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报人汪英宾探微：兼及相关文献资料勘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人论文,文献资料论文,民国论文,探微论文,汪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汪英宾，1897年出生于上海，祖籍安徽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他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知名报人，“当年在我国新闻界红极一时”；[1]他于1924年5月，在美国出版《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一书，是第一位以英文专著的形式向英语国家介绍中国报业发展历史与现状的中国学者，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先行者；他较早地推动中国高等学校正规新闻教育的开展，是中国“新闻教育界的闻人和前辈”。[2] 一、民国报界红人 汪英宾于1920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他在大学同窗眼中是“笔参造化”[3]的美术人才，同学在校刊上以“君貌俊秀，性亢爽，工书善画，四体八法，靡不精习。而于金石一门，造诣尤深”[4]来描述他。汪英宾擅书画，长于金石篆刻，早年就完成《省斋印存》八册，另有画作多幅；同时，他还是校内学生刊物《约翰年刊》的图画部编辑。 大学毕业后，汪英宾进入申报馆工作，由此开启他的职业报人生涯。20世纪20年代的《申报》在史量才经营下进入发展的繁荣期，是上海乃至全国名列前茅的民营大报。汪英宾敏而好学，能书擅画，颇得史量才的赏识。1921年底，美国的沃尔特·威廉博士访沪，造访申报馆，汪英宾负责接待工作。威廉博士是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首任院长，有着丰富的报刊实践经验，后又投身高校从事教学，是美国新闻教育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受威廉博士启发，汪英宾萌生去美国系统学习新闻学的意向。1922年，汪英宾在申报馆资助下赴美深造，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两年后，他学成返沪，继续在申报馆工作。在《申报》任职期间，汪英宾历任经理协理、《申报汽车增刊》编辑、广告部主任等。1928年，三十而立、“玲珑活泼”的汪英宾已成长为“《申报》五虎将”[5]之一，是报馆业务发展决策的核心成员。 1930年，汪英宾脱离《申报》，随张竹平正式入职《时事新报》，陆续担任过该报的编辑主任、总经理等职。《时事新报》“经汪英宾、潘公弼分别在业务编辑方面力求改进，朝气蓬勃，几与申报、新闻报并驾齐驱”。[6] 作为20世纪20年代为数不多的海归派新闻学硕士，汪英宾既有报刊一线工作经验，又有新闻学理论素养，他不吝惜地将工作所得、求学所获传授给业界同仁，介绍给在读的青年学生。1924年11月，燕京大学组建新闻科，特聘白瑞登主事。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白瑞登曾向校友汪英宾询问一些新闻界业内信息，如报社训练新访员与新编辑的方法、新职员的工作安排、新访员与新编辑的弱点、训练新职员的方法等等，[7]汪英宾慷慨应答。在1924年至1925年间，汪英宾应邀在上海青年会、澄衷中学、寰球中国学生会、南方大学、远东通讯社等处做演讲，与中学生、大学生和业界同仁等谈美洲新闻事业、新闻事业的意义、新闻职业范围等。 汪英宾与青年学生论及民国初年新闻事业不发达的原因时说，“我国新闻言论不能自由，而仰鼻息于租界之外人。交通既感不便而屡遭遏阻。销路难日有所增，而广告收入总难足本。电邮虽便，而收发多故。新闻记者之生活遂度日如年。无怪乎志士裹足。此业难以蒸蒸日上也。”[8]民国初年新闻事业不发达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有一点是汪英宾关注多年的，那就是广告对报纸生存的影响。在他看来，时下报纸生命短促，独立报纸少，“推原其故，则于广告征收无方也，销路之推广无策也，为此两步犹人之两足，必先知吾有足而后起行。”[9] 汪英宾认识到报纸要发展，发行和广告不可偏废。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写作的硕士论文曾专辟一章谈中国报纸广告和发行的现状，“初由美返国，曾著人生与广告一书。”[10]在具体实践中，汪英宾与张竹平、陆梅僧等共组“声势相当浩大，有规模，有系统”[11]的联合广告股份有限公司。汪英宾身在业界，深谙业界的广告发展。曾任南京出版社社长的张增泰是汪英宾的学生，他提及当年复旦大学教新闻史的曹亨闻教授时常向汪英宾请教，“把他当作了解放前报纸广告情况的活辞典。”[12] 二、报学史研究前辈 汪英宾是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亲历者，在实践中成长为报界名人；他也是民国新闻事业的观察者和思考者，执笔为文，成为中国报学史研究的前辈。 早在美国求学时，汪英宾已克服“文献设备和资料匮乏”[13]的困难，开始对中国报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研究，这些阶段性的观察与思考形诸文字，就是他的硕士论文《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汪英宾以该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1924年5月，该论文在美出版。时任《中国学生月刊》（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主编的桂中枢在该书序言中肯定该书的首创之功，“中国新闻事业第一次被介绍到英语国家（For the first time，Chinese journalism has been introduced to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14] 汪著主要谈及中国本土报刊的开端、现代本土报纸的兴起、报纸的法规、广告和发行以及对报业发展的建言等五个问题。汪英宾将中国报刊发展分为官报（the period of the official gazette）、外报影响（the period of foreign influence）、本土报刊兴起（the period of 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和现代报刊（the period of the modern native press）四个时期来进行历史爬梳。他“尤其感兴趣的是中国报业的法规这一章节（Especially interesting is the chapter on the legal aspects of the Chinese press）。”[15]在这一章中，汪英宾简单梳理了1911年之前中国文献中有关言论著述自由的记载，介绍了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宪法》、《出版条例》、《邮政章程》等法律法规对新闻自由的保障和限制。在汪英宾看来，中国人民自古就追求言论自由，民国成立后相关成文宪法也清楚地界定和保障了新闻自由，但中国本土报刊从未享有过新闻自由，报业发展也由此受阻。[16] 这本书当时仅在美国出版，国内未见其中文译本，汪英宾回国后，在小范围内向同事和友人赠送过该书，传播范围有限。但汪英宾在回国之初以讲座的方式将论文中的主要内容和观点陆续介绍给国内的青年学生和报界同仁。 汪著成书于1924年5月，比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1927年5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年11月）面世更早，是中国第一本通史型的报学史专著。时至今日，它在报学史研究上的首创性已鲜有人知，其价值也多为研究者忽视。宁树藩先生曾于1997年在《新闻大学》上发文《怀念汪英宾教授——兼论他的〈中国报刊的兴起〉》评介汪著，肯定该书的历史意义和参考价值。这本书本身并不完美，史料辑录也不如其后的诸种报学史丰富，但它为中国历史新闻学发展所奠定的基础作用不应忽视。 三、新闻教育界闻人 20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有多所高校尝试设立报学科或者报学系，沪上新闻学教育“盛极一时”。[17]汪英宾回国后，力推新闻学教育，主张设立新闻学科，进行新闻学研究，被同事兼忘年交的宁树藩视作“新闻教育界的闻人和前辈”。 1925年，上海南方大学设立报学系和报学专修科，汪英宾兼任系主任。南方大学因故停办后，他又被光华大学报学系延揽为教授。1931年秋，《时事新报》和沪江大学合作成立“新闻学训练班”，[18]“时事新报之办公室为讲学演习之所，以时事新报同人为基本教师”[19]，汪英宾主持教务。 汪英宾既重视本、专科层次的教学，也重视在职新闻从业人员的可持续性发展。1930年，汪英宾礼聘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新闻系留学归来的黄天鹏担任《时事新报》通信部主任，邀他以函授的方式为报社培训通讯记者。 1941年，汪英宾在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演讲时，提到“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间，我曾主张研究报学，设报学科，公开研究，以成立中国之报学”。[20]从民国初年新闻学教育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汪英宾为新闻专业设置、新闻学研究开展和报学学科建立所做的呼吁和努力。 1934年，汪英宾曾因环境所迫，一度离开报界进入仕途，宦海沉浮十载后短暂回归报界，终入高校专职从事新闻学教育。1947年，汪英宾进入复办的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任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汪亦调入复旦大学，在新闻史教研组工作。1959年汪被调入新疆八一农学院任教，十二年后，病逝于新疆。 四、相关文献资料勘误 汪英宾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闻界红极一时，五十年代执鞭教坛后日渐淡出新闻界，一直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因为对他的了解有限，以致当代部分文献资料在提及汪英宾时常出错，错误主要集中在姓名之误和字之误。现就一些常见文献资料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勘误。 （一）姓名之误 1.误作“王英宾” 马光仁《近代上海新闻界的对外交流》中将汪英宾的姓“汪”错录为“王”[21]。 “上海新闻界通过著作向西方介绍中国新闻事业的最早是王英宾。王英宾192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后，进入《申报》工作，1923年由《申报》派经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他用英文撰写的硕士论文《中国报刊的兴起》，1924年5月在纽约出版。” “汪”与“王”读音相同，声调相异，应是音近而讹，录入时产生错误。 2.误作“汪英宗” 《新闻知识总览》中列有词条“汪英宗”[22]。 “汪英宗（1897-）新闻教育家。安徽婺源人。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和美国密苏里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1924年获硕士学位。次年担任《申报》协理，同时兼上海南方大学报学系主任、光华大学、沪江大学教授，主授报学原理、广告学课程……” 书中将“汪英宾”误做“汪英宗”。“宾”和“宗”读音迥异，疑字形相近是错误之由。 除此之外，《中华当代文化名人大辞典》[23]、《江西省社会科学志》[24]、《安徽历史名人词典》[25]等辞书中亦出现相同错误。 3.误作“汪英宝” 《圣约翰大学史》附录6中，罗列了圣约翰大学历届毕业生、肄业生名单，其中就收录了“汪英宝”[26]的名字，资料显示1921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这里将“汪英宾”误做“汪英宝”，疑因“宾（賓）”和“宝（寶）”繁体字字形相近致传抄有误。 《圣约翰大学史》中有关汪英宾的姓名错误，我们也可从《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一书中寻找到旁证。该书附录四“历届毕业生、肄业生名录”中列有“汪英宾”[27]一栏，附于其后的简要信息显示他于1921年在该校获得文学士学位。 （二）字之误 古代社会，“男子二十，冠而字”[28]，传统文人多沿袭旧礼，有名有字。当代出版的多本专著、辞书中都提到汪英宾的字，或编著者笔下所说的别名。 如《中国新闻年鉴（1987）》：“汪英宾（1897-1971）别名省齐，安徽婺源人。192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政治系……”[29] 《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汪英宾（1897-1971），新闻教育家，新闻工作者。祖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生于上海。别名省齐……”[30] 译著《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附录三：汪英宾年表“汪英宾（1897—1971），字震西，别名省齐。……1916年（民国五年），汪英宾自辑刻而成《省齐印存》，首页自书‘省齐印存’篆书题耑。”[31] 《上海新闻志》第十编第一章“汪英宾（1897-1971）别名省齐。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省）人。民国3-6年（1914-1917年）在上海青年会中学、中华青年会附属中学读书……民国6年（1917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读书，获文学士学位……”[32] 除此之外，论文《论李普曼新闻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影响》[33]、《新闻史上被长期淡出公众视野的汪英宾》[34]，辞书《中华当代文化名人大辞典》、《中华文化名人录》[35]、《中国留学生大辞典》[36]、《20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37]、《安徽历史名人词典》等涉及汪英宾时也如是叙述。 在提及汪英宾的字、别名时，以上文献资料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记为“省齐”，看似各家无争议，应无可疑之处，实则不然。 在查找相关文献资料时，笔者寻到《约翰年刊》（Johannean）。 在1920年出版的《约翰年刊》里，我们可以看到《中文毕业生小像题名录》[38]（如图一[39]）一文，文章以繁体字印刷，内有汪英宾的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