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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D8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597(2007)02-0023-09
邓小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也是伟大的国际战略家和外交家。他是新时期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领导者、开创者和实践者。他的国际战略思想是指导我国全方位对外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国际战略是对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全局性的重要谋划。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这里试举20个方面：
(一)科学判断了总体国际形势，改变了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较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是，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甚至认为世界大战的危险迫在眉睫。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的提法，是立足于早打、立足于大打、立足于明天就打。”① 在深入研究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邓小平对世界战争问题逐渐形成了新的判断。1977年他指出：“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② 1982年又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③ 1985年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改变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结论是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主要是因为，只有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打世界大战，但这两家都还不敢打。世界战争的危险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世界各国都不能不认真对待这种形势。此后他又多次强调，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这是总的趋势。他同时告诫人们：“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④ 邓小平对总体国际形势的新判断，解决于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对战争形势的估计问题，为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依据。
(二)调整“一条线”、“一大片”战略，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我国同各大国的关系不断得到改善和发展。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一条线”、“一大片”战略。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反苏统一战线问题，他表示，需要搞一条横线，就是一个纬度，来“共同对付一个可诅咒的家伙”。1974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时，又谈到“一条线”，并谈到“一大片”的问题，即中国、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等大致处在同一纬度的各国团结起来，以及亚非拉一大片都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苏联。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苏争霸转入僵持阶段，呈现出既争夺又对话的态势。邓小平审时度势，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⑤ 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自己的立场和政策。我们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说公道话，办公道事，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在世界上，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不打苏联的牌，也不打美国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的牌。我们在国际上伸张正义，主持公道，维护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调整改变“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使我国的外交工作赢得了更大主动性和灵活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调整这一战略，全面改善和发展了我国同各大国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利用和平国际环境加速发展自己，对于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潮流，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邓小平在全面深入分析世界上的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紧紧抓住国际社会面临的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适时而鲜明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1984年他提出，世界上现在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是南北问题。1985年他更加明确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⑥ 其他许多问题，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到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在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中，发展问题是核心，这不仅是经济问题，实际上也是政治问题。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特别谈到：“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⑦ 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⑧ 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既要扩大国际合作，又要坚持必要的斗争。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对于我们紧跟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维护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四)指出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充分估计到新格局形成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邓小平认为，世界总会走向多极格局。1987年12月他指出：“要做欧洲人的工作，欧洲是很重要的一极。”1990年他又指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⑨ 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中国希望有一个联合、强大、发展的欧洲。他还指出，第三世界的兴起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积极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大大增加。他也特别强调指出，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恐怕要成十年、成十年的时间才能形成。多极化的发展进程是一个漫长、复杂、曲折的过程。
(五)指明了新时期我国对外工作的目标、任务，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改革开放，在国内需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⑩ 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11) 反对霸权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
(六)提出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新主张。邓小平总结我国对外工作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经验教训，总结国际关系的经验教训，调整了过去曾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确立了以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家关系依据的战略思想。他指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1989年10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意味深长地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12) 实践证明，利益原则已经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和发展。中国对于一切国际事务和国际问题，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真正说起来，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
(七)确定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国际风云变幻，邓小平用凝聚中华民族智慧的语言，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这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就是要保存自己，不露锋芒，抓住机遇，徐图发展。邓小平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13) 冷静观察，就是要用全面的、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为一时一事所左右。“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14) 稳住阵脚，就是中国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惟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沉着应付，就是要不慌不忙，处变不惊，善谋对策，从容应对。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要发展经济。韬光养晦，就是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既有雄心大志，又善于藏拙，埋头苦干，避免张扬自己，避免把目标引向自己，避免引火烧身。“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15) 有所作为，既不是无所作为，也不是无所不为，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16)。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根本利益及民族尊严等问题上，在涉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涉及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上，在涉及周边地区稳定与安宁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我国对外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
(八)形成了完整的对外开放理论体系，并把对外开放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既包括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包括对发展中国家开放。“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17)
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1988年9月，邓小平为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大局”战略思想。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8) 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核心，就是要让各方面条件和基础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加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步伐，以促进国民经济尽快跃上几个大的台阶，迅速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综合实力，这就是第一个大局。在这一个阶段上，中西部地区要服从这个大局。之后，在我国顺利地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迈向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发展阶段，国家应突出地提出和解决中西部地区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问题，最终实现全国各地区的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这是第二个大局。在邓小平“两个大局”特别是“第一个大局”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并进而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对外经济开放和对内经济搞活，都不是短期的政策，而是个长期的政策。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从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到沿江开放，沿边开放，内地省会与中心城市对外开放，我国的对外开放从东到西，由点到线、到面，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封闭和半封闭状态，初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把中国的对外开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九)从外交全局出发，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邓小平亲自主持中美建交谈判，在台湾问题上提出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终于在1978年12月同美方达成协议，中美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中美建交后，美国通过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干涉中国内政，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邓小平指出，这是笼罩在中美关系之上的一片乌云，是一颗定时炸弹，中国坚决反对。为了遏制售台武器，邓小平直接做美国领导人的工作，晓以利害，推动中美签署了第三个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美国政府在公报中承诺，准备逐步减少售台武器，并经过一段时间实现问题的最后解决。1989年政治风波后，美国带头对中国实施制裁，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邓小平坚定地指出，要解决问题，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解铃还须系铃人”。1989年11月10日，邓小平提出解决中美纠葛的一揽子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美国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制裁；中美达成几个大的经贸合作项目；建议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于第二年适当时间正式访美；在方励之夫妇承认有罪并保证出国后不从事任何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美国承诺不利用方励之夫妇从事反华活动这个前提下，解决方励之问题，让方励之夫妇离开美国驻华使馆，到美国或第三国去。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个方案得以实现。邓小平历来主张，要从世界的全局着眼，用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19)
邓小平反复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根本的问题。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技术转让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台湾问题。邓小平说：“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这个我们看准了。”(20) 他指出，美国有一种议论说，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即台湾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这个话不真实。因为美国历来是介入的。在20世纪50年代，麦克阿瑟、杜勒斯就把台湾看作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中美两国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一片乌云，这就是《与台湾关系法》。《与台湾关系法》是杜勒斯主义的产物，其最本质的问题，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实际上否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还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两国关系中最敏感、最突出的政治原则问题。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那将会成为一个爆炸性的问题。“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中国人民是“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21) 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这不行，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那样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愿望的实现。他指出，美国人士自称是中国的主要对手。我们必须牢牢记在心中。
(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改善和发展中苏、中俄关系。1982年，勃列日涅夫表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信息。邓小平提出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他要求苏联采取改善中苏关系的实际步骤，明确指出“三大障碍”不消除，中苏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改善。在他的亲自领导和部署下，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启动，双方在各个领域的交往逐步恢复。1989年5月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时，他对两国关系作了全面总结，提出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重点放在开辟未来上。他说，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不好，总得有个交代。从鸦片战争起，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22) 中苏关系恶化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讲清问题对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针对苏联国内发生的变化，他强调：“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23) 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顺利实现了向中俄关系的转变。邓小平关于“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思想，对改善和发展中苏关系有重大意义，为后来中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打下了基础。
(十一)首倡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就指出过，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使得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旧的经济秩序是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他积极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强调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大事。1988年他又提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目前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因此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24) 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他特别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5) 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能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服务，能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为左邻右舍服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搞好国与国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也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指导原则。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
(十二)高度重视第三世界的战略地位和作用。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提出“东西南北”问题。“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由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向国际社会全面介绍和宣讲的。这一理论在世界普遍交往中发挥了并且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邓小平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了这一理论的重大意义。他指出，我们要高度重视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第三世界的提法已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普遍接受和使用，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个提法不能改。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东西南北问题”。1985年3月，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关系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关系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26)
邓小平认为，解决南北问题，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条是南北对话，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缩小两者之间的距离。另一条是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之间加强经济、贸易交往，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促进自身的发展。邓小平积极倡导南南合作，促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1982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时指出：“‘南南’合作是新提法，这个提法好，应该给发明者一枚勋章。”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要巩固国家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仅仅依靠南北对话与合作是不行的，还必须开展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资源丰富，能互通有无，“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基础相近，又面临共同的挑战，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穷帮穷，南南合作有坚实的政治基础。
(十三)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提出了“一国两制”这个具有创造性的科学构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一国两制”的基础是一个中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国两制”的核心问题是祖国统一。“一国两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即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作为国家主体的大陆地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香港基本法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香港、澳门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探索。实践证明，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十四)提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总要想些主意。邓小平长期思考的一个大问题是：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27) 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团结起来，不要把力量消耗在相互的争端上。“和为贵”，国家之间某些问题上的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关系的发展。比如关于我国同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邓小平根据“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进行妥善处理，保持了我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邓小平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为稳定国际局势提供了新办法，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一大贡献。
(十五)提出世界需要稳定，中国需要稳定，这是真正的大局的思想。邓小平强调：一个稳定的中国，一个稳定的世界，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现在要注意世界的稳定，切不要搞成乱哄哄的局面，那将对整个世界很不利。
(十六)提出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指导原则。邓小平曾长期直接主管党的对外工作，亲身经历过国际共运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斗争，有着丰富的党际交往经验。在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外国政党关系的过程中，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调整了党的对外工作方针，提出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指导原则，为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政策基础。他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总之，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原则。”(28) 他还强调，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无论大小，党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29)“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因此我们提出了处理这种关系的原则。”(30) 这些原则就是我们党根据邓小平的重要思想概括的：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后来，我们党进一步扩大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不仅适用于处理同共产党及其他工人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也适应于同其他类型政党之间的关系。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新时期处理党际关系的重要思想和指导原则，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同外国政党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
(十七)提出“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的理论。1989年，美国带头在西方掀起反华浪潮，他们以人权问题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对此，邓小平指出：“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31)“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自己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32) 这对批判“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八)20世纪80年代提出“三大任务”。1980年初，邓小平在谈到80年代我国面临的三大任务时明确指出：“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认为80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无论对于国际国内，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始终是作为一项严重的任务摆到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就是了。”“第二件事，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我们要力争80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第三件事，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科学技术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这三件事就是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国际大局是为国内大局服务的。他还强调指出：“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把经济建设搞好。”(33)
(十九)指出社会主义前途依然一片光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邓小平强调指出：只要中国的社会主义红旗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因为中国的人口占了世界的五分之一。而中国社会主义的红旗是不会倒的，我们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仍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因素在许多国家依然存在。即使在已经发生变化了的国家，那里的共产党人仍在继续战斗。现在社会主义国家远不止一家。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发展，直到成功，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个规律没有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终究要体现出来。他强调，尽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十)指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坚定力量，中国要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就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34) 邓小平既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是他处理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所遵循的指导原则和道德规范。他多次强调指出：“中国是一支和平力量，这一点很重要。”“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35) 中国的发展壮大，不仅对维护世界和平有利，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十分有利。他还强调指出，中国首先要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把中国发展好、建设好，显示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样才能更多地尽国际主义义务，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举足轻重的一个部分。在一个贫穷落后而又人口众多的大国，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问题，这本身就具有巨大的世界意义，就为人类作出了贡献，而且这种贡献还会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和人民。我们希望若干年后，在下个世纪不长的时间里，作为社会主义的、比较富强的中国，能够对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尽到符合我们自己身份的国际主义义务的。邓小平关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重要论述，是对当前中国国际作用的高度概括，也是对我们的殷切希望。他强调，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进步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符合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邓小平上述国际战略思想，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一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一时期，无论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国内，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上，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冷战结束。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导伟大的实践。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的理论成果。概括地说，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二是从1989年6月5日开始，美国带头，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无理制裁；三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是一件石破惊天的大事；四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使各国经济贸易联系更加紧密；五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各国和各国人民都在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即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到底是什么？六是多极化趋势的加速发展。这就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他指出了国际形势发展的主要趋势，制定了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和需要完成的任务，提出了许多重大的战略策略问题，为顺利、全面地开展我国对外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对新时期中国对外工作的伟大贡献，已经成为巍然矗立在中国历史上的不朽丰碑。
邓小平不仅是中国人民爱戴的时代伟人，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敬仰的世界伟人。他的魅力是无穷的，他的国际战略思想永放光芒！
注释：
①《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6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128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278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6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7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293页。
(23)《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151页。
(24)1988年12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国际贸促会时的谈话，《人民日报》1988年12月3日。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8、49页。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319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6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5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4页。
(3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9—240页。
(3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页。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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