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史研究中的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生态论文,史研究论文,方式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文学史研究中的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旨在使认识主体尽可能逼近认识对象，它既是客观性要求的深化，又是理论创造原则在一个更高水平上的弘扬。这一把握方式有三个重要的哲学基础：一是主客体的浑融与相互生成，二是时空关系，三是非线性的发展观。这是一种对于复杂性问题的整体把握方式，它要求展示文学活动的空间的多样性，重视偶然性因素和个人的作用以及由雅与俗、少数族与汉族文学等矛盾所形成的文学发展中的非线性跳跃，要求将时空两维交合到一起从一种浑沦的勃动中把握文学史的生成问题，从而在逻辑环节的推移中包容更多的历史具体性，并以感性和理性相浑融的阐述方法形成一种深沉、崇高、大气包举、富涵极浓郁的哲学意味的阐述风格。
一、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与提出
一部文学史（其它各领域的“史”也一样），应该是历史的真实内容和个人才华的合璧。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一条，便是必须始终严格坚持客观性标准。那么，如何使得个人的理论创造和历史的真实内容统一起来呢？我以为，更新文学史研究的这样几个要点，便是实现此种统一的途径。整体性原则致力于对历史材料的整体的把握，在这一把握的三个层次中，要求着一种对文学和其它种种社会文化因素之伴生关系、因果关系、相互激荡融合等种种关系的认识。而建立一个科学的逻辑结构的努力，则要求在逻辑环节的推移中愈益包容更多的历史具体性，这当中自然有着一种对历史丰富性的走向。而从民族文化——心理动态的建构过程上来把握文学史进程的学术路径，则需切入最为深邃的历史地层。
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下去，便可以发现这三个要点的贯彻，必然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文学史生长的原生态情状及其纵向的原生态运动如何能为我们尽可能多地加以把握和反映的问题。借用皮亚杰的一句话：“客观性是通过逐步接近而困难地达到的。”①我们如何能接近于那一个历史之原初的存在呢？如何使得我们的理论创造具有更为动态的内容呢？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对于过去的和今日的读者和研究者的生成，如何使得价值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如何扬弃认识对象和认识主体之间的疏离以至对立呢？这当中必须有一个把握方式的中介。
这一把握方式，旨在使认识主体逼近认识对象，力图使对象在主体界限中的生成具有更为丰富的原初的色调，以尽力减低从历史的原初的存在向着人们理解中的存在转化时所必定会发生的简单化以至于歪曲化的程度。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主要是一种致知取向方式，它意在尽量浑泯主客体的畛域。
任何人对于文学史的研究，都必然地要受到其认知方式、价值观念和参照系的影响。任何研究主体必然是从其共性之中又独具个性的文化——审美的心理结构出发，来把握研究对象的。这当中自然有着一种舍弃、选择及观念的加工，而研究个性的张扬又必然伴随着相对性的上升。因而，文学史现象从自在状态向着自为状态之生成，既可能导致一种卓具识力和个性光彩的文学史著作的出现，又有可能导致过于从一个侧面、一种观点出发提纯历史的缺陷。这样，文学史就可能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附庸，在政治色彩强烈的时代，文学史著作就必然会沦落为某种宣传工具。对作家的贴标签及划线式研究，杜撰所谓贯串全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儒法斗争线索，这一类闹剧，不是一再滑稽地在我们这个史官传统深厚的国度内上演吗？主、客体的疏离和对立达到这种程度，研究客体也就生吞活剥地沦入了主体的枵腹之中了。
值得说明的是，我虽然反对文学史研究中主体对于客体的吞没，但又是一向主张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的感情投入的。这是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不仅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审美意趣，而且其感情状态，在研究中都必然是十分活跃的。所以，我企望于文学史著作的，乃是在严整而思辨的论证中，又有一种充沛的力度和磅礴的气势。这样的文学史著作，才能既给予读者以认知上的启迪、审美上的愉悦，又给予读者以感情上的打动以至震撼。要达到这一高度，文学史著作必须具有一种多义性的思维空间和多向度的审美畛域，亦即是必须具有一种复调色彩。平庸的缺乏音调的著作且不论，即使是具有某种正确的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学史实际内容相谐和的单音调的文学史著作，亦非臻于高境，因为音调的单一，难以展示历史的厚重和给予读者以高远的悟解。
当代文学史家在尽力复现历史的真实存在时，其实即是在参与现时的文化建构，是在为民族拓展一个文化一意义的世界。这个文化一意义世界的广阔性、丰厚性，同构建者心灵的广度和深度是一致的。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正是避免客体被主体作一种单向度提纯以至曲解甚而沦为某种附庸的必由之径；这也正是心灵实现其广阔性和深刻性的有效津梁。因此，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既是客观性要求的深化，又是理论创造原则在一个更高水平上的宏扬。
二、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之哲学基础
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有三个重要的哲学基础：一是主客体的浑融与相互生成，二是时空关系，三是非线性的发展观。
任何一种论述——结构方式，都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它一方面是写作主体看待历史的眼光和方式的体现，另一方面则又是论述对象本身情状的反映。它虽然是写作主体对论述对象的一种思维的、艺术的加工，但这种加工的目的，应是在于更加贴近并尽量多地反映对象本身的实际。论述对象之进入论述者的视野，本就是论述者主体心灵的延伸与外化，而对象之情状也开拓、充实、纠正着主体的心灵，从而物与心在一定的视角上融为一体，物的情状与心的把握乃错综成文。心灵不可能先天地具有一种广度和深度，它必须在主客体的相互生成中，逐步浚凿出一片八荒之裔皆在其望中的广远天地，并钩缅测深地把握其虚远幽微的意义。
既然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的目的，乃在于求得更多地贴近于历史的实际情状，而历史的实际情状，又有着空间和时间的两个相互交织的侧面，那么，主客体的浑融与相互生成，必然是在时空坐标的纵横展开中实现的。历史在其宏大的进程中，同时展开着它众多的方面：伴生、共生、并列、交错的多样与辽阔，不仅表现了历史的丰富性，而且展开了它阔大的空间性。这种空间性，与相承、取代、推进、转变等无尽的历时性发展，经纬交织了历史之极为广远的时、空幅员。当然，历史的空间展示，仍然是要在时间的流程中完成其兴盛衰亡的。这正是博大历史的原生态情状。这种原生态情状，要求我们对于历史的把握，必然呈现出三个方面：一是空间的多样性展示，二是典折的历时发展，三是历史的空间性展示如何在时间的流程中完成其兴盛衰亡的。综有这三个方面的把握，便是原生态式的把握。
拙著《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正是从上述理解出发，方才拟制了在历时态框架中引入共时态展示的论述——结构形式，以便与历史的原生态情状取得一种同态性。这样一种论述——结构形式，可以使叙述方式由单线变为多线，使审视角度由单向变为立体。这样一种结构方式，有利于我们在宏观的历时的观照中作出面的把握。当然，这种一定程度的并列呈示，乃是置于纵向框架之中的，它们一同汇流在历史的河床里，因而不会造成分离、孤立的群相割裂。并且，并列呈示之间往往又有机地展开着一个愈趋具体的进程。
并列呈示的空间多样性，必然蕴含着一种殊异性、错综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发展的多线性。这样多线的发展，又决非彼此孤立的。某一进程的开头，虽然也会有多元孑然自存的情况，但在往后的发展中，这多元之间却一定会发生相互纠缠、碰撞、争雄、融合等种种关系。这多元汇流的纵向进程，是艰难而奇妙的：有时一个进程正趋蓬勃时，却被打断了，然而若干年后，却又在一个不完全相同、甚至很不相同的基础上，再次兴盛；有时阻遏了一个进程，却又意想不到地开启了另一种更具生命力的进程。包括文学史在内的人类史上，一再出现大跨度的进与退的互旋，涛生千里，潮落万丈。因此，对于时空坐标的纵横展开的把握，必然伴之以对一种非线性的发展观的深切体认。
人类进化及其文明发展、分流的历史在其行程中，前面所出现的总是一个多汊的河道。它并不恒定地一定要流向何方，人类各民族永远在内在可能与外在机遇的交互碰撞中前进。历史的发展既非预成的，也非决定论的。人类社会具有自组织的特征，通过自生与分叉，或自我维持，或向着另一种可能的结构进化。进化存在着可以理解的脉络，它是合乎逻辑的，但不是预先决定了的，不存在无条件的精确轨迹。
我们可以对发展作出如下的宏观描述：进化或曰发展乃是在不可逆的时间中，不断被分岔点间隔开，并一再为休止期和灾变期所打断的过程。它的构型是累积性、跳跃性和分叉性的，而非直线性和渐进性的。高峰、深谷、跃前、退后、盘曲、发散、畸形、特化、停滞、迁变等等，都是这一过程中的种种情状。当然，文明和社会的复杂性，从总体上说则一直在增加着。
这种发展观同理性主义的和进化论的发展观有很大的不同，既非必然论，亦非以一条虽然波动却是一直向前的线索来勾勒人类文明前进的轨迹，并且也不是所谓多线齐进式的。这是一种非线性而又具有突出的整体性和复杂性的发展观。它可以简洁地归纳为如下数语：时空并包、分叉前进、错综交织、随机多歧、迂回突变、艰难曲折。这一发展观，富涵着明显的空间性和发展形态的多样性，不仅具有一种巨大的历史厚度，而且具有一种鸟瞰全局的历史高度。它对于纠正我们民族历久存在的那种浅薄的乐观主义和近数十年来弥漫开来的狭窄僵化的眼界，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历史的原生态式的把握，一言以蔽之，其实即是一种对于复杂性问题的整体把握方式。
三、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之内涵
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的哲学基础既如上述，那么它对于文学史的研究，有着何种要求呢？大略说来有以下八点：
第一是展示文学活动的空间多样性。文学史的原生状态是多发的、多方向的，因而是非规范的。文学的发展是与众多其它因素伴生着的，文人们往往以块团的形式崛起。块团与块团间，依据于多重关系，构成一种既竞争又沟通的文化网络。
近代以来，因为学科分化而日益狭隘了的文学史畛域，必须坚决地予以打破。文学在其初期的发展中，因和历史、哲学等其它意识形态领域的相通，而具有一种厚重的意蕴；但当文学愈益走上自我特征明显的发展道路时，则长歌短吟往往无非风花雪月之俦了，甚至还进而沦为无病呻吟、斗法弄巧的文学游戏，此亦可谓“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②也。文学史的研究也一样，当它过于从纯粹文学的角度划出了自我王国的领地时，除了作琐碎的考证和苛细的文本解析以至老生常谈的技巧分析外，探讨规律云云也就大半成了空话。所以，文学观念的明确，虽然是一种进步，然而当论者们对之加以欢欣的讴歌时，却未曾想到随着文学观念的愈益明确化，文学现象向着文学史的生成，也就愈益离开了它的原生状态。
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要求还原回去，从文学与众多其它因素的伴生关系中，从其特定的块团形式中把握那一种浑沦的勃动。
第二，同空间上的多发性、多方向性相一致的是，文学史的发展，在总体上是无目的的、旅进旅退的、往往是随机选择的。文学的发展有一种内在的逻辑进程，但如前所说，它却不是预成的，更非决定论的。文学的发展质文沿时、崇替环流，既不是愈远愈漓、弥近弥淡，又非文律运周、日胜其旧，而是如我在拙著《中国中古诗歌史》中所一再说明了的那样，乃是一种突破与不及双向并存的运动。文学家的创作以及文论家的理论倡导是有意识的，甚至是具有一种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的；但多种力量的冲突以及后代读解的变化、断裂、复兴，使得文学史从总体上来说，又是无目的的。这是一个时、空、质（时间、空间、质量）相互转换制约的一体化的连续统。空间性的多样展示之转化为历时性的交错兴替，则又必然使得文学史的运动是旅进旅退的，并且又是依据于此种交错兴替和外在社会条件的变化而随机选择的。文学史的内在发展要求，正是在这一曲折的过程，以一种特定历史环境所给予的具体形式而实现的。
如果说文学史运动在空间上的非规范性表现在它的多发性和多方向性上，那么时间上的非规范性，便体现在文学史的这种总体上无目的的纵向的曲折运动上。
第三，在文学史运动的随机选择的发展中，偶然性因素和个人的作用应受到重视。一个历史新方向的开辟，是在偶然性、机遇性中，经过艰难的努力而曲折地完成的，它往往需要代代相承的努力。在总体上无目的的文学史运动中，每一个阶段往往却会有其自成首尾的进程。这一进程，虽由民族思维的发展、文学自身的内在要求及社会条件的许可等多种因素迭合而致，但杰出的文学家和理论家的作用，却是不可或缺的。
任何个人，既是在自身中积累了社会——文化意义的存在，又是一个具体而不可重复的个体。个性并不仅是外界环境影响的产物，它还是个人在树立自我生活过程自我选择的结果。我们应注目于个性、抱负、气质、学术路径与方法、审美情趣各不相同的个人，究竟将何种偶然性、特殊性带进了当时民族的精神生活中；而这种偶然性、特殊性又是如何在由于一定的历史氛围和价值期待而造成的社会性认同之反馈中，得到意义性张扬，从而在民族精神生活的一个特定的位置上凝定下来的。各种殊异而又相互冲突的精神性活动，又是由于何种必然的和偶然的原因，而经由直接的或迂回的道路在总体化整合中盛衰兴替，并从而左右了民族精神史的生长方向，形成为其具体的行程。
第四，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还必须注目于空间性的多样展示如何汇聚以时间之流中的问题，亦即是要求将时空两维交合到一起加以把握。这涉及到研究下列这些问题：文学史运动中的社会性读解的有效载体和方法是什么？其作用和影响如何？文学史是如何通过其中介环节而运动的？文学史运动的动力结构又是如何构成的？
研究上述这些问题的实质，就是探究文学史的生成问题。文学史的生成有三层含义：一是众多的文学家个人及文学块团，在某浑沦的勃动中之各异的兴替消长。二是某一作家在其后世读解中面貌的变化，及其在一定程度上向着某种文学理想、文学风格以至文化价值之符号性代表的铸就。三是文学秩序的排定及文学线索的梳理。对文学史之生成的这三个层次，我们不仅必须从古籍的散佚与搜辑、文学家的隐与显等矛盾关系上加以把握，而且还必须从无序与有序的展示和转换中，去勾画其逻辑运行的轨迹。
第五，既然每一个时代文学家的活动在整体上是一种浑沦的勃动，文学史乃是生成的，那么，我们就应消除神化大诗人、大作家的倾向，并从而对今之所谓大、中、小诗人、作家的关系，作出新的处理。
当大诗人、大作家们经过代代读解的认同，腾义飞辞，涣其大号，排定在文学秩序的某一个显著位置上时，前人留给我们的往往便是对他们艺术成就的倾心惊叹和虔诚膜拜，年积愈远，而音徽如旦。从这种感受出发，我们极易神化他们，从而将他们已有的崇高的文学地位，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大诗人、大作家们取得其文学地位自然是应该的，却并非是必然的。他们不是飞来之峰，兀自跃上葱茏四百旋，他们不仅受惠于一种文化——审美传统，而且还是在与同时代人的相互交往中，或切磋琢磨、或自标风流地活动着的。杜甫对李白渭北春树、江东暮云的思念，不正落脚在“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③上？高适在哥舒翰幕，子美又有诗寄曰：“叹息高生老，新诗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④杜且如此，何论他人！
大诗人、大作家们因其卓越的才能与突出的成绩，也许在当世就博得了如锦的美誉；然而传播渠道的限制，文学块团之间的阻隔、冷漠和竞争，往往使得他们难以取得过于超凌的地位。并且，当一世之才子都在摇笔散珠、下笔琳琅之际，也必然存在选择和判断的困难；何况美学欣赏本就是随性适分、鲜能通圆的，以故妍蚩之评必然纷纭；而文人相轻、贱同思古的恶习，更是阻挡了对其真正的艺术和学术之价值的认识。至于那些开启新方向的文风、技法，则又往往并非在当世就能获得广泛的影响。
刘勰在撰写《文心雕龙》时的感受带有原初性，其《知音》篇发端即大叹曰：“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当然，此时彦和尚未因沈约之荐起家为奉朝请，他的体会更多一种未显名的下层文人的苦辛。虽然文人们的社会地位有高低，显名的难易不一样，但都需有一个从未显名到显名的过程。南朝高门士旅子弟虽社会地位极高，而亦斤斤于以才艺出人头地也。
所以，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要求将大诗人、大作家还原到其时那一种浑沦的勃动之中去加以把握。这并不是说要降低他们的文学地位，而是要从上述浑沦的勃动中，去说明其大家地位之逐步形成的过程，而这就要求正确地说明他们与同时代其他诗人、文士的关系。一部优秀的文学史著作对于自己论述范围内的作家及其作品，应该有一个相当大的覆盖面。否则，我们不仅难以见出一个文学史时代的全貌，而且对于今日文学史上的大诗人、大作家在其时的真实地位，也难以有明确的认识。许多在当时结藻高妙有俊彦之声而在后代却世远湮如了的不幸的作家们，我们应适度恢复其地位。惟有如此，我们对于一个时代文学面貌的勾画，方才能较为逼近其原初的状态。
第六，生物及人类进化史雄辩地说明了进化和发展的两重可能性以及在危机时刻的非线性跳跃性。人类文化也不是直线发展的，毁灭性的天灾人祸，历史的大幅度开合动荡，常常使文化发生重大的迁跃、倒退和断裂。文学史的非线性发展，不仅在于上面第二点所述空间性的错综多样之转化为历时性的交替兴衰所造成的旅进旅退，而且还在于其发展的道口亦是多歧的，有时往往有边缘突起：远离文化中心的、非正统的、民间的、下层的以至异旅的文学样式、风格、语言、审美情趣等崛然兴盛，以至夺取了一代文学的中心以至领导的地位。这不仅造成了文坛上流派斗争的激荡，而且促成了文学体裁的代兴。
有两组矛盾左右着这一过程是显然的：一是雅与俗矛盾。雅指上层文学及精致的审美讲求；俗指流行于下层的文学和市井趣味。我一贯认为：雅与俗的悬隔与会通，形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大的格局和走向。为什么音乐的变化常常成为文坛嬗变的先兆？其原因乃在于音乐（歌曲、戏剧）同娱乐欣赏有关，也就是同文化消费有关。归根到底，是广义的文化消费（不仅仅指娱乐欣赏）推动着文化的变迁。当然，这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民族思维、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于是，雅与俗成为一个两难的选择：俗淘汰雅，俗又变成雅。在俗的兴起和雅的衰落之过程中，文人们由其社会地位、审美情趣的种种差异，或早或迟地逐步加入到俗中来，并提高着俗，使之雅化；当其雅到仅仅成为高等文人书斋里的玩赏物时，它也就失去了大范围消费圈的支持，于是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一般说来，雅与俗的交汇期、提高期，便正是这一文体的兴盛期。俗之淘汰雅复又变成雅所显示的俗与雅既悬隔又会通的矛盾运动，是文艺发展的普遍规律。
二是少数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组矛盾和雅与俗的矛盾是交错的。少数族的文学淳而质，心绝于道华，可谓为俗；而汉族文学就其作为代表的士大夫文学来说，或丽而雅、或侈而艳、或浅而绮、或讹而新，可谓为雅。但又不尽然，少数族文艺因其原始性，往往又带有一种原初的未分化性和一种与大自然相浑融的雄健辽犷的气息，相对于文学类型分化了的汉族文学，又自有一种优势在。少数族的文明比起汉族来要低得多，但是其由原始草原所熏育的阔大的心胸，又何曾是局促于“七彩紫金柱，九华白玉梁”⑤环境中的汉族宫廷文人所能有？高雅文明中的杏梁、蕙席、绿酒、花色，又哪及得上大自然之原初的雄浑和深厚。因此，少数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矛盾统一关系，不仅表现为雅与俗的冲突，也不仅表现为异族文学营养的吸收，而且还体现为质与文的回流。
因而，在民族间战争所适成的白骨蔽平野的巨大的历史灾难以及这种灾难投影在人们的心头所形成的“恨心终不歇”⑥的巨大的历史痛苦之中，一方面原有的文学进程产生了断裂，另一方面却又向别的分岔方向萌发了文学发展的丰富生机。正是凭藉于此种生机，文学的发展方才完成了历史危机时刻的非线性跳跃。
当然，少数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矛盾统一关系，往往又是和汉族文学本身的雅与俗之矛盾统一关系相扣合、相汇通而发生作用的。这两组矛盾的扣合、汇通，不仅绾结了文化消费与文化生产两者，而且也交融了民间的和异族的两个方面之向着文学中心地位的侵入以至占领。
民族融合中的新文体的崛起，乃是文学发展中的非线性跳跃的一个重要的体现。一群新的文学家愈益向着文学的中心迈进，文学秩序的变动也就渐次随之进行了。
一方面是边缘突起和新生机的萌发，另一方面则又是原先占有领导和中心地位的文体之下降。在历史和文学发展的这种幅度变动之中，必然发生原有读解的失落和断裂。文学的发展方向既已分叉，则沿着原有方向的青灯之下摛风裁兴、竭才钻思的苦辛，又如何能获得较多、较大的社会性读解的累积和意义性张扬呢？处在历史当口而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文人们，难以认清文学发展潮流的转向，加之原有文学方向所显示的昔日的辉煌仍熠耀炜烨于眼前，而对于下层的流调俗文的鄙薄，对于胡音胡调不入大雅之堂的华夷成见，自然更加阻碍着逸才俊士们追随着新方向前进。然而，历史恰恰铁冷地兜了一个旋：边缘与中心无情地对调了位置。
至于因为战乱兵火或暴虐政治而无端散佚或被禁毁了其宏富之典文、鳞萃之辞翰者，又正不知凡几！这当然也是文学史非线性发展中的悲剧之一。
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要求正视并把握文学史发展中包孕着进步和残酷的两个依存面的非线性跳跃。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原生态式的把握，不仅具有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悲剧哲学的意味，而且更有一种对于历史的宏通的期信。
第七，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要求一种感性和理性相浑融的阐述方式。
这一阐述方式乃是拙著《中国中古诗歌史·前言》中所阐述的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必然要求：史的研究就是理论创造的原则，以及建立一个科学的逻辑结构的要求，是属于理性方面的；而整体性原则，特别是其第三个层次——文学同政治、哲学、社会风习等各方面的一个大的综合，以及尽力从民族文化一心理的动态的建构过程上来把握文学史的进程的学术路径，则涵有明显的感性内容。要将文学的进程上升为一种文化的进程，民族发展的进程，要使文学研究的多方面结合成为以民族思维的发展为内核、以民族文化一生活方式的展开为表现的一种有机的综合，不仅需要有高层次范畴的笼罩统领，而且需要有充沛的感性的呈现，才能达到既根柢槃深，复又枝叶峻茂的境地。没有感性的充沛，就不可能有民族文化——生活方式的展开。
从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来说，在空间多样性的展示和多种发展形态的错综中，感性的因素是显然的；而对殊异性、偶然性、个人作用的表述，亦必然导致对于感性的重视。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之目的，既在于努力逼近历史真实之原初的存在，则原初存在之尽可能多的勾沉的复现，自必要求感性显示的上升。
理论研究之忽视感性由来已久；从事于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所面对的本是以形象性为特征的研究对象，但也弥漫着一股忽视感性的风气。这种偏向自然也是近代学科分化所造成的，因而至今仍被一些学人奉为理所当然。然而，马克思早就指出：“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⑦。感性和理性浑融的阐述方式，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和读者的接受规律。人在认知的过程中，其主体认知图式乃是各种意识状态的综合统一体，人的思维是一个全部意识都在共时地相互作用，而又无限地随机组合的时空质连续统。因此，人们所最乐意的阅读方式乃是一种悟解式的阅读。
这种悟解式阅读有下列三个要求：一是它需要有感性的充沛展示，亦即是需要有大量论据的提出，二是它又需要有理性的导引和启示，三是它必然伴随着一种情感的和审美的活动⑧。一方面感性的杂多、粗糙及其表层性，需要理性的疏导、整理、使之成为具有一定秩序和规则的信息，并在思想的深度加工之中呈现出本质。作者别具卓见的整理和深度加工，照亮了感性材料的内在意蕴、当读者感受和认同了这种照亮时，也就必然有了一种悟解，并会油然而生一种愉悦感。另一方面，又正因为感性的杂多、粗糙及其表面性，使它具有了多种整理和加工的可能。在阅读过程中，多种意识的活跃的随机组合，思维场中生气贯注的思场流效应，都可以使读者产生联想以至灵感。特别是阅读那些善于从材料的深处探取骊珠的妙文时，读者在一种优秀的思维活动的导引下，势将逆声而击节、观绮而跃心者也。
此外，又惟有感性和理性浑融的阐述方式，方才有利于情感的投入和语言的文质兼备，由此，读者的接受过程才能在求知的艰难中而有湖光山色之赏心，从中不仅获致认知上的启迪，而且得到感情上的熏染以至震撼。
那么，感性和理性的浑融应如何进行呢？这需要强调两点：一是概念、范畴同感性材料应具有生成上的一体性。理论的剖析与逻辑环节的推进，不能仅依靠纯思辨的推演，而必须和大量作为特定概念、范畴、理论主张产生基础的材料水乳交融在一起。二是应将具有云外高瞩的理论视点的逻辑体系，同丰富的活泼泼流露着生机的原生态感性具象统一起来。这是一种富涵充沛感性并从感性中崛起的理性，它消释了干瘪和枯燥；这又是一种散射着理性光彩的感性，它又避免了零乱和浅薄。在感性与理性浑融中的逻辑推进，材料因一种理性之光而显示出其有机的联系，因而它不会形成堆垛，所以它厚重而不呆滞、严密而不机械。
惟此，我们的论著，方能在睿智的意义指称中，既旷望高远，又丰韵逸出。
第八，以前述新发展观为内涵，同融合感性和理性的阐述方法相一致，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必然要求形成一种深沉、崇高、大气包举并富涵极浓郁的哲学意味的阐述风格。
如果说将同时空关系密切联系的新发展观融合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加以有机的表达，或者更准确地说，以此种发展观作为历史进程中的内在灵魂，是原生态式的把握方法在内容上的侧重；那么浑融感性和理性的阐述方式，便是原生态式的把握之形诸语言文字的体现；而上述那种阐述风格，则是其美学风貌之显示。
阐述风格问题同语言是密切相关的。自然界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依据于人的感知能力的变动发展，而收缩为一个或大或小的现象界。人对于历史以至社会的感知，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正是从人类认知世界的生成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理解到语言及其它符号系统对于人类群体之构成的存在论、本体论意义。人类活动于具有相对客观性质的认知世界中，认知世界依靠语言等符号系统而生成。对于历史和社会加以探究的著作，正是一个特定的认知世界；这一特定的认知世界，是依靠特定的语言文字而展开的。语言文字具有何种性能、特征，这一认知世界必然呈现为何种角度与色彩。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认为社会科学著作可以不考虑语言的色彩与个性问题，只要将意思说清楚就行，因而社会科学著作中遣字行文千人一面、味同嚼蜡的现象极为严重，从而许多论著常常因其乏味的语言而影响了内容表达的精彩性。更其甚者，将平实而无个性的语言自视为洗炼，由于力所不及而厌恶于高深而漂亮的文风，内容高深不好，难道浅薄好？文字漂亮不好，难道枯燥好？语言既是一个特定的认知世界展开的凭藉，则其体现在一部论著中，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文采的问题，而是作者个体精神世界的整体映现。
我一向主张史的写作在总体结构和行文上，都应追求一种磅礴的气势和浑厚的意韵，要融万象于一炉，全景式地展示历史。博大厚重、史诗气韵，是一部高品位大著作所必须具备的素质。高品位的大著作，既要有一种包孕万有的笔力，又需充溢一股智慧之气，呈现一种灵动的逸姿，且予人以突出的力度感。
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必然要求研究者在独特的认知中饱含一种强烈的感性生命体验。因为愈是逼近于历史的原初存在，我们便愈能切入那一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把握到文学家们的心灵深处，从而必定激起研究者自身的生命体验。特别是前已述及的，当面对历史上多次发生的中州板荡、世积乱离、文学蓬转的巨大灾难，以及历史那铁冷的非线性跳跃所造成的天旋地转时，就更会进而形成一种悲剧生存感。
当然，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又是无限的，它在践踏了成片的死亡之后，又会在一个新的方向上仿佛苏醒过来似地重新蓬勃发展。由此，一个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如果不具备对于历史的宏通的期信，则亦难以理解历史的天运斡旋。宏通的历史期信是一种更广阔的生存意识，亦即是一种长时段的生命体验。
如果没有一种深沉、崇高、大气包举的风格，如何能将饱含着历史哲理的生命体验表现出来？又如何能使读者同时受到理性和情感的双重震撼？！
一位文学史家，应该有一种拥抱研究对象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不仅在于一种崭新而独到的理论透视力、恢宏而博大的体系构造力以及细密剖析的思辨力，而且还在于一种情感、气势、力度对于研究对象的充沛的浸润。在逻辑严密的行文中，不仅应以环环相扣引人入胜，使卓见睿识时出意外，而且感情的潜流亦应不时跃出纸面，冲涌回荡于字里行间。并且，当一位文学史家真正在一定程度上切入了历史那原初的存在时，他的语言也必定会有一种特殊的色调和光彩；这种色调和光彩，乃是主客体交融在感性生命体验中的产物。
要之，任何一位文学史家如欲写出高品位的著作来，自必需要具有一种高品位的阐述风格。一部优秀的文学史著作完成，其实即是一个文化－意义的世界的出现。文学史家之形成深沉、崇高、大气包举并富涵极浓郁哲学意味的阐述风格，正是他所构建的文化－意义世界之向着高品位大著作之生成。
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与逻辑学思路是相辅相成的：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是文学史家尽力贴近于历史之原初的存在的一种思维方式；而逻辑学思路，则为文学史家将这种运用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去贴近于历史之原初的存在而得到的认知表达出来的形式，亦即马克思所说材料加工的方法。由于这一表达形式，文学史才能具有理论形态。但逻辑学思路应尽力符契于历史之原初的存在，也就是说它是历史自身情状表层与深层相统一的展开。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不仅对于理论创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也指明了理论创造符契于历史真实情状的途径，因此两者是统一的。至于到底怎样才能将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与黑格尔的逻辑学思路统一起来，这应已是另一篇论文的内容了。
写到这儿，我想起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而那些侮辱哲学最厉害的恰好是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⑨。文学史研究同文学史方法论亦即文学史学之间的关系，不也是这样码？
注释：
①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2页。
②杜甫：《偶题》。
③杜甫《春日忆李白》。
④杜甫：《寄高三十五书记》。
⑤萧衍：《秋歌四首》其二。
⑥庾信：《拟咏怀诗》其七。
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9、81页。
⑧当然，有时妙言警句，往往一瞥之间，便会使人思飞天外，然而，这种顿悟的产生，一定是以平素的阅读积累和生活阅历以及愤悱之思索为基础的。在这种悟解中，仍然有着感性基础、理性启示以及情感上的愉悦以至快乐这样三个方面的因素。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