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运用及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经济学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于中国的实践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也有不少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我党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于中国的实际，并正确地反思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取得了更加丰硕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一、运用马克思经济学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批判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框架，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事实说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没有照搬原苏联模式，又没有照搬西方模式，因此，在理论上有许多独特的地方需要加以总结，提炼、升华为中国经济学。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用中国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现象，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决中国问题的又一贡献。
1.中国经济学的建立过程。邓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中国设计出了一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美好画卷。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是创建中国经济学的第一人，是中国经济学的倡导者和开启者。应该说他首先思考了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问题。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邓小平就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①，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和观点，就是最早的中国经济学的正式发端，对构建中国经济学具有重大意义。
从国际上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二战前完成了市场化的殖民扩张，二战后的冷战时期，开始了进一步军备竞赛。冷战结束以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加快。东西方国家在和平与发展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始彼此打开对外贸易的大门，原来非市场化的国家都纷纷以市场为纽带，融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实际上，西方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以后，五六十年代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下，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罗斯福新政证明市场是有效的。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危机再次爆发，并出现经济滞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国，里根政府以供给学派为基础制定政策，开始减弱国家干预，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同样也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其他西方国家纷纷仿效，使西方经济持续了20年的发展，但最后还是导致了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反思西方经济发展，不难发现，西方市场经济在最近的30年的发展中，总是摇摆不定，或过度国家干预或过度自由市场，始终都没有克服资本主义存在的基本矛盾。
而从中国经济的自身发展来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1956年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后，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期，学习前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再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了解决商品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较低和人民生活贫困的现实矛盾，开始在理论上进行创新和突破，选择了市场化的改革战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效果十分明显，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的提高。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措施和政策是有效的，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度是适当的。事实说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了9.8%的速度，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仍保持在9%以上，对世界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成绩，都是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因此，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都表明了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
2.中国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基础。所谓中国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语，1984)。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既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又要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合理的成分加以借鉴。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仍然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②。商品的价值形式表现为，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相交换所产生的交换价值，价值的本质是凝结在商品体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它的内容是，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交换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并趋于一致。劳动力的价值是维持劳动者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其使用价值是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能创造出比自身劳动力价值更大的价值。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的19世纪40年代，批判吸收了亚当·斯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工资和分配理论，是在批判吸收了大卫·李嘉图的资本主义工资、分配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西方经济学的合理的科学成分的继承和发展。
当代西方经济学有很多学派，比较有影响的如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而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及对策，在有些方面也有借鉴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订政策，对经济进行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凯恩斯主义者阿罗、卡恩等认为，政府干预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非政治家们的任意设计。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在资源分配和利用、保持经济稳定、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实行国家干预和调节，对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产生的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西方经济理论中，也有许多合理的、科学的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如供给学派认为，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并不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是当时西方各国政府，实行一系列错误政策造成的。政府不应当刺激需求，而应当刺激供给。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刺激因素，其中财政政策最为重要。在分析经济政策对行为的影响时，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只注意政策对经济主体收入和支出的效果，而强调政策对生产活动的作用。供给学派的论点和主张，也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关注，但也有反对之声。凯恩斯主义者萨缪尔森认为，供给学派的理论既没有经济史上的有力证据，又缺乏理论分析上的合理推断。中国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借鉴了供给学派的观点，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的需要，制定了增加有效供给的经济刺激政策来指导经济实践。
现代货币主义的创始人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他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是反对国家干预，不如说他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弗里德曼曾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他向我国提了不少货币主义的建议。事实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对货币主义学派合理的、科学的观点的批判吸收。显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科学内容，也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框架的理论基础。
二、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实践基础
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一切理论都来源于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理论的产生，也正是来源于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第一，农村改革的实践。从1978年开始，中国进行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改革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通过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政权，变过去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村民委员会和村级生产合作组织。随之，建立了乡镇财政管理制度。这从体制上解决了人民公社时期“一平二调”和生产上瞎指挥的问题，消除了“共产风”产生的根源，释放了农村劳动生产力。农业粮食连年丰收，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农民的劳动力价值通过商品交换得到了社会认可。正是在农村改革实践的基础上，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不断发展为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创造了“苏南模式”的中国奇迹，“1978~1986年，当中国西部地区乡镇企业正在起步萌生之时，这里的乡镇企业已创造了年平均增长34%的苏南速度，在全国独领风骚”③，并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产业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客观上也要求改革农村商品流通体制。1984~1993年，中国进行了粮食与市场相结合的“双轨制”改革，理顺了农产品价格，取消统购派购任务，改革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体制，2001年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粮食流通体制。以后，还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试点。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全国农民共减轻负担1265亿元”④。减轻农民负担，既是中央财政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举措，又是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成功案例。2008年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改革给我国农民带来了更多的实惠。总之，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提供了现实依据。
第二，城市改革的实践。在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上，1984年开始，中国将改革重点转向了城市的企业改革。改革的内容是实行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目的是搞活企业，发展商品经济，调动城市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制定的具体政策是，在城市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中，采用了包干上交的经营原则，实行“放权让利”和“利改税”。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召开前的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道：“前一次三中全会的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⑤。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突破了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规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说，“这个《决定》的内容写得很好，好就好在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⑥。“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⑦，实际上，邓小平在这里指的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初稿。
从1984年底开始，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进行了企业承包制和租赁制的改革探索，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经过了几年的改革和全面开放实践，许多经验进一步得到总结，特别是经济特区的市场化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证明了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语)。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1994年《公司法》颁布实施开始，我们进入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阶段，开始了股份制改革的试点。“1995年，全国确定了100户试点企业按《公司法》进行制度创新。到1997年8月，全国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的达9000户左右”⑧。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⑨。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混合经济。随着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银行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就业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也在进一步推进。城市改革的经验，也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实践基础。
第三，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内涵。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实践中，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的渊源来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以及当代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合理内容。
中国经济学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在经济领域中的集中体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理论形成于改革开放初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客观地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他在科学判断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
这一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其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要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现代化国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各项工作都要服务和服从于这个中心。
这一理论根据中国现实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实际情况，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参与经济全球化；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实行对外开放；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这个理论基础上还提出了改革开放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这一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纲领：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这一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一理论还具体地规划出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⑩。
从以上内容来看，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内容。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切工作，不同阶段所形成的具体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都是立足于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的，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基础理论(蒋南平，2009)。
2.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是所有制问题。实践证明，追求“一大二公”的单一所有制，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加以改革，在改革中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理论。
这个理论提出了多种经济形式的合理配置和发展，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改革开放后，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鼓励“富余农民”进城务工和经商，搞活经济，繁荣流通市场。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同时在经济特区，鼓励发展“三资企业”经济。
这个理论提出私营经济的发展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方面要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私营经济的监督和管理。
这个理论指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11)
这个理论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12)。
这个理论提出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没有的内容，但却符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这个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一个伟大创新。
3.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理论。该理论吸收了西方现代产权理论的合理内容，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国有企业又叫国营企业，实行的是把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集中统一起来进行生产经营的工厂制度。该理论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现代产权理论的要求，理顺产权关系，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健全责权统一、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以《公司法》为法律依据，实行股份制下的公司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核心。
这一理论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一是产权关系明晰。国家拥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二是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有限责任。三是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四是企业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五是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这一理论提出了现代企业的形式是公司制。按《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形式有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这个理论是在改革开放中吸收西方经济理论中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东西，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没有的内容，体现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和谐包容。事实上，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制的改造，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下的国有(国营)“工厂制”向市场经济下的“公司制”转型，实现了企业内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解决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随着价格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相继推进，中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个理论在中国经济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4.中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理论。这个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分配原则、分配政策、分配措施。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同时分配又决定消费。分配制度的合理与否决定人们最终消费结构的合理与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问题决定改革的最终目标能否实现，因此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分配制度必须坚持把按劳分配形式和多种分配形式结合起来。按劳分配的形式有工资、奖金、津贴，其他分配形式有：个体劳动所得、利息、股息、红利、劳动力价值、福利。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这个理论提出了应鼓励一部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政策，以及体现效率优先兼顾社会公平的分配原则。在执行具体的分配政策过程中，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时，该理论提出了要积极扩大就业，努力改善人民生活，通过调整分配格局，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具体分配措施上，提出了要“正确处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普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形成一个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13)
这个理论提出，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要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的公平性和均衡性，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这个理论始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分配上必须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在分配上体现社会公平。可见，这个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理论，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这个理论冲破了传统的思想束缚，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解决了多年来一直争论不清的“姓社”、“姓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往往忽略了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民生活贫困，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把计划经济当成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年以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才明确指出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4)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市场经济的矛盾，这也被一些学者称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超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马克思本人甚至没有提出‘市场经济’这个概念。”(15)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世界经济理论史上的重大突破。正如江泽民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个崭新的创造性发展。”(16)
这个理论提出了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让市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对经济体制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中，要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市场体系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是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宏观调控的政策是实施适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面临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实施了适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沉着应对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始终保持快速健康发展，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个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6.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转型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转型理论是对中国3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结和概括。该理论肯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批判了那种乘改革之机，借改革之名搞私有化的错误思想，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该理论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提出了判断经济体制改革是非成败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7)在这一理论中，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上吸取了前苏联改革的教训，抛弃了前苏联的激进式改革方式，采取了渐进式改革。
这一理论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是“体制外与体制内改革相结合，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是先农村后城市、先试验后推广，改革的核心是国有企业改革，改革的关键是价格改革”(18)。每一个阶段改革的重点都要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从党的十二大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以及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顺利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7.中国经济发展理论。改革开放初，邓小平首先提出了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发展才是硬道理”，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
这一理论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走“台阶式”的发展道路。提出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争取隔几年使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邓小平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19)
这一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要把速度搞上去。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20)他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取较快的增长速度。”该理论提出了经济发展要服从“两个大局”的思想。邓小平提出，先发展东部地区后发展中西部地区，这是一个大局，当东部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发展西部地区，这又是一个大局。20世纪末，当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想。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这个理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提出了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逐步形成同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第一、二、三产业的合理结构；提出了地区结构必须优化，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8.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是对我国农村改革的总结和发展。这个理论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以及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这个理论提出了农业的改革和发展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21)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首先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次是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粮食直补，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这个理论提出了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和谐。这一理论提出了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这个理论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切实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巩固、完善、强化强农惠农政策，形成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良性互动格局，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这个理论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22)提出了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完善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和职能设置，逐步实现城乡社会统筹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当然，上述理论只是当前形成的中国经济学的一部分主要内容，中国经济学的内容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过程中不断充实和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运用的实践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在改革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合理内容、吸取前苏联改革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即使在全世界受金融危机冲击下的近年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9%以上的增长速度，出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保持了高速的年均增长速度，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主要表现在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见表1。
1.国民生产总值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从表1中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到2011年，我国GDP和人均GDP每年都呈上升趋势，中国GDP总量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达到了2011年的471564亿元，可见我国财富的增加是异常惊人的。从我国经济增长的三个10年来看，第一个10年，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1989年的16992.3亿元，第二个10年，经济总量从1989年的16992.3亿元，增长到1998年的84402.3亿元，第三个10年由于增长基数的加大，经济总量增长有所放缓，但也是显著的。如从1998年的84402.3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300670.0亿元；即使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的近四年，我国经济总量也从2008年的300670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471564亿元。可见，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持续保持高增长的，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事实上，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就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根据日本共同社2011年2月14日报道，日本内阁府2月14日公布的2010年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换算成美元为54742亿美元，首次被中国赶超。后者为58786亿美元，日中相差4044亿美元”。(23)这些事实表明，体现中国综合国力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同样保持了持续增长的趋势。从表1中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样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到2011年，我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2元增长到2011年的36274元。可见我国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是罕见的。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每一个10年，中国人均GDP都保持了高速增长。如第一个10年，我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2元，增长到1989年的1519.0元，第二个10年，从1989年的1519.0元，增长到1998年6796.0元，第三个10年，从1998年的6796.0元，增长到2008年的23129.0元；即使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以来的近四年，人均GDP从2008年的23129.0元，增长到2011年的36274.0元。可见，中国人均GDP在34年的经济发展中都保持了高速增长。
3.从表1中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从表1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4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在年均9%以上，只有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年份，如治理整顿期间的1989年和1990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1%和3.8%，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8年至2001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连续四年在9%以下，如，1998年为7.8%，1999年为7.6%，2000年为8.4%，2001年为8.3%，即使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近四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仍保持在9%左右。这些事实表明，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持续高位递进的。
中国经济30多年的强劲、快速增长，“1978~2010年的GD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89%，2010年GDP相当于1978年的20.57倍。1978~2008年30年间，中国在世界上可计算的166个国家中增长最快，增长率为9.9%，比排名第二的新加坡高3个百分点。”远远超过“世界GDP年均增长率的4.9%，人均GDP年均增长率2.9%”(24)的水平。事实证明了，改革开放以来，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取得了巨大的实践性成果。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提高，提前达到小康水平
1978~2011年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如表2所示，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摆脱了贫困，由温饱阶段达到小康阶段，城市居民已经达到了较富裕阶段。
1.从表2中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高速增长。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11年的21810元，这一增长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说明城镇居民在改革中真正得到了较大的实惠。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1989年的1373元，第二个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9年的1373元，增长到1998年的5425元；第三个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8年的5425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金融危机爆发后，从2008年的15781元，增加到2011年的21810元。可见，30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34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62倍多。
2.从表2中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同样保持高速增长。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3元增加到2011年的6977元，可见，这一增长速度同样是相当惊人的。在30多年的发展中，第一个10年，农村居民收入从1978年的133元，增加到1989年的601元；第二个10年，农村居民收入从1989年的601元增加到1998年的2162元；第三个10年，农村居民收入从1998年的2162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元；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近四年，农村居民收入从2008年的4761元增加到2011年的6977元。这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农村居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较多的实惠，34年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加了51倍多。
3.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居民已经摆脱了贫困，开始奔向富裕的生活。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9年的36.5%，表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从温饱阶段转变为较富裕阶段。第一个10年从1978年的57.5%降低到1989年的54.5%，表明城镇居民还处在温饱阶段；第二个10年从1989年的54.5%降低到1998年的44.7%，表明城镇居民处在小康阶段；第三个10年，从1998年的44.7%降低到2007年的36.3%；表明城镇居民已处于较富裕阶段。同时也说明我国城镇居民在2007年就进入较富裕阶段。
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来看，从1978年的67.7%降低到2009年的41.0%，表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从贫困阶段进入了小康阶段。在这30年的发展中，第一个10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减低到1989年的54.8%，表明改革的早期成果是解决了农村居民的温饱问题，第二个10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89年的54.8%降低到1998年的53.4%，表明农村居民还处在温饱阶段，第三个10年，从1998年的53.4%，降低到2007年的43.1%，2009年降到41%，表明农村居民在21世纪的头10年就提前进入了小康阶段。可见，事实证明了中国经济学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实践成果。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加、国家经济实力增强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利改税、财政分灶吃饭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之初，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政府的财政收入向个人倾斜，实行了“民富”的政策。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的财政收入逐渐增加，财政在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职能得到强化，财政所体现的国家利益得到加强，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富与国富同时并存的局面。尤其是从近6年的财政收入情况来看，国家的财政收入逐年提高，2011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了10万亿元以上，创造了市场经济模式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2006年以来，国家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从2006年的38760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03874亿元，年均增长27.94%，为政府的公共开支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为改善和保障民生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公共财政收入的实际增长率来看，除了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和2009两年以外，其他年份都在20%以上。正是有了国家财政的经济保障，在面临世界金融危机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难时，国家的宏观调控才能及时和有效，确保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些事实，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无法做到的，这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得了巨大的实践成果。
(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增加，对外经济实力增强
我国改革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就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来发展本国经济，实现本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83年到2011年，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逐年增加的事实，证明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理论的正确性，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实际利用FDI规模逐年增长。1983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投资规模(FDI)不到9.2亿美元，2011年就达到了1160.1亿美元。这表明中国在实际利用FDI，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中，对外依存度较高。但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受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实际利用FDI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特别是2009年，实际利用FDI的增长速度下降了6%。但如表3所示，2009年我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了11.7%，国家通过宏观经济调控，向市场投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刺激国内市场，确保了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得了巨大的实践成果。
(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快速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其实质就是使中国经济从弱国经济走向强国经济的过程，就是逐步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经济学在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得到认可和证实的过程。尤其是近6年来国家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见表5)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见表5。
从表5中可以看出，我国外汇储备近6年来达到3万多亿美元，2012年达到了33116亿美元，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高额外汇储备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经济的实力，证实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得的巨大实践成果。由于中国的国家财力的增强，即使在世界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下，我国通过实施更加开放的“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占全球流出量的比重已“从2002年的0.5%增加至2009年的4.4%，增长了7倍多，中国成为全球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国”(25)。这就在事实上证明了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果，并在国际上得到了认可。
四、理论运用模式的选择：苏联模式、西方模式、中国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运用，也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产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并以此指导中国新形势下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内容到形式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为了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选择何种理论运用模式，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于中国的首要问题。而理论运用模式的正确选择成了我们实行改革的重要保障，也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一大贡献。
(一)关于苏联模式的选择
苏联模式即前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运用模式，主要是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包括在所有制方面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在管理体制上，执行国家指令性计划，实行以条条块块为主的中央各部管理体制；排斥市场机制(价值规律)，从上至下发布行政指令；在经济结构布局上，过分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不重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实行粗放式发展。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二是建立在政治强人的威权与“唯意志论”基础上；三是在经济发展上忽视民生，极度偏重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实行片面的“赶超战略”。苏联模式长期被人们看作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运用模式。二战结束后，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渐演化为个人崇拜下的高度中央集权制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十分盛行，并向全球化发展，这对一些国家的计划经济模式产生强烈的冲击，此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也更加暴露出来。计划经济模式的低效率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充分显示，其生产力水平低下，于是社会主义各个国家开始尝试市场化的改革。作为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以其《新思维》为主导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大搞“公开性”，放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照抄照搬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其结果导致前苏联的解体，宣告了苏联模式的失败。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尽管根据自己的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成功地实现了“一化三改造”，建立了自身特色的经济制度，但主体上仍借鉴了前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同样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前苏联模式进行了反思，既充分肯定了这种模式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的事实，但同时又指出这种模式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生产发展的要求、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的弊端，强调应当放弃前苏联模式。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26)。
(二)关于西方模式的选择
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可寻的。所以借鉴西方经验，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伟大的实验和艰辛的创造，西方模式中许多有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还不熟悉”(27)。选择怎样的西方模式，也是理论及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对世界经济影响较大的西方模式有两种：即美英模式和德国模式。
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模式，即自由市场模式，是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实行新自由主义革命后更快发展起来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供给学派。这个学派主张减少税收负担、放松管制和实行私有化。这种模式鼓励以市场需求为前提的产品研发和专利创新要求；要求资本运作的社会化程度高；这是一种征服或掠夺性的资本主义模式。20世纪80年代，这种模式风行全球，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种模式持续了20年的发展后，其弱点和不足逐渐暴露出来，最终导致了2008年由美国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较为稳定的社会产生了不安全感，社会各阶层的冲突频仍。如2010年发生在英国的“伦敦骚乱”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中国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不可能全盘照搬这一模式。
另一种西方模式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德国模式，又称社会市场模式。这种模式奉行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原则，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非常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政府规定垄断企业所从事的行业为农业、信贷、保险、运输、市政等行业，政府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市场的竞争。这种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私有制企业里，要求员工与企业的利益高度一致。企业员工与企业主共同决策，企业主关心员工的生活，使员工对企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甚至愿意终身受雇。同时这种模式也使银行成为企业稳定的股东，银行和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使企业管理更加安全和有效。但是，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日本自泡沫经济破灭到2011年遇到福岛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使其经济一直陷入困境难以自拔，宣告了这种模式的破产。事实证明，目前没有哪一种西方模式能消除西方国家固有的基本矛盾。
显然，我们搞市场经济，“不能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应在总结我们搞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开拓一条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28)，根据新的理论运用模式建立一种新的市场模式。
(三)关于中国经济理论运用模式：中国模式
既然我们无法照搬苏联模式及西方模式，那么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上只有走自己的路，形成中国经济理论运用模式或实践中的中国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市场经济模式既非前苏联计划模式，也非纯粹的西方市场模式；既非西方自由市场模式，也非西方社会市场模式，它只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模式。这种模式形成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模式产生的实践基础是改革开放30年的市场化改革实践。
在中国模式中，我们首先确立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步摆脱了计划与市场不相容的传统观念，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理论探索过程。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突破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束缚。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9)这个精辟论断，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目标模式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论述，江泽民当时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主张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中共十四大明确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勾画了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这个基本框架标志着中国模式开始建立。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模式的内容概括为六个方面，江泽民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书中，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模式的六个方面内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就是：第一，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第四，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第五，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第六，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江泽民，1995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模式具有的基本特征我们认为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模式的形成具有革命性和科学性。中国市场模式的形成过程，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发展的认识过程。就是说，中国市场模式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产生的新的理论成果。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理论，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也具有科学性，因而中国模式的形成也具有科学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产生和形成的。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中国市场模式也是在改革原有的计划模式中形成的。这是一项崭新的事业。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来访时曾对邓小平说：“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你们的尝试是一个全新的实验。如果你们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30)。当前中国已向世界提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国能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对这个问题最有说服力的回答，就是中国进行的30多年的自我改革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更有效率更能取得更大经济成果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30年的实践中，中国完成了经济体制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邓小平语)。因此，就这个意义来说，中国模式具有革命性。
第二，中国模式的形成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基本原则，所以走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之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不变的前提下，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放弃苏联模式，允许部分私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的补充，开放市场，引进自由竞争机制，打破地区平衡，在公有制以外发展私有制。如改革开放初期，东南沿海地区的非公有经济发展较快，并取得了较好的市场效果。据统计，“在1994年的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为30.26%，非国有经济为69.74%，在非国有经济中，集体经济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33.72%，个体经济占12.28%，股份制经济占5.84%，外商和港澳台经济占17.9%。”(31)这种30%和70%的比重说明，在东南沿海地区，非公有经济已占相当地位。于是，当有人担心非公有制经济的过快发展会影响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时，邓小平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思想。他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是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32)。正是这个原则体现了中国模式所具有的原则性，以及在社会主义体制外发展私有制的灵活性。
第三，中国模式的形成具有开创性和特色性。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大的难题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容的问题，也就是计划和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能否实现“结合”的问题。按照传统的认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矛盾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突破认识上的“姓社”、“姓资”的思想禁区，找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点，如江泽民指出的那样：“西方市场经济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符合市场一般规律的东西，毫无疑问，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这是共同点；但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33)可见，找到西方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同点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市场模式有创造性和特色性。
第四，中国模式的形成具有民族性。在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中，邓小平以政治家的胆识和勇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改革和创新。他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尽量避免走极端，既没有全盘肯定苏联模式，也没有全盘肯定西方市场模式，而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使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快速增长。这种“不走极端”的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同一性的原理，又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在建设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的过程中，胡锦涛又继承中华优秀文化，大胆开拓创新，提出了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可见，中华民族的包容、求同，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对市场经济的包容、求同的品格，是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所不具备的，中华民族做到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形成具有独立的民族风格的中国模式。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中体现的一以贯之的大智慧及创新精神，邓小平早就肯定了这一点，认为“中华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这一点是肯定的。”(34)就这个意义来说，中国模式的形成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
第五，中国模式具有宏观调控的主导性和有效性。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模式，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让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说，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当市场机制失灵时，政府会及时和有效地进行调控。目前，世界上在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受政府干预和调控。“自从凯恩斯主义产生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35)。在中国市场模式下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及时和有效，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一开始，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运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控是可控的、易控的、能控的，因而具有政府主导性的特点，且这种调控在国家遇到重大突发事件和经济危机时，效果是明显有效的，因而中国模式的形成又具有有效性。例如，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时，中国提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出口转内销，扩大内需，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成功应对了东南亚经济危机，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亚洲乃至世界的金融秩序；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当时的中国政府面对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难，在抗震救灾的三年中，通过宏观调控这一主要经济手段，提出了十大经济政策，使中国沉着应对了这次金融危机并且给世界经济发展树立了信心。可见，中国模式具有宏观调控的主导性和有效性。
第六，中国模式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从内容上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包括国家投资在内的混合所有制模式、多种分配模式、宏观调控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因而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个别性的中国市场模式包含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市场模式的普遍性、共性之中，如中国市场模式中既包含了英美模式中的竞争机制，又包含了莱茵模式中的社会调节机制，还包含了私有制下灵活的市场运行机制，以及市场失灵状态下的国家干预机制。但是，虽然中国的市场模式含有上述市场模式的因素，但绝不是简单地“拿来”和组合。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关系的原理，我们认为，中国市场模式包含在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模式之中，是世界经济模式的普遍性之中的特殊性表现。当前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各个国家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却沉着应对了危机，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显示出了中国市场模式对世界的普遍性，因而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中国模式带动了全球经济复苏，为世界经济发展树立了榜样，提供了一条新路。
五、成功的经验：基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正确反思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取得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果。在实践中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具体指导了经济体制改革各个方面的实践，其实践成果已经从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国内GDP、人均收入、恩格尔系数、公共财政收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中国直接对外投资规模、国家外汇储备的经济指标的统计分析中得到了证实。事实充分说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国家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实行市场化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其核心是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并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而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又不断得到丰富，从而不断地创新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总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的经验表明，必须认清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借鉴而不照搬西方理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用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中国经济学内容，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一条在当代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必由之路。
我们之所以取得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笔者认为主要是对计划经济时期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于中国的经验教训的正确反思。
(一)反思一：中国当前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时期了吗？
综观中国革命的历史，可以发现，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乃至在此之前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早期探索，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即要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从而完成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因此，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几十年中，革命志士艰苦奋斗，流血牺牲都是为着这样的目标和理想。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确立了在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是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军事外交制度等等在内的一个制度系统。但是“要搞社会主义制度”尽管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是同义语，然而决不能等同于“进入了社会主义”或“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是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很好结合的结果，对主观条件或客观条件认识不足或结合得不好，必然招致失败。我们长期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并为之奋斗不息，这使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从事经济建设具有了很好的主观条件。而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取得成功的客观条件就是中国现有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基于中国现实情况(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但在20世纪50年代，也有不少学者作过一些反思。毛泽东在认真研究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后，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如《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除了认为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处理好经济建设中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之外，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农业、重工业、轻工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各地方与企业之间，内地与沿海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不同于苏联模式与苏联理论的“走自己的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思想。这些思想无疑具有真理性，但我们在具体认识中国实际客观条件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偏差。这种偏差的最终原因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就立即可以建立起来的，而是要经历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6)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之后，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这个过渡期在什么条件实现后结束，这些条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二是这个过渡期的经济内容及经济特征是什么，马克思没有来得及论述。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中，尽管往往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同义语，但是他们十分注意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及发展的阶段，例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了共产主义低级阶段或第一阶段的特征：“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37)但这个阶段已经是“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因为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而在个人消费资料的分配方面，则是在社会作了各项扣除之后，由每个劳动者“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们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38)即人们通常说的按劳动分配。因此，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来看，马克思是把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的历史阶段划分为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阶段即低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等三个阶段的。而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对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的历史阶段又作了进一步划分及论述。“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我们党看得遥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9)列宁在这里把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明确称之为社会主义，把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称之为共产主义。特别是列宁在另一著作中，更是明确地把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的历史时期划分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认为“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镇压还是必要的，但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40)而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41)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基本特征，列宁认为主要有：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剥削；国家的镇压职能已经消失，但国家还没有消亡，其职能是保证社会其他职能如按劳分配职能的实施等等。列宁的这些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在我们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如何认识我们在建立新中国之后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如何划分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如何确定不同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时期，都是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课题。比较有代表性的划分是将其划分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共产主义时期”，但即使这样划分，不少学者也认为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地方。但不论如何，至少说明了在中国，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的客观实际已被广泛关注。
如何认识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直接影响中国的经济建设，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的进程。认识这一段时期中国的实际客观国情，应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其一是这一时期的中国生产力的状况；其二是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生产关系的状况。这两个方面认识清楚之后，才能认识到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也才能考虑通过何种手段及途径使生产关系适应现有的生产力，从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
首先，在认识中国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方面，我们最初是比较清醒的。从统计数据来看，新中国刚成立时，国民经济基本上被破坏。农业部门沿用小农经济方式，产量低，质量差，效率十分低下。工业方面，从19世纪60年代清朝政府兴办军事工业算起，近100年的时间，只积累了100多亿元的工业固定资产。商业方面，除了一些传统落后的小商业之外，基本上没有现代商业。为此，我们进行了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这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基础，然而在如何认识我们具有的这个基础方面却产生了偏差。例如，没有认识到当时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技术装备力量差，难以承受单一结构的资源消耗，必须要走逐步积累、逐步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于是“大炼钢铁”“迅速地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就发生了，加上天灾人祸我国经济建设在1958年到1963年间受到重大损失，并带来生态资源破坏等一系列严重问题。1958年到1962年，我国工业增长平均每年仅递增3.8%。1961年比1960年下降38.2%，1962年比1961年下降16.6%。工业内部比例也严重失调，1960年轻重工业的比例为33.3∶66.7，以致人民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
从经济效益来看，从1957年到1962年，我国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润由23.8元降为8.9元；下降幅度高达62.6%；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由139元降为71元，下降幅度为48.9%。但资金却大量被积压，难以周转。如我国在1962年每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达到了38.7元，比1957年的19.4元高出1倍。当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例如，1967年和1968年，工业生产连续下降，且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能源消耗浪费惊人。经济效益方面，截至1976年底，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润为12.1元；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税金仅为19.3元；每百元工业产值实现的利润仅为12.6元，分别比1965年下降42.1%，35.2%，40.8%。此外，企业的亏损占全民独立核算企业的31.5%，亏损金额高达76.9亿元。(42)
其次，在认识这一阶段我国的生产关系方面，也存在很大偏差。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认识到中国还没有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新民主主义的阶段，因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除了夺取全国政权之外，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个认识在当时是正确的。仅以工业经济形式为例，1949年在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中，国营工业占26.2%，公私合营工业占1.6%，合作社营工业占0.5%，私营工业占48.7%，个体手工业占23%。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期，国营工业比重上升为41.5%，公私合营工业比重上升为4.0%，合作社营工业比重上升为3.3%，私营工业比重下降为30.6%，个体手工业比重下降为20.6%。这一段时期，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存在的生产关系，已经形成。这段时期，生产关系是符合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因此，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处于一个很好的时期。这已被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及“一五时期”的经济建设的成就所证明。然而，这时我们未能解决怎样让适当的生产关系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保持生产力最大发展的问题，主观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动越快，或者说越是尽快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越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从1953年开始至1956年，我们迅速完成了工业化体系及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关系几乎占绝大部分，特别是1966年之后，取消了“定息”，在形式上也不再保留“公私合营”这种混合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公有制生产关系几乎100%的确立。但是，基于对快速改变生产关系以求“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认识所形成的公有制生产关系，的确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但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对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的促进效果，如果我们用1957年至1976年的经济数据来衡量，真正会使人困惑。即先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没能促进当时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如果用经济发展的数据指标来衡量，其数量指标及质量效益指标均比1949年至1956年的情况低很多。可能有人会说，这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原苏联片面撤走专家”，“文化大革命发生”造成的，而1963年前后及1977年我们对国民经济进行结构调整，不是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吗？的确，这些调整在当时的确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些调整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
第一，它只对社会经济资源通过调整，在一定程度达到组合优化，但这种优化的结果是局部的，无法对社会生产力的整体状况产生作用。第二，这种调整只是调整部分产业的经济组织结构，不是从根本上优化生产关系。第三，“自然灾害”、“苏联撤离专家”只是影响中国整体生产力发展的外因，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但总体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也说明了它们的影响作用是有限的。第四，“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经过调整，情况有些好转，但实际上仍然无法改变整体社会生产力低下，劳动生产率不高的局面，以致不得不改革。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生产关系仍需要进一步调整。
单一的生产关系，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难以适合当时我国落后的生产力。出于对生产关系的片面认识，也导致诸多问题的出现。例如，由于建立生产关系的认识不同，形成对不同社会阶段的社会矛盾的认识不同，从而处理这些矛盾的方法也会不同，从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大小也会不同。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也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43)为此，在当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处理社会矛盾的方法手段又将是不相同的。所以毛泽东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44)从毛泽东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要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观愿望是一以贯之并予以实现的，只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但还很不完善”。实际上，这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不是达到成熟的或是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生产关系。正因为如此，这种生产关系还要逐步地不断完善及发展，而这种完善及发展，是由生产力水平来决定的。当现实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并不要求改变现存的生产关系时，就说明现存的生产关系还是合理的，还有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巨大空间，而在这个时候人为地通过行政力量强制改变生产关系，反而会阻碍生产力的向前发展。我们认为，实际上我们把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前后的生产关系看成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没有顾及当时公有制经济(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公有制成分)已占主体和主导地位的国情，没有顾及当时的生产关系已经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还有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巨大空间的实际国情。因此，当时迫切地希望建立一种纯粹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认为这样的生产关系才能将社会生产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这客观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理，在认识根源上忽视了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毕其功于一役”，急于建成成熟的社会主义或甚至认为经过“一化三改造”，我们就处于成熟的社会主义时期了。显然这种看法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上也行不通。当然，这也是探索中所难以避免的，为人们以后避免发生类似失误提供了借鉴和经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在这一时期的理论与实践，明确地告诉我们要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我们从事经济建设的思想根据、计划方案、行动实践等都不能超越特定的社会主义某一发展阶段。正是这种反思，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时期。
(二)反思二：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建立怎样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是要认识清楚我们当时处于何种社会主义阶段。正如前述，一般而言，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核心部分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这是人类从事社会生产，使社会生存发展的首要关系。所以，马克思认为“只有一个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45)而作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主要的生产关系，不只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还是生产资料归谁占有、支配和使用的问题。这些所有、占有，使用与支配的生产关系，反映在法律层面上体现为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与支配权。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在任何社会经济时期，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社会经济制度，都要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或所有权进行变革。“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应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46)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正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根据中国的情况，开展“一化三改造”，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我们当时过分强调和突出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因此，将应该建立一个适应当时初级阶段条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设计为一个成熟社会主义条件的生产关系，以致出现严重的问题，这时也并没有认识到是生产关系不适应当时生产力，而是认为“生产关系还不完善”，还应进一步“一大二公”，建立单一的公有制。诚然，马克思、恩格斯的确对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单一的全社会公有制有很好的设想，但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亡之后，才能建立单一的全社会的公有制。
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化》的著作中说过这样的话，“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47)这里，马克思不仅强调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更强调这种集中的社会条件——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而这种社会条件我们当时是不具备的。马克思继而又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资料将“变成社会的公共财产”(48)恩格斯也强调，“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49)“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50)。而在当时的中国，事实上还没有出现直接由社会全部占有生产资料的客观条件，还无法形成“平等自由的社会成员的联合体”。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作家在设想建立单一的全社会公有制时，明确强调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例如，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设想在国家还存在时，全社会公有制应先采用国家所有制。他们分别在《共产党宣言》及《反杜林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应立即“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51)“首先把生产资料变成国家财产”，“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并且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52)而只有到国家消亡之后，生产资料才将由整个社会直接占有。综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单一的公有制的原理，显然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才能实现的，但至今尚无一个国家具备这种单一的全社会公有制的条件。
原苏联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列宁分析了当时俄国的现实生产力情况，认为在当时的苏联实行单一的全社会公有制还没有条件，于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两种形式的思想，一是全民所有制形式，一是合作社经济形式，也即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形式的思想，这是符合当时原苏联的实际的。最初，列宁也是仅把合作经济看成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中间环节”，即把集体所有制看作单一社会公有制的过渡的“中间环节”，他后来再次根据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明确地将集体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种公有制生产关系。列宁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53)“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也是集体企业，但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54)“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55)可见，列宁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单一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实施的社会条件的重要性了。列宁之后，斯大林也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存在两种基本形式的思想。他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报告中认为，在当时苏联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除了全民所有制外，另一种则是“在集体劳动基础上成长出来的集体所有制。”(56)同时，在1936年他接见美国罗易·霍德华时也强调，“我们苏联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的基础就是公有制；国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以及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所有制”。(57)但是，斯大林对当时苏联普遍存在的个体经济和被禁止的地下经济视而不见，超越了当时苏联的客观条件，建立了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中国最初对现实生产力状况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的判定是客观的。“一化三改造”之后，毛泽东在1956年底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中国应当允许一些私人经济存在，甚至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58)而陈云也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在《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中也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59)毛泽东还在1959年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看法时谈到，苏联现在还有三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他实际上认可了在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可以容许这三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存在，而不提倡不顾现实条件地搞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对当时中国的国情及将建立的生产关系作了认真分析及正确的决定。“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60)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当时中国应建立的生产关系作了如下描绘：“革命胜利后，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必须谨慎地，逐步积极地引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61)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扩大)全会在北京召开，主要讨论中国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毛泽东表达了他要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设想。“这些论述实际上是向全党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加快之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也将跟着加快”。(62)出现这种急剧改变当时中国生产关系的依据，是对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盲目乐观的结果。根据薄一波的回忆，1955年11月6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眼前还不敢发动战争，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加快我国的发展”，并认为民族资本阶级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现在快要变成工人阶级了，人家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63)毛泽东的这种判断，代表了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的社会条件或生产力条件的判断。而1956年，在我国完成了“一化三改造后”，这种新的“一大二公”倾向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实际上比中共中央预先的设想更快。因为按照原来的设想，“到1957年争取90%的工商业实现公私合营，1962年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64)从此之后，中国当时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适应矛盾加剧，而通过确立或迅速实现的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困难。1956年到1978年的经济建设实践中，尽管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及其他资源，但经济效益却十分低下，除了“自然灾害”及十年“文革”的原因，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当时水平是主要原因。
(三)反思三：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社会主义分配关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社会主义分配关系是由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的。也就是说，一定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公有制，对应一定的分配制度。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应按劳分配的思想。因为按劳分配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65)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应该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实行相应的分配制度，但这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足以“按需分配”，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这时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尽管已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但还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有很大不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劳动力部分个人所有也形成一个矛盾。而劳动者的劳动力这个“天赋特权”，在劳动者之间也有重大差别。在公有制条件下，既不能按资本及生产资料所有权进行分配，又无法按需分配，就只能按劳分配。
要注意的是，按劳分配有特定的含义。按马克思的原意，社会主义的社会总产品并不是“不折不扣”分配给劳动者个人的，而是要作若干扣除后的部分消费资料的分配。而要扣除的，“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66)剩下作为消费资料的还要作下列扣除，“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67)作为扣除的部分，对于社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恩格斯看来，“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68)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究竟怎样按劳分配呢？出于“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69)因此。“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70)“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71)这样，“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72)这就是后来列宁概括的“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73)按劳分配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74)的一种分配，并非一种完全合理的分配，它会造成“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是比另一个人富些”。(75)这种情况“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76)“这是因为按劳分配这种平等权利，对于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77)而且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78)显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马克思与恩格斯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分配关系也是一种不完善的、不尽公平合理的、只能是“按劳分配”的分配关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这种分配关系所对应的所有制关系，从逻辑上讲是一种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关系。否则，就会存在由于所有制的差别，产生多种分配形式或多种分配尺度的状况。
在前苏联，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分配关系作了充分肯定，认为“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主要根本原则”，“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基础”。(79)斯大林也认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80)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尽管列宁与斯大林根据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承认并确立了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因而也建立了对应的两种分配形式。但事实上，前苏联还存在许多处于“地下经济”的个体经济，因此还存在个体经济的分配形式，然而却被禁止和取缔，真正的按劳分配也未实现，这实际也是对当时苏联的所有制形式应当对应的分配关系的客观事实认识不足的表现。
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关系最初是有足够的认识的。早在新中国建立前，毛泽东就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81)当然，在当时的战争时期，根据实际的情况，解放区或根据地实行消费品的供给制。新中国刚成立之时，当时的中国还存在多种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因此，在民族资本主义的企业里，是按资分配，工人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转化为自己的工资。而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中，仍只能沿用原有的工资制度，但是废除了“包工制”和“包身工”等封建性的剥削方式并逐步提高职工工资，特别是提高体力劳动的工资。1953年，我们实行了新的工资制度，基本上是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工人中实行八级工资制，企业管理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则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留用的原有企业管理人员，其工资还高于新订工资标准，实行所谓的“保留工资”。但是，这个时期的分配关系，显然不是完全的按劳分配，实际是包含按劳分配在内的多种分配制度，这是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的。而即使是在公有制的国营企业中，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的工资制度，实际上因为多种原因及差别，也不可能完全按劳取酬。在以后的20多年中，在实践的过程中，实际存在着一种趋向，就是将按劳分配原理理解为“既反对劳动报酬高低悬殊，又反对平均主义”。因此，为了缩小高级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别，多年来采取“高工资不提，中工资少提，低工资多提”的方针，实际上并没有很好解决按劳分配的问题。如此一来，反而在一段时间中助长了平均主义的倾向。例如，1958年以后，在中共中央的多次会议上就曾多次讨论是否在干部中恢复供给制。而且由于实行“低工资多提”的方针，在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还不够快，物质还比较匮乏的时候，每每提工资时往往都照顾困难户，这种照顾性的工资分配，破坏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在工资的具体形式上，多年来采取的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为辅，并适当给予奖金形式。但在实施过程中，一度废除奖金，并使计件工资减少，因此，不论劳动者的劳动是否有效劳动及有用劳动，一概以计时工资计酬，这也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理。正如列宁所说，“在完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奖金是不允许的，但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代，如理论推断和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经验所证实的，没有奖金是不合理的”。(82)除了在城市的情况，在中国农村也是参照计时工资及计件工资的做法实行计时工分与计件工分(或称定额记分)，但长期以来，同样没有很好地起到按劳分配的效果。
作为分配关系中的重要部分奖金津贴及福利，是按劳分配的辅助部分。毛泽东同意“奖励生产战线上成绩显著者”，(83)“奖励那些勤俭的、产量最高的、各方面都办得好的合作社。”(84)并认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85)可以说，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新中国成立到1977年，这期间我国的分配关系发生了几次较大的变化。从建国初期的多种分配形式到1956年以后按照按劳分配原则但以平均分配的倾向出现的多种分配形式，以及1966年以后，完全的平均主义分配形式使得分配关系始终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即使毛泽东对按劳分配有不少正确的认识，但始终在分配关系的实践上存在问题，以致严重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自然也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回顾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程，我们应该明确：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作家提出的按劳分配思想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分配原则，是单一公有制条件下的分配关系。在中国还没有具备单一公有制条件的情况下的分配关系无法完全实现按劳分配。第二，在不顾中国实际情况，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建立单一公有制，从而强力推行按劳分配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第三，实行按劳分配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形成较高的单一公有制时期采用的或对应的社会主义分配关系，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第四，按劳分配也有多种实现形式，这是由劳动者本身劳动的多样性、复杂性、多变性所决定的。因此，工资收入所体现的分配关系也是多样的、复杂的、多变的。
(四)反思四：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现象及价值规律？
在新中国成立到1977年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还面临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现象及价值规律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由于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中实行的是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时间，按劳乃至按需分配消费品，因此商品、商品生产及流通、货币、价值及价值规律等商品经济及市场经济的情况就会消失。“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方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最后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分配上，都简单明了”。(86)马克思还进一步明确认为在把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后的社会主义阶段中公有制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认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87)恩格斯也同样认为公有制社会将不存在商品经济。因此，他在其著作《反杜林论》第三编中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88)列宁、斯大林在领导原苏联的经济建设中，也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89)因此在十月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在实践上前苏联最初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推行单一的计划经济，取消货币商品关系。经过三年的实践，列宁正确认识到当时如实行无偿调拨的统一生产及分配是不切合实际的，是脱离客观实际的，因此，作了纠正。他认识到，“我们原来打算(或者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90)因此，苏联从1921年3月份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主要是恢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并从1922年6月开始宣布以货币流通取代实物交换。但列宁实际上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商品经济，因此，把新济政策只作为一种退却及让步。而斯大林比列宁进了一步，他尽管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但基于苏联实际存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认为应当在一定范围内保留商品生产及商品交换。因此，斯大林的做法在几十年中是矛盾的，即一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商品关系及价值规律的存在。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91)并在另一篇著作中认为，“我们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地积累资财，并且按国民经济各部门合理地加以分配”。(92)
计划经济与商品生产的纠结，在当时苏联学界，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确立之后是否存在商品生产的问题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争论，最终由斯大林通过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作了总结。在该书中，斯大林认为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还存在两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形式和集体所有制形式，则这两种形式之间及各生产单位之间的产品交换只能作为商品来加以交换，因此，商品生产及价值规律仍然存在，并且在此书中首次区别了商品生产及资本主义生产。“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它在奴隶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为我国社会主义服务而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93)当然，斯大林认为商品只存在一定的范围，如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而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只产生影响，其调节作用仅表现为某些个人消费品的流通方面的调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现象及价值规律问题上，就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1950年有学者在《学习》杂志第一期就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商品问题的文章，毛泽东也根据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认为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除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外，还一再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就认为存在两种公有制，实际上就提供了商品生产存在的主要前提。在生产力发达时，即便是过渡到单一的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及交换也仍然会存在。同时，他发展了斯大林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范围，不能只限于个人的生活资料，有些生产资料如拖拉机等也是商品。同时价值规律会同时在流通领域及生产领域起作用，因此，凡是经济单位都要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在他看来“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农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94)但是面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迅速发展，党内一些人希望迅速地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的成分。如希望加工订货，限制私人工商业发展，“这是逐步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手段。通过这种办法，把他们夹到社会主义”。(95)但毛泽东却针对1953年以前曾对私商采取“对抗式代替”政策的做法持谨慎态度。因为按照当时的想法，商业资本家有中间剥削，合作社要减少中间剥削，两者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对工业资本家采取团结的方针，而对商业资本家采取竞争的手段，通过竞争迫使其向工业资本转移。因此，统购统销意味着在流通上排挤私商。但这样做，由于实际上是限制了商品流通，于是出现了许多经济矛盾。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在接见民主党派及工商联部分代表时指出，“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少，尚须研究。”(96)但是“一化三改造”之后，由于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已占很大比重，个体经济及公私合营经济中的私营成分已经很小，特别是1966年之后，几乎完全消灭了私营经济及个体经济，仅存在两种公有制形式。而全民所有制经济及集体所有制经济中，也存在集体经济力求转变成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倾向。因此，商品生产及商品流通的存在空间越来越小，价值规律越难起到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这实际上远远脱离了我们原来对商品生产与流通的正确认识，也脱离了对原苏联经验教训的正确认识。根据薄一波的回忆，1956年底，毛泽东曾三次同工商界人士谈话，认为中国还需要继续实行类似苏联当时恢复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新经济政策”。他认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工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这样定息也有出路。”(97)从这些论述来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即使在完成了“一化三改造”的时期，也希望通过商品生产及商品流通来搞活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而且对商品经济的肯定，比列宁、斯大林等原苏联领导人更加明智也更具有眼光。当然，我们当时尽管肯定在社会主义社会初期还允许存在商品及商品生产流通，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但也把期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事实上，1957年以后到1977年间，我国的商品生产及商品流通很快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当然，商品经济社会里的价值规律也无从产生作用。我们认为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原因。第一，在认识根源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及发展阶段理论没有正确的理解，而这主要归结于原苏联领导人及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误导。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社会主义社会将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其经济形式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形式的设想，其前提在于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即是说要在较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提到这种单一的公有制所对应的计划经济是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成熟的、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而且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思想，实际上也是指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度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这种生产关系的核心是单一的公有制，并对应于计划经济形式。或者反过来说，这时，只有单一公有制所主要表现的生产关系，才适合这种高度的社会生产力，这时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才叫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原苏联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无产阶级取得了国家政权，但其社会生产力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这种情况在理论上被一致认为是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提出“无产阶级可以在资本主义统治薄弱的环节的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的实现，实际上已和马克思恩格斯表达的理论内容及实践意义相去甚远。列宁的理论固然有其真理性，但只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关理论被抽象掉的特殊内容具体加以表述，并成功地运用于落后国家的实践罢了。因此，原苏联及中国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夺取了政权之后，其生产力极为落后，难以与单一公有制生产关系适应，因此，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毛泽东语)，这些国家如果强行地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这种关系因严重不适应生产力也会导致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第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及相应的体制构成缺乏认识。如前所述，我们缺乏对取得全国胜利之后我国所处的社会阶段的正确认识，这种正确认识的缺乏一是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可以借鉴的现存样板；二是苏联“十月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的成功，被广泛认为是普遍适用的模式；三是苏联经济理论的误导，使得我们必然在认识上有这样一个过程。正因为我们认为已经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所以应该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而面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也片面认为可以通过先进的单一公有制加以推动。而在出现了严重问题的时候，仍没有认识到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水平引起的不适应，反而认为是生产关系落后对生产力水平引起的不适应造成的，因而愈发要求“一大二公”，“越公越好”，使问题更加严重。同样，由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及公有制的片面认识，造成了对按劳分配的片面认识，认为这时我们只能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而不允许有其他分配形式。正是这些认识，使得我们在经济体制上，必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而这种体制，挤掉了商品货币、商品生产和流通、价值规律等最后的生存空间。第三，在实践上违反规律地人为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除了理论认识方面的偏差，我们在实践中违反规律地人为排斥商品经济也是造成我们经济发展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广大根据地及解放区，为了战争的需要，已经有一定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即便存在不少合作社经济，但商品经济普遍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至1956年，中国商品经济也是十分活跃的。当时，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共领导人也认为在中国发展一定的商品经济也是有必要的，所以毛泽东所说的“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搞资本主义”。然而，随着“一化三改造”的进展，为了达到改造手工业，特别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因害怕资本家多赚了利润，担心商业流通环节获利过多，于是采用多种方法，特别是“统购统销”等方法，控制了原材料及产品市场，逼得手工业和民族工商业无利可图，于是，商品生产、商品流通被扼杀了，价值规律也不起作用了。这种状况一直到改革开放才得以扭转。
正是有了上述反思，使我们能在计划经济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果的基础上，认识到了中国的现有国情，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及相应的分配制度，实行了市场经济，从而取得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更大成果。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③(31)林凌：《中国经济的区域发展》，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④张宇：《中国模式——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⑧张宇：《中国模式——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⑩(19)(20)(21)(22)《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出版社1995年版。
(11)(13)《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4)(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5)李晓西：《时代变迁中的求索与呐喊——改革开放30年回顾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6)《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8)蒋南平：《马克思经济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江汉论坛》，2009年第4期。
(23)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2011中国经济增长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
(24)(25)胡鞍钢、鄢一龙、魏星：《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6)(30)(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7)(28)《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3)(35)《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36)(37)(38)《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9)《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40)(41)《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42)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计算整理。
(43)(4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45)(48)(49)(50)(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3)(54)(5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56)《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57)《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58)转引自龚育之1988年在全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联席会上的发言。
(59)《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0)《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61)(62)(63)(6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65)(66)(67)(68)(69)《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71)(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74)(75)(76)(77)(78)《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79)《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80)《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81)《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2)《俄共(布)党纲草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83)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84)《勤俭办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85)《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8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8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89)《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9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91)《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2)(93)《斯大林全集》(下)，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94)毛泽东：《对〈关于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批语》，《人民日报》，1978年7月12日。
(95)《陈云文选(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96)(9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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