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决定的调查分析——以北京市建筑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市论文,为例论文,建筑业论文,农民工工资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700(2012)03-0036-06
一、引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根据中国社会深刻变化，适应改革与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而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沿海地区和城市，进城农民工成为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农民工的出现不仅解决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和农民增收难问题，也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民经济的增长。他们在各行各业中，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如此突出贡献的群体，却游离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讨薪难、就业难、就医难、子女入学难等都成为困扰他们的问题。在困扰农民工的这一系列问题中，工资问题可谓是最严重，也是亟须解决的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农民工工资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农民工工资决定因素中，人力资本在个体求职中扮演的积极作用已经广为认同，但是社会资本在工资决定，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决定中的作用，学术界没有一致的看法。如果能够准确测定农民工工资决定中社会资本的作用，将会对农民工工资研究作出一定贡献，也能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二、研究综述
学术界针对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工资决定关系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研究结果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得出结论，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民工收入的提高。何国俊等(2008)通过对北京地区1452名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发现，对欠发达地区的男性劳动力而言，社会资本的积累能够带来收入的提高[1]。赵延东等(2002)的调查研究表明，使用过社会资本的青年农民工较那些没有使用过社会资本的同伴们而言，有更大的获得较高收入的可能性[2]。卞智勇(2008)利用对江苏地区的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在多数情况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非农工资收入有统计上显著的正效应，并且能在非农就业时帮助劳动力获得更多的工资收入[3]。
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在促进农民工工资收入方面的特征不明显，影响不显著，甚至有负的影响。刘林平等(2007)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的回归分析，构建了一个决定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模型。文章发现社会资本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他指出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完全没有影响，也许应该对社会资本进行更细致的测量和更深入的研究[4]。李树茁等(2007)利用深圳市外来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工资收入进行OLS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网络规模的大小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净影响不显著，趋同性和弱主导的关系构成净影响则十分显著，即弱主导的关系构成显著增加了农民工目前收入，而阶层趋同性的提高降低了目前收入[5]。谢勇(2009)以南京市外来农民工为例，通过Probit和ordered Probit等计量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境况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积极的关系，相反地，农民工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是通过亲戚朋友等社会资本渠道获得的，那么，其工资水平将低于那些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工作的农民工；因此，他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农民工搜寻到工作，但是并不能帮助农民工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6]。王毅杰等(2003)指出尽管网络机制可以降低流动农民的各项成本和风险，使他们更快、更安全地获得工作乃至适应城市社会，但也制约着他们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7]。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本文将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讨论北京市建筑业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工资决定中的作用，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对策。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1.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2010年4月对北京市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收入的社会调查。本调查以北京市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以及丰台等城区打工的部分建筑业农民工为样本，主要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共收集有效问卷1221份。本调查以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收入为切入点，以了解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工资决定中的作用。
2.数据简单统计分析
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北京市建筑业农民工的工资普遍比较低，平均值为2477.44元；北京市建筑工人均年工作314.78天，基本上是全职农民工，已基本脱离农业生产；被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平均为3.4年，相当于小学没毕业的水平。
被调查对象社会资本的使用情况如表2所示，40%的农民工通过父母和亲戚找工作，48%的农民工通过朋友、熟人和老乡来找工作，通过社会中介如电视广告、报纸等信息来获得工作的只有12%。另外，参加工会、老乡会等社会组织的农民工占调查总数的70%，拥有社会地位的亲戚的被调查者占42%。
被调查对象的工资的具体分布情况如表3所示，工资在3000元以下的农民工占大多数，为80.43%，农民工的工资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3.数据相关关系分析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选取了部分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目的在于了解相关关系的正负方向，以便进行初步分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做铺垫。相关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通过父母亲戚找工作与农民工工资间是负相关关系，而交际费用越多，则工资相对越高；年龄大的人倾向于通过父母亲戚找工作，尤其是通过社会地位高的亲属找工作；工作年限与通过朋友、老乡和中介找工作成正相关关系，且易于参加社会组织。年工作天数代表就业获得，就业获得与通过父母、亲戚找工作是正相关关系，参加工会等组织也表现出同样特征；教育年限与通过中介找工作正相关，交际费用正相关；通过父母亲戚找工作与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的机会成正比；而通过朋友老乡找工作更不容易得到在公有制企业就职的机会；通过中介找工作其企业的性质更多属于非公有制企业。
四、模型建立及结果分析
国内外学者针对劳动力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很多，大多数学者采用标准的Mincer收入方程。Mincer方程是分析人力资本私人收益率的经典模型，主要考虑个人特征对收入的影响，它在估算教育毛收益率，以及开展比较研究等方面具有特殊意义。本文在研究中对Mincer工资方程进行了改造，加入社会资本变量，以分析社会资本变量在工资决定中所扮演的角色。根据以上分析，从Mincer方程出发，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salary代表农民工工资，gender代表性别，age代表农民工年龄，duration代表农民工在目前岗位的工作年限，technic代表是否拥有技术，edu代表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stateown代表农民工工作的企业性质属于国有企业，privateown代表企业性质为非公有制企业，strong代表农民工通过家人、亲戚等血缘关系来获得目前工作，weak代表农民工主要通过朋友、熟人、老乡等关系来获得工作，media代表主要通过中介如电视广告、报纸等方式来获得工作，first代表农民工是初次就业，org是指农民工是否在工作之余参与到同乡会、工会、工作联盟等工作组织中，status是指农民工通过有社会地位的亲属来寻找工作。模型中涉及的年龄、工作年限、教育年限等均用所调查数据直接表示，而其余很多变量属于虚拟变量，其赋值如下表所示：
根据构建的Mincer工资方程，利用Eviews 6.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如下：
模型1是对所有调查数据进行OLS回归。由表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整体F统计值和P值比较显著，分别为1.61和0.09，模型从理论意义上是可行的。从各变量的系数来看，性别变量在5%的置信水平高度显著，符号为负，即女性工资水平明显比同等条件男性工资水平高；非公有制企业的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高度显著，且符号为负，即在其他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非公有制企业工作的建筑业农民工的工资显著较低，比在公有制建筑业工作的农民工的工资低4.26%。本文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然而从模型的模拟效果看来，社会资本变量如通过父母亲戚找工作、参加工会、老乡会、工作联盟等社会组织及交际费用对农民工的工资均没有显著的决定作用。
为进一步分析，笔者针对性别进行划分，针对女性的OLS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从回归的F统计值和P值来看，女性回归的模型仍然是非常显著的。从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及t统计值来看，非公有制建筑业女性农民工的工资比国有建筑业女性农民工的工资显著较低，低8.93%；另外，首次从业的建筑业女农民工的工资显著较低，比其他农民工的工资低8.90%。同模型1针对总体的结果一致的是，社会资本变量对女性农民工工资没有显著性影响，社会资本变量如通过父母亲戚找工作、通过朋友老乡等熟人找工作、通过有社会地位的亲戚找工作及交际费用多寡等均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
另外，笔者尝试对男性、较高教育水平的农民工、拥有技术的农民工等多个渠道建立模型来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决定作用。模型均无法从总体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之所以出现这个状况，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由于农民工的整体素质比较低，从而无法充分利用自己已有的社会资本来为自己获取更高的工资；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问卷的设计仍然不够详细、具体，所设计的变量不能够全面反映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拥有及使用状况。这些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工资的影响不显著。至于社会资本是否真正能够对农民工工资有某种程度的决定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结论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决定作用在学术界没有统一的结论。本文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而且从之前的相关关系分析来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有负的影响。出现这种结果的解释，一方面是由于，农民工在就业时利用社会资本来降低成本，从而能够尽快找到工作，然而却在从事工作后缺少对拥有社会资本的维护；另一方面，建筑业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信息重复性比较高，且大部分建筑业工人的工资比较透明化，从而使通过社会资本来提高工资的可能性较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是导致社会资本对建筑业农民工工资影响不显著的可能原因。
社会资本到底在工资决定中扮演着什么角色，还是个有待研究的问题，需要更深入、更细致的调查研究与数据分析，不能轻易做出社会资本不影响工资收入的结论。此外，本文研究的是北京市建筑业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对于其他行业的社会资本与工资关系要区别对待。同时，社会资本作用的发挥同样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分不开，不能把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割裂开来研究，要注意其相互之间的作用与影响，从而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