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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3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2-0149-08
编辑思想是社会的产物，也是出版实践的必然要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变化是它产生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当外界环境促使其产生与发展时，它作用于图书出版实践，顺利产生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文献作品，正如汉初疆域改变、民众迁徙、郡国地志之书始得兴盛一样；当外界环境不利于它发展时，它依然存在，或曲折或顽强地通过言论、作品表现出来，会变得丰富与深刻，产生的作品意义更加深远，影响力更大。因此，它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出版业综合发展的产物。
关于编辑思想的基础研究很少。20世纪80年代，胡光清先生曾在《编辑之友》上发表过《中国古代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的一般特点》、《中国古代编辑思想史论》等系列文章，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吴道弘先生也曾提出将编辑史与编辑思想结合研究的观点。曹之的《中国古籍编纂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韩仲民的《中国书籍编纂史稿》(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年)、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靳青万的《中国古代编辑史论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等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思想在编辑活动中的作用，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2007年，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申请到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即展开了关于中国编辑思想史的系统研究。本文为编辑思想形成之部分研究内容，其研究无论对于编辑学的内容拓展，还是编辑史的深入探索均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政治制度在编辑思想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
编辑思想离不开时代政治的影响。人的意识、社会上层建筑往往受制于国家政治。“盖孔子之政治思想固显然以承认现政权，维持周制度为出发点”①的原因，正是因为商周之际由部落社会逐渐进入封建专制社会。秦始皇吞并六国，为统一安邦，定天下为郡县，定君主为专制，诸子百家纷纷表现出相关的适应性，儒家以其雄厚的实力最终战胜了法、墨、道诸家，儒家思想成为两千年之正统主流学派，也才有了“定儒术为一尊”的编辑出版思想。
《管子》一书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是谁写谁编，然司马迁谓：“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②又谓“至其书，世多有之”③，证明确有其书。书中政治思想与编辑思想统一，内容紧贴春秋时代。《任法篇》说“生法者君也”，④《君臣》下篇说“赏罚以为君”，⑤人君是治国安邦之重要角色，安乎国家社稷之大事，故“安国在乎尊君”。⑥这种至高无上的尊君思想与封建宗法历史背景有着密切联系。“尊君”之外，“顺民”思想也在《牧民篇》、《形势解》、《君臣》中多处体现。“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⑦如此等等，即构成管子重视民意之编辑思想。因为民有根本之利益，得民意则国力增，若人君之政令与民意相违背，则国家覆亡可待。此外，管子以“尊君”为政治目的，“以法治国”为重要方法，对朝廷、对国家、对百姓之法治思想也十分明确。《重令篇》曰：“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⑧在国家政治制度下，编辑思想也十分明确。《管子》86篇，其中约1/4的篇章是论述“民有经产”理财思想与观点的。
从书籍内容来说，写什么、不写什么，是以有政治作标准的；从文献书目来说，哪类图书进入书目，哪类图书不得进入书目，也是以政治作标准的。从编撰著述来说，选题更是直接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如兵书的题材与出版兴盛，多发生于战争频繁、烽烟四起的年代。《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兵书53家，790篇，图43卷；先秦兵书共165部，830多卷。先秦兵书出版数量之多，即是因为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兼并、战争不断，也正是社会对军事书籍重视的表现。再如，秦代文书档案多于图书著述的现象即是秦朝中央集权的需要。秦时，许多的政治、经济制度要建立，规章制度要颁布，各种会计记录、簿册、户籍、田亩制度等需要审核查对。《商君书》载：“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者著，死则削。”⑨其时是根据户籍来制定赋税徭役，故而形成大量户籍文献。
北宋，由于统治者滥设机构，增设科举名额，官员数量增大，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巨额官费负担削弱了国家实力，加之官员腐败，内忧外患，冗官、冗兵、冗费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民族矛盾、社会矛盾突显，从朝廷命官到士人无不感受到国家积弱积贫的压力，上下改革思潮已经形成。熙宁六年(公元1703年)，神宗下诏设置经义局，重新训释经义，命时相王安石为提举，统领修撰《周礼义》、《诗义》、《尚书义》等三经，作为科举考试之定本。为此，王安石明确了编辑原则：破除“伪说”，教育士子，使其符合“盛王”时的做法；恢复经文本义，打破疏不破注的成法，反对汉以后烦琐的章句传注致使源流失正的陋习；阐明经文义理，反对曲解、烦琐经义学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周官新义》、《诗经新义》、《书经新义》完成，合称《三经新义》，其中《毛诗义》20卷、《尚书义》13卷、《周官新义》16卷。后者成为托古改制“熙宁变法”的理论根据。《三经新义》完成后，由官方在全国正式颁行，“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⑩一个月后，《三经新义》颁赐给宗室、大学及诸州府学，作为全国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依据。
代表明代大一统成就的《永乐大典》，如果不是符合朝廷治国思想与编纂思想，一定得不到国家支持，也就难以完成。明王朝为了维护文化正统的垄断地位，高度重视搜集图书、编撰典籍，明成祖朱棣对《永乐大典》的期望是“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11)希望通过大规模的编纂“稽古右文”，表明自己重视文化的功绩。
政治不仅对文献出版产生极大影响，也成为编辑判断正确与否之重要标准。在引用、著录文献时，编辑还要仔细考虑是否于政权统治有利，若不利，文献内容也要删改、修正。公元1725年，陈梦雷、蒋廷锡等续编《古今图书集成》，在食货典、考工典中的很多内容取自《天工开物》，但凡有“北虏”等反清字样，一律被改为“北边”。18世纪后半叶，四库馆修《四库全书》时，在江西进献的书籍中，发现宋应星的哥哥宋应升的《方玉堂全集》、宋应星友人陈弘绪等人编辑的一些著作中有反清思想，遂决定《四库全书》不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影响了《天工开物》在清代的进一步流通与传播。
政治影响编辑，政治制度影响编辑思想，书籍编撰、文献传播也影响政治。如萌芽之始便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中国史学，其发展就是国家政权与制度的伴随物，史学书籍中的编辑思想受政治的影响更是十分明显。《春秋》“惩恶而劝善”的编辑思想，旗帜鲜明地维护了周天子的统治。司马迁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12)鲜明的政治伦理性自然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司马迁著《史记》“述往事，思来者”，即是为了“网罗天下放佚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13)理性的编辑思想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是十分有用的。史籍的这种政治伦理色彩在宋元时代更加突出。如“以表彰道学为宗”的《宋史》，在儒学之外又立“道学传”，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更加精致的伦理化政治思想的宣扬起到重要作用。
二、社会文化化育编辑思想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的文化发展进程产生了丰富的文献典籍著述，影响了图书文献出版，历代编辑出版家们在中国社会文化的沃土中吸取精华，孕育编辑思想，形成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出版文化。古代典籍汗牛充栋，无论经、史、子、集均是社会政治、文化、学术的产物，也是中国传统宗教观念、政治观念、文化观念的代表。中国学术的发展，在先秦，是诸子百家之学，“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14)在两汉，是经学；而后又有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但从客观上去考察，自汉代以后，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两千余年的学术发展，以经学为一大主流。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论是哲学、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还是医学、科学和艺术，都与经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自商周形成有体系的文字——甲骨文后，为文化积累与传播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古典教育体制与教育内容的产生以及《易经》的出现都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思想源头。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变革与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15)，是中国学术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大学》篇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是古人锤炼自身、以天下为己任的修养目标。《诗经》三百首，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温柔敦厚，诗教也”，既是对《诗经》内容的提炼与评价，也是对中国人忠厚真挚情感的歌颂、宗教敬畏之心的真实描写和不偏不倚、悲天悯人同情心的肯定。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生活境界，也是长久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深厚社会文化。这种文化渗透在古代作品中，当然，也渗透在编辑古代作品的思想中。钱穆先生曾说“我们要懂中国古代人对于世界、国家、社会、家庭种种方面的态度与观点，最好的资料，无过于此《诗经》三百首”。他认为孔子编《诗经》“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选择境界符合中国古代人心中的价值标准，“思无邪”是“人类情思之自然中正合乎规律而不致放肆邪僻的境界”。(16)
秦汉时代建立了中国统一的封建大帝国，文化上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学术界、思想界与社会政治都逐渐调整，趋于统一。因而，在这一过程中，《吕氏春秋》、《淮南王书》、《小戴礼记》等先后出现，文化思想上也有了多种探索，从试图统一儒、道、墨诸家到试图以道家为主统一儒、墨及其他各家，直至最后终于形成以儒家为主而调和统一道、墨及其他各家，学术书籍与编辑思想同时发展。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史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中国编辑思想史上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玄学风靡，名士清谈，尽管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乱世，但学术文化和文学艺术依然有长足的发展。其中宗教文化，如域外文化对中国编辑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影响。域外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中国化，融入中国文化而成为其一部分，最有代表性的是佛教文化的传入和中国化。佛教在公元1世纪的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佛教思想中的“慈悲”、“平等”观念与中国崇拜圣贤的传统观念十分相近，因而在中国的传入与传播也十分融洽。东汉牟融撰《牟子》(也称《理惑论》)一书，即是因为笃信儒学，经历世乱，“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17)《牟子》是中国早期论证佛教教理的著作，书中多引用孔子、老子之观点以论述佛教与儒家、老庄思想的一致性，是外来文化融入中国的代表。《弘明集》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材料，其载文183篇，涉及人物122人。据其后序所说，此书的编辑思想即是破除世人之疑惑，“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征”；“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疑莫见真佛，无益国治”；“疑古无法教，近出汉世”；“疑教在戎方，化非华俗”；“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18)到了中唐，韩愈提出道统说，力图以崇尚儒学而代替佛学与道教，其弟子李翱既崇儒又善于吸收佛学思想。就在印度高僧东渡翻译佛教典籍、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过程中，佛教一部分变为中国化的宗教(如禅宗)，一部分融入宋明理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宋朝提倡三教兼容与合流，于儒学，印行了《九经疏义》；于佛学，出版了《大藏经》；于道教，修纂了《道藏》。早在程颐、程颢及朱熹之前，宋真宗赵恒的《崇儒术论》就表明了儒佛“迹异而道同”，“三教之设，其旨一也”(19)的思想，宋仁宗时周敦颐的《通书》和《太极图说》也便是以儒学为主体兼收佛、道之学的产物。“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想在书籍出版中成为指导出版的编辑思想，它们随着宋代高度集中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而产生，随其社会发展而发展，并自成体系以适应时代需求。
中国文化史上鼎盛时期还数隋唐时代。作为传统农业文化的国家，唐代疆域广阔，国力强盛，艺苑斗妍，百花齐放，中外交流频繁，与学术文化有关的科举考试制度，增加了社会政治文化性，既达到了政治目的，又朝着社会文化目标迈进。印刷术的发明，扩大了传统文化传播范围，加深了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影响力，培养了无数的作家与读者。从清人编辑的千卷《全唐文》中可查有作者3042人，收集作品18488篇。唐代形成文学作品辈出、作家辈出、编辑家辈出的局面，归功于文化的飞跃发展。文学、文化大发展催生并影响着编辑思想的发展与成熟。
宋代，在雕版印刷术的推动下，书籍出版普及，传播日广，文化进一步发展。儒学上出现了集大成的宋学即理学，佛教出现了本土化的禅宗。伴随新儒学兴起的书院制度，讲学之风盛行，为教育与新儒学的推行发挥了作用。继唐代诗歌、书法绘画等文学、艺术的大发展之后，以宋词、元曲、陶瓷、丝织、雕刻、建筑等为标志的中国文化突飞猛进。
明清文化中最能表现编辑思想的是集大成著作《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最后一个高峰，各领域都出现了总结性的著作。这一时期引入的外国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编辑思想的更新带来些许生机。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受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编辑思想经历了西学东渐、“师夷长技以制夷”、书院改制、新学堂成立、近代报刊发行及出版机构建立……许多新的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前所未有的嬗变与更新中获得新的发展条件，并在压力与机会并存的环境中走进20世纪。
其实，各朝各代以及当今社会涌动的各种阅读热点和文化思潮，大都与当时的编辑思想互动：五四时期白话作品的出版，推进了新文化运动；20世纪3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的传播，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改革开放以后，重视出版邓小平理论研究著作、反映当代生活的文学作品以及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读物，就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
三、科学技术发展对编辑思想的影响
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不仅表现在悠久典雅的古代文化上，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十分巨大的成就。18世纪以前，中国在丝绸、茶、瓷器、天文、历法、算数、医药、水利工程、工艺制造等方面的科学技术都领他国之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具有实用性的特点。各时期科技文献出版内容都侧重于具体实践。春秋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考工记》对生产工具、乐器、建筑、交通运输、皮革制造、染色、玉器等36项专门实用工艺技术进行了记录，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工程技术知识的总汇。《墨经》的作者墨翟本人就是鲁国的手工业者，他精通木工，长于实践。秦统一后，明确“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首、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20)所谓“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是指的有实用价值的书，也就是说有实际价值的书才得以在“焚书坑儒”中被保留。
古代文献在记载科学技术成果、传播科学技术成就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关于磁石以及指南针的理论在《管子》、《名医别录》、《梦溪笔谈》等多种文献中都有过记载。还有很多属于应用科学的，如《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因为战争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医学得到充分的发展。战国名医扁鹊发明了“四诊法”并出版了《内经》；西汉时编定的《黄帝内经》是现存较早的重要医学文献；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医方经》记载了几百个药方；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著作是东汉时的《神农本草经》；“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隋太医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以及《千金方》(唐孙思邈著)、《四部医典》(吐蕃元丹贡布编)以及《唐本草》等书籍在国内外均产生过重要影响。分科的医学著作也有出版，如儿科，有《小儿药证直诀》；产科，有《十产论》；法医，有《洗冤录》。特别是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药物一千八百多种，方剂一万多个，成为历史上医药学著作的典范。因为实用的需要，数学书籍大量出版。如为了解决土木工程中计算土方的问题、分工与验收的问题以及仓库和地窖的计算问题，《缉古算经》得以出版传播。西汉末年天文学著作《周髀算经》在数学方面也取得重要成就。经几代人整理修订而成的《九章算术》形成了以筹算为中心的数学体系。唐朝，多种实用算术书籍出版；太史令李淳风等人编纂注释的《算经十书》还成为算学馆中学生的专用课本。农学是农业大国发展之必需。《诗经》中十多篇专门叙述农事的诗说明周代农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悠久的历史丰富了农学和农业技术知识理论。据不完全统计，古籍中现存和已经散失的农书共376种。《神农》、《野老》是战国时期的专门农书(已散失)；《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审时》等篇都是关于农业的，书中的“上(尚)农”理论，推行以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的“崇本抑末”政策。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公元六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等。这些书籍均对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实用性特点反映在书籍出版中即是偏重于对生产、生活实践中的丰富经验予以记载与总结。如，天文学中有关天象观测的记载十分详尽准确；医书更注重医疗经验的积累，《神农本草经》记载了各种药物365种，分成上、中、下三档，并详细说明了每味药的产地、性质、采集、功能等，是对中国中草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
尽管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存在理论之不足，但也还有相当一部分典籍注意概括、抽象，自成体系。如《山海经》、《禹贡》、《管子·地员》等地学著作，已从地理资料的积累上升到综合论述与区域对比，具有理论价值。《黄帝内经》等医学著作，将人体器官整体观、阴阳五行论与脏腑经络学说结合，总结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实践经验，构成中国医学基础理论体系。《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以算盘为计算工具，形数结合，形成数学算术化的独特体系。古代卓越的科学家赵友钦在天文学、数学、光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以数万言的篇幅为《周易》作注，著有《革象新书》、《金丹正理》、《盟天录》、《推步立成》等书(除《革象新书》外，其他都已散失)。赵友钦既重视实验，又重视理论探索。在安排实验步骤时，每个步骤都确定一个因素作为研究对象，而将其他的因素控制不变。这种思想方法十分科学。
中国古代重经史轻科技，在藏书体系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即无论官方还是私人，收藏重点都是以经、史、文学书籍为主，农工类科技书籍不受重视。这一状况在出版上自然也表现为重经史类书籍出版，轻科技类文献编辑，编辑思想倾向性很明显。典型的例子是明代初期，兵器制作专家薄珏，除出版了《浑天仪图说》、《格物测地论》等著作外，还亲自校订了25种重要著作，后者却因无人刻印未能出版。
明末清初，重文轻理愈来愈甚，重文学轻科技变本加厉。因为轻视科技，不少重要的科技发明创造得不到记载推广，往往只能从一些笔记散文中偶然窥见。如《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到有人曾发明一种能连发28发的“鸟铳”：“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21)
综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影响书籍编辑思想，当科学技术发展快时，反映科学技术成果的文献书籍出版也快，当科技发展慢时，书籍出版速度减缓。古代科学技术侧重实用，于是，书籍编辑思想也偏重典籍整理、经验总结。
四、出版实践践诺编辑思想
中国图书出版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殷商以降，许多朝代都将文献出版、典藏、聚散作为文化发展的标志。尽管不时遭遇到火焚战厄等天灾人祸的打击，但总体仍然辉煌灿烂。纸张取代竹帛成为通行的载体材料后，大规模的生产图书、满足平民百姓文化需求成为可能；早期刀刻锥画的图书生产方法发展为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后，不仅缩短了图书生产周期，更发展了图书出版技术；原刊本、朱墨本、套印本的出现，图书出版艺术性与技术性大大提高；在出版物种类越来越丰富、图书普及性大大增强后，自然而然产生了类书、丛书及书目提要类工具性书籍；上述种种条件的形成，才有了官方刻书、私人刻书和书坊刻书三大出版体系，进而形成皇室藏书、政府藏书、私人藏书等大规模藏书体系。
图书出版是在某种编辑思想下进行的一系列科学性、艺术性、实用性的工作。伴随图书出版数量、种类的不断增加，编辑经验日益丰富，认识不断提高，由初期浅意识逐渐形成鲜明的编辑思想。不同性质的书籍出版有不同的要求，如普通图书、辞书、书目等在出版时要求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书，如工具书又可分为单科性的和综合性的，每一种要求也不相同，或者同一种书在每一个编辑手中处理时又会因编辑个体理解、认识、思想的差异发生改变。因此，从古到今，卷帙浩繁，品种多样，思想丰富，编辑方法也不同。如编辑类书、丛书；类分图书；编写叙录、提要；编制索引……编辑思想隐藏在每一种具体出版工作中。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每一本出版物中都存在。可以说，出版物是编辑思想的体现，出版实践践诺编辑思想，编辑思想推动出版实践发展；丰富的出版实践是编辑思想的源泉，也是编辑思想的最终落脚点。
如类书的编排。类书是一种按不同的门类(事、字或韵)编排起来的工具书。一般以事而分的类书，有兼收各类，有专收一类。以字而分的类书，有的齐句首之字而分，有的齐句尾之字而分。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类书是三国时期编纂的《皇览》。《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中说：“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22)《皇览序》说“其书采集经传，以类相从，实为类书之权舆”。(23)显然，“随类相从”是《皇览》的编撰原则，也是图书出版实践中编辑出版人总结类书编撰的编辑思想。
“随类相从”必须搜集大量的图书文献，以《皇览》为例，它包括了五经群书后，分成了四十多部，每部数十篇，共集一千多篇、八百多万字的规模得以完成。再如《古今图书集成》，共聚胤祉特拨的“协一堂”藏书和家藏书一万五千余卷才完成分类编辑。三如《太平御览》，该书共引用了1699种图书，如再加上杂书、诗、赋、铭、箴等，实引书2579种。(24)类书虽说都是“随类相从”，但“前辈缀集，各抒其意”，即每本书的编辑思想不同，各书编排也不相同。如《文苑英华》是按文体分成的赋、诗、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诰等39类(如把谥册和哀册合并则为38类)，每类之中又按题材分若干子目，如赋类下再分天象、岁时、地、水、帝德、京都等42小类。《太平广记》则是按主题区分的92大类，大类下又分150多小类，例如“畜兽部”下又分牛、马、骆驼、驴、犬、羊、豕等细目。
类书纂修体例前后有很大变化。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中称，“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故自《艺文类聚》始“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25)这是类书编制体例上的一大变革。故《四库提要》称“是书比类相从，事居于前，文列于后，俾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于诸类书中，体例最善”。(26)而后，颜真卿撰《韵海镜源》分韵而隶事，成为唐代类书编写体例上的又一创新，在巨型类书门类至多至繁的情况下，提供读者按字检索之便。《古今图书集成》的分类编排、随类相从也十分典型，它将每一部古籍的内容离析之后，依主题类聚成篇。计分6大汇编、32典、6117部，亦即每一汇编下再分32典，典下又分部，形成汇编、典、部的三层结构。
从出版实践中提炼编辑思想是编辑思想形成的重要方面。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本是清代史学家、思想学家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对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编撰《七略》的评价。《校雠通义·自序》中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27)刘向父子编的《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章氏对它“部次条别”的方法极为赞叹，认为可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这八个字的通俗释义即辨别学术并揭示其源流。它是书目编制的要求，也是章氏关于书目类图书出版标准的编辑思想。
我国古代目录类出版物数量多，种类丰富，无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还是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也无论《隋书·经籍志》、《崇文总目》，还是《直斋书录解题》、《经义考》等，直至清代撰修的《四库全书总目》，都是按一定次序编排而成的检索工具，是一种专门的出版物类型。书目的产生与发展自《七略》始。刘向、刘歆父子于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受命主持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理群书的工作。每整理一部书，刘向便撰写一篇叙录，记述其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及校雠过程。所有这些叙录后来汇集成我国第一部图书目录——《别录》。刘向殁后，刘歆把《别录》各叙录的内容加以简化，把所著录的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和带有总论性质的“辑略”，即《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正是源于《七略》。《七略》用“六略”、“三十八类”的分类方法，对先秦到西汉各种文化学术流派条分缕析；用“辑略”的方法，对各种文化学术的兴衰分合整体评述；用“叙录”的方法，具体细致地介绍了各种学术文化著作的优劣、真伪。《隋书·经籍志》中记载：“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28)所谓“剖析源流”、“辨其流别”即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编辑思想的具体实践。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的基础还包括类分图书方法。在历史长河中，书目类出版物类分图书方法的变化与发展，实与学术的分承转合之发展变迁、社会思想更迭之发展影响密切相关。看似图书分类，实质是通过书目书写学术史，反映学术思想，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准备。
自刘向《七录》创立七分法，经荀勗的甲、乙、丙、丁四部分类；到《隋书·经籍志》将“史”部前移；再到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统治地位。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类例即类别与体例。在书目中主要包括类名选用、类目设置、前后次序、文献归类等内容。东汉、三国之后，随着图书数量和品种的大量增加，“六略”三十八类已不能满足所有书目分类，“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29)是，班固“删其要，以备篇籍”编撰了《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保留了《七略》“种别”图书的内核，将《辑略》打散列为小序，用分类、大小序、小注的形式，保存了《七略》的分类、辑略、叙录的大概面貌；补入了西汉末年杜林、扬雄、刘向等数家；调整了《七略》中归类不当之处。如，将《司马法》从原“兵书略”的“兵权谋”类改归“六艺略”的“礼”类；把《伊尹》、《太公》、《管子》、《蒯通》、《孙卿子》等从原“诸子略”、“兵书略”全部移入“诸子类”，使之归类更科学。它开创了史志目录体例，揭示了文化学术发展脉络，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十分吻合。阮孝绪在《七录·序》中提出了“流略之学”，他“斟酌刘王”(刘歆《七略》、王俭《七志》)，在类目设置和类名选用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在《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指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双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30)郑氏为南宋之人，与随后清代章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编辑思想如出一辙。难怪章学诚对郑樵《校雠略》大加赞赏。郑樵校雠学理论中的“类例”包含同样内容，如“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等，也突出强调通过类例达到辨别学术之目的。
从类分图书、编写叙录等方法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编辑思想的形成其间各类书目编撰都做了积极探索。《崇文总目》“凡一书大义，必举其纲，法至善也”。(31)《郡斋读书志》“书名之后，或具作者之始末；或论书中之要旨；或详学派之渊源；或斠篇章之次第。每览一书，辄详本末，其所发明，有足观者”。(32)《直斋书录解题》“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籍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33)在专科目录中，释道安《二教论》中也说“详览载籍，寻讨源流”，明确提出揭示源流的重要性。至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34)诸如此类，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编辑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是出版实践为编辑思想作的最好注释。
书目编制可部次条别体现学术源流。章氏认为《七略》之《辑略》最能体现学术源流。“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35)
编撰书目撰写小序和提要也可达“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目的。序，“讨论群书之旨”，“最为明道之要”；提要，“推论其要旨，以见古人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恒者，编于著录之下，则一切无实之华言，牵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几辨章学术之一端矣”。(36)余嘉锡先生也认为综览书目之体例：“大要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二曰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三者亦相为出入，要之皆辨章学术也。”(37)余氏对书目任务与价值以及编撰具体之方法都表述得十分清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说明了书目与学术史之间的密切关系。
书目编撰还可以采用互著别裁的方法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目的。章氏认为：“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38)又说：“书之易混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免后学之抵牾；书之相资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39)关于别裁，章氏认为：“古人著书，有采用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40)其实，章氏所有书目编撰方法均是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引申而出的。
书目编撰还可编制群书索引。章氏认为：“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41)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图书编辑出版实践既是产生编辑思想的发源地，也是编辑思想的践诺者。“随类相从”只是类书编辑必须遵循的原则，但它代表了各类型图书出版都必须具有编辑思想，诸如“述而不作”、“经世致用”、求实精神等；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代表的章学诚编辑思想正是在总结历代图书编辑方法，特别是书目类文献编撰的基础上，才得以形成的。历代书目文献编撰中所进行的区分类目、明确类例、撰写小序、编写提要、叙录、解题，编制索引，互著、别裁等方法均统一于章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之下，它是目录类图书编辑实践的最好诠释。除此之外，以司马迁为代表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编辑思想、以郑樵为代表的“会通”思想、以朱熹“惟本文本意是求”的解经思想等都在中国古代出版实践中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注释：
①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②司马迁：《史记》卷62，《管晏列传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64页。
③司马迁：《史记》卷62，《管晏列传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65页。
④《二十二子·管子》卷15，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52页。
⑤《二十二子·管子》卷11，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4页。
⑥《二十二子·管子》卷5，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1页。
⑦《二十二子·管子》卷20，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7页。
⑧《二十二子·管子》卷5，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1页。
⑨《二十二子·商君书》卷5，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12页。
⑩脱脱等：《宋史》卷327，《王安石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8467。
(11)解缙撰：《永乐大典》第10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1页。
(12)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85页。
(13)班固：《汉书》卷62，《司马迁传》，中华书局，2007年，第622页。
(14)班固：《汉书》卷130，《艺文志第十》，中华书局，2007年，第324页。
(15)德国现代哲学家雅斯贝斯认为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一历史时期为“轴心时代”。
(1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67页。
(17)僧祐编撰，刘立夫、胡勇译注：《弘明集》卷1，中华书局，2011年，第9页。
(18)僧祐编撰，刘立夫、胡勇译注：《弘明集》卷1，中华书局，2011年，第120页。
(1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1，中华书局，1985年，第1853页。
(20)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页。
(21)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79页。
(22)陈寿：《三国志》，崇文书局，2010年，第41页。
(23)孙冯翼辑：《续修四库全书·类书类》第12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页。
(24)马念祖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1页。
(25)欧阳询著，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7页。
(26)纪昀、永瑢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7页。
(27)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傅杰导读，田映曦补注：《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28)长孙无忌等编：《隋书》卷32，《经籍志》，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270页。
(29)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傅杰导读，田映曦补注：《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页。
(30)郑樵：《通志》卷7，《校雠略》，中华书局，1995年，第1806页。
(31)袁咏秋、曾季光主编：《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
(32)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42页。
(33)纪昀、永瑢等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19页。
(34)纪昀、永瑢等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35)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傅杰导读，田映曦补注：《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页。
(36)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傅杰导读，田映曦补注：《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37)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岳麓书社，2010年，第28页。
(38)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傅杰导读，田映曦补注：《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39)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傅杰导读，田映曦补注：《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40)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傅杰导读，田映曦补注：《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41)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傅杰导读，田映曦补注：《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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