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军[1]2016年在《“去政治化”时代中国电影批评中的政治—对90年代以来电影批评思潮的一次考察》文中指出当代中国电影批评思潮中的政治性根源于詹姆逊所谓中国电影作为“第三世界”文本的政治性,也与电影批评家所具有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身份相关。同时,这种政治性又必须要被纳入90年代以来的“去政治化”语境中来考量。作为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重要倾向,“去政治化”和“政治”并不是一种相互取消的关系,相反,“去政治化”本身是一种新的政治在当代思想文化中的表现。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去政治化”可分为“去社会主义政治”和“去传统政治”两个层次,前者可细分为“去阶级论”、“去革命化”、“去民族主义”等不同方向,后者则可分为“去民族传统”、“去道德化”等不同方向。这些不同方面既体现出“去政治化”的倾向,也透露出“政治化”的诉求。90年代以来盛行的多种中国电影批评思潮都体现出这种双重面向。这种双重面向体现出了“去政治化”的辩证法,它要求我们放弃对这一概念的单向度理解。“现代性”批评思潮关注现代性主体的建构,并参与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中现代性空间建构的讨论;通过对谢晋电影、“第五代”、“第六代”影片的批评,将关注的重心引向文化传统的批判以及国民性批判;这一批评思潮对民族主义的反思也成为新世纪电影批评讨论的热点;随着新世纪一批人道主义电影杰作的出现,“现代性”批评通过阐发这些电影中的人道主义理念,展开对之前过于政治化的“阶级论”、“英雄主义”价值观以及和人道主义相抵触的传统价值观的反思。从“现代性”电影批评思潮关注的这些话题中,可以看出“去政治化”和“政治性”双重面向的辩证统一。后殖民电影批评重点以“第五代”电影为批评对象,这一批评有效揭开了“第五代”电影的跨文化运作模式与策略,指认出这些电影遵循的“自我东方化”书写套路,迫使“第五代”不得不放弃他们谙熟的模式而选择改弦更张,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电影发展的方向,对8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思潮中盛行的西方中心观念也起到消解作用。但这一批评思潮在今天流露出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即极度的去国族中心,在一些批评家那里成为批评“中国中心论”,拆解中国主流文化和少数族裔、边缘群体之间“压迫性”关系的方式。后革命电影批评以其“去革命”倾向顺应了90年代以来的“去政治化”潮流,这一批评思潮在当代电影批评中的实践分为几个方面,一是对早期革命电影的重新解读,对左翼电影的解读,倾向于消解其中的革命性,将其还原为大众文化性质的文本;或者运用精神分析方法,呈现革命叙事背后隐藏的欲望向度;对“17年”革命电影的解读则致力于挖掘革命叙事中的反人性特质,或者揭露其意识形态构造的秘密。二是分析后革命时代对革命叙事的戏仿重构及逆革命叙事的书写方式。第三则体现为对新的革命叙事或类革命叙事的寻找,在此过程中不惜对许多文本做泛政治化的解读。作为补充,本章最后部分则关注新世纪出现的革命叙事影片所引发的批评界的分化以及对这些影片的对立性阐释。对意识形态批评思潮的分析集中于三个重点,一是它对主旋律电影的批评,二是对身体和欲望的关注,以揭示当代电影对欲望的钳制和对身体的意识形态规训,三是对伦理与政治关系的关注,以汪晖对谢晋电影伦理和政治的置换的考察为典型。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批评思潮本身的批评,包括对意识形态批评包含的“去国族化”倾向和反体制追求的呈现,以及对“泛意识形态化”后果的分析。意识形态批评倾向于将道德解读为意识形态询唤的结果,其后果势必要走向“去道德化”。9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对如下几个选题都有密集的关注:对“17年”电影的再解读,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关注这些电影中的女性表现,从而对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女性解放成果进行重新评价;对女性导演及其作品的关注,女性主义批评以是否具有“女性意识”为标准,对这些作品中“女性的不可见”,女性意识的缺席进行揭示;对新时期男性导演的女性题材的批评,指出这些作品隐藏于其女性主义表象下的男权幽灵。最后,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去政治化”倾向表现在,由于认为一切占主导地位的话语都是男性话语,女性主义倾向于将这些强势话语都屏蔽掉,导致它与国族话语、革命话语的激烈冲突;同时,由于认为伦理话语也是被男性主导的话语,女性主义电影批评也体现出一种“去伦理化”倾向。
刘畅[2]2017年在《论徐小斌小说创作的魔性与神性》文中指出徐小斌是一位具有魔性与神性的作家,她的小说创作始终保持着一种先锋的状态,她从历史、宗教、文化多维度的反思世界的灰度与人的存在困惑,始终在努力表达着对生命中浪漫与美的不懈追求。徐小斌的小说创作显示出魔性的底色与神性的精神思索相融会贯通的特点,她的小说对现实的关照超越了现实之上,带有寓言式的意义,并引向了悲剧式的美与力量,整体上彰显出别具一格又深沉睿智的文学品质,在当代女作家的创作中产生了独特的贡献与意义。她的创作是多面性、智性与诗性的融合,她奇诡的想象与独特的创新使得她的小说创作如同语言与思维逻辑的游戏,打破二元对立的边界从而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从而呈现为一种更广义与深厚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本篇论文将运用文化批评的方法,同时运用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精神分析与心理学的有关内容,以及叙事学、叙事伦理的相关知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之上,结合个人的文学阅读体验,以徐小斌小说创作中的魔性与神性为切入点,结合其作品中有关女性存在的困境、宗教与梦境的想象及精神的建构,以及作者的叙事艺术等方面的内容,对徐小斌的文学创作进行总体性、综合性的批评研究,论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题为“镜像之城”中的女性困境,探讨徐小斌小说中展现出的对于女性的存在困境、女性如何实现个体生命价值,及人性的真相等问题的思考。作家自己置身于女性历史之中,作为女作家在政治、道义两个层面对女性命运以精神在场的方式切实思考。第二部分题为宗教与梦幻的独特想象,宗教是徐小斌精神在场的确证力量,神秘的书写,既是对人性的验证,也是作者探索女性存在意义的体现。本章有一个从神秘宗教文化的思考到精神疗法的指认的过程,考察作者本人对女性灵魂的救赎、身心的安放、潜意识心理及信仰等生存的终极价值的哲学思考。第三部分题为“多维的历史想象与话语建构”,主要从叙事角度切入徐小斌的文学创作。通过新历史主义的叙事策略、女性身体欲望的言说及对苦难的超越的叙事伦理三个方面,展现徐小斌多维的、独特的叙事方法与叙事策略。
韩琛[3]2007年在《漂流的中国青春》文中提出本论引入先锋电影思潮的理论模式来概括中国新时期艺术电影的发展进程,将具有强烈探索精神的一代电影人的历史性出场描述为摆脱传统电影观的影像先锋,把第五代和第六代电影看作是前后递延的先锋电影思潮来认识,并据此形成了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基本概念: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系指文革结束之后,出现在中国大陆的一种前驱的艺术电影创作倾向,它是在现代性思潮影响下,以反抗旧的电影模式为行动策略、创造新的电影思维为价值旨归,并最终改变了中国电影的整体面貌的电影创新运动。从第五代的老先锋到第六代新生代,当代中国的先锋电影展示了一个从启蒙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转型轨迹,后者从前者那里突围出来并与之对立。本论的启蒙主义是对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的一种理解与阐释,即以隐喻的方式——反封建,把中国大陆的历史反思置于传统/现代、中/西的二元对立中,再次完成关于现代性的价值重申与文化想象,并通过对个体主体和人类主体的肯定吁求人的自由和解放。1980年代后期,新启蒙运动作为一个社会文化思潮的内在同一性已不复存在,启蒙主义先锋电影思潮亦告式微。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化心态去路不明,整个社会的文化格局趋于多元化,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话语逐渐浮出水面。本论的后现代主义系指一种后现代文化精神,它体现为这样一种情形:注重直觉与现象,期待在现代的范畴内以表象的形式表达不可表现之物;主张多元性、开放性,排斥趣味的同一,任何同一性的价值模式都可能导致新的霸权与奴役;强烈的反思精神与变革的渴望,但其目的并非在于反思与变化本身,而是为了传达一种强烈的不可表现之感。1983年,中国当代先锋电影迎来了它真正的发端——第五代电影。《黄土地》之后,第五代导演被正式命名,并以他们为基准点,向上追溯了新中国电影的前四代电影人,作为坐标基点的第五代电影显然标志了一个辉煌电影时代的开始,是1980年代的电影先锋。第五代电影的出现不但意味着中国电影的精神启蒙与历史反思的深化,而且也引领了“寻根”电影思潮,1980年代中期的诸多电影作品以寻根的文化策略表达了启蒙主义诉求。以《红高粱》的获奖为标志,第五代电影的艺术实验基本告一段落,然后便迅速滑坡并趋于瓦解,其作为一个先锋电影思潮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以第五代为主体的启蒙主义电影是80年代最具生命活力和艺术探索精神的电影思潮。从主题看,它们的启蒙主义诉求应和了时代精神,电影镜头深入到了现实、历史、文化的诸层面,表达了人性解放和文化反思的强烈愿望。在艺术上,这些电影崇尚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以颠覆性的构图和浓烈的色彩,冲击已模式化了的革命现实主义电影模式,诸多电影突破了文学对于电影的束缚,具有了的“电影性语言”,不再依靠戏剧性情节结构叙事,而致力于营造情感或者心理的镜头逻辑,真正颠覆了中国电影的“影戏”传统。第五代电影以民族寓言的宏伟叙事对抗革命乌托邦的宏伟叙事,以历史寻根的反思精神延续了“五四”以来反思国民性的启蒙主题,是80年代启蒙主义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分支。八十年代中后期,作为一个世俗现代化过程的神学阶段,启蒙主义文化思潮面临终结,时代需要另外一个文化先锋,把人们带回凡间,王朔应运而生。1988年,有四部王朔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有明显的文化反抗意识,人生困境与无奈游戏的表达脱离了一般娱乐电影的艺术趣味,其“顽主”式话语策略是对文化精英与政治精英共同制造的中国当代启蒙主义文化神话的消解,形成了又一个先锋电影思潮——玩世现实主义电影思潮。这是一个过渡性的电影思潮,其意义在于作为一个桥梁衔接起了启蒙主义电影思潮与后现代主义电影思潮,这也是王朔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意义,他是联结两个文化时代的焊点。过渡性质决定了玩世现实主义电影思潮的短暂,瞬间闪光之后,就堕入大众文化的怀抱,冯小刚电影是这个电影思潮媚俗化的变体。八十年代末,中国大地风云变幻,大众狂欢后是心灵的空寂,生活的事实不能支撑乐观的理想,精英和观众已经回家,广场旷漠无人。此刻显身的第六代电影以挑战第五代电影的姿态出现,推崇“纪实与客观”的“克拉考尔路线”作为自己的电影宗旨,以区别并反抗第五代的表现主义电影美学。第六代电影人的用客观的电影镜头,以表象自身的形式使不可表现之物表现出来,显示出一种后现代主义精神: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一代推崇的是差异、自由、多元、宽容的生命态度,这是一个凡人的世界,凡人的生活没有梦想,只有漂流于时间之河的无数精神碎片。这个总体思潮之下存在着两个历时性的阶段:九十年代前期主要以关注边缘人群为主,这是一种存在虚无感的体现,其主体性的特征是集体情感和意识形态表达的终结,个体沉迷于一种基于个人情感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存在性体验;九十年代后期,第六代电影人将目光从自我转向他者,开始深入底层生活,表现中国社会真正的主体——底层中国的沉默多数。后现代主义电影思潮除却上述两个主要的方向之外,还包含着其他多样的风格和类型的电影,共同构成了这个思潮的多元共生的格局。2000年之后,中国大陆出现了几部重要的女性电影,新生代女性导演们不约而同地在电影中建立了一个男性主体缺失的女性空间,导演以极其个人化的视角关注了女性独特的生命经验、内在心理以及成长历史,体现并解构了性别关系中所隐含的权力结构和文化秩序,这些女性电影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文化自觉的女性主义电影思潮。如同第五代老先锋的瓦解与坠落一样,第六代电影也最终与大众文化合流,其先锋电影实践告一段落。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失落源于其自身存在的悖论:一方面是变化原本就是现代性传统,先锋电影具有内在的否定自身的倾向,并最终为主流/商业文化所利用,先锋电影的成功也就是失败;另一方面是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后殖民性往往消解其本土性的文化内涵,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镜中幻象,先锋电影商业化的生存方式是其落网其中的主要原因。从第五代电影到第六代电影,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思潮经历了从启蒙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递,潮起潮落间却有着内在的驱动力贯穿其间,那就是人们对于束缚和禁锢的超越,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对于美的向往和沉迷,而先锋电影的颠覆性、革命性、实验性正是这种超越和追求的具体化。
杨海燕[4]2000年在《女性性别的自我指认与迷失》文中研究指明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论文题目；女，l生。性另的自我指 认与迷失 —一n年代中后期王安忆、铁凝的情爱小说 研究生姓名；杨海燕
万孟群, 李雪梅[5]2005年在《悲悯与救赎:女性性别自我指认的呐喊——王安忆、铁凝性爱小说合论》文中认为女性身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自我指认,经历了极为曲折的过程,只有到了80年代中后期,女性的性别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王安忆、铁凝通过质询女性身份的迷失,演绎女性悲剧宿命轮回来思索女性的性别境遇、女性的生命体验,为女人的性别本体复归而呐喊。女性意识由过去的搭载在启蒙话语里向女性自身生存体验位移。但她们的思索更多的从社会文化历史层面切入,其女性意识尚处于朦胧模糊的阶段,独立自主的女性话语还没有形成。
董静怡[6]2008年在《论欧美新移民女作家书写的“自我东方主义”现象》文中研究指明欧美新移民女作家作为由“第三世界”流向“第一世界”的迁徙者,有感于现实处境的困囿,欲以对历史中国的重新想象来抵抗殖民话语的塑造以确立自我身份,但她们的书写却掉进了“自我东方主义”的陷阱。本文从后殖民视角和性别视角切入,选取欧美新移民女作家严歌苓、虹影的文本为例,展现欧美华人女作家书写的“自我东方主义”现象,并佐以新移民男作家哈金的创作为参照,分析不同性别视角下“自我东方主义”呈现的异同点。绪论部分,对本文所论述的研究对象、主题及方法进行阐释界定,并评述该主题的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突破点。第一章,论述“东方主义”的历史源流,并对“东方主义”进行阐释,同时指出华人同样参与了“东方主义”的建构,从而发生了自叙本土历史的偏移。第二章,展现欧美新移民女作家虹影的“自我东方主义”书写,分别包括虹影对浮华上海的东方传奇式书写、对宗教轮回神秘主义的迷恋以及对中国女人性爱能力的夸张化描绘。第三章,评述欧美新移民女作家严歌苓的“自我东方主义”书写,展现其面临身份认同危机时对历史中国的梳理,最终指向对受难的“地母”这一终极理想形象的塑造。第四章,论述新移民男作家哈金的“自我东方主义”书写,包括专制的红色中国、被阉割的男性和奇观化的女人,同时分析这一“东方主义”产生的策略性缘由。第五章,分析不同性别视角下的“自我东方主义”叙事异同。结语部分,笔者提出“自我东方主义”的突围可能,即建立起个人化叙事与国族叙事的分野,展现去本质主义化的中国真实。这或许是个人身份在族裔和性别领域得以真正确立的坦途。
王旋[7]2012年在《略论陈染小说创作与超性别理论》文中认为文学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都是对生命现象的探寻，对生命的体恤和关怀，以个人化写作著称的陈染也不例外，从作家自觉的生命关怀意识出发，陈染提出了超性别意识。她虽是执著于传达个人体验，重视敏感又独特的女性题材，但她的写作立场是面向人类的，写作对象以女性居多，所表现的生命难题却不唯女性独有。她提出超性别写作，努力超越单一性别视角及两性关系的自身纠葛，在作品中贯穿对男女两性生存状况的共同关怀。她的写作非常坚定的一点是，从生命意识出发来关照人的生存现实和两性关系中尴尬而两难的心理挣扎。虽然超性别意识作为一种理论而言不够成熟，但它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至少向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女性对男女平等的争取不只停留于取得和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当女性有了足够的独立能力，还包含了对男性在内的一切生命的宽容和体恤，对自我的反省和审视。这正是陈染超性别写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生命意识。陈染的笔触由性别意识扩至生命情态的自我撕磨，由外在强大体制的对抗中而来的心灵疼痛、逃避、迷失，以至人与社会、他人、自我的疏离和隔膜，并努力坚守一份自我的清澈与孤独、灵魂的丰富与生动。陈染关注女性与女性之外的异性、情感两难与生存之难、超越性别立场剔除功利因素表达着对人与生命的关怀。本文试从对超性别意识概念的梳理及陈染超性别写作中的生命体恤和自我指认来探究陈染写作中的生命关怀意识。
孙桂荣[8]2001年在《质询和迷失》文中提出基于健康的性别意识的追寻一直是文学艺术领域一个不倦的主题这一事实，本文着眼于中国当代新时期小说的性别叙事，探讨时下社会父权文化下，男女两性的性别意识历时性衍进和共时态的变更、杂揉及种种冲突和误区。菲勒斯中心的强大力量在统摄着男性性别意识的同时，也在女性(至少部分女性)心目中对象化为一种自我性别观念而难以自觉。当然随着全球意识形态的跃进，中国当下社会结构的进展，女性意识的崛起和壮大，使勘破性别误区、冲出性别樊篱，建立真正和谐的两性天空不仅成为可能，事实上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语言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又从认识论发展到本世纪的符号学和解构主义理论，使人们明白了语言“前见”的重要性。事物在进入人的视野和感觉之前语言已先期到达，人只有借助此方可认识解释事物。这种前见或者使人们的理解更迫近事物的本质，或者构成切近事物的障碍。而性别问题，人们关于男性和女性的性格归属、社会承担等，其实就是由这种语言前见千百年来层层垒积而成的一种性别虚构。而窥破这层虚构就为重新解读两性差异，及进行新的性别重构架设了一个理论前提。 本文就是从“性别意识”这一语词的界说入手，拟从自然、社会、文化三个不同层次将性别意识界定为性别生理体验、性别心理感知、性别社会指认和性别自我角色定位四个方面。新时期随着“人”的重新发现，“女人”的再度崛起，人们的性别意识也渐趋明朗，并呈多元状态向各个维度散射开去。本文对性别意识的追问过程则以女性意识为基本视点，看一下男权文化何以构成那么大的文化心理规范，并反观女性自身，尤其重在剖析父权制在当下存在的现实基础和心理机制。同时着眼于人类两性关系上的种种扭曲、错位、变态现象，找寻性别问题的美好未来。 当女性写作的蓬勃与繁荣，不仅作为一种奇观效应，同样也召示了人们对新时代下一个久远的性别话题新的理解时，健康和谐的性别关系的建构已然同时在向我们走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雷鸣[9]2004年在《悲悯与救赎:女性性别自我指认的呐喊——王安忆、铁凝性爱小说合论》文中研究说明在新时期的文学中 ,王安忆、铁凝的几乎同时推出的性爱小说 ,首次将女性意识由过去的搭载在启蒙话语里向女性自身生存体验位移。这为女性文学所面临的话语缺失和欲望空白提供了解决的可能。她们通过质询女性身份的迷失 ,演绎女性悲剧宿命轮回 ,来思索女性的性别境遇、女性的生命体验 ,为女人的性别本体复归而呐喊。她们的思索更多的从社会文化历史层面切入 ,其女性意识尚处于朦胧模糊的阶段 ,独立的女性话语还没有形成。但为以后女性文学的发展起了铺垫的作用。
马春花[10]2006年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论》文中提出性别和种族是当今世界文化研究的两大视角,作为性别研究分支的女性文学研究,在90年代末期以后却难以继续它原有的活力。女性文学研究的停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当下中国的阶层矛盾日益加剧,超越性别矛盾,成为知识者关注的焦点,女性文学及女性批评受到广泛的质疑和漠视;另一方面是女性文学批评在风行一时之后,甚少理论的创新和整合,尤其缺乏对于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整体性认知和逻辑性概括,因此面对当前丰富多样的女性文学创作,它也就很难对其作出清晰有效的界定与判断。有鉴于此,本论文试图从思潮的角度,以女性主义理论和叙事学理论为方法,从文化/性别话语的想像与建构入手,考察上自毛时代下至当今,历时50多年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衍变历程,建立起一个当代女性文学发展的整体框架,阐释女性文学创作中的性别话语想象和整个社会文化建构的关系,并对当前的女性文学创作和批评动向加以命名与阐述。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女人主义是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思潮的三个逻辑层次。这三个名词,不仅是一种理论概念,更是一种性别话语,一种关于性别关系的叙述策略、修辞方式和想像建构,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女权主义,强调的是性别间的平等和女性权力的获得,它的着眼点在社会政治层面。女性主义,强调的是性别间的差异和女性自在的合法性,着眼点在文化象征层面。女人主义,则是在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已经逐渐进入了社会物质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成了女性生活的一部分并内化为女性文化的必然之后,重新回归传统的一种策略和倾向,着眼于女性的生命与存在。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共有的把女性化和女性(权)主义对立起来的二元对立式分化已经不再是定义新的女性经验的最好方式,个体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性别之间的差异成为关注的重心,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立论基础受到挑战。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再到女人主义,是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思潮的演变轨迹,但这并非表明三者在空间上相互排斥,它们可能相互交织,彼此共存,是一个欲望心理空间的三个层次。当我用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女人主义来概括三种性别话语的形态或阶段时,这也意味着当代女性文学思潮的三个阶段或者说三种形态,它们是女权主义文学思潮(毛时代和80年代中期以前)、女性主义文学思潮(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后期)和女人主义文学思潮(90年代末期到现在)。中国式的女权主义文学思潮,其源头有二:一是毛时代的妇女解放理论及文本;一是启蒙背景下女性意识的出现及文本。毛时代的妇女解放理论建立在国家/民族的基础上,妇
参考文献：
[1]. “去政治化”时代中国电影批评中的政治—对90年代以来电影批评思潮的一次考察[D]. 张卫军. 上海大学. 2016
[2]. 论徐小斌小说创作的魔性与神性[D]. 刘畅.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
[3]. 漂流的中国青春[D]. 韩琛. 山东师范大学. 2007
[4]. 女性性别的自我指认与迷失[D]. 杨海燕. 曲阜师范大学. 2000
[5]. 悲悯与救赎:女性性别自我指认的呐喊——王安忆、铁凝性爱小说合论[J]. 万孟群, 李雪梅.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6]. 论欧美新移民女作家书写的“自我东方主义”现象[D]. 董静怡. 厦门大学. 2008
[7]. 略论陈染小说创作与超性别理论[D]. 王旋.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2012
[8]. 质询和迷失[D]. 孙桂荣. 广西师范大学. 2001
[9]. 悲悯与救赎:女性性别自我指认的呐喊——王安忆、铁凝性爱小说合论[J]. 雷鸣.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10].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论[D]. 马春花. 山东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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