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黎兵[1]2001年在《国企改革最终目标探讨》文中研究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要改革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践证明，在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条件下，单一的公有制形式不是一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有效的生产关系。 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未来中国企业组织形态的发展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关系和影响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乃至中国现代化的成败。所以，对国有企业改革最终目标的确定必然是一个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 本文主要是从管理视野来探讨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并分析指出了国企改革的最终目标以及实现途径： 1、一种社会所以能存在和发展，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延续，其必定有一种适合自身的有效的生产力载体。我国国企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寻找和建立一种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效的生产力载体。 2、目前国企改革应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实现国企管理的转型。 3、国企改革总目标的实现还依赖于构建一种适合于创新的宏观环境，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以及在思想上确立个人本位主义的价值观。
周学东[2]2013年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最优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改革是带有根本性的改革,也是核心的改革,并且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始终。国企改革的进程,曲折而艰辛。有关国企改革的理论探索和争论也始终未停止过。在国企改革中,产权制度创新不单重要,且不可规避。它既是一个传统的经济学命题,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把国企产权改革路径选择作为研究对象。国企改革源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叁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战略,而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定的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企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国企改革最终将方向确立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产权改革的主要方式确立为股份制,这既是国企改革的最优路径,也是基于实践探索做出的最优选择。本文运用产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最优路径研究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产权,其效率存在很大的体制性差异。导致这一差异的根源在于,传统的国有企业隐藏着较高的“相对成本”；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或“政府”的附属物,其与企业职工通过“身份确认”,无形中建立了一种“隐性契约”,并由此承担无限责任。非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因产权结构不同,与国有企业相比,“相对成本”较低,与企业职工也并无“隐性契约”。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成本也显着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这是股份制作为“最优选择”的产权理论基础。在改革工具选择上承包经营、兼并、关闭、破产、出售等均是重要选项,而政策性关闭破产这一工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发挥了无以替代的作用。依照这样的路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文中采用时序主成分分析法,对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进行了案例分析,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上述结论。因此,从改革路径角度,运用产权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国企改革成效进行系统归纳和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基于上述思考,整个研究分为九章：第一章,概要介绍了本文使用的基本理论、概念,选题理由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提出国企改革应该继续深化,重点是施行“叁次改革”——即功能性改革。第二章,分析了国企改革的动因和历史背景,认为改革是多因素引发的,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取向,必然要求对企业这一经济微观的基础进行适应性改革。第叁章,系统梳理了1978年以来国企改革基本历程。从这一历程可以清晰发现,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是渐进的,是伴随着思想、理论的突破、创新,不断推进的探索的过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客观上将国有企业与市场、效率联系起来,决定了改革的路径选择。第四章,择要归纳了国企改革取得的成效。本章应用实证分析方法证明；这场持续30余年的改革是成功的,而且是巨大的成功。在上述基础上分析了：为什么国企改革,最终把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改革的方向,并将股份制作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式。在成效实证研究和改革方向、方式分析中,完成对“最优路径选择”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回答。第五、六两章,是本文的重点内容。在前述四章的基础上,这两章分别从“产权”和“效率”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会选择股份制这一主要的改革方式。这两章不仅对不同类型的产权的性质(即属性)进行分析,也对不同类型的产权及与其相对应的企业的“效率”进行分析和比较。这部分内容尝试引入“相对成本”这一概念,并设计出一套指标体系,用以分析不同类型企业的效率问题。这两章的研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产权界定得越清晰,交易成本越低,产权效率相对越高。同时,在分析过程中,也解释了单一股东结构的私营企业无法成为企业主要组织形式的原因,即“管理半径”和“企业规模”之故。第七章,重点介评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基本情况和成效。本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国企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国有银行数量并不多,但占有的国有资产比重却可与非金融类国有企业旗鼓相当；第二,国有银行采取的改革是建立在非金融类国企改革的基础之上的,两者的改革,具有内在逻辑关系。本章采用时序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工、农、中、建、交五家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相对而言,对国有大型银行系统性的实证研究比较匮乏,因此,这章的案例研究具一定独创性。第八章,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概括了作者有关国企改革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政策建议。本研究既是作者对改革实践理论思考的结晶,也期望能为关注国企改革的同仁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林高[3]2012年在《我国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经历叁十余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于活力的经济体。就经济领域而言,国有企业的改革被公认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逐步走出了一条以渐进改革为基调,辅之以相机激进改革的混合型改革路径(杨丹,1999)。国企改革的进展对于推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起到了关键作用。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国有企业逐步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种种弊端,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但是毋庸讳言,国企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众多挑战。鉴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支配资源的方式和手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周黎安,2007),在经济生活中政府仍然发挥着难以小觑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各种企业特别是国企的经营都会不可避免的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应对国企未来各种挑战的具体策略可能不同,但是在转型中国的大背景下,国企问题的解决总是无法绕开政府干预特别是政企关系。政府干预对于国有企业存在多样化的影响途径,本论文中我们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政府通过人事途径对国企所施加的干预上来。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3)的调查结果发现,国企中政府通过行政方式指派和任命高管的比例要大大高于其他市场化方式,这一结果反映出在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对于国企的所谓行政性任命模式并未被打破。伴随着行政性任命而来的,是相当一部分的国企高管具有政治关联,同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早前的研究中如Fan等(2007)的研究中就发现有近叁成的研究样本中首席执行官曾担任或现任行政领导职务。我们有理由相信,广泛存在的国企高管政治关联现象反映的是国企与政府之间存在的密切互动。就政府来说,能够通过政治关联高管这个抓手,更为方便的向国企施加干预和影响；就国企来说,需要通过政治关联高管的渠道与政府保持沟通和协调,建立和维护双方之间的良好关系。具体而言,本论文将集中探讨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高管对于企业的影响。一方面,政治关联高管们具有官员的实质特征。我国各种国企按照规模、行业地位和影响力等因素被划分为不同行政级别,高管也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在行政性任命模式下,国企高管的选拔参照的是政府官员的标准,并享受相应的待遇。他们能够与同一级别的官员交流使用,重要国企中的高管能够被任命为地方省市中的关键官员。但是一旦高管们的职务被罢免,他们将面临名誉和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体制外他们将很难再获得理想的工作,这使得他们存在所谓的“锁住效应”(周黎安,2007),非常关注自己的政绩和政治地位的提升,将尽全力保住职位并力求在所谓的政治晋升锦标赛中获胜；另一方面,政治关联高管们也具有商人的特征。高管们身处国企生产经营一线,熟悉国有企业的各种业务。搞好企业的生产经营、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是高管们身上义不容辞的责任。曾经的行政经历使得他们能够更加准确的把握政策的出台背景和动向,能够更有效便捷的与政府进行协调沟通,这对企业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也是必不可少的。总而言之,政治关联型高管们亦官亦商的特质使得他们与一般意义上的经理人区别开来,他们对于国有企业的经营具有怎样的影响正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值得深入加以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共分为八章,其中：第一章是导论；第二章是制度背景分析；第叁章是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第四章是政治关联与政府干预动机；第五章是政治关联与隐性便利；第六章是政治关联与双重成本；第七章是政治关联与公司业绩；第八章是研究结论。各章的研究内容分别为：第一章给出导论。导论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阐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给出了本文的总体结构。第二章是制度背景分析。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制度背景分析分国企改革历程和政府干预行为两个部分展开。在国企改革历程部分,本文介绍了国企改革的由来,分阶段对国企叁十余年的改革历程进行分阶段简要的梳理回顾；在总结国企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对国企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展望；在国企面临的政府干预行为部分,本文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锦标赛、政府主导下的国企高管任命等内容展开分析。本章主要是对后文可能涉及到的制度背景情况进行必要的介绍和铺垫,以利于阅读以及实证研究的展开。第叁章,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本部分首先回顾了本文赖以开展研究的基础理论,接下来总结了国企改革中的重要理论问题,然后对国有企业和政府干预、政治关联的相关经验研究展开综述,利于把握以往的研究脉络。第四章是政治关联与政府干预动机。实证研究从本章开始。对国企而言,政治关联是国企与政府之间众多天然联系中的一种,通过研究国企政治关联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追溯政府干预的动机。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国企关联背后的政府干预动机区分为政治动机和经济动机,通过实证模型加以检验,并考察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干预动机可能存在的差异。第五章是政治关联与隐性便利。本文将政治关联能够帮助国企获得的各种实际存在但不便明言的好处称之为隐性便利。篇幅所限,对隐性便利的探讨本文将集中于银行融资视角。本文检验了政治关联组和无政治关联组的融资约束是否存在显着差异,考察了政治关联对于获取贷款以及贷款期限结构的影响,区分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干预行为对融资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发现了市场化进程对政治关联获取融资便利性存在一定的制约作用。第六章,政治关联与双重成本。政治关联带来种种便利的同时,国企实际上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本文将国企付出的代价区分为双重成本,即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试图回答政治关联是否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双重成本?通过结合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研究,本文试图较为全面的展现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复杂影响,进而揭示转轨条件下政府干预与企业的微妙关系。第七章,政治关联与公司业绩。本章探讨政治关联的经济后果,通过实证确认了政治关联对于企业业绩存在的总体消极影响。进一步的,政治关联对于公司业绩存在不利影响的根源何在?本文发现,总体而言,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了更多的非生产性支出,这很可能正是政治关联损害公司业绩的根源。第八章是研究结论。本章回顾了研究结论,分析了相应的政策启示,介绍了研究贡献,说明了研究局限以及未来将要致力的方向。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政治关联高管的本质是各级政府从人事控制途径推进国企改革,将政府政治和经济意图内部化至国企的关键抓手。国企中普遍存在的高管政治关联现象,实际上是政府干预在国有企业人事领域的具体体现。总体说来,政治关联高管背后反映出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动机干预国企人事任命的意图。具体而言,中央企业中的高管政治关联更多的体现了中央政府对于国企改革的整体布局,特别是对国企进行抓大放小和战略性调整的政治动机,而地方企业中的高管政治关联则更多的体现出地方政府为发展当地经济增加财税收入的经济动机。2.本文着重从银行融资的角度考察了隐性便利。我们发现：首先,存在高管政治关联的国企面临的融资约束显着小于无政治关联企业；其次,政治关联的确有助于获取银行借款。进一步的,我们将国企划分为高融资约束组和低融资约束组,分组实证结果表明,政治关联更有助于高融资约束组的获取银行贷款,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再次,将银行借款区分为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后我们发现,国企高管的政治关联对于获取短期借款的效果不明显,但的确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长期借款；第四,地方政府控制下的国企能够通过政治关联帮助获得更多的长期借款,但这一结论在中央政府控制下国企组中不成立。最后,企业外部市场化进程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治关联高管获取银行融资便利。3.本文考察了国企高管政治关联与双重成本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政治成本层面,我们着重考察政治关联对企业冗员的影响,代理成本方面我们则重点考察其对于企业管理费用和在职消费情况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政治关联给国企的确带来严重的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问题。其次,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双重成本问题,在地方企业中尤为严重。4.本文中我们探讨了政治关联最终对公司业绩的总体影响以及可能的影响途径。我们发现,国企高管的政治关联的确损害了公司业绩,地方企业受害尤甚。进一步的,本文引入非生产性支出的框架来解释高管政治关联损害公司业绩的可能途径。我们发现,政治关联的确给国企带来了更多的非生产型支出,在地方国企中情况更加不容乐观。总体而言,本文为政治关联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增量经验证据。具体说来,本研究的主要改进和创新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拓展了对于转型经济背景下的国企政治关联现象及其政府干预动机的理解。民营企业构建政治关联往往是出于企业政治战略的需要,通过建立和维护政府关系,进而获取政府政策的倾斜。区别于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动机,国企高管的政治关联内生于企业与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从政治关联是政府干预在国企人事领域的体现和抓手的观点出发,本文考察了国有上市公司高管政治关联背后政府干预的政治动机和经济动机,并进一步揭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干预动机可能存在的差异。第二,本文提出了国企隐性便利的概念,从融资的角度深化了我们对政治关联影响隐性便利的认识。正如陈信元等(2009)所指出的,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不能忽视某些纷乱复杂但秘而不宣的规则,对于政治关联而言正是如此。国企高管的政治关联无疑能够给企业带来某些便利,国有企业堂而皇之可以享受这些便利,政府对此也心知肚明,但在各种规章制度和政策文件中往往难以见到对于这些便利的正式规定和依据,这些便利更多的是一种隐蔽的形式存在。我们将这些不便明言的便利称之为隐性便利。本文从融资约束、融资期限结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干预行为、市场化的影响等多个方面考察了政治关联与融资便利的关系,相关研究结论在有助于理解国企融资影响因素的同时,也为我们反思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歧视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第叁,本文揭示了政治关联与双重成本问题的紧密联系。政治关联在帮助国有企业获取各种便利性的同时,也使得国有企业背上了额外的负担,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从政治成本理论和代理理论出发,本文将国企付出的代价划分为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实证检验了政治关联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在双重成本上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政治关联给国有企业带来的政策性负担和代理问题,同时加深了我们对政府干预给国有企业带来微妙影响的理解。最后,本文重新验证了政治关联对于公司业绩的损害,并引入了新的框架来解释政治关联对公司业绩的损害途径。以往的研究如Wu等(2010)、王庆文和吴世农(2008)、Fan等(2007)已经发现国企中的政治联系会损害公司业绩。考虑到样本和变量设定上的差异,这些结论有待于进一步检验。本文重新设定了政治关联变量,同时通过引入市场业绩和会计业绩的多个变量,重新检验了政治关联对公司业绩的损害作用,证实了总体而言政治关联更多的扮演了掠夺之手的不良角色,最终损害了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的,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非生产性支出这一框架来解释政治关联对公司业绩的损害途径。相关的研究结论确认了政府干预对国企干预存在的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更新了我们对于政治关联损害公司业绩途径的认识。
邓沛琦[4]2015年在《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混合所有”、“混合所有制”及“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于1993年十四届叁中全会和十五大报告等党的文件中先后被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实践探索中,针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弊端和转轨中存在的问题,逐步突破所有制界线,提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大改组和大转型的产物,它是多元化产权投资主体跨行业、跨所有制、跨产业的多样化经营的一种企业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新的组织经营模式和经济形态,在我国20多年实践发展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截止2012年底,从全国整体看,混合所有制经济占我国500强企业的80%。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为122.9万个,占企业登记总数的15%,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3%,其税收贡献比占47%。其中,央企及其子公司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公司制企业户数的比例接近57%,有少数中央企业的子公司占比达到了80%。由此可见,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态,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强大生命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目前,在我国经济增长处在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叁期迭加”的“新常态”下,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2013年,十八届叁中全会重提“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在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作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新战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混合所有制是由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产权主体相互投资、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其基本表现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资联营等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经历了初步发展、基本形成和深化完善叁个阶段。多种所有制的共存与共同发展、国家层面的理论创新和政策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资本市场与产权市场的发育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了基本条件。根据所有制、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辨证关系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实践形式。而混合所有制则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的制度安排。混合所有制经济寓于混合经济之中,是混合经济的基础。而混合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度融合的结果。事实上,从世界潮流来看,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的混合经济。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得各国投资主体之间的经济混合程度不断提高,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混合日新月异。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先后告别单一所有制而共同走上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道路。虽然各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特色不同,但是混合所有制以适应各国经济发展转变的需要,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种必然趋势是“生产社会化规律”、资本社会化发展规律、市场经济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规律,以及第叁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等共同作用下促使了世界经济走向公私混合的市场经济新时代。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搞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20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在经历了数百年放任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后发展到在国家干预下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二战后,随着国有企业的出现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加强,英国开始实行国有和私有动态发展,相互依存,由此出现了混合经济或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态。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和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都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的产物,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特征各不相同,因而有其借鉴与启示,但不能照抄照搬。在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财富创造,调整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尤其是进一步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仍然存在活力不足、经营机制不灵活以及民营企业实力不强等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再次成为本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是以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为主线,以产权制度为核心,为抓住改革的战略机遇,必须继承和总结我国以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开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视角与路径。在新的时期,面对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上的问题,关于混的分类、混的模式、混的时机等问题亟需研究。本文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与调研访谈相结合法、历史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法,并更加注重经验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形成了一套全面的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体系。本文共分七章,各章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本章内容首先介绍了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其次,对本研究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根据文献分析,阐述了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根据全文研究,提炼出创新点,并提出研究展望。第二章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概念及其理论渊源。首先综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性质和特征,以及混合经济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区别与联系。其次,进行混合所有制相关概念辨析。最后,着重论述了中西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与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论。本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叁章为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历程及模式。首先,探讨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主要探讨国有化、私有化、中间道路、“大社会”等时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其次,总结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分析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与特征。第四章为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历程与模式。首先,分别从宏观政策和微观实践两个层次探讨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其次,总结归纳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归纳和分析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及特征。第五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思想演进及模式定性比较。综述了英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比较了两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与特征。着重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进行全方位比较,包括宏观运行情况、微观操作、股权结构、利益相关者安排等方面。第六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量化评价与比较。首先,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总体情况进行比较。其次,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层面建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曲线,以进一步考察中英社会经济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耦合评价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分别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基础环境与现状进行评价。最后,运用边际分析法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第七章为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首先,归纳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的启示。而后,运用路径依赖分析,通过构建路径的锁定与突破模型,探讨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发展现状,构建出我国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升级模型与范式框架。最后,基于启示与改革的路径突破、升级与范式,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建议。
周宇牧月[5]2016年在《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优化资本配置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标志着国企新一轮改革的正式启动,它具体的指明了今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由原来的国资委管人、管事、管企业转变为以管资本为主。而2014年7月“四项试点”是国企改革的一大里程碑,它不仅是对国企改革方向的具体落实,也标志着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本文将展开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中粮集团资本配置战略的研究。旨在解决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通过分析中粮集团所代表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资本配置战略的方向及进展,回答“如何推进央企国有资本投资改革?怎样避免当前国有资本投资存在的弊端?”；第二,本文深入研究国际化全产业链建设,以旗下糖类产业及酒类产业为例,从企业总体价值创造的角度分析中粮集团作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改革的改革效果。现有研究不足体现在：中粮集团作为改革试点之一,已有研究没有针对分析中粮集团试点改革效果的案例研究,亦缺乏从集团角度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战略部署所进行的深入研究。其次,已有的对于国有资本改革的成果分析多集中于理论分析,并没有结合案例展开研究,其理论与实际结合较为薄弱。而对于资本配置的研究,多集中在宏观上市公司总体层面的大样本实证研究,较少有从微观国有集团层面展开,更缺乏结合国有资本改革背景的研究。最后中粮“全产业链”研究受改革推进实施限制,没有横向集团层面,和纵向投资建设层面以“全产业链”价值创造为核心对全产业链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的研究思路是：自宏观至微观,研究试点企业中粮及下属的上市公司在国有资本改革前后在资本配置方面的变化,并展开研究战略产业保障——国际化全产业链、非战略产业板块退出、引进战略投资者、业务板块分拆上市等资本优化配置战略,从国有集团层面探讨如何推进国有资本改革,怎样评价集团公司的整体资本配置战略,怎样避免传统国有资本投资弊端以优化国有集团企业资本配置,从而由微观层面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的优化效果和价值效应反过来展望宏观层面有资本投资的改革方向。论文整体是由宏观至微观,再由微观至宏观的研究架构。本文主要具有以下叁点研究价值：第一,本文将以国有资本改革试点——中粮集团为案例,通过分析中粮集团的资本配置：国际化全产业链战略,引进战略投资者,业务板块分拆上市,职业经理人制度等方向避免传统国有资本投资弊端、优化国有集团企业资本配置；第二,从全产业链建设的协同效应和价值创造的层面证明中粮集团国有资本投资试点改革是有效的；第叁,本文从国有集团层面探讨可以从投资方向的转变上推进国有资本改革,投资方向从传统产业板块退出,转向新兴产业板块和民生战略板块,投资公司资本配置可以从基础战略保障,新兴产业扩张,国有资本证券化,发挥国有资本杠杆作用等方面展开；第四,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为四项试点改革工作中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提供依据。
冯贺[6]2017年在《政府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新角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企改革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届政府对这个话题都保持着高度的重视。国企改革的第一推手是政府,政府的态度与策略决定着国企改革的成败,而政府角色的定位是否准确,直接影响了政府的具体行为的实施,它是政府行政能力体现的核心。明确政府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的角色定位,首先要理顺政府与国企改革的关系,强调政府参与国企改革的必要性。新一轮的国企改革,需要明确政府与国企的界限,使国企真正做到独立运营、掌握自主经营权,而这不意味着政府要完全脱离于国企改革,政府必须保证国企改革进行的政策支持,为改革营造市场环境,并且,在新一轮的国企改革中,不能单一的以经济角度考虑国企改革,政府还应该给国企改革创造社会条件,政府是国企改革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当前,国企改革中政府角色的定位还存在着角色越位与角色错位、角色缺位与角色不到位等问题。其具体表现为政府的直接干预、政企不分和政资不分,导致政府与企业的职能不明确、权责不清晰等问题,还有国有资产流失与法律制度缺失与责任缺失等问题,导致了国家利益受到损害与寻租腐败等问题。那么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本文分析为以下叁点,首先是观念因素,当今社会仍有很多人存在官本位的思想,对权力的崇拜曲解了政府角色的定位;其次是体制的因素,国企仍然保持着行政化的氛围,扭曲了企业存在的目的,降低了国企改革的速度;最后是政府职能的边界模糊,导致政企权责不明,使政府与企业都不能充分发挥其职能,于是政府角色的定位失去目标。本文提出对新一轮国企改革中政府新角色的建议。首先,要做改革的探索者,使向正确的方向前进;其次,做改革的宏观指导者,从宏观政策的制定支持国企改革;最后,政府要做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推进者。
佚名[7]2017年在《《今参考·商界》3月封面文章:国企改革如何提质增效》文中指出今参考知天下国企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率,加快实现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此,传统国企应逐渐向公司制度转型,牢牢把握"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四个方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同时,从制度成本入手,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全要素增长率,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丁传斌[8]2013年在《地方国有资本运营法制探索》文中研究指明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资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物质基础，对我国经济发展乃至政治生活都有巨大影响。新中国建立以来，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任务。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发展始终受制于体制而存在很多不可克服的弊端，虽然经过多次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分权，但国有企业一直都没有摆脱政府附庸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举措有力促进了国有资产的发展。近年来，对国有资产的管理逐渐从对具体企业的管理、对企业经营的干预向国有资本的运营转变，国有资产的载体从具体企业向资本运营转变。因应这种趋势，在管理部门不断加强对国资运营规范的同时，学界对国有资本运营给予了高度关注。作为整个国资系统的组成部分，地方国有资产的管理和国有资本的运营对于国资的整体发展和地方政府行为规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合理、合法运营地方国有资本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目前，受制于“分税制”财政体制，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权与事权不平衡的境地。如何扩大财源、如何获取政绩是地方政府尤为关注的问题，而在地方不能发行政府公债、土地财政又遭受宏观调控而无法持续的情况下，通过所掌握的国有资产创造财政来源、获取政绩，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大量地方融资平台的涌现即是明证。由于运营目标设定不当，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规范。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看，如何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和避免地方政府的过度竞争，在集权与分权之间需要做好平衡，这也说明了研究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制度的重要性。目前的地方国有资本运营体制，是在“统一所有，分级代表”的前提下建立的。地方政府在运营国有资本时只能根据中央授予的权限进行制度设计和调整。随着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传统的地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运营体制客观上急需进行改革，以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十八大报告中再次提出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积极性的要求，在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中，如何进行资本的运营以带来财政收入是目前地方政府更为关心的问题。而“分级代表”制度下，地方政府在运营国有资本时较受限制，希望能有较大的自主权。理论界对此认为，“分级所有”是较为可取的方式。如何在“分级所有”体制下进行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制度设计也就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围绕构建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系统这一中心问题，在对现行地方国资运营状况作出分析评价的基础上，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为指导，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国有资本运营制度的有益经验，以国有资本运营理论构建、运营机构设置、运营模式设计、运营监管、运营收益分配为主线，设计出以产权关系为纽带、运营主体明确、目标层次分明的地方国有资本运营模式。在行文时，为能详细解构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历史、现状及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包含的内容，从而针对性地对地方国有资本运营进行制度设计，本文没有采用理论基础—历史和现状—国外借鉴—制度改革的常见论文写作模式，而是首先在界定相关概念和概述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状况的基础上，分析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主要影响因素，按照国有资本运营模式、主体、监督、分配的内容分章论述。应当承认，这种写作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论述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制度设计，但也减弱了文章结构的紧凑性。按照这个思路，全文可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首先从基础概念入手对国有资产、国有资本、地方国有资本等作出界定，分析地方国有资本的属性及其功能定位，对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和地方国有资本运营法制的概念作出界定；在系统分析地方国资分布和运营状况之后，阐释现行体制下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效果及存在的弊端和暴露出的问题，说明地方国资运营还需要进一步改革。第二部分为第二章和第叁章，本部分探讨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主要制约因素，即中央与地方产权关系、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对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影响。第二章从中央与地方产权关系入手，通过回顾传统“统一所有，分级管理”及现行“统一所有，分级代表”制度，分析其中隐藏的弊端。对于目前的中央与地方产权关系，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法视角、委托代理理论、地方国有资产的实践需求方面论证了实行“分级所有”的合理性和优势。第叁章论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关系。在目前“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呈现不平衡状态，地方在财政减缩的同时还需要承担过重的公共服务职能。面对这种状况，作为公法主体的地方政府在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时兼具了私法主体身份，地方政府也就具有了“经济人”的属性。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在运营国有资本时会利用控制的现有资源最大化自身的利益，造成国有资本的全民属性减损或丧失。为此，地方政府职能急需转变。在有限性政府的目标模式下，地方政府在国有资本运营中需做好公权、调控、管制、监督等角色。第叁部分包括第四章到第八章，是对地方国有资本独立运营体系的构建，分别从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主体、模式、监督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展开。第四章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关系的角度架构地方国有资本独立运营体系。从整体上说，国有资本运营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一部分，是管理、运营、监督中的一个环节。在现行以国资委为出资人代表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由于国资委的定位和职能承担没有能够完全实现政企分开、为全民创造福利的目标，因此必须根据国有资产的全民属性重新设计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资本运营体系。在新的国有资本运营体系下，宜将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解为投资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叁个部分：将投资的预算决策权赋予人大以体现终极所有者的权利，由财政部门具体执行投资的预决算；明确定位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职能，将其作为政府机构和统一执法主体行使对国有资产的政府监督权；设立独立运营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并根据国有资本存在领域分类设立，实现与政府的分离，真正作为私法主体参与市场，按照市场化方式运营国有资本。第五章从现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模式出发，研究“两层次”与“叁层次”运营以及分类运营的制度设计。在地方国有资本主要存在于非竞争性领域的情况下，宜以授权经营为主，实施分类、分层运营。本章对目前实践中热议的地方国资委直接持股形成“两层次”运营和地方金融类国有资产本运营作了分析。第六章分别从宏观构建和微观治理方面对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主体，即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作出探讨。本部分首先分析了目前地方政府构建国有资本经营公司时存在的问题，对引人注目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作了探讨，建议分类、分层次设立独立运营的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在微观上，构建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合理处理董事会、党委会、经理层之间的关系。第七章为对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监督的探讨。目前，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监督形成了以国资委为主导的监督格局，但国资委出资人监督和政府行政监督职能不分，其定位依然不清。在其他监督方式中，行政监督面临立法真空和实践中的交叉情形，而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一直处于薄弱地位。建构合理而强势的监督体系对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大有裨益，为此需强化人大的监督，弥补政府监督立法空白、回归国资委的监督角色，加强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维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确保司法监督独立地位、建立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第八章是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探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于国有资本运营起到投资决策、收益分配的作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目前还很不完善，地方政府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做了较多的探索，在取得较多成绩的同时也有许多值得再讨论的空间，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财政的衔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主体的选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支范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监督等。
徐建[9]2011年在《燃气企业改制战略与上市方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国企改革的历史与现实背景,指出国企改革是在全球一体化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深层次变革,认为国企改革面临严峻形势和挑战,至今仍存在诸多理论缺失及现实问题。本文的核心部分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通过实例分析与研究揭示了国企改革的深层次矛盾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经营理念、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创新,其核心与难点是企业组织惯例的打破与重构。国企改制是一场国家经济体制的深刻革命,国企改制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形成新的经营运作模式,适应国际国内的快速与深刻变化的环境与形势,在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赢得企业运营的良好绩效和健康发展,充分显现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及功能。国企只有不断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才能体现其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功能和作用,而这正是国企要通过完成改制实现的终极目标。本文通过对A公司重组改制的实例探讨,找到了一个将企业改制理论贯彻到改制实践并不断修正理论、推进改制进程的最佳切入点。文章从我国当前能源行业发展的实际出发,论述了充满活力的天然气能源市场健康发展的源动力所在及保障机制的形成基础。面对天然气能源行业发展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如何在当前充满挑战的选择路口,既确保国家对天然气能源命脉的掌控,又不失经济发展的活力与动力,是当前能源行业国企改制的严峻挑战。在具体操作层面,通过对A公司的改制分析,本文阐明了改制操作的叁个基本原则:一是要实现国企改制发展的市场竞争选择;二是要保证国企改制的社会监督到位;叁是要保障国企改制中各方股东权益的实现。上述叁个基本原则构成了国企新机制建立并有效运行发挥功能的基础,是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着国企核心竞争力建立的关键,是判断国企改制成败的关键。
蓝定香[10]2009年在《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研究》文中指出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逐步转轨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大型国企)既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得以实行的“中坚”力量,也是受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最深的典型代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企包括大型国企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大型国企的改革进展相对缓慢,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国企改革攻坚的最后“堡垒”。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工业企业虽然仅1272户,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户数的0.38%,但是,其资产总额、利税总额的比重占到了30%左右;其户数占全国大型工业企业总户数的44%,但其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从业人员所占比重都在60%左右,特别是利税总额高达74%。这就充分说明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工业企业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这就要求大型国企的改革既要大胆,使之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牵引力”,带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又必须稳妥,使之健康稳定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阀”、“减震器”,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因此,研究大型国企的制度创新、产权改革和机制转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一)寻找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理论依据在比较、评析中外企业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探析国有产权原始主体“虚置”以及国有产权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国有股权控制力严重耗散的过程。大型国企由于其国有股权(经济)控制力低下,需要搭非国有股东的“便车”,因此,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二)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实践进程及现状评价分析我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历程,评判我国大型国企产权结构现状,剖析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弊端。(叁)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目标根据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笔者认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应当是:除了两个“极少数”大型国企——极少数处于“公共性”领域的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和极少数必须关闭破产的企业外,其余大型国企都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建立控股股东制衡的混合股权结构。(四)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主要方式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总体方式有:增资扩股的增量型方式、转让国有产权的存量型方式和比较特殊的股权置换型叁种方式。其具体方式较多。在实践中,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往往是多种方式结合使用的。(五)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本文归纳如下表所示:表中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重点(六)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措施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体地位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深化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分离国资管理部门的双重职能,明确其角色定位,理性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完善国家有关政策,鼓励非国(公)有经济参与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此外,要完善有关政策制度及法律法规,规范操作程序,既促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又防止国资流失;消除大型国企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筹措改制成本,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为加快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创造条件。叁、研究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一)研究可能的创新1.本文提出:应当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研究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问题。由于国有股权的原始委托人虚置,加之大型国企的国有股权经过多层次多环节的(行政性)委托—代理后,国有股权的控制力严重耗散,原始委托人的控制力极弱,没有真正的权利主体与责任主体,因此,需要借助其它非国有股权的控制力(“搭便车”)及其治理中的制衡作用来保障大型国企的健康稳定发展。这就需要引进非国有股东,即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2.本文提出:不同性质的股权的控制力是不同的。由于产权界定和明晰程度的差异,在同一股份制企业中,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同等数量比例的不同股权的控制力是不同的,其强弱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个人股权的控制力>法人股权的控制力>国有股权的控制力。类似地,企业经营层个人股权的控制力>内部职工个人股权的控制力>外部个人股权的控制力。3.本文提出:在大型国企国有股权的委托—代理链条中,不同节点(代理人)对国有股权控制力的耗散程度是不同的,有的是高耗散,有的是低耗散,有的还是不确定耗散。这对于不同大型国企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过程中国有股比例的确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4.本文提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除了两个“极少数”(公共性国企和必须关闭破产的国企)外,其余大型国企都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建立控股股东制衡的混合股权结构。5.本文提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由于改革的内外部条件是变化的,有关的政策也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而不断调整,因此,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也是逐步深入的,其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在最初阶段或者说近期阶段,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是非公共领域和半公共领域企业、较小的大型企业、经营一般甚至较差的企业、地方企业、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孙公司及子公司;而在中长期阶段,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则是公共领域的企业主要是其非关键和非核心环节的企业、特大型或航母型企业、优势企业、央企、国家绝对和相对控股公司、集团(母)公司。6.本文提出: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国资的出资人代表(国有股的股东代表),对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理性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必须分离目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行政管理者与“出资人”的双重职能,消除其角色冲突,明确其角色定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宏观的行政管理者,而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作为出资人。(二)研究的不足1.对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控制力的定量比较研究不够。2.对大型国企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等多元产权主体相互制衡(制衡度)的定量研究不够。3.对公共性领域中的非基础、非关键环节国有大型企业引入非国有产权的数量比例及引入方式的研究不够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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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最优路径研究[D]. 周学东. 武汉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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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D]. 邓沛琦. 武汉大学. 2015
[5].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优化资本配置战略研究[D]. 周宇牧月. 北京交通大学. 2016
[6]. 政府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新角色问题研究[D]. 冯贺. 吉林财经大学. 2017
[7]. 《今参考·商界》3月封面文章:国企改革如何提质增效[J]. 佚名. 青年记者. 2017
[8]. 地方国有资本运营法制探索[D]. 丁传斌. 华东政法大学. 2013
[9]. 燃气企业改制战略与上市方案研究[D]. 徐建. 天津大学. 2011
[10]. 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研究[D]. 蓝定香.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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