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彭明的学习生活_姜鹏论文

蒋彭明的学习生活_姜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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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人生变奏

记者:你们这一代人生长在多事之秋。

姜鹏明(北京绿创环保集团总裁):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大事,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赶上了:生在抗美援朝时期,长在学雷锋年代,长身体时赶上自然灾害,后来则是改革开放、出国留学和回国创业的浪潮。这代人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

记者:感觉到你总是不断调整自己。

姜鹏明:我的心态就是要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奋力站在潮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选择不同的方式。

记者:对于那个贫穷的年代,你都有一些什么记忆?

姜鹏明:我对小时侯吃"康复丸"的事情记忆深刻。当时很多人浮肿,当医生的姑姑就用稍微有点营养的东西作成药品"康复丸"给病人吃。近水楼台先得月,我自己有时也能得到一些,就迫不及待地抓着往嘴里塞。

记者:听说从那个时候起,你就开始爱好文学?

姜鹏明:那个时候,我经常到街上拣人家卖剩下的菜叶、在大食堂吃黑糊糊"代食",但文学也开始进入我的人生,应该说,是文学表达了我的精神世界,并由此改变了我的生活。

记者:后来怎么又走上了非文学的道路?

姜鹏明:也许是本性使然吧,我忽然有一天不再满足于纸上谈兵。在文艺队自编自演了一个关于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号召的小话剧后,我决定将剧本变成现实,不顾家里的反对独自跑到草原上放马。那几年,我经历了在物质和精神上最严峻的考验。但有了这碗酒垫底,以后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我一直在讲,我们现在搞民营企业,所有人都要先下地狱。能走出地狱的是少数,能走进天堂的更是少数。没有这碗酒垫底,我不可能走出地狱。

记者:难以琢磨的命运有时也会遵循一定的规律,比如你对文学的热爱和身体力行促使你来到农村。几年后,又是在文艺上的活跃表现和才华,成了你回归城市的直接原因。

姜鹏明:恢复高考第一年的一天,我正在场院上收麦子,得到消息说,有关部门要推荐我考大学,因为人们反映我文学底子不错,写了不少作品、在当地小有影响。于是,我以初中一年级的学历加上7天的集中辅导和复习,考了当地的第一名。但是阴错阳差,这时候却与自己的第一个梦想擦肩而过,来到清华大学学起了从未听说过的流体力学。

记者:"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和理工院校浓厚的实证主义精神对你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现在的你已经从文学的思维习惯中走出来,成为了一个非常实证的人。

姜鹏明:在工厂实习中,我形成了大学生应当到中小企业创业的最初想法。我认为,毕业后,更多的人应到中小企业去,因为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中小企业的推动。虽然这在当时显然不是主流声音,但我的想法却从未动摇过。当然,清华大学的5年学习生活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分水岭,由此进入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继而确定了我以后人生的基本方向。如果说走进水木清华是冥冥之中命运之神对我的眷顾,那么走出清华后,命运就只能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记者:接下来的经历如何?

姜鹏明:儿子出生的那一年,我考入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研究噪声与振动控制技术,并成为中国第一批安全工学硕士。感谢这一段时期的学习,我的研究方向与成果已成为现在自己所在企业的一项核心技术。

不久,我又作为教育部和欧共体共同培养的学者之一赴英国留学。学习期间,我认为没有必要花很长时间研究别人都做了什么,而是找到别人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并针对问题很快搞出了设计方案,利用国外优越的实验条件,使项目取得了突破。

记者:这样说来,你一直是个有主见的人,有创造力的人。

姜鹏明:我把国外改进坦克发动机以大幅增加其功率的技术,运用到了普通的汽车发动机的改进上,从而提高动力,节约燃料。千百辆汽车节省的燃料加起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对环境的保护更是意义非常。当时英国一家跨国公司已经花了很多钱研究这个项目。这个时候,我留英不到1年,连博士论文还没有做完。很多人对此都很吃惊。很快,一些大公司就找上门来,许下包括4万英镑年薪等在内的诱人承诺。但是,我还是拒绝了这些诱惑,最终带着技术回到了中国。

记者:你回国的那段时期,应该是中国最有活力的时候。

姜鹏明:那段时间,留学生们的思想非常活跃,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到底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在海外知识分子中引起激烈讨论。一次,我在某权威报纸上看到一篇很长的文章,大意是说世界市场资源已被瓜分完毕,中国没什么机会了,只能靠出卖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创造的价值是永远跟不上别人的。这篇文章给我的内心造成很大的冲击。我坚定地认为,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中,科学技术是最重要的因素,它的每-次进步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重新洗牌的机会。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何谈没有机会了?虽然当时国内经济环境还不太宽松,回国的留学生也不多,但在国外给洋人打工或是纸上谈兵,都不能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更解决不了中华民族的根本问题。

记者:按照常规,你回国后应该做学问。

姜鹏明:原来所在学校开出了三个 自认为我不可能拒绝的条件:校方成立一个专门的环境中心,聘请我当副主任;破格提拔我为正教授;分一套两居室。但是我还是拒绝了。

记者:为什么?

姜鹏明:我敏锐地感觉到,受制于当时的教育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国内的科研活动常常脱离市场需要,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阻力很大。学校办的企业也无法解决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问题,因为产学研各有各的利益,缺乏一个强大的力量统一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我决定脱离教学科研系统,自己搞企业,并断绝自己的后路,将档案拿到了人才交流中心。

记者:这需要勇气。

姜鹏明:后来我自己总结说:我人生中有三次大的转折:第一次是搞文艺创作,第二次是搞自然科学,第三次是办企业。这些反差都很大。应当说当时写剧本是很偶然的,年轻人爱学习,钻进封存的书库中,被莎士比亚的伟大人文力量所震撼。觉得写剧本还是很现实的,关键是它能实践。也许现在看来很幼稚,但当时却认为没有一个剧本写了以后会束之高阁,总会想方设法把它们排演出来。

这对我后来的道路有很大影响。有些搞自然科学的人写完论文就放在那里 等着评职称,根本不转化为生产力,这种做法我无法忍受。就像那时候写了很多作品,无论大小、体裁,写了就要演出,看看观众反映如何,并在这个过程中改进自己的工作。虽然当时这也是一种有些无奈的选择,但我的原则是不管什么机会、什么事情,只要做就把它做好!追求最佳商业模式

记者:但是事事做到最好又谈何容易,之后你遇到不少困难吧?

姜鹏明:遇到困难是自然的。做企业,你知道有多难。其一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产权必须明晰。在中关村流行的四自原则"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组合"中,没有强调明晰产权。这很可能会为企业及其经营者日后的发展埋下致命的隐患。

记者:对,产权是每个企业家的最大问题。

姜鹏明: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教训的。就像奶妈抱孩子,时间一长就当成自己的了,根本不记得孩子其实是别人的。痛定思痛以后,我总结出一点:创业时期的高科技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不能分离,创业者必须是经营者。

记者:在企业的竞争力问题上,你有没有彷徨过?

姜鹏明:在企业竞争力问题上,商业模式才是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所在。我认为,好的产品还要有好的商业模式,否则很容易失败。而所谓商业模式,无非是你怎么去赚钱、靠什么去赚钱。

绿创搞净化器技术起步不是最早的,不是最强大的,也不是最全面的。可是,那些比绿创起步早、规模大、实力强的研究开发单位现在基本都销声匿迹了,没能在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关键就是它们的商业模式不对。

我们最初研发净化器的时候,国内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国外的品牌也没有登陆中国。因此,有些人误以为只要有技术就可以打入这个市场。但是我却并没有把技术视为商海制胜的惟一因素。在这个阶段,我们除了发展技术,还做了更多深入的市场调研,了解市场的需求并据此调整自己的研发方向。

等到中国的净化器市场渐渐形成的时候,国外的技术和跨国公司也开始将触角伸向这里。但国内一些有技术、有生产能力的研究单位或公司固步自封,技术和生产能力的优势反而成了阻碍它们发展的包袱。它们往往自恃于此,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品牌事实上还很难与国外名牌抗争,并且还得不到客户的承认。

记者:这其实是一个市场意识问题。

姜鹏明:对,我们必须转战。现在我对那时候市场形势的严峻仍然记忆犹新。我们主要的目标客户,如上海大众、一汽大众,这些汽车厂家几乎都有国际品牌的背景,有些就是直接配套组装国外的净化器。如果没有品牌,那你连敲门砖都没有,人家谈都不跟你谈。所以,在这个阶段,大部分原来生产净化器的企业倒闭了。我们"幸存"下来的经验,主要是以市场为导向,不背技术包袱。我们自己也有技术,我在美国、在中国都有自己的专利,但我从来不背这个包袱。我当时是国外某品牌在中国地区的代理。有人对我这种做法很不理解,觉得我门已经搞了十几年,现在核心部件却不坚持自己的东西。而我对自己的选择却始终很有信心,因为我知道当时最重要的应该是品牌。

记者:这个时候,你就开始经营绿创这个品牌?

姜鹏明:我虽然用了别人的品牌,它进入了我们的市场,但我销售的是整个产品。打个比方吧,就像生产电视机,虽然显像管是SONY的,但整个电视机是我绿创的。客户买电视机时最终认的还是绿创这个牌子。等到我的品牌完全铺开,再来发展自己的技术,到时候我生产多少卖出去多少。归根结底一句话,商业模式、技术开发绝不能从自我出发,一定要从市场出发。

记者:你为什么选择环保产业?

姜鹏明:从英国回来后,我在办企业上其实有很多选择,包括互联网、通讯、生物医药等行业,但我还是选择了环保产业,就是相信环境保护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我学的是环境科学,又是国家第一批安全工学硕士。马克思讲过,人有三方面的需求:生存、享受和发展。环境既是生存需求、享受需求,又是发展需求,所以有永恒的意义。环境保护又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在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的今天,多数商品出现需求不足,唯独清洁的环境是供给不足。我在英国,看到那里天蓝地绿,每一寸土地都精心修整过,我就想,中国在发展,老百姓同样需要清洁的环境,需要有识之士脚踏实地地去做这件事。

用知识和毅力打造成功

记者:你认为你的成功来自什么优点?

姜鹏明:我惟一可以承认的优点,就是我的毅力。小时侯,父亲花1毛4分钱给我买了一支笛子。绿色的笛子、清脆的声音,在楼里的小朋友们中间刮起一阵不小的流行风。一时间,学吹笛子成了几十个小朋友的爱好。不过,久而久之,最后坚持下来达到独奏水平的却只有我一个人。我相信,这就是毅力。

在英国留学时,我用两个月时间读完导师让我用两年时间学习的资料,从中找出尚未解决的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在撰写英文的博士学位论文时,文章的80%都写完了,计算机却感染病毒,文件全部丢失。我3天3夜不休息,凭记忆将论文恢复出来。

研究开发汽车净化器时,无论是在备战北京亚运会期间政府支持鼓励这一项目而群雄蜂起的阶段,还是在第一次申奥失败后对这一项目的支持进入低谷而很多人纷纷放弃的阶段,我和团队都在坚持。国内市场暂时没有了,我们就到国外去练兵;等到国内市场启动后再转战回来时,技术也已经发展成熟了,在中国和美国都有了专利。

记者:这些都是一种毅力。你经常把这些品质教育给你的手下和你的孩子吗?

姜鹏明:现在我教育儿子时只有一条:无论做什么事情,必须要有毅力,做就要做好。

打造企业文化

记者:绿创的企业文化是什么?

姜鹏明:是一种终身学习的企业文化。我在办企业的过程中,从未感到会有什么是学过而用不上的东西,只有知识和能力不够用的时候。因此,尽管在科研和经营企业之外,我已经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时间,还是在双休日挤出至少一天的时间用来安排学习。每个月还要参加国务院发展中心组织的中国卓越企业家学习俱乐部的活动。通过这个渠道,可以了解到有关国家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的走向,并对一些重要经济问题深入研讨。

者:在这个俱乐部里都有什么感受?

姜鹏明:刚到俱乐部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发言权。我不是学经济的,面对的除了大企业的老总就是知名的经济学家。我在那里一边学习、一边成长。每次回来后还给公司的高层人员讲讲情况。现在,俱乐部里的朋友们在讨论时也愿意听听我的意见,我们公司也渐渐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气氛。

记者:为什么要强调终身学习?

姜鹏明:我一直对"知识创造财富"这一命题深刻认同。我自己的创业经历,可以说就是支撑这一命题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知识转化为财富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作为产品能销售出去,一个是作为股权能得到其他股东的认可。在创业之初,把电视机等等都算上才凑了十几万块钱。发展到现在拥有这么多股份,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无形资产被承认的结果。

记者:一开始,你就想把公司做到现在这么大吗?

姜鹏明:不是,组建集团时,因为不想把盘子做得太大,我甚至是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才协调好怎样让有的股东少投些钱;清华紫光作为一个高科技企业,在它以现金投入绿创的同时却承认了绿创2000多万的无形资产的入股。这是让我最开心的。今天,绿创不负众望,从成立到现在,产品利润率几乎都在60%左右。股东满意、用户满意、自己也满意,这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创造财富的过程。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先生这样评价绿创:"绿创股份有4大优势:高科技、高成长性的双高优势;环保产业的行业优势;国内著名企业共同投资形成的企业信誉优势;大批优秀人才和后续科技产品的持续发展优势。难能可贵的是这4个优势集中在绿创一个企业之中。"我想,这是对绿创的最高奖赏。

动态平衡超越自我

记者:在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后,你仍保持"不油、不馁、不悔"的精神。

姜鹏明:对成功怀着很强的危机感,是非常必要的。不断追求完美、追求卓越,不断提醒自己,优势永远是相对的,优势也随时可能失去,必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需求,寻求最合理的企业布局。

记者:你在企业中的作用有多大?

姜鹏明:我在企业中的作用,就是不断地打破平衡,再建立新的平衡。

记者:你喜欢什么人物?

姜鹏明:哪吒。我喜欢将自己比作这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传说中的人物,要像哪吒一样超越自我,带着灵魂重生。

在绿创之前,我还创办或经营过科华、华夏、绿川等企业,但由于当时政企不分开、投资市场不健全等因素,这些企业都过早地夭折了。在遭到几次重大挫折后,我痛定思痛,下决心创办自己的企业。在创业的路上,每一次的破灭和重生,我都如同重生的哪吒,把肉身留下,只带走灵魂---我的决心和技术。

很多人担心,中国的环保产业起点低、规模小,技术水平、设备质量和国外差距都很大。但我认定,不参加奥运会就不可能成为世界冠军。时势造英雄,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将造就国际化的企业。

我们现在已把目光投向奥运环保,正在为2006年实现成为国内领先的环保企业的目标而努力。我们将这个目标具体化为"三好":品牌形象好,内部管理好,企业业绩好。

人生其实处处是教训

记者: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你经历过很多失败,从很多教训中走过来。

姜鹏明:我总结的一个教训是什么呢?在中关村这样的一个发展园地,作为一个技术创始人,如果不参与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或者说不拥有一定的产权是不大容易搞成的。我曾经创办过一个叫做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劳动力和资本都可以作为股份。到了1997年,《公司法》公布以后,改成有限责任公司,从此发展就比较快了。

记者:结论是什么?

姜鹏明:第一个,原创也好,技术创新也好,看你发展处于什么阶段。也许作为一个垄断性的公司,发展到高处不胜寒的时候,你不搞原创技术,就没法往前走了。但是在初始阶段,在积累阶段,在发展阶段,大量搞组合发明,把不同的技术组合起来,根本的灵魂的东西是什么?是市场需求。第二个问题,我们绿创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例子。我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原创技术,1989年搞不起来,我只有在后来放弃了原创技术,我才开始很快地发展起来了。1990年咱们要搞亚运会,当时我把这个科技成果搞成了,搞汽车尾气净化,当时是管科研的副市长也说,你们应该搞个公司,直接产业化转化为商品,为国家服务,但搞不成。现在大家都知道最近搞这个黄标变绿标,简直一天忙得要死,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是原创技术,现在反而不是原创技术了,现在是组合。

还有一点看法,我们对任何问题的认识永远是不会完结的,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我的一个看法就是,技术和人才就像是孙悟空,咱们有七十二变,咱们看起来很值得佩服,但是他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的,这个如来佛手心就是制度所能给予我们容许的空间。在中关村发展到今天,之所以今天很多的技术十八般武艺都应用得上,有成功的也好,有失败的也好,根本来讲,在制度上更大的容许度,允许我们在这个舞台上进行发展和创新。所以,我的看法就是往前看,有很多企业是我们不断学习的榜样,他们出的书、文章我全都搜集起来要仔细看。我的这么多年的一个体会就是,千万要记住审时度势的问题,发展到什么阶段唱什么歌。

民营企业为什么要参政?

记者:印象中你跟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一些官员关系不错。

姜鹏明:我是非公经济的一员,研究自然科学的博士,中共党员,我的观点可能有所不同。现在有一种观点大体上意思是说,民营企业只要去挣钱、交税、解决就业就不错了,干吗还要步入政界?先不说是它想步入还是谁让它步入。另外,民企如果到两会去,就懂得民营经济这点,能代表什么,不是去学习的,而是要代表你这个利益阶层说话。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现在民营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从国家经济增长来看,是外资、民企、国企,这样大的发展不是以人的利益为转移的,必然有政治上的代表。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什么引起这么广泛的震动?实际上大家都在学,可能各有各的看法,从我的角度来讲,我理解我们这个社会是多元化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市场经济改革取得重大成果,政治民主开始出现很大进步的情况下提出"三个代表",意思就是说不管哪个阶层,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也包括民营企业家的利益和各个新的阶层的利益,或者说你们也不一定非得再找一个另一个代表你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就能代表了。

记者:看来你一直在理论的层次为民营企业找地位。

姜鹏明:从"三个代表"的角度讲,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讲,是必然要有非公经济在政治事务当中有一定的发言权,这是历史的必然。

记者:你在尽量合理地解释民营企业家从政的理由。

姜鹏明:重庆力帆老总当选政协副主席,并不是辞掉原来的职务来从政。我知道有人对此有不同意见,一个企业家挣了10个亿没有问题,但是从政以后,挣了20亿是不是也没有问题?所以质问出来了。我们的公有制经济,哪个国企的领导做企业的话,有人反对吗?有人担心有公权利和私权利吗?这个是不正常的,我知道媒体也在讨论,仇富的心理也好,或者富人政治也好,我希望有更多的学者,特别是搞社会学科的学者,要零距离地真正和企业家接触,不要只从媒体的报道上了解,你要真正零距离地接触,看看他们整个奋斗的历史,他们哪一个不是从体制内出来的,他们是为了什么,从个人和国家的利益来讲,哪一方面的贡献更大?从我们国家的发展来讲,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从这点上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新经济的发展,没有新阶层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现在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特点在哪儿?我觉得就是"三个代表",由一个政党代表各阶层的利益,但是前提是各阶层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否则还叫什么"三个代表"。我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咱们是作为一个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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