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多中心及其共生与协同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三角地区论文,生与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F29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62(2010)04-0039-09
Martin、Sunley[1]认为，区域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存在各种物质和信息联系，使区域经济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一个区域经济体的增长不仅依赖于自身的基础，也依赖于其他区域的增长轨迹。区域是一个由人、事、物、流等组成的，表现为结构、主体与要素的多元性、多样性与动态性的复杂大系统，区域发展演化进程中，结构关系、主体关系、要素关联、区内与区际关系等构成区域发展的重要构面；区域是一个个以城市为核心的若干经济体组成的，由点、线、面，人、事、物等通过复杂的流、链、场、域联系在一起的多元化、多维度的时空集合体；区域空间结构、区域关联性与区域关系是区域研究的重要内容。区位差异性、资源与要素禀赋的差异性、能级与梯度的差异性、集聚、辐射与溢出功能差异性等导致区域(城市)发展进程中呈现多元性、多中心性、不均衡性、不协调性、不同步性、不和谐性、差异性与竞争性等。差异、竞争、共生与协同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内容与表现，因为差异导致竞争，因为竞争推动区域持续、快速发展，因为发展促进区域能级、综合竞争力与软实力的整体提升，又因为差异、竞争与发展导致区域关系的多元性与互动性；共生发展要求区域单元在互利、互动、平等、共担、共享、共赢的框架下实现区域单元同向与和谐发展。在大开放、大协同与大转型背景下，个性化、开放性与包容性逐渐成为区域的关键特征和区域联动的重要表现，区域板块化、多中心化、集群化成为发展的主流趋势；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化、国际城市化与城市国际化成为21世纪的发展主旋律，区域空间结构、区域发展与区域(区际)关系问题是区域研究的核心问题，区域多元化与多中心化正在成为区域研究的热点，是影响和制约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传统的就区域论区域、就发展论发展的套路与模式已不适应大转型与大调整期区域发展需要，区域多中心关系问题、城市多中心问题、多中心协同与共生发展等已成为区域崛起、核心竞争力与软实力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利用共生思想，研究区域多中心关系有利于拓展区域研究视野；有利于探索全球化与一体化格局下的多中心协同空间管治结构与模式；有利于探索两型社会背景下的区域多板块间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多中心共生路径模式；有利于推进构建新型空间结构即中心-腹地-边缘区的协调与共生的联动关系；有利于推动行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变革，实现行政区与经济区的整合互动式发展。基于此，本文围绕区域多中心、板块化与模块化主线，针对长三角地区政治与体制多中心、经济多中心、区域与城市多中心、社会与文化多中心等问题，利用共生理论，构建评价模型分析和解决多中心与多板块发展中的差异、竞争等问题，在新的区域格局、发展转型、新型城乡关系与城市化战略背景下，通过多中心差别化发展模式，推动联姻、搭台与借力发展，实现多中心共生与协同互动，从而达到整合与聚合多中心优势、激活多中心活力、培育整合竞争力与辐射影响力的多中心共赢发展新局面。
1 国内外研究述评
区域是一个复杂大系统，区际关系与区内关系问题是影响和制约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子，区域集群与集聚式发展、多中心化与板块化趋势正在成为研究的热点，逐渐成为展露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与软实力的平台。学术界主要从区域差异、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多中心结构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并从城市化、城市集群发展等角度为解决区域问题、化解区域矛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支撑。
区域差异是促进区域竞争与不协调发展的重要因子，分析与解决区域差异与矛盾问题是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要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差异、区域发展的研究，基本围绕区域均衡与非均衡发展主线，以不同层次区域为对象，从区域趋同-收敛性、区域差异构成与分解、Gini系数与Theil系数、区域空间自回归与自相关、产业区位与政策评价、要素投入、内生增长、区域复杂系统、区域发展战略等角度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并结合实证区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与战略模式[2-11]。
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财富共享、和谐社会的建设模式，也是衡量国家发展水平、服务能力与社会公平度的重要因素，还是提升区域整合竞争力与提高居民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GNHI)的重要基础。学术界以系统论为基础，从理论与方法[12]、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11,13-20]、协调发展模式[21]、定量评价建模与协调度评价及应用[22-26]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与模式。
一般而言，区域多中心研究源于伯吉斯[27]的同心圆结构、霍伊特[28]的扇形结构、哈里斯与乌尔曼[29]的多核结构等思想，并受克鲁格曼[30]核心-边缘模型影响，一般指包括一个以上中心的城市集聚分布的城市区域，但学界表现出不同的理解和观点[31]。从规模尺度讲[32-33]，多中心或者是域内的城市集群模式，如洛杉矶、伦敦、巴黎，或者是域间的城市集群模式，如荷兰任仕达或佛兰德地区。因此，城市多中心可理解为以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为中心，通过集聚与辐射流，由人、经济、信息等不同的介质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等级、不同功能、不同性质的多个城市构成的复杂的、开放的，包括中心、腹地与外围空间的城市群体结构，既可以是跨域的多中心结构，如长三角城市群，又可以是域内的多中心结构，如武汉城市圈。学界主要从多中心形成与发展、多中心差异、竞争与合作、多中心评价等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34-43]。
文献分析表明，学术界对区域差异与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角度，分别对区域合作目标、动力机制、驱动与制约因子、生态与环境、社会与文化、战略模式等层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为区域合作与发展提供了可行的思路与模式。区域发展板块化、集群化与多中心化正在成为区域空间结构演化与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影响和制约区域空间重构与整合研究的关键内容，随着区域问题的多元化与复杂化、区域发展的多中心化、集群化与板块化、区域关系的多元化，多中心关系问题成为区域的重要研究内容与模式，研究多中心差别化发展与多中心关系问题成为解决与化解区域矛盾、推进区域协同共生、共赢的重要战略路径。本文从共生的角度，利用经济关联性、区位熵、断裂点区位等的定量化研究，对长三角地区多中心问题、多中心结构、基于多中心的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共生机理与模式、共生发展思路等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
2 理论基础与背景分析
2.1 多中心理论及相关应用
人类社会受两种社会秩序的规范：一是单中心秩序即设计的或者指挥的秩序，二是自发的或多中心秩序，强调多因素的相互独立与相互调适[44]。多中心理论(Polycentric Theory)由Elinor Ostrom和Vincent Ostrom[45-46]在“多中心秩序”基础上发展并创立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认为多中心治理模式是对人类社会自生自发扩展秩序的积极适应，能够适应人类事务的整个制度。多中心理论打破了传统的强权政治与单中心在制度经济学、政治学与管理学领域的基本格局，提示了社会系统领域的复杂性及其规律，在全球化治道变革与学科交融中，开启了公共事务治理的新局面，并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其应用主要体现在多中心治理与发展[47]、多中心及其在城市群发展中的应用[35,40]、城市多中心的测量与评价及其应用[37]。奥斯特罗姆等学者[48]认为，大城市地区的治理是否能够组成一个多中心的体制，取决于规则制定和规则实施的各个方面能否在多中心结构中运行。长三角地区作为一个具有多元与多维复杂性的区域共同体，呈明显的区域多中心性与差异性，从城市视角研究多中心共生与协同发展问题，可以拓展区域发展视野，促进区域性中心城市间的全面协同共生与持续合作发展，提升整合竞争力。
2.2 区域多中心结构及其共生
从时空结构看，区域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中心向双中心再向多元化与多域面的多中心结构演化的，即单中心(图1-A)、双中心(图1-B)、多中心(图1-C、D)、核心-枢纽-网络结构(图1-E)。区域客观上是一个多中心共同体：(1)区域是由若干个不同等级的、具有地理邻近性与经济联系性的城市及其影响区所构成的嵌套式、板块化城市经济区，表现为城市多中心结构；(2)区域是由若干有行政隶属关系的政府组成的行政系统，表现为行政多中心结构；(3)基于城市区位的产业以集群化与园区化发展模式，表现为产业多中心结构；(4)在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上，为解决民生问题，让居民能有尊严地生活、学习与工作，共享发展红利等，公共供给、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活动，客观上形成了区域事务性多中心结构；(5)满足城市化与城市空间拓展的需要，形成中心城市、卫星城市中心、边缘城镇与集镇中心等空间多中心结构。差别化多中心结构是区域发展的主要趋势，符合城市化、区域发展转型、区域板块化等的需要，满足激活多中心活力的要求，有利于解决单中心发展的错位、缺位、同质重构及大城市病等问题。因此，从区域多中心协同共生的角度研究并解决区域问题、化解区域矛盾，有利于克服多中心分权割据、多中心不合理与恶性竞争导致区域发展成本上升问题等区域性显性与隐性问题。
共生源于生物个体间的相互依存与影响关系的生物学领域，区域作为多元性复杂体，由若干要素通过流、链、网、场、域联系在一起的具有自组织性与他组织性的动态化耗散结构体，具有要素多元性、结构复杂性、关系多维性、空间差异性，差异、竞争、开放与包容是区域系统的重要属性，共生、共赢同样是区域多中心关系面临的重要问题。区域共生是基于流为媒介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建立并用于解决区域共生过程中的问题的模式，既是一种系统组织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组织现象，还是一种经济组织现象，表现为区域单元与区域要素，以协同、互动、合作、共赢为目标，通过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相互促进、相互嵌套等关系，结合而成的区域发展共同体，是区域单元与要素间的联动与互动发展态势，是区域关系的表现形式。区域共生有利于提升区域发展能力与绩效、实现区域发展的累积与放大效应；有利于克服单中心能力的不足，培育区域综合成长力；有利于推行差别化战略，激活多中心活力；有利于区域要素整合与合理配置，实现效用最大化，促进区域协同与持续发展。
图1 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
区域多中心共生表现为多元-多重-多维嵌套式，即不同地域单元以人、信息、流、场等要素通过相应的经济链实现，纵向上表现为嵌套关系，横向上表现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制约与被制约等关系。共生不仅能实现单一要素不能独立完成的功能，而且能实现整合、优化与合理配置，激活多中心活力，实现“1+1＞2”的累积与放大效应，达到多中心互动、共赢的效果。
2.3 长三角宏观经济与多中心结构分析
长三角是我国经济集聚程度与发展水平、综合竞争力与潜能、经济能级最高的经济体之一，2008年用全国6.26％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6.33％的GDP，人均GDP达49 368.94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175倍，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为1 566.08、27 190.27、22 348.25亿元。以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南京、常州、南通、嘉兴、绍兴、扬州、镇江、台州、泰州、舟山、湖州16个城市为对象，区域总体水平高，内部差异明显：核心城市上海、两极中心城市南京与杭州经济聚合能力与辐射能力明显高于其他城市。新兴经济增长中心苏州、宁波、嘉兴、台州、无锡经济能级得到快速提升，日益彰显区域中心功能；工业经济发展水平与能力明显高于全国水平；经济结构日渐优化与高级化。上海率先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其余城市处于工业化加速与冲刺阶段；经济外向性、包容性、第三产业、城市服务业与现代服务经济等明显提高；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板块化模式日益明显。
在调结构、促转型、大一体的背景下，受多重流、上海世博会的辐射与集聚影响，以及在国际产业转移与经济重心转移的格局下，长三角地区的溢出效应与集聚功能日益彰显，与周边省域的合作与联动机制正在形成，区域腹地与影响区域正在扩大，主体表现在：第一、产业集群化趋势加强，正在形成以高新技术与研发产业、新材料与新能源产业、装备制造业、电子产业、医药与化工业、航空航天产业、创意产业、服务经济及关联产业等为主体的产业集群与基地；第二、民营经济与创业型经济正在崛起与扩张；第三、以通讯、交通为载体的区域一体化程度逐渐提升，同城化效应更明显；第四、对外经济与贸易正在成为长三角外向型与开放经济的重要平台与走向世界经济体的窗口。
长三角多中心格局与空间结构明显，多中心群起群飞、多点发展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地域性辐射和影响功能正在增强，主要表现在：以行政体制为中心的行政多中心、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多中心与域内都市经济区多中心、以产业为中心的产业集群与产业园区多中心、以交通与市场为中心的区域流通多中心、以教育为中心的科技-教育-文化多中心、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服务与保障多中心等。近年来，基于合作共赢、互利互惠的原则，经各方协商与博弈，长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进程得到极大加速，区内交易与流动成本有所下降，区内互动与共赢发展格局正在成熟，但长三角多中心协同共生发展中仍然存在诸多限制性因素，如人口老龄化问题、资源与环境的约束问题、体制障碍问题、多中心割据与恶性竞争问题、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与辐射功能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性与不对称性问题等。因此，如何实现与推动以城市为中心的多中心协同与共生，建立合理有效的监督与评价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资源与要素的整合与配置机制、产业链的整合机制、公共服务供给与保障机制，在平等、互利、多赢的条件下，实现发展红利共享，促进长三角多中心协同、共生与持续发展，是多中心空间格局下，实现区域协调与和谐发展、巩固全国与流域经济龙头地位的路径要求。
3 长三角地区经济联系分析
3.1 城市经济关联测度与分析
Carter[49]认为，城市是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的复合体，城市事例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Fujita等人[50]认为，城市发展遵循一定的市场规律，城市的形成、演化及城市化进程是市场条件下企业和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是市场经济主体相互之间发生作用的自我组织过程。长三角都市区是多级嵌套的综合经济体，其发展应遵循机会均等、公平交流与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经济整合、社会整合、城市整合、基础设施整合等实现共生协同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
区域关联评价源于Reilly[51]对零售关系的研究与探索、Zipf[52]城市体系空间相互作用的理论基础，Taaffe[53]认为经济联系强度同其人口的乘积成正比，同其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在国外，Russon[54]等以美国航空运输为例，分析了客流与人口密度、运输距离等间的指数关系，并以短拖模型对重力模型进行了修正；Djankov、Freund[55]运用重力模型对前苏联1987-1996年间贸易流联系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Matsumoto[56]取人口、距离、碳流等变量构建重力模型分析了国际航空港城市群网络结构。在国内，王德忠等[57]首次用牛顿引力模型，对上海与苏锡常地区的经济联系作了定量研究；陈彦光、刘继生[58]利用引力模型对城市空间相关进行了定量研究；苗长虹等[59]对河南省进行了实证研究；李国平[60]、郑国[61]、秦尊文[62]等对深圳与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联系进行实证研究；石敏俊等[63]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区域经济联系与区域发展驱动力。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利用城市经济关联分析长三角多中心协同共生发展的结构与模式。
以上海为参照城市，由式(1)～(3)得表1。
由表1，上海与长三角15个城市经济关联性存在明显的层级性与梯度性，苏州因地缘关系受上海辐射影响最大，经济关联度高居榜首，排除行政体制的因素，可作为上海的产业转移与承接基地、产业孵化基地，并为上海提供中转服务；杭州、南京因自成体系的都市区经济体，与上海发展存在同质性竞争，有效经济关联性弱；无锡、宁波、常州、南通、嘉兴等城市已发展成有规模、有基础的独立经济群，正步入崛起与强大之路，与上海的关联性相对弱；第三产业的关联性相对较强。总体上，长三角16个城市基本格局是一强多极多轴的多中心模式，同质竞争与重构问题严重，流动成本、发展成本与合作成本高而绩效低。
3.2 产业区位熵测度与分析
4 长三角多中心共生协同发展思考
4.1 多中心共生机理与结构
4.1.1 多中心共生的机理与模式
长三角大都市区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区域的典型复杂多中心结构，从城市层面看，是一个网络化的城市集合体。Meijers[64]认为，网络城市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利用城市间的合作与协调，拥有相当的经济规模，避免大都会所必须承受的费用和聚集不经济。因此，多中心网络城市由于功能与区位集合关系，区位自由度得到整合提升，具有整体的竞争优势与竞争能力，且逐渐成为城市集群式发展的趋势；构建区域多中心网络与调控结构(见图2-3)，有利于促进优势整合与要素的合理配置，实现区域发展的积累与放大效应。
图2 长三角多中心共生调控机理
从共生调控机理看，从制度、经济、社会与环境四个方面，以区域流、链、场、域为对象，通过机理设计、过程调控与战略决策三个抓手，充分发挥调控环节在多中心共生中的功能，促进长三角政治、经济、区域多中心协同与共生。从共生空间结构与调控模式讲，坚持多主体、多层级、多元化导向，按差别化模式与功能定位，围绕协同与共生目标，通过区域流与链实现多中心协同，并通过区域场、域推动多中心从制度、经济、区域等层面实现联动，以联席会为基础，利用交流层，引导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本着“自主、自愿，互补、互利，共担、共赢、共享”的原则，按同城化、梯度推进式实现多维度协同共生与区域整合发展。
4.1.2 多中心共生的结构与模式
基于辐射能级考虑，利用断裂点区位确定长三角城市空间关系(以上海为参照)。
从断裂点平均位置看，按四级聚类，苏州、无锡、南通、嘉兴为内圈，杭州、宁波、常州、湖州为中圈，南京、绍兴、扬州、镇江、泰州为外圈，台州、舟山为边缘圈。与长三角传统的都市圈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与嵌套性，如苏锡常都市圈、杭嘉宁都市圈分解为二个关联区域。这表明，都市区多中心结构形成中除了行政等因素影响外，经济关联性、通道与通达性、能级与梯度差异、辐射与扩张效应等成为影响和制约多中心结构的重要因素，舟山随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开通，其通达性及与上海的关联性得到极大加强；副中心城市南京、杭州在上海经济溢出与辐射影响下，对周边关联区域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中心功能呈弱化与分解的趋势，城市经济关联格局发生相应变化，形成如图4的一核多中心式核心-枢纽-网络空间格局。
图3 长三角多中心共生空间调控模式
根据长三角发展轨迹，并结合多中心共生、多中心结构动态演化的特征，大转型时期，群体城市化和产业集群现象更加突出，由于区域流的组合与流向的改变、中心城市的溢出与辐射能级的改变，将形成新的多中心组合，在新的组合下达到多中心新的平衡，实现多中心联动、互动、协同、共生、共赢的发展格局，从而促进多中心经济合理整合与城乡整合，实现资源与要素的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实现发展的低成本化与高效化。
4.2 长三角多中心共生协同发展思路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2010年5月)：长三角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目标是：到2015年，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20年，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长三角多中心共生协同发展思路应围绕中心及其影响区、集群经济、城乡关系、创新与政府转型等方面，通过多中心、差别化发展模式，依托港口与通道，按同城化模式，借力发展，实现多中心共生与协同发展目标，形成核心-中心-枢纽-网络式集合发展体。在业已形成的城市多中心、行政多中心、经济多中心、社会与文化多中心等格局下，始终围绕同城化目标模式，促进长三角地区多中心互动、联动发展：首先培育和构建以上海为中心的核心经济区，着力发展现代服务经济、高端产业与高端经济，形成研发、孵化与创新-创造基地；其次是大力发展以南京、杭州为中心的副中心经济区，着力从结构调整与经济区功能角度培育地域性经济体，形成关联产业基地、服务与流通基地，形成与核心体的哺育与反哺育互动格局；最后通过核心、副中心、边缘影响区形成轴线-枢纽-网络式多中心经济体，实现长三角地区整体协同发展，并影响和带动关联区域的互动发展。
(1)着力培育核心与中心，构建广域性影响和辐射区域。多中心协同共生是实现多中心整合、资源与要素合理配置，提高区域发展绩效的有效途径。一是合理培育中心与核心，发挥其溢出与辐射效应，实现区域间的协同与共生发展；二是构建合理的腹地区域，促进全域的整合与协同发展。Krugman[65]认为开放性使城市处于与周边环境不断发生相互作用的状态之中，有利于城市的成长和演化。长三角在开放开发的先试先行政策下，勇于创新与担当，转变区域发展观念与模式，应着力推进大开放发展战略，促进城市的包容性发展。着力发挥上海的集聚、溢出与辐射功能，以研发与技术创新、高端产业、现代服务经济为核心实现强中心发展战略，依托合理的通道、流、链平台，构建腹地区域，近期内实现溢出与辐射长三角全覆盖，远期内实现沿江、沿海广覆盖，即依托区位、市场、人才、科技、产业等优势，提升经济能级，实现广域性辐射：东向辐射亚太地区、南向辐射珠三角与海西地区、北向沿京沪线辐射山东半岛与中原地区、西向辐射长江经济带及沪汉蓉经济带。
(2)坚持集群式、组团式创新发展之路。经济发展的集群化、城市发展的组团化与多中心化是区域发展的主流趋势，也是实现区域协同与持续发展、均衡与共生发展的主要路径。Patchell等[66]认为，经济整合指对产业结构、经济的组织结构等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和重组，提高产业的集约化程度、扩大经营规模，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优势互补，从而增强竞争力。长三角应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创新活力，激活多中心活力，为发展注入动力。以产业集群为依托，按差别化模式，促进16城市的产业整合，构建上、中、下游产业与关联产业链，依托通道构建产业基地，实现园区带动发展，以产业带动创新促发展，通过优势整合，实现功能凝聚，建立长效协同机制，促进多中心集群式同步与协同。
(3)以梯度推进为导向，构建合理空间模式。基于区位、资源与要素禀赋、经济能级、经济结构等差异，长三角经济梯度明显，中心上海、副中心南京、杭州已形成地域性都市圈，其余为三级、四级中心。由于体制、观念、通道等限制，中心的溢出与辐射效应不足，多中心割据明显，高成本、低绩效、不正当与恶性竞争等问题突出。Bourne、Simmons[67]认为，发展极与其他大城市形成一定的分工体系和发展梯度，在整合过程中，有利于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增值循环。因此，应根据区位、经济能级、通道、溢出与辐射功能、基地等条件，通过合理分工与协同，实现资源与要素的合理配置、产业的优化组合、都市区的重新整合，促进多中心整合共生发展。一是构建以上海为中心、南京与杭州为副中心的研发、创新与集聚基地，苏州、无锡、南通、嘉兴为腹地的集群结构；二是构建全域性人才共享机制，促进人才全域性流动与跨域应用；三是产业发展实行“园区+基地”模式，中心城市为核心，副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为基地的统一结构。
图4 长三角多中心共生协同结构与模式示意图
(4)坚持多中心城市化战略，实现城乡共生协同发展。Lucas[68]认为城市地区较高的人口与就业密度更容易培育知识溢出与人力资本外部性。Berliant等[69]认为城市有助于各类人才找到互补的配对学习与研究伙伴，从而促进多样化知识溢出。多中心集群式发展是未来城市的发展趋势与方向，应坚持超大城市、大城市、地域城市、区域城市多级多中心模式。由图4，在“改革推动、内源驱动、城市拉动、农村推动”双向互动式模式下，着力推动城乡一体化，培育新型城乡关系。按经济能级与经济关联性、地域近邻性、溢出与辐射能级等打破属地限制，整合都市区结构：推行多中心跨域性整合，培育新的城市经济增长区，中心城市与大中城市地区逐步推行同城化、集群化，构建多中心集群式城市经济体，推进城市化转型；农村地区以中小城市与村镇带动农村工业化并推动农村地域城市化与经济转型，引导农民有序实现身份转型。
(5)推动政府转型，促进政府联动，实现体制同体共享。根源于体制障碍与较高合作成本的多中心割据与恶性竞争是区域共生与协同发展的重要障碍，也是区域发展低效、粗放、不经济的根源。Tiebout[70]认为，当合作成本或交易成本较低，或从共同提供的公共物品中所获得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地方政府间倾向于自发性合作。
根据图2-4，借助第三方平台，即非营利性团体、非政府组织、研究院所与市民的协调、监督功能，通过第三方介入，减少政府间谈判与交易成本，促进政府向问政于民、服务于民、取信于民的中性与服务政府转型，建立长三角统一的资讯、决策与服务平台——联席会，担当组织、协调、服务与保障，参与决策制定与执行，按约定的职能分工，实行决策与战略管理，并提供相关服务，克服全能政府的缺位、错位、越位与失灵；推进组织与体制一体化改革，完善服务与保障机制，突破行政区障碍，促进行政经济区整合，实现政务一体化；建立发展智库，负责对政府运作进行评价与监督，确保共生系统良性运行。
5 结论与展望
长三角地区是全国发展基础最好、体制环境最优、整体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中心与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区域，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门户区域、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从多中心角度看，长三角地区是一个典型的以城市为核心的差别化、多中心综合体，表现在政治与体制多中心、经济多中心、社会与文化多中心、集散与流通多中心等方面。从中国区域整体发展的角度讲，长三角多中心协同共生有利于探索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的路径与模式；有利于破解区域发展难题，率先转变发展方式，全面提升发展水平，进一步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有利于更好地发挥长三角地区作为经济增长极的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为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战略提供坚实物质基础。通过多中心共生发展模式的研究，推动区域多点开花、多点联动发展与整合长三角区域优势、培育整体综合竞争力与软实力，打造金融、贸易、流通、服务、航运中心区域与国家战略性品牌，实现区域整合发展，对中国区域发展具有示范性作用。本研究利用多中心理论，通过多中心共生分析，认为区域多中心是区域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区域空间重构与整合的必然路径，多中心关系成为影响和制约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子，对长三角地区而言，构建基于多中心互动、协同与共生的体制模式、集群经济模式、城市化战略模式、空间结构重构与广域性辐射域面的区域多中心共生协同发展思路，对探讨长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与可持续协调发展具有创新性导向作用，同时对整合区域多中心优势、激活多中心发展活力、培育与凝聚多中心核心竞争力与软实力、构建和打造中国区域经济新格局与新路径模式等均有重要战略性意义。
大开放、大转型与大调整背景下，区域发展多中心化已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趋势，应着力在如下方面进行突破性研究：
(1)对多中心关系进行定量评价、构建数学分析模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有利于拓展区域研究的思路；(2)区域结构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区域多中心关系的交织性与多重性，使得区域多中心问题的研究具有复杂性，多中心共生机理、共生模式、共生路径的研究具有挑战性，尤其在共生模型建立、共生评价等方面没有成熟体系的前提下，研究多中心共生问题具有挑战性，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3)多中心共生机理机制、共生结构与模式的研究具有重要研究价值；(4)共生网络及其复杂性评价研究；(5)解决多中心共生的测度、评价与调控模式，对于开拓区域研究新视角、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平台具有创新性意义，也是未来区域多中心研究应着力突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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