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国公司FDI中基于并购的要素交易整合优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国公司论文,要素论文,优势论文,F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跨国公司尤其是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FDI)，大都采取了跨国并购的方式。跨国并购额在全球FDI总流量中所占比重，2000年达到91.7%的水平；全球跨国并购出售额占FDI流入流量的比重基本保持在55%～85%之间（注：近些年来，全球公司间并购的发展路径极不平稳。2000年以后，跨国并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同时也导致FDI全球大幅缩减，这与世界性经济衰退紧密相关，即跨国并购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事实上，全球大公司间的并购就是世界经济走势的一个晴雨表。）。跨国公司为何选择跨国并购而不是绿地投资作为FDI的主要方式？跨国并购反过来又会对跨国公司本身产生何种效应？本文将针对这一问题，运用“交易”分析和波特的“钻石评价模型”，在对邓宁(Dunning)折衷范式进行评介的基础上，通过在OLI范式中引入新的变量——基于并购的要素交易整合优势(T)，尝试对跨国公司FDI中的并购行为做出理论解释，从而建立一个关于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动态理论框架——T-OLI模型。
一 OLI范式的发展及其局限性
竞争优势分析一直是跨国公司理论的核心内容。关于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源泉以及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动态化；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市场绩效问题。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理论主要形成于20世纪60～80年代之间，以FDI理论为中心，着重回答了跨国公司FDI为什么存在的问题。其中，邓宁提出的具有折衷意义的OLI范式，成为解释跨国公司FDI的通用理论。在折衷范式形成至今的20多年中，为了使OLI范式能够适应跨国公司经营环境及其自身的不断发展，邓宁对其理论进行了几次大的修正和补充：(1)为了使其OLI模型的解释更具动态性特征，Dunning(1993)将企业策略整合到OLI范式之中，将其与所有权优势“O”结合起来进行统一处理；(2)Dunning(1995)开始关注外部资源对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意义，将战略联盟整合到OLI范式中；(3)Dunning(1998、2000、2001)的研究进一步将并购因素纳入OLI范式；(4)Dunning(2000、2001、2003)在考察当代跨国公司FDI的新趋势、新特征的基础上，尝试将FDI理论的新发展整合到OLI范式中，对OLI范式中的“O”、“L”及“I”同时进行动态化的分析。正如他自己所言：“经过拓展，一个附加了动态内容的折衷范式，将与资产增加型(asset-augmenting)及联盟行为相关的跨国投资活动纳入理论框架，作为检验国际生产决定因素的一个主要分析框架，其理论地位得以加强(Dunning,2000)。”
然而，由于OLI框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关于跨国公司FDI“存在性”的解释，因此，在其框架内纳入新的解释对象而不纳入新的变量，就很难全面解释和适应国际生产的新特征。具体而言，关于跨国公司FDI及其竞争优势的问题，现有的OLI范式仍需进一步修正。修正后的OLI至少应该回答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附加了“学习策略”和“经由联盟学习创新”的OLI范式，如果已经使得“O”优势要素具有了动态意义，那么对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将“O”优势要素进行全球配置的分工技术体系——的动态性应如何解释；(2)考虑了战略联盟因素的OLI范式，突破了“I”优势的局限，注意到“L”优势中的外部资源对于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重要性，但由于战略联盟在跨国公司FDI中所占比重很小，且其本身不稳定，（注：Porter(1991)曾指出，就长期战略而言，战略联盟对于公司既不稳定也不可靠；Vanhaverbeke和Duysters(2002)研究表明，两个企业先前的联盟，增加了一个企业收购另一个企业的可能性，尤其是战略联盟形成的外部资源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相关时；Dunning(1995)也指出，战略联盟内容一般仅限于某些专业领域的某些环节，很少有在公司价值链环节中的核心竞争优势方面进行合作的。）因此，难以用附加战略联盟的OLI范式对跨国公司FDI的动态特征进行充分解释；(3)以OLI范式分析跨国并购，并未突破巴克利(Buckley)和卡森(Casson)的内部化理论，作为一种组织优势，内部化优势仍然是一种单向、比较静态优势，难以解释跨国公司的逆内部化现象，以及跨国公司在并购活动中对内部化和逆内部化并重的双向、动态发展特征；(4)就“L”优势而言，该范式对东道国区位优势因素的动态变化以及跨国公司对变化的区位优势的动态反应能力、适应能力缺乏分析。此外，Dunning(2000)虽然结合跨国公司FDI的新趋势，将关于FDI的最新理论分别纳入其折衷范式的“O”“L”“I”的分析中，但不能给予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及其竞争优势的趋势和特征做出系统整体性解释。
二 T-OLI模型：关于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一个分析框架
以邓宁OLI范式为主的FDI理论在探讨跨国公司竞争优势时，主要强调了三个因素，但跨国公司的另一个重要性质不能忽视，即它不仅是一个所有权优势的集合，不只是一个在特定区位中配置所有权优势的科层组织，同时它还是一个交易的集合。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看做一个投入—产出的生产函数，而把企业在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交易及其对经营绩效的影响视为既定。以科斯(Coase)和威廉姆森(Willianson)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师承了康芒斯的“交易”分析思想，但他们关于交易的分析，重心放在了交易背后交易契约所隐含的交易主体之间的权利关系方面，其理论目标是探讨如何节约交易费用，寻找企业和市场之间的有效边界，实现交易费用最小化。因而，交易费用经济学在以交易为分析单位讨论企业的组织效率时，没有关注交易行为作为一种基本经济活动本身的意义，即交易行为的不同功能对交易主体产生的不同效应。公司用行政性的方法或使用其他非市场的媒介配置资源，并不一定比外部市场更有效率；但公司存在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且是为了组织生产（朱刚体，1997）。进一步说，只要比其他公司组织同样的生产活动有效率就是一种竞争优势。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资本市场、国际货币市场的发展，企业逐渐成为资本市场上可交易的特殊商品。这种特殊商品的交易，实际上就是“一揽子要素”的交易。跨国并购不但增强了跨国公司国际融资和资本的扩张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企业买卖或“一揽子要素”的产权交易，提高了跨国公司在国际范围内重组企业资产的能力及其效率。
同样，由于全球生产体系日趋庞大和复杂，跨国公司作为一个交易的集合，其交易活动不但较一般企业更为复杂，而且交易功能也趋向深化，对于其本身竞争优势的影响也越来越具有决定性作用。
首先，从交易的一般功能看，跨国公司通过外部产品市场与其客户进行产出品的交易，其结果是竞争优势最终转换为市场价值。但这种一般的产品交易功能能否顺利实现，及其所实现的市场价值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国际竞争中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状况。
其次，从交易的效率功能来看，跨国公司可以借助正在形成中的全球企业（或产权）市场进行“一揽子要素”的交易，即跨国并购。这种交易行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并购目标企业的“一揽子要素”（或称“打包资源”），以此获得和创造新的竞争优势，这是典型的内部化过程，我们称此为正向并购；一是进行资源剥离，将公司内的某些“一揽子要素”乃至整个分支机构打包后进行出售，以此强化公司的竞争优势，尤其是核心竞争力，这是一种逆内部化（外部化）过程，我们称此为逆向并购。本文所研究的并购就是包括正向并购和逆向并购在内的“一揽子要素”交易方式。而现有关于跨国并购的文献，一般将“一揽子要素”交易中这两个方面割裂开来。实际上，对于跨国并购而言，正向并购和逆向并购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一个公司，进行正向并购时，对另外一个公司而言则是逆向并购，这同时发生于一次跨国并购过程中。
最后，从交易的转换功能来看，伴随着“一揽子要素”交易活动的进行，跨国公司为加强动态适应能力，不断在内部要素市场和外部产品市场之间进行替代和转换。一方面，作为对外部市场的替代，跨国公司内部还存在一个交易市场，主要是公司内部的产品、原材料、技术、服务等要素在与同一产品生产、销售等过程有关的每一个国家里组织专业化生产，而后又通过内部贸易把这些生产活动联系起来。如果以跨国公司的公司内部贸易规模来衡量，公司内交易的重要性应该是在不断增加的。根据UNCTAD(2000)的有关统计，20世纪90年代，全球贸易额的1/3发生在跨国公司的内部，美国跨国公司的公司内部贸易在其国际贸易中所占比例1999年达到了36.2%（进口）和39.4%（出口）。按照经典的跨国公司内贸易理论，公司内贸易对于规避国际市场的不完全、降低交易成本及维持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进而提高其竞争优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带来了跨国公司在特定领域内、一定程度的交易费用的降低，从而使得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采用逆内部化的方式；或者彻底剥离部分资源以实现竞争优势的“归核化”，或者采用非产权联系的方式等，在全球范围内与外国公司形成基于长期信任的企业网络关系，进而将公司内部交易转换为外部市场采购。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跨国公司在[0,t]时期“O”优势的状况如何，都可以通过正向并购即内部化优势在
时期获得新的“O”优势，或者通过逆向并购即外部化分立和剥离“一揽子要素”形成及强化核心竞争优势。同时，依据不同时期及内外部因素的变化，跨国公司可以在要素的内部交易与外部交易之间进行灵活转换，以保持竞争优势的动态性和整个生产体系的效率。利用邓宁的OLI范式来解释跨国并购，只能运用内部化理论强调跨国公司转移或取得资源，没有对当代跨国公司的逆内部化（逆向并购）行为做出较充分的解释。主流FDI理论强调了内部化优势（要素的公司内交易）基于交易成本节约的重要性，而更重要的是交易活动（正向并购及逆向并购）提高了公司现有要素的使用和生产效率，降低了总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另外，随着新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跨国公司FDI中的区位优势因素如要素成本、运输成本、市场规模和特征、政府政策等也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化之中，特定区位的某些优势可能会消失，也可能会强化，或者出现了新的优势。这就要求跨国公司FDI的全球价值链具有动态适应性和时机上的占先性（即钱德勒所谓的“速度经济”）。在跨国公司的FDI中，利用“一揽子要素”交易方式可以有效地达到这一目标，即从某种意义上，跨国公司可成为一个“L”的集合，可以根据全球范围内不同区位优势因素的变化，通过要素的交易行为不断改变其全球生产体系的“L”组合。因此，跨国公司基于并购的“一揽子要素”交易行为，对其以OLI结构为基础的竞争优势都可产生一种整合效应，既可以对OLI结构中三个变量各自的权重进行调整，也可以使其中的各优势因素具有了动态性，从而使得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在OLI三优势的基础上具有了动态特征。我们将跨国公司FDI中基于并购的要素交易整合优势(T)，定义为公司通过“一揽子要素”交易来获取跨越时空的动态竞争优势的能力。其中，跨越时空的动态竞争优势，意味着跨国公司在时间维度上可以实现占先优势和动态发展，打破现实中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约束，由单周期内的动态发展（弗农生命周期模型）转化为跨周期和多周期的动态发展；在空间维度上可以突破区位优势的嵌入性约束而实现区位优势(L)的动态优化与组合，亦即区位选择与后续优化同样影响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及其演化路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竞争力的能力有时较其本身的所有权优势更为重要。
图1 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T-OLI菱形模型
说明：单向箭头表示要素交易整合优势分别对“O”“L”“I”进行的整合，双向箭头则表示整合过程中三种优势因素之间的互动，从而使跨国公司建立一种基于全球生产体系的整体性动态竞争优势。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素交易整合优势(T)”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优势，从生产的技术结构、制度结构和地理区位三方面影响着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赋予了OLI范式中三种优势因素以新的含义。至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关于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T-OLI菱形模型（见图1），该模型不但拓展了关于跨国公司竞争优势源泉的解释，而且在涵盖OLI三角模型的基础上强调了对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动态分析及其全球生产体系的整体性分析。
三 跨国公司FDI中基于并购的要素整合效率
从生产的制度结构而言，跨国公司FDI基于并购的要素交易整合优势，其整合过程意味着在内部化（正向并购）和外部化（逆向并购）之间进行企业边界的调整，其结果表现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的治理体系中，基于直接产权联系和非产权联系制度安排的权重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可满足其节约交易成本的需要；另一方面，可提升其全球治理的效率。而从生产的技术结构来看，跨国公司通过正向并购能够把外部要素与公司已有的要素整合在一起，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通过外部市场获取投入品的交易成本。跨国公司为了将要素集中于更有竞争优势的业务领域与经营环节，也可通过逆向并购打包出售子公司甚至职能部门，把许多不擅长的业务活动剥离出去，把公司内部的交易行为转换为外部市场交易行为，培育核心的生产技术与核心产品，加强核心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的跨国并购浪潮，其中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领域内的大而全与专而精的企业发展两极化趋势加速，即除了大规模的交易内部化之外，也有相当多的企业通过逆向并购来剥离与出售不相关要素来培育核心竞争优势。跨国公司根据外部市场环境和内部要素及其配置状况的变化，将通过正向并购及逆向并购不断在外部市场交易与内部市场交易之间调整企业边界，（注：这就意味着跨国公司的“有效企业边界”在一定时期内是“移动”的，而不是“固定”的。）构造公司的动态竞争优势。
图2 跨国公司的整合效率
说明：横轴表示公司在空间和时间维度(t)上的并购数量，纵轴表示成本。
如图2，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从原点O出发的曲线ΔTC为交易成本节约曲线，是跨国公司内部交易成本
与外部交易成本
之差，表示一种产品是在外部市场购买还是将其内部化，转变为公司内的生产，然后在子公司之间或子母公司之间转移。其中，
，Q为跨国公司在时间维度上进行要素交易整合的数量，此处将其定义为连续的。假定公司在
时期进行并购活动（注：此处只讨论内部化的情形，但结论性质同样适用于逆内部化的情况。），此时以公司内部交易代替外部市场的交易是有效率的，存在ΔTC＜0；
。AC曲线表示公司根据内外部因素的变化通过跨国并购及逆并购达到其全球生产体系内要素的协同利用，实现区域专业化和全球规模一体化中以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为内容的静态整合效率（注：跨国并购中约有2/3为水平并购，另外1/3多为纵向一体化和相关多元化并购。），从而提高其全球生产体系的生产效率。平均成本将随着并购活动的进行而下降，即
。更为重要的是，从长期来看，目标企业的经营要素与公司原有要素结合可以形成新的生产力，如并购带来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实现了以提高公司技术创新能力为内容的动态整合效率，使AC曲线向下移动至
。因此，跨国公司的企业边界最终并非取决于
的那一点。因为经历一次跨国并购后，尽管短期内可能会出现
，但从长期来看，由于公司吸收了新的要素或者剥离了要素，一方面可能会提高原有要素的生产效率或者被并购要素的生产率，或者二者结合形成新的生产力；另一方面，由于并购及逆并购导致了企业边界的调整，则跨国公司内部的科层组织也要相应地进行调整，提高了企业的组织效率，最终导致企业总成本（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之和）的节约。
，并购行为也是有效率的，这一点可能不同于经典的交易费用理论的结论。按照经典的交易费用理论，当时，企业应停止内部化行为。
四 对跨国公司要素整合优势及其效率的再认识
跨国并购作为一种要素整合能力，其优势就在于公司通过并购可以同时对其FDI中的OLI结构进行全球整合，使跨国公司FDI中三种优势各自的“权重”保持动态特征。
这种要素整合优势是跨国公司借助国际企业市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进行并购及逆并购而实现的，以转移企业部分或全部的控制权为内容，与只关心公司价值而不关注特定行业或特定产品和服务的金融并购不同。以整合为目的的要素交易是公司出于长期发展的考虑，是一种效率导向型的跨国并购，它有助于跨国公司突破企业生命周期的约束。在其他条件既定时，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将决定其竞争优势，其中技术要素已成为影响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但是，一项技术的生命周期由于竞争加剧越来越短也是一个事实，从而导致了产品生命周期乃至企业生命周期受到影响。所以，一些企业只经历了开发阶段→成长阶段→衰退阶段或被并购阶段，而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却可通过跨国并购实现开发阶段→成长阶段→并购后再成长阶段的持续发展。
不但邓宁的OLI范式没有涉及跨国公司的多周期发展问题，即使是弗农关于跨国公司FDI的动态理论——生命周期模型，也仅仅是在单周期内，即从产品的创新寡占、成熟寡占和弱化寡占三个阶段来分析跨国公司在出口和FDI等国际经营方式间的动态选择问题（见图3），并未就弱化寡占阶段以后跨国公司的持续发展问题给予进一步的分析（注：弗农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动态的产品周期理论模型，70年代又进一步将“寡占”理论纳入其模型。）。图3中，第Ⅰ阶段即时期为企业的创新寡占阶段，按照弗农的动态模型，此时产品主要在本地销售；第Ⅱ阶段即时期为成熟寡占阶段，按照弗农的动态模型，此时产品开始大批量出口；第Ⅲ阶段即
时期为弱化寡占阶段，按照弗农的动态模型，此时企业开始进行FDI。而事实上，当代跨国公司往往在产品创新阶段就进行FDI，将其“O”优势与“L”优势组合起来，以建立一种全球化的竞争优势。第Ⅳ阶段即时期以后（虚线部分）为衰退阶段。
图3 跨国公司基于交易整合优势的多周期发展
弗农的动态模型讨论了跨国公司在一个周期内的动态发展情况，但无法解释企业多周期发展的实践。本文认为，基于并购的要素交易整合优势可使企业获得和创造新的竞争优势，从而使跨国公司打破发展中的周期约束，进入再成长阶段（实线所示路径）。
跨国公司FDI中基于并购的要素交易整合所产生的竞争优势，虽然是企业层次的一种效率，但这要由并购企业、东道国目标企业和中介服务组织共同参与借助资本市场才能完成。因此，跨国并购要真正成为企业FDI的一种整合优势，一种可持续的优势，其最终绩效依赖于微观和宏观经济层面的双重效率。从微观角度看，跨国并购作为一种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应满足帕累托效率要求，即参与并购的各方是共赢的；从宏观角度看，并购的微观效率在时间维度上应具有可持续性，不会出现并购不足（注：并购不足意味着当外部存在有效率的并购机会时，企业由于某种原因未实施并购行为。）或并购过度。然而，从现实中包括跨国并购在内的一般并购行为的绩效来看，并购失败的案例很多。从并购的一般特征来看，即使不考虑投机型和金融型并购，竞争优势导向型并购仍然可能会出现“误并购”。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相当多的并购行为通常要借助资本市场即虚拟经济体系才能完成，而虚拟经济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和驱动，并且具有明显的宏观经济周期特征，这最终导致跨国并购也会随宏观经济周期而波动。就跨国并购而言，这是因为其作为世界范围内资本调整及投资的一种方式，必然要受到周期性经济变化的激发或抑制。因此，回顾上个世纪五次大的全球企业并购浪潮，可以看到企业并购浪潮与世界经济周期两者在时间上基本同步（见表1）。在这种规律的影响下，跨国公司FDI中基于并购的要素整合优势所表现出来的微观经济效率，就要受到宏观经济效率的影响，即总体而言企业可能在经济萧条时并购不足，在经济高涨时则基于非理性的心理预期而过度并购，以至于出现并购泡沫。（注：此处是就整体而言的并购净结果，并不排除一些企业在经济萧条时可能基于相对的低成本而过度并购，相应在经济高涨时则可能因相对高成本而并购不足。）因此，在实现资源再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和宏观经济效率兼容的前提下，跨国公司FDI中基于并购的要素整合能力才能成为一种明显的竞争优势。
表1 20世纪全球企业并购浪潮与经济周期的对应关系
并购浪潮 峰值年被并购企业数经济周期特征
第一次1899 1028 危机后的高涨期
第二次1929 1245 大萧条前的繁荣期
第三次1968 2407 滞胀前的发展期
第四次1988 3500 复苏后的上升期
第五次1995 2290 新经济的繁荣期
资料来源：根据UNCTAD相关年份的《世界投资报告》整理而得。
说明：由于五次全球企业并购浪潮基本上都以美国为发源地和主导国，故此表以美国为例，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
五 结论
本文通过在OLI范式中引入“交易整合优势(T)”，从动态角度拓展了邓宁的OLI范式，发展了一个关于跨国公司优势的T-OLI模型。以此说明基于并购的要素交易整合优势，既可以使跨国公司适应OLI结构中各因素的变化，促进其静态的既定优势向动态的可变优势转化，在原有优势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按照OLI结构中各优势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不断改变OII结构中各优势的权重，进而形成更强的整体性竞争优势。但是，该模型仍然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第一，模型适用的支持条件。一方面，跨国并购作为企业间“一揽子要素”的产权交易行为，需要比较成熟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和相关的人力资本支持；另一方面，跨国并购作为一国的FDI行为，受其经济增长水平所允许的资本积累能力的制约。因此，T-OLI模型从理论上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但现实条件可能会制约其应用。所以，该模型对“北北并购”即发达国家之间的并购更具有解释力。第二，如何实现要素整合优势的微观经济效率与宏观经济效率的兼容，是本模型的一个现实约束条件.第三，并购后公司内部的要素重组与整合问题。跨国并购产生的效率还取决于并购后公司对要素进行重新配置的能力（包括文化整合问题），这从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跨国并购行为本身产生的累积效应。作为一揽子要素的产权交易活动，随着交易次数和交易量的增加，跨国公司在并购方面的“学习成本”会下降，其并购能力和成功率都会增加，相应通过要素交易提升和创造竞争优势的能力也会随之提高。哈瓦德的一项研究表明，公司的并购经历会帮助公司学习和积累有关产权交易的“并购专门技术”，形成公司要素交易的经验曲线，公司并购历史中的交易数量（规模和次数），所属行业等变量均会对以后的交易产生积极影响(Hayward,2002)。所以，随着跨国并购外部支持条件的改善，关于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T-OLI模型将会越来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标签：内部交易论文; 竞争优势理论论文; 动态分析论文; 企业特征论文; 能力模型论文; 交易结构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优势分析论文; 动态模型论文; 并购融资论文; 跨国并购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