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博士毕业生学术职业取向的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毕业生论文,博士论文,因素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398(2014)05－0071－07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学位获得者的就业困难问题日益紧迫，而且有不断向高学历获得者(如硕士、博士研究生)蔓延之势。就业难问题的产生，无非2种原因：(1)需求问题。即社会现有劳动岗位不足。(2)供给问题。即毕业生由于自身原因而不愿就业。在我国，这两方面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后一种原因似乎更为社会所关注。因为只有了解他们对就业的看法、对职业的期望，才能发现现存制度的问题和缺陷，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来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促进高端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发展。但国内的多数研究都主要针对高校本科毕业生的职业取向和就业情况进行研究，鲜有针对博士生的研究，因此，本报告在对国内外有关高等教育学位获得者“职业取向”的经验研究做简单回顾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博士毕业生职业取向的影响因素。 一、文献综述 职业取向(occupational orientation)指的是社会成员对从事某种职业的倾向性态度和观念，它最终决定个人的职业选择行为。Kinzberg以及Super的职业发展理论把职业选择与个人成熟过程或自我概念的建立、发展相联系，认为职业选择是一个包含了一连串决定的过程，每一决定又都是个人兴趣、能力、机会和价值之间折中调和的过程。这一派理论不认同职业选择的偶然性观点，更倾向于将人们的职业选择视为一种理性选择过程[1]。该理论研究的职业选择过程更多的是职业取向形成过程，多从个人微观心理角度出发来考察这一过程，而忽视了宏观社会结构变量的作用。泰勒同样认为，在都市化社会中，职业志愿可以视为求职过程的个人因素的函数，但他同时也承认职业结构和社会机构对于职业的选择有着重大影响或限制[2]。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对职业取向和期望进行了大量研究，结果发现，职业取向的主要因素包括父母社会阶层地位(家庭背景)、城乡居住地、性别等。 (一)性别的影响 由于社会环境对男女未来的期待不同，而这种期待通过教育寓于个人的社会化之中，导致男女的职业取向也存在差异。如男性更多的愿意进入公共部门，而女性则更愿意进入私人部门[3]。Smith的研究显示，两性对收入期望存在较大差异，其中30％可归之于职业计划、大学专业和对收入的态度不同，而其余70％主要因为女性对自己未来收入的低估[4]。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则表明：美国高校学生的年纪和性别并不显著影响其职业志愿水平，但数据有力地证明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的志愿水平，显著低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的志愿水平[5]。丁大建等人对北京地区部分高校毕业生的实证研究表明：女大学生的就业收入预期比男生平均低170元左右，而且女性比男性有更强的留京期望[6]。一项对山东某财经类高校的调查显示：硕士毕业生择业时，男性更重视收入，而女性更重视所有制(单位类型)，男性更多的可接受竞争程度高的企业，女性倾向于竞争程度小的政府机关和高校[7]。这显示出我国女性职业取向在收入、工作单位等方面都与男性存在显著差异[8]。 (二)父母社会地位的影响 职业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大量研究证明职业获得受到社会阶层地位的深刻影响，同样，青年人的职业取向也受到家庭背景、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较早在美国和加拿大开展的大量研究都表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人的择业取向有正相关关系。Sewell等人对美国Wisconsin州的调查研究表明：在控制性别和智力水平后，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他们的职业志愿水平和职业期望就越高[9]。而Smith对本科生收入期望的研究也发现，父母教育程度和子女收入期望成负相关。即收入相同家庭，来自父母教育程度较低家庭的孩子，对获得大学学位后的期望收入高于来自高教育程度父母的家庭[4]。这表明虽然下层子女职业取向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但怀抱较高的取向和期望也促使其打破阶层壁垒，努力向上流动。中上阶层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各阶层子女的职业取向，以此来维持阶层的不断再生产，但下层阶级并不是等待被意识形态灌输的空瓶子，他们也有自己的理想与抱负。然而当我们研究博士生的职业取向时，对研究对象父母社会地位和居住地在内的家庭社会地位变量作用持保守态度，因为在进入大学、继续读研究生以及报考博士生等环节或人生关键点上，以往研究表明，家庭背景、社会地位这一变量发挥了很大作用，从而使得博士生成为一个经过层层筛选的人群，家庭社会地位在其身上的影响必然减小很多，因为其巨大影响力已经在以前的人生抉择中消耗很多了。但这只是我们主观的臆测，事实如何还需要数据来显示。 (三)居住地城乡类型的影响 Haller & Sewell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Lipset的假设(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后，在职业成就上将处于劣势)对美国Wisconsin的学生进行调查，比较了来自农村和城市样本学生的职业和教育志愿(aspiration)水平，结果发现在城乡女生之间，职业和教育志愿水平都没有显著区别；城乡男生之间的职业志愿水平也没有显著区别，但教育志愿水平存在智力因素所无法解释的显著差别。这表明农村青年尚未完全认识到教育在获得职业中的重要性[10]。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户籍制度几经改革依旧存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虽有所变化但未完全消解，依然顽固地延续着，因此，城市和乡村作为2个相对割裂和隔阂的社会环境对青少年职业取向的影响应该是更明显的。我国学者对苏南、苏北城乡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富裕地区学生和贫困地区学生对于职业的选择似乎都更多地从“知、利、名”等多方面考虑，但富裕地区学生对于知识性职业选择稍多于贫困地区学生，而后者对于权力性、公众性、体能性的职业选择稍多。他们的考虑都呈现“生活型”，来自富裕地区的学生更多具有“在乡求安康”的特点，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明显具有“离乡脱贫困”的特点。从纯粹的城乡角度看，城区学生选择大学教师或科学家和国家公务员等职业的比例高于乡村学生，作者认为：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机会差异；而乡村学生选择中小学或幼儿园教师职业比例较高，可能是因为对于稳定收入的考虑更多一些[11]。高等教育获得者由于进入城市、乡村社会的制约必然减少，童年的经历或许会使其暂时不适应城市生活，带来一定的烦恼和痛苦；但由于城市环境及资源条件整体上又高于农村，因此，高等教育获得者会努力摆脱乡村影响，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城市人，向往城市的职业生活。 国内外学者对职业取向及其影响因素已经进行了诸多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青少年，但仍对我们研究博士学术职业取向的研究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前人研究结果表明：影响职业取向的主要因素包括父母社会阶层地位(家庭背景)、城乡居住地、性别等。下面将根据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先提出假设的影响因素，再根据经验调查所得数据来具体检验这些假设因素的效果，并就结果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展开讨论。 二、影响博士生学术职业取向的因素假设 我们在借鉴以往对青少年职业取向和期望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博士生自身的特殊情况来确立研究假设。认为影响博士毕业生是否希望从事学术工作的影响因素可从个人、家庭和学校3个层面来进行讨论。 (一)个人层次 个人层次的影响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族群、政治面貌、实习经历、职业经历、健康状况、对学术研究的兴趣、科研经历以及学术能力自我评价等一系列变量。在个人层次上假设拥有科研经历、报考博士时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学术能力自我评价较高都会提高博士毕业生的学术研究取向。科研经历可以让博士生更多地了解学术和科研的程序过程，从而更有信心踏上学术之路；学术能力自我评价较高的人认为自己能在未来学术界取得一定成绩，所以，更愿意投身学术事业，而自我评价较低的人则没有这种信心，更容易转向其他行业和领域。根据前人研究，假设女性更倾向于进入高校等教学科研机构从事较为稳定的工作。博士期间学习和写作论文的压力较大，并无太多时间从事其他活动，如果博士生有到政府或公司的兼职实习经历，那就认为他倾向于毕业后到政府或公司就业，而非继续走学术研究之路。 (二)家庭层次 家庭层次主要包括博士毕业生父母的家庭社会地位以及其自身的婚姻家庭状况。前者主要包括父亲的职业地位，童年的主要居住地；后者包括是否结婚和是否有孩子2个变量。读博和就业是个人或家庭权衡成本和受益之后做出的选择，但这种成本和预期收益受到社会结构和制度变迁的很大影响[12]。博士生希望通过获得博士学位来实现向上流动或家庭优势地位的维持，然而学术研究工作和非学术研究工作并无明显的职业地位差异，但在收入上非学术类(尤其是公司企业类)工作一般高于学术研究工作。对于已经成婚和有孩子的博士生来说，家庭带来的经济和生活负担相对较重，而我国对博士生学习期间的补助，基本只能保障博士生个人的温饱，因此，对于家庭的影响作用有2种相互竞争的解释或假设：(1)家庭背景较低，已经结婚或有孩子的博士生攻读博士学位本身就表明他们对学术研究有较浓厚的兴趣；(2)他们期望在博士毕业后获得收入更高的工作，主要是非学术类工作。 (三)学校层次 学校层次的变量主要包括学校的等级，所在专业的类别以及博士生对学校硬件、软件设施的满意程度。从当前社会上风靡的大学排名可以看到高校层级的重要性，学校等级不同，其毕业生的地位也自然不同，这毫无疑问将影响其职业取向。专业则作为一个控制变量起作用，因为某些专业就业领域相对较窄，主要适合科研工作，而另一些专业的就业范围相对较广。由于博士生毕业获得学位之后，如果要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很大一部分将会在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工作，因此，机构的现状无疑将影响其选择。我们选择博士生对学校的满意程度和自己导师的满意程度来衡量这一指标。假设学校等级较高的毕业生会更倾向于以学术为职业。而对学校或导师状况的不满将减弱其学术职业取向。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回归统计分析来逐一检验以上假设因素对博士毕业生就业取向的影响程度，观察在控制其他变量的作用之后，哪些因素对博士的职业取向还具有显著效应以及这种效应的方向。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研究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托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现已更名为“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于2007年5—7月对应届博士毕业生进行的一次抽样问卷调查，调查先以典型抽样方法，在全国4个城市中共抽取14所高校及研究院所，然后以整群抽样的方法，在这些院校的各院系中共抽取3000名应届博士毕业的研究生，对他们发放问卷进行调查。结果共回收有效问卷1903份，有效回收率为63.4％。 (二)研究变量 1.因变量 有2个因变量，即期望从事的工作类型和期望进入的单位类型，前者分为学术研究(教学科研)和非学术研究两类；后者分为高校科研机构和其他机构两类。 2.自变量 (1)个人层次的变量：性别、年龄、族群、政治面貌、职业经历、健康状况、对学术研究兴趣、科研经历、学术能力自我评价、博士论文选题等。 (2)家庭层次的变量：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指童年及青少年时期主要居住地)、个人婚姻状况、是否有孩子等。 (3)学校层次变量：学校的等级、对学校的满意度、专业等。 职业分类，采用刘精明修改后的EPG法[13]，将一职业区分为高层白领、中层白领、低层白领和体力劳动者4类，以最后一类作为参照组①。 学校等级，参照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武书连为组长的《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于2005—2007年连续3年对中国高校的分类和排名，把调查中排名都在30名之前的5所学校定位第一等级，其他的学校定位为第二等级。 3.分析方法 以博士毕业生所期望进入的单位和所期望的工作类型，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由于因变量都是类别变量(学术取向和非学术取向)，所以采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由于通过logistic模型所获得的系数β不能直接进行解释，需要转化成exp(β)，也即自然对数底的指数函数，为简便起见，下面的统计模型结果中只报告exp(β)系数。 模型1 M1：博士毕业生是否愿意从事学术(教学科研)工作的logistic回归模型。 模型2 M2：博士毕业生是否愿意进入高校和科研机构工作的logistic回归模型。 四、统计分析结果 在1209名表示要找工作的博士毕业生中，有70.7％的博士生希望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其他博士生则希望到政府或企业从事管理类和技术开发应用工作。在1212名应答者中，希望进入高校科研单位(学术研究单位)工作的有62.9％，其他人则希望进入政府部门和公司企业(非学术研究单位)工作。由此可见，学术研究工作依然是博士生就业取向的主流。 为进一步分析影响职业取向的诸因素，使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首先将前面提到的自变量都纳入模型，然后采用向后删除法，亦即逐个删除效用不显著的变量，看新模型与饱和模型在解释力上是否具有显著差异，从而得到一个相对较为精简的模型。经过一系列的模型选择(选择过程在此从略)，得到了一个拟合度较好的模型，主要包括以下变量：性别、年龄、党员、实习经历、考博时对学术研究的兴趣、自我学术研究能力评价、14岁时居住地、父亲职业、所在学校等级和专业。而族群、读博之前的工作经历、读博期间的学术经历、婚姻状况、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学校及导师的满意程度都对模型的建立没有显著作用，因此，没有把这些变量纳入模型中(见表1)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