接受收入差距有利于创业行为的发生。而接受收入差距与创业动机、认识创业者与创业行为之间没有直接关系；（2）个体冒险性和能力经验与创业动机、创业行为之间正相关，表明个体冒险性越高，越具备创业必需的能力经验就越倾向于产生创业动机和实施创业行为；（3）经济环境经由创业机会数量对整体创业水平有着重要影响：经济环境越好，创业机会就越多，就越容易感知创业机会，整体创业水平也就越高。并且外生因素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在越有利于创业的文化环境和越好的经济环境下，企业家的冒险性就越高，同时越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创业必需的能力和经验，见表3；冒险性和能力经验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87（p＜0.05），表明企业家个人所具备的创业必需能力经验越高，其冒险性也就越强。
表2 外生因素与机会感知、创业动机、创业行为的相关系数
*p＜0.05（双尾检验）。
表3 外生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
*p＜0.05（双尾检验）。
由此得出外生因素的一般作用机制：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经由影响感知机会能力影响创业行为，个体冒险性经由影响企业家承担风险的能力影响创业行为，表现为微观角度企业家对同一创业机会所表现出的不同选择正是源于个体冒险性的差异，能力经验通过影响感知机会能力、增加创业信心影响创业行为，表现为驾驭和规避创业过程中高不确定性的能力和信心。并且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对创业的影响：有利于创业的文化环境和经济环境能够促进有利于创业的个人特质的形成，经由个人特质对创业的作用机制强化对创业的作用。
（二）外生因素的作用机制：创业机会成本感知的角色
表4是文化环境与创业机会成本的分布，从创业机会成本在5万元以上看，尊重创业者、接受收入差距和认识创业者的比率最高，分别为6.7％，6.7％和6.1％，表明：（1）社会对创业的尊重程度越高，企业家越愿意承担更高的创业机会成本；（2）社会对收入差距的接受度越高，企业家承担的创业机会成本越高；（3）和已创业者接触越多，企业家越倾向于承担更高的创业机会成本。这说明文化环境影响企业家的创业机会成本感知，表现为企业家在有利的文化环境下愿意承担更高的创业机会成本。
表4 文化环境与创业机会成本的分布（％）
表5为经济环境与创业机会成本的关系，表明经济环境与创业机会感知的关系：（1）从创业机会成本在5万元以上看，经济环境变好的比率最高，为10.3％；（2）从创业机会在5万元以下看，经济环境变坏的比率最高，为43.9％。这说明经济环境影响企业家的创业机会成本感知，经济环境越好，企业家越愿意承担高机会成本创业。
表5 经济环境与创业机会成本的分布（％）
从个人特质看，调查发现创业机会成本与冒险性之间成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133（p＜0.05）；能力经验与创业机会成本之间成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292（p＜0.05），表明个人特质影响个体创业机会成本感知：个体冒险性越高，愿意承担的创业机会成本也越高；越具备创业必需的能力经验，所愿承担的创业机会成本越低。
综上，企业家基于机会成本的感知机会评价模型表明，机会成本是感知机会到创业行为过程的关键因素，外生因素（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和个人特质）正是经由影响企业家的创业机会感知，改变企业家对既定创业机会成本的主观态度作用于感知机会到创业行为的决策过程，最终导致各不同文化环境、经济环境下的创业水平差异。由此可得到外生因素作用机制的综合模型，见图3。
四、基本结论
（一）创业是企业家创新冒险精神与理性决策的交织过程
创业是企业家创新冒险精神与理性决策的交织过程。企业家创业行为的理性表现为企业家获取创业资源和应对环境不确定性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科学性。并且，创新冒险精神与理性决策的交织过程最终决定新企业的成长，在成长期表现为维持并促进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的创新行为，并且这种行为的理性成分会融入、固化成企业具体的制度、文化、战略等的一部分。见图4。
图4 企业家精神与理性创业的交织模型
（二）基于创业逻辑进程的MBA与大众群体差异及根源
从基于机会成本的创业机会理性评价过程看，MBA群体的创业机会成本高于大众群体：创业机会成本在5万元以上的MBA群体较大众高出3.4％，而创业机会成本在5万元以下大众高出MBA群体28.9％；从新企业创立前决策要素看，MBA群体更偏好合伙创业：MBA、大众群体合伙创业与独自创业之比分别为3.1和1.1；从新企业创立后决策要素看，MBA群体更倾向于创新性模仿，更重视利用社会资本和表现为更高的成长愿望：MBA、大众群体基于创新性模仿和基于完全创新的创业行为之比分别为4.0和1.7，认为社会资本对创业一般重要或没有影响的大众群体高出MBA8.2％，计划增加75人以上的MBA群体较大众高出8％；从创业类型看，MBA群体以机会拉动型创业为主，机会拉动型创业与贫穷推动型创业之比达10.8，大众以贫穷推动型创业为主，两者之比不到3。
由此可见，创业机会成本的差异是MBA和大众群体创业行为差异的根源：MBA群体更高的创业机会成本一方面导致其表现为更低的创业水平和更高的创业动机，创业指数低于大众群体4.7％、创业动机指数高出大众群体3.0％，另一方面决定其更倾向于规避风险，表现为更偏好合伙创业、更强调利用创新性模仿和利用社会资本及表现为更高的成长愿望等决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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