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和非对称均衡：对世界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新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主义论文,非对称论文,方法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世界经济展开独立研究的尝试在我国大约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当时，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上的学界同仁提出了关注世界经济、创建世界经济学科的想法，并就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以及具体内容展开过热烈讨论，但直到80年代初，在世界经济学会第一任会长钱俊瑞先生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世界经济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设才真正在我国铺展开来。此后，学术界相继出版了关于世界经济研究的一系列教材和专论性作品，其共同的著述特点是强调从整体角度出发，创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本质和规律，而不像前苏联把世界经济仅仅作为国别经济来对待，也不像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那样，重点关注静态条件下跨国界经济作用力的传导机制和效应。但是这些早期研究成果也反映出明显的不足，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往往试图包容世界经济研究的所有方面，以至于有内容冗杂、逻辑混乱之嫌。从90年代末期开始，受到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影响，世界经济运行的整体性、综合性和国际性受到了更甚于以往的关注。以张幼文1999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学》和李琮于2000年完成的《世界经济学新编》为代表，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种趋势。
即便如此，世界经济学目前在中国仍然颇为稚嫩，与以往相比，甚至是面临了更大的挑战。首先从学科建设上看，似乎还是没有找到理想的理论体系、结构和框架，现有的各种著作大多存在着各个部分之间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体系的通病，使人有相互割裂之感，不能形成一个完整而紧密的整体[1]，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但如何去研究这个“整体”的思路却是凌乱和混杂的。其次，从研究的内容上看，全球化的出现既丰富了世界经济学研究空间，但也对世界经济学的研究本身提出了挑战。由于大家对世界经济整体性认识的不断上升，那么，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是否可以取代原先的世界经济学研究？抑或是就把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逻辑主线？再者，世界经济的研究手段、工具到底是什么？显然，再拘泥于简单地套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去解释当今瞬息万变、日新月异的世界经济，是既不恰当、也不科学的治学态度。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交往的深入，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思路和经济学的研究手段都较以前大为丰富，传统的世界经济研究方法同样亟待更新。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深入，国际经济学被引进，并被国内学术界认同，尚未成型的世界经济学既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受到怀疑和打击，也吸收了丰富的理论养料，为自己的形成和发展造就了坚实的基础。”[2]究其根源，世界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在研究的目标上是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工具丰富了世界经济的研究思路，但世界经济学也尽可以超越国际经济学的架构，从更多的当代经济学理论中汲取养料。本文就将秉承这个思路，结合当前世界经济和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展成就，对世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体系提出自己的思考。
一、结构主义与世界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
什么是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又应该是什么？在辞书出版社所出版的《经济大辞典》中，给“世界经济”一词所下的定义是：“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形成的处于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中的各国经济的总和。”[3-p403]对此，张幼文教授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从三个角度给出了详细的注解，认为：(1)世界经济是在各国市场经济基础上构成的复合型的全球市场经济运行体系；(2)世界经济是在主权国家干预下的人们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是由各国再生产过程的外部联系所构成的“二次再生产过程”。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正在不断地使世界经济成为一个独立的再生产过程；(3)世界经济是由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与国家集团组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共同运动有机整体[2-p5]。
在此基础上，世界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对象其实已经被指明了，其一是作为“由许多相互依赖的过程所构成的一个体系”的世界经济[4]。这主要强调的是从怎样的角度去考察世界经济，以求尽可能完整并合理地揭示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命题——诸如生产什么、在哪里生产和如何生产等等，在世界范围内寻求答案；其二是支配这个世界经济整体运动的共同规律。这主要强调的是世界经济运行的特征和后果，并且与我们选用怎样的工具体系去进行分析紧密相关。
既然学术界已经普遍认同了世界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世界经济”的整体性和相互依赖性，那么，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出发研究世界经济，就显得理所当然了。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释义，结构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假定进行挑战的一种研究方法，结构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把考察对象当作一种“体系”，即考察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不是孤立地研究各个部分，从更特殊的意义上说，这个概念被这样一些理论家所使用，他们主张存在着不可能观察到但能产生可以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一组社会经济结构[5-p570]。在经济学中，结构主义首先是起源于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思想学派，特别是与其第一任主任劳尔·普雷维什的著作联系在一起。拉美经委会在总结二战之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独创性思想和假设，认为世界经济是由“中心”和“外围”两极组成的，每一极的生产结构都有重大区别，“中心”的生产结构被看作是同质和多样化的，而与此相对照，“外围”的生产结构被看作是异质和专业化的；由于存在不公平的殖民主义国际分工体系，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缺乏需求的价格弹性，不受限制的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和国际收支所产生的不良影响，远远超过了从所谓“资源有效配置”中所能获得的利益，这也就是名噪一时的“普雷维什命题”。
此后，结构主义始终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紧密相连。这一学派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考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发展，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扩张，把世界组合成了处于不同生产层次的等级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是由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所决定的。结构主义者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才造就了处于全球经济体系中不同节状位置的各个经济体，而联系各个经济体内部以及彼此之间的物质交换网络，就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称为“世界体系”(world system)[6]，萨米尔·阿明眼中的“全球社会构型”(global social formations)[7]，和切斯—邓文章内的“全球构型”(global formations)[8]。
在结构主义中，对世界经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重要分支是由以沃勒斯坦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罗代尔(Braudel)研究中心为核心发展起来的世界体系理论。这一学派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在70和80年代的时候占据了整个结构主义研究的重要议题，并孵生出了一大批理论和实证性的相关文献。从理论形成的源头看，它与安德鲁·弗兰克(Andre Frank)逻辑体系内的依附论没有很大的差别，也是从历史主义的眼光出发，认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起端，但更加强调的是该体系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区域三层结构式的组建形态。从更加一般的意义上看，当代的资本主义中心－外围结构并不是世界经济结构演化过程中唯一的中心－外围结构。埃克霍姆(Kasja Ekholm)和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认为自古以来世界经济结构中就存在中心外围结构，它同样是古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组织形态[9]。但显然不同时代的中心外围结构的内涵是存有差别的，古代的中心外围结构主要是一种经济地理上的中心外围，而不是现代概念中由经济地理和产业结构共同决定的国际分工中心－外围结构。
世界经济结构是一种发展的动态结构，并且人们已经意识到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10]。结构的不断变化推动着经济进步与发展，自然经济被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所替代，工业经济取代农业经济，世界经济结构处于经常性的动态变化之中，新的结构替代旧结构，高级的发展结构替代低级的发展结构，低级结构不断向高级结构转变[11-p97]。究其根本，熊彼特式的供给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是推动结构变动的直接原因。
二、供给创新和结构主义的展开
自从默克亚(J.Mokyr)以来，经济学家普遍认同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源泉[12]，首先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如16和17世纪新大陆的发现、19世纪人口的增加，以及运输成本及贸易壁垒的降低、贸易政策的自由化都可以使市场得以扩张。从而开发原本不能达到的规模经济效益、降低创新风险——因为在新市场上融资和销售总比在原已经静态和固定的市场上更容易。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既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市场促进了现存资源的有效分配。由于市场为最富生产性的社会活动重新分配了土地、劳动力与资金，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再者，市场竞争迫使生产者创新，并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促进技术创新，从而增强了经济的动能。虽然一直以来市场的静态及动态因素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随着作为生产技术基础的现代科学的出现，市场的动态因素已经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因素[13-p26]。其次是资本积累和投资。在标准的经济学分析中，纯粹的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与技术进步是有区别的，但由于资源投入型所驱动的经济增长，始终是最基本的增长形态。最后，是技术进步。从长期而言，产品本身和生产过程的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潜力。在熊彼特看来，市场经济的增长是通过波动来实现的，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周期、增长和结构性变动。在“熊彼特时钟”里，经济时间不规则地受到集团式创新的冲击，也就是丛簇状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冲击不稳定但却是系统性地影响着市场[14]，每个社会在采用这种技术时必须调整现有的制度结构，这意味随着社会组织的巨大变动——新制度的产生和旧制度的逐渐淘汰，以及各种经济组织和社会集团相对地位的变化，经济增长范式相应地随之更替。并且，这样一种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关系不单在一国之内存在，同样在超越国界的世界范围内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增长与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这种互动：其一，增长所包含的内容——如新产业的崛起和新需求的形成——赋予世界经济结构新的内涵；其二，增长所扩张的外延——如新地区的加入和新供给渠道的获取——赋予世界经济结构新的空间伸展；其三，各国不同速度、不同质量增长的后果是国际分工结构和世界经济秩序的重新组合。
由此，在我们透过结构主义眼光对世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整合时，进一步发现世界经济结构非但存在于沃勒斯坦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之中——它主要强调的是组成世界经济的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经济关系，同样重要的是，在其背后至少还支撑和隐藏着三重可供分解的结构内容。首先是时序结构，这主要包括两层内涵：从纵向的角度看，它意味着人类经济的发展。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它更明显地表现为康德拉基耶夫式的长波运动，以及在各个不同阶段所体现的相对应的技术——经济范式；从横向角度看，在同一时点上各个国家所处的发展形态和阶段是有差异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由发展差异而导致的无序度在不断增加。其次是空间结构，即人类经济活动在地理意义上的延伸和变化。再次则是最直接决定了各国之间相互经济关系的国际分工结构。
追溯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世界经济结构在时序、空间和国际分工这三个层面的演进脉络和连动效应。其中，时序结构的周期性变动，更是对后两者具有决定意义。空间的扩张形式和国际分工的内容，都将依赖于各个不同阶段时序结构的特征，亦即物化为技术变迁与创新的经济长波及其相应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变化而变化。时序结构的差异决定了相应的空间膨胀形式和国际分工内容，而后者——即国际分工的内容，则是将经济空间的无序扩张重新纳入有序组织的基本而有效的手段。因此，我们也可以自然地推演出世界经济的时序、空间和国际分工结构都是时间(t)的函数，而在这里时间(t)的经济学含义则显然就是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如果我们由AS-AD模型出发，从长期总供给曲线AS受到外生冲击、并产生推移来图解这一原因，同时把生产函数Y=AF(K,L)理解为全球背景下的生产和分工组合
，则可以从技术条件A的变动，即供给的时序结构变动；要素市场K,L的扩大，即经济活动空间结构的变动；以及要素市场和技术条件的结合，即国际分工结构的变动，三个相互关联且彼此牵制的角度来考察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更进一步地说，这三个角度也分别告诉了我们如何生产、生产什么以及在哪里生产这样一些基本的经济学命题。
图 来自总供给曲线AS的外生冲击
几百年来，世界经济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衍生出了自始至终的不平衡性。正如前文已经述及，世界经济的演进以及随之而来的结构变革，至少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主导产业的周期性更新以及由此引致的经济部门兴衰；其次，是由资本逐利性的驱使而造成的市场和资源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经济中心的变迁；最后，是由参与经济交往各国所处的产业阶段和空间位置交织而成的国际分工结构变动。所有这三方面的变化，都与不平衡的发展过程有联系，它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持续性的供给创新和非对称性突破所致。
三、非对称均衡和新经济理论
世界经济结构历史脉络的演化看似并不复杂，但对其内在机理的揭示和分析却并不容易，其中基本的问题是，经济学家缺乏一种研究经济变革的理论。用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罗斯托(W.W.Rostow)的话来说，“马歇尔的短期假设中已经提出了现代经济思想的最重要最明确的论述，即：他们认为提供给经济的社会和政治框架、技术状态和固有能力水平都是既定的，并且往往是一成不变的。”可见，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是假定均势的存在，但历史从来不涉及“均势”，因此，传统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结构的分析方法上是有缺陷的[13-p99]。
可见，新古典经济学虽然是非常有用的静态分析工具，但却存在一些致命的缺点，其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边际收益递减和信息充分可得等前提假设就显得与社会现实差距甚大。正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的，新古典的方法在考察经济事件的时候是没有历史和地理概念的，所有的活动都是抽象发生在地球的表面，所以它也就不能很好地用以分析经济的历史发展和地理结构[15]，并由此引出新古典学派理论工具运用于世界经济研究的一系列不足。从时间序列看，由于缺乏对经济增长历史过程和大国权利财富分配的关注，世界经济的动态进程变得凝固而抽象，正如熊彼特所说，“凡是在问题只是使发展或发展的历史结果成为可以理解的，只是找出能说明一种形势或决定一个问题的要素时，传统意义的经济理论就几乎不能做出什么贡献了。”[16-p67]从空间序列看，新古典经济学同样没有对经济活动位点对国内和国际经济发展的影响，贸易模式的演变和经济结构的空间发展提供理论分析框架。他们相信各个地区只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从事经济活动，那么经济活动的地理分配就没有实质的影响。但世界经济现实却并不是这样：从国际分工的内容看，外生的技术条件变动无法解释成员国分工角色的经常性更动，更无法解释由同样实践比较优势而演绎出的日渐拉大的国家间贫富差距。
研究工具限定了经济学家的研究课题，经济学的范畴取决于其方法的适用性和应用范围的大小。作为抽象理论，新古典的分析逻辑是严谨的，分析结果也是有效的，所以它因实现了自己的使命而成为优美的经典经济学体系，但却并不是在现实中分析动态经济结构的理想工具。
针对这些分析工具的捉襟见肘，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经济学的各个分支中相继涌现了一批理论创新——包括新增长理论(Romer 1990[17],Helpman 1992[18],etc.)、新经济地理理论(Krugman,1991[19],etc.)和新贸易理论(Brander& Spencer,1983[20],Krugman 1986[21],etc.)等等——用以弥补传统学派的不足，尤其对前者的一些前提假设提出实质性挑战。这些新的理论分别探讨了寡头垄断、规模经济、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他们在分析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同样顾及了历史过程、路径依赖、制度和空间位置、以及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等，更强调对历史非连续性、非均衡性、及财富和权利全球分配随时间变化而发生的深刻变动。作为一个整体，这些新的理论并不是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完全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经济分析中加入时空因素，认为世界经济发展是一个成员国家间趋同和趋异同时进行着的过程，其中政府在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经济运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经济理论作为传统经济分析方法的挑战者出现，在很多领域的分析中令人耳目一新，尽管作为新的理论，学术界对他们的认识和接受程度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他们的一些共同特点，却已经反映出对研究世界经济动态变化所能产生的重要影响[22-p116]。
首先，这三个理论都是建立在生产不完全竞争或说是寡头垄断前提下的，在这样的市场形态下，少数的几个大公司是市场的绝对控制者。由于规模经济和其他市场不完全特性的存在，经济基本形态是寡头垄断型的，新经济理论承认了这种经济现状，即少数几个有实力的市场参与者对市场具有超大的控制权，尤其是在领先的高科技部门。同时，新经济理论受到了产业组织理论发展的重大影响。产业组织理论在其新近的研究动向中，对以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前提的传统经济学假设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在规模经济不变、甚至是递减的前提假设下，单个企业对市场的控制是有一定的上限临界点的；而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领先一步获得发展的企业却可能获得增加产出、降低成本的持续竞争优势。国内企业一旦获得了这种效应，就可能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形态，这些寡头企业所处的地区也将获得比其他地区更快的增长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后发展的地区就可以通过这样的途径赶超其他的地区，并最终促成世界经济结构的转型。
其次，新经济理论认为技术发展对经济增长、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生产和竞争中技术创新重要性的不断上升，以至学术界已经普遍认同“技术”或“知识”的独立生产要素地位，国别经济的增长率、国际贸易的模式和国际分工的总体架构都日趋依附于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回归到迈克尔·波特的著名论断，在国家层面上，“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国家经济的升级需要生产力的持续增长，但是企业生产力的提高则必须借助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特性、改善产品技术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不断提升和创造符合时代需求的生产力[23-p6]。作为当今生产力中的第一要素，世界经济结构中各国对于技术优先权的争夺，已经成为了经济竞争的核心，主权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竭力强调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同时也尽量维持核心技术的不扩散，以延长技术垄断的时限。
最后，新经济理论所描绘的经济世界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是有一定区别的，新古典架构内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区别的，而且所有的均衡都是瞬间完成的，结构本身的变动原因和过程，不为新古典所关注。尤其有趣的是，在新古典的国际经济理论中，所有的国家只是一些相互交错的点位而已，美国和英国是没有区别的，葡萄酒和棉纺织品的生产也是没有区别的，甚至于中国离美国有多远也完全无关紧要。但新经济理论就更加强调历史和地理作用，每一个经济现状都是由过去所决定的，经济活动的发生也都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无数同质的经济人均匀地分布在地表，完全根据“比较优势”这个共同原则从事经济活动的状态，既不是经济活动的起点，也不是经济活动的结果。
可见，虽然传统经济学并没有给予我们从事“结构性”研究的有效工具，但是在对世界经济结构进行三个层次的分解后，我们找到了更为妥切的研究世界经济学的立论和工具——非对称性均衡和新经济理论。新古典学派所提供的均衡分析工具，无法对经济发展的现实做出恰当的理论解答，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只能对经济结构演化不对称的现实采取回避，而新经济理论的发展，却向我们提供了重新打开这个黑匣的钥匙：首先，增长可能是趋异的，因为新增长理论导入了技术和人力资本使用的外部性，在没有更多要素投入的情况下，长期的持续增长完全可能；其次，经济活动的分布是非对称的，集聚效应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可能锁定历史的偶然选择；而路径依赖的粘性，可能强大到禁锢住潜在的最优选择；更重要的是，空间竞争的后果，注定不是对称的双赢。最后，比较优势并不总能确保分工利益的最大化。新贸易理论认可了规模经济，国际分工的结果因此而有了更大的不确定性，最优市场选择的结果是出现垄断，应运而生的跨国公司改变了国际分工的重要规则。只有获取了认同不均衡的理论工具后，才能给予我们理解不对称世界经济结构的有效途径。
四、结语：以动态的眼光进行学科研究是必须的
正如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历史结构论”所指出的，理论本身的发展也将更加丰富我们考察世界经济结构的视角。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其他的经济学理论对理解和分析国际经济的功能带来了深刻的含义，他们提供了一个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理论所不同的“经济学的世界观”[24]，本身反映出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中一些渐趋明显的新的发展势头和不同以往的经济现象，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以此来进一步丰富传统世界经济的研究工具。
同样，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更是出现了以“新经济”和“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经济时序和空间结构的巨大变化。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分工，形成了不同以往的、强调斯密式绝对优势和波特式竞争优势的逻辑特点，由此导致国际分工结构网络状和国际市场分布内爆式的非对称突破。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在时序、空间结构上的巨大转型，表现为对各个不同经济区域造成的冲击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的时、空冲击效应，又导致对原有相对稳定国际分工结构的非对称突破，世界经济由此产生一系列新的变动趋势和特征。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与以往从上到下、从中心到外围、从发达到不发达、从世界到地方的有序扩散路径明显不同，当前的世界经济结构变动呈现出“内爆式”的网状冲击形态，所有参与世界经济开放市场的成员，都在相对有限的时间内、在各个层次上同步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冲撞效应，并据此做出不同的应对。
事实上，在研究世界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论、考克斯的历史结构论，以及最新的经济学理论成果是能够得到很好结合的。我们在从马克思阶段理论的角度出发，辩证地分析中心和外围之间的关系时，考克斯的历史结构论也提醒我们所有的结论和阶段并不是完全既定的，每个阶段世界经济结构的成型都是不同的物质条件、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当代理论的反映，所有因素的适合和兼容才共同创造出了国际资本积累的暂时稳定状态，直到新的物质生产或者竞争性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创造出下一轮危机的到来。而当物质、制度和意识形态因素再一次寻找到新的互相兼容的稳态结构时，国际资本的积累就又进入了下一个的相对稳定期。可见，理论和现实的发展都为创新和丰富世界经济学科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碰撞与磨合中，我们寻求的是新的学科增长点和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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