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戏剧革新的先驱——欧阳予倩——纪念欧阳予倩诞辰11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阳论文,诞辰论文,先驱论文,大会上论文,戏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今年是欧阳予倩先生110岁冥诞。今天首都戏剧界的同志， 以及电影界和舞蹈界的部分代表在这里隆重聚会，纪念中国戏剧运动和戏剧教育事业的前导，中国话剧艺术的主要奠基人，中国戏剧艺术革新的先驱——欧阳予倩先生，缅怀他对我国戏剧事业的重大贡献，学习他的艺术财富和精神财富。
（一）
欧阳予倩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戏剧教育家、剧作家、理论家、京剧表演艺术家；他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是中央戏剧学院奠基人之一、第一任院长和中央实验话剧院第一任院长。
欧阳予倩先生，湖南浏阳人。1902年东渡日本，先后在日本成城中学、明治大学以及早稻田大学文科学习。欧阳予倩先生自幼酷爱家乡地方戏和京戏，留日期间在与新文化接触中，看到艺术唤起民众的巨大作用，便决心以戏剧作为自己毕生奉献的事业。1907年他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新剧团体春柳社，与李息霜、曾孝谷、陆镜若等在东京本乡座演出话剧《黑奴吁天录》，通常学者们认为，这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开端。先生扮演了《黑奴吁天录》中的角色，从此开始了他的戏剧活动。1911年回国后，与陆镜若等合作组织新剧同志会，在上海、江苏一带演出鼓吹革命、反对封建的新剧。1913年新剧同志会赴长沙，以“文社”名义演出，由于“文社”活动的进步性，遭到军阀的查封。欧阳予倩先生回到上海，与陆镜若组织了职业化的春柳剧场，演出深受欢迎。
欧阳先生从1916年开始从事京剧的创作和演出活动，历时15年。一时与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齐名，被誉为“南欧北梅”。在此期间，他在京剧的导演、编剧方面成绩卓著。其中以“红楼戏”最具特色，如《鸳鸯剑》、《黛玉葬花》、《宝赡送酒》以及《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等。
1922年欧阳先生参加应云卫等组织的“戏剧协社”，写了独幕话剧《泼妇》、《回家以后》等独幕话剧。
1926年，欧阳予倩先生进入电影界。在两年时间里，他为上海民新影片公司编写了《三年以后》等3部默片，自己在其中扮演角色， 并担任《三年以后》一片的导演。30年代欧阳先生还编导拍摄了有声影片《新桃花扇》、《清明时节》等，对我国早期电影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欧阳先生还参加了田汉领导的“南国”戏剧运动。1927年“南国社”在上海组织“鱼龙会”演出，欧阳先生创作的《潘金莲》是演出剧目之一。此剧以京剧形式演出，先生自己扮演潘金莲。
1932年上海“1·28”湘沪抗战爆发， 欧阳先生从香港再次回到广州，创作了反映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大型话剧《不要忘了》。同年，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1933年10月，欧阳先生参加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十九路军反蒋抗日活动，任福建省人民政府人民文化委员，遭到通缉，流亡日本达半年之久。
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主持“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歌剧部”，编写了京剧《梁红玉》等具有强烈抗敌思想的剧目；改编并演出了歌颂爱国情操，鞭鞑妥协动摇的话剧《桃花扇》，因此受到日寇和汉奸的威逼迫害，不得不离开上海到香港。1939年由香港到桂林，创办广西省艺术馆，并兼任“桂剧实验剧团”团长，从事桂剧艺术的改革工作，编导了《木兰从军》等桂剧，致力于抗日救国的宣传。
1949年3 月欧阳予倩先生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国以后，先生还为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特别是中日文化交流，曾与梅兰芳、马少波等先生一起，为推动我国京剧出访，扩大中国戏剧在世界的影响做了大量的工作。
（二）
欧阳予倩先生55年的努力奋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和精神、人格的财富。
一、与时代脉搏相通，投入时代的洪流。
夏衍同志说：“中国话剧有三位杰出的开山祖，这就是欧阳予倩、洪深和田汉。”他说：“他们的童年都处在国破家亡、民生涂炭的时代，都亲身受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爱国图存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欧阳予倩全集〉序》）
欧阳予倩先生从事戏剧活动的目的，往往并不局限于戏剧艺术本身，而是怀着救国救民，启迪民智的目的。解放前的大部分作品写的都是直接间接地与民主、抗战有关的主题。1913年创作演出的《运动力》，是他在辛亥革命后，对“新贵”的嘲弄。“五四”运动时期，他的《回家以后》、《泼妇》和《屏风后》，都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思想，或揭露旧道德的伪善，或宣扬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而独幕话剧《买卖》则充分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丑恶面目。
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屠杀，1930年在纪念“6·23 ”沙基惨案（即“省港罢工”）五周年时，欧阳先生导演并演出了苏联名剧《怒吼吧，中国！》激起群众强烈的反帝热潮。1937年“8·13 ”之后，上海沦为孤岛，欧阳予倩和洪深、郑伯奇、于伶等人主持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编写并演出了抵抗侵略者的《梁红玉》，反抗士豪恶霸的《渔夫恨》，歌颂爱国情操、批判投降动摇的《桃花扇》等京剧；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欧阳先生表达自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怒，写了话剧《忠王李秀成》；在香港编写了鼓励抗敌的电影剧本《木兰从军》，拍成电影；欧阳先生用历史题材倾泻了自己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怒，伸张了广大群众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正气。
1944年2月，正是日军大举进攻西南的危急时刻，欧阳先生和田汉一起，以广西艺术馆为中心，举办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吸引了7个省33个团队，近千名戏剧工作者，聚集桂林文化名城，演出了进步的话剧、戏曲、木偶剧长达3个月，宣传动员民众。紧接着， 又和田汉一起举行了保卫大西南的募捐大游行。组织了桂林文化界抗敌协会和抗敌工作队，为劳军和鼓舞广大军民保卫家乡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以后，欧阳予倩先生担任着文艺界、戏剧界的组织领导工作，为社会主义戏剧的繁荣，戏剧教育的建设以及人才的培养，不懈努力，鞠躬尽瘁。1955年，年近古稀的欧阳予倩先生终于实现了自己政治上的追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欧阳先生投入时代洪流，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二、和他同时代的前辈艺术家们一起，开创了我国戏剧革新的一代先河。
欧阳予倩先生和他同时代的前辈艺术家，怀着旺盛的创造力与锐意求新的精神，对戏曲艺术的革新和话剧的民族化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
欧阳先生除演出传统剧目以外，他还以极大的热情根据古典名著自己改编成京剧，而且还从事新编京剧的创作演出活动，新编了《人面桃花》、《潘金莲》等，在他所处的时代努力使京剧具有新面貌。
特别值得后人重视的是，他和梅兰芳先生南北呼应创作时装新戏——尝试用京剧形式表现现实生活，创作了不少时装新戏，如《哀鸿泪》等，他自导自演，这可以视为京剧现代戏在我国早期极有意义的尝试。
欧阳先生呼唤有价值的新戏；呼唤具有高度文化素养、了解世界、关心国家命运的新演员。欧阳先生当时提出改革中国戏剧的主张，他认为：“（1）应当用浅显易懂的白话写出具有优美思想的剧本；（2）剧评应当根据剧本的内容和表演技术诱导演员断弃其顽梗主张，趋重于人情事理；必须有精确的剧论，分析名剧剧本，研究舞台艺术，淘汰不近人情和无价值的戏，扶翼‘真戏剧’”；另一方面，他十分重视培养新的演剧人才，以支持戏剧的革新。
1945年欧阳先生回到上海，和田汉、梅兰芳、周信芳先生等参加了上海戏剧界关于戏曲改革的理论探讨。并于1949年7月， 在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戏曲改进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此后，欧阳先生即与许多戏剧艺术家一起肩负起戏曲改革的重担。
1950年，为了响应斯德哥尔摩和平大会的号召，欧阳老院长主持，与舞蹈家戴爱莲、吴晓邦、作曲家章彦等合作编导了芭蕾舞《和平鸽》，由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演出。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艺术创作活动，当时，有些不了解老院长创作意图的同志编了一个顺口溜：“《和平鸽》真正好，大腿满台飞，工农兵受不了。”诗人光未然同志热情支持舞剧《和平鸽》的创作。当时他是学院的教育长，他热情洋溢地向学员们呐喊：“我们要为20年后工农兵受得了而奋斗！”曲折的历史终于证明，欧阳老院长及光未然同志是正确的！这表达了我们的老前辈们多么富有革新的勇气，多么富有革新的才华！
欧阳予倩先生导演过很多话剧，由于他对中国民族戏曲有很深的造诣，所以他导演的话剧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而他导演的戏曲，又吸收了话剧的某些特点，丰富了表现力。他出国访问、考察过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并两次到过苏联，参加了苏联第一届戏剧节，会见了著名导演普多夫金，观摩了苏联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的代表作《樱桃园》、《死魂灵》、《装甲列车》及另一位革新派导演瓦赫坦戈夫导演的意大利诗人哥茨的话剧《杜兰朵公主》以及德国剧作家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等，因此他艺术视野开阔，较早地介绍了西方和苏联的各种导演流派及不同的艺术见解，并善于汲取古今中外的精华。他提倡戏曲和话剧互相学习，融会贯通。他邀请戏曲、曲艺界著名表演艺术家如侯永奎、马祥麟、侯宝林等先生给中央戏剧学院学生授课；也请苏联的导演、表演和舞台美术专家来学院讲学。欧阳老院长努力追求在实践中创造中国民族的演剧艺术体系和戏剧教育体系。1957年欧阳予倩为中央实验话剧院再次导演《桃花扇》，体现了他将话剧和民族传统戏曲的精华融为一体的思想，体现了他特别强调的“民族感情及民族感情的表达方式”，他以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为话剧民族化的探索作出贡献。田汉曾称赞说“欧阳予倩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戏曲和现代话剧之间的一座典型的金桥”。
欧阳予倩先生之所以能够如此勇敢而卓有成效地进行戏剧的革新与新戏剧的创造，这是由于时代的需要，也因为他个人所具有的许多特点。他学识渊博，有丰富的艺术实践，同时又致力于戏曲理论研究。他在话剧、戏曲、电影、舞蹈、音乐、美术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他既有从小接受的良好的古典文学营养，家乡地方戏和京戏的熏陶，又具有学习话剧艺术、汲取其他新艺术、新思维的胸怀。善于博采众长，又具有独创精神，自成一派。
夏衍曾说过，“引进一种崭新的外来艺术样式如果让它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必然要经过一个探索、尝试、融化——也就是中国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中与西、创新与传统、艺术与政治任务之间的撞击和斗争。……回顾一下话剧从引进到现在八十年的历史，传统戏剧和话剧界之间，却很少有门户之见和意气之争。原因何在？主要是因为话剧运动的这三位奠基人——欧阳、洪深、田汉都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戏剧有很深的造诣和理解。”（夏衍：《欧阳予倩全集序》）
三、为戏剧的革新培养人才。
为了京剧、桂剧的改革，欧阳先生多次举办戏剧学校，培养他所期待的新的演员。1918年在南通创办“伶工学社”和建立更俗剧场，破除旧的科班制度，建立新的办学宗旨。他提出：“伶工学社”是讲学理、为社会致力之艺术团体，不是私家歌僮养习所；“学社”是要造就改革戏剧的演员，不是科班；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唱堂会。“学社”开设了戏剧专业课、文化课、音乐舞蹈课。提倡白话文，鼓励学生阅读进步书刊，他自己讲授戏剧理论课，介绍外国戏剧家和他们的作品，目的是培养一批有新文化知识的戏剧人才， 为改革戏剧艺术建立一支生力军。1929年，先生在广州创办厂东戏剧研究所并附设戏剧学校和音乐学校。办学宗旨是“创造适时代，为民众的戏剧”；培养“学艺兼优，努力服务社会”的人才。学校向学生宣布的信条是：“（1 ）确认戏剧为正当而重要之事业；（2）认清目标，决定志向；（3）要做有思想、有学问的演员；（4）要注重学校的纪律；（5）台上台下两样生活，均宜分清。”（引自《大百科全书》）致力于学生德艺双馨的培养。
1950年起，欧阳予倩先生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他亲自写信，要求毛泽东主席为学院题写校牌。他和我国著名的专家学者以及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如张庚、沙可夫、李伯钊、曹禺、光未然先生一起，为确立学院的办学方针、教学原则、科系建设、课程设置、教学体制、教学方法；为中央戏剧学院师资队伍的建设费尽心血；为给师生创造实验与实践的条件，在他主持下建立了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他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为新中国造就了大批高规格的戏剧影视艺术专业人才。
在他病倒前不久，他还在第一届中央戏剧学院团代会上向学生作《话剧演员的基本训练与文学修养》的报告，鼓励学生勤学苦练。但他对自己的病却估计不足，他以为自己患的只是关节炎，而不知是更严重的冠状动脉硬化和心肌梗塞。正当人民期待他用他丰富的学识写出、导演出更多的好作品，写出更多的好文章；当中央戏剧学院等待着他来领导，学生等待看他来上课时，敬爱的老院长竟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三）
欧阳予倩先生经历过追求新思想的艰苦曲折的磨难之途。他从一个旧民主主义者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终而成为党的战士。他从事戏剧运动，一生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这一方面固然和中国近代历史大难迭起，人民生活不安有关，但也和我们前辈这种锲而不舍的“戏剧为人民”的目的有关。老院长是书香门弟，留日学生，竟把戏剧当作光荣职业，在当时那样的半封建社会是为家庭社会所不容的，这要经过多少斗争，忍受多少委屈！？欧阳先生为戏剧事业艰苦奋斗，经济窘迫，曾不得不为全家的生活而远去东北搭班唱戏。田汉先生在几十年后回忆这段事时还感慨地说到：“想到艺人的行路难，我免不了一抹悠凉之感”。（田汉：《他为中国戏剧奋斗了一生》）欧阳先生一再要求身边的同志在把他与梅先生相提并论时一定要说“北梅南欧”；欧阳先生为人谦逊，清白一生。我国戏剧前辈们这种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气节，一生清白的人格，多么值得今天的戏剧工作者尊敬！
北伐战争时期，欧阳先生演出了自己编导的《荆轲》，因触怒北洋军阀，开演第三天就挨了炸弹；在桂林因他和田汉先生举办的画展中有几幅画讽刺了法西斯，受到了美蒋的责难，甚至鼓动士兵流氓来打他；他多次受到日寇、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迫害，遭通缉，流亡国外。但是，先生一生追求真理，热爱祖国；他反对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不畏艰险，矢志不渝。先生说：“古话说：‘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我自信还有些勇气和不懈之志……。”这是我国老一辈戏剧艺术家多么傲然的骨气，多么崇高的情怀！这也是我国一切进步戏剧工作者十分珍贵的精神和人格的传统！
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人民期待我国戏剧能够不断地继承，不断的发展、革新和创造。欧阳先生和一批老一代戏剧家早在半个世纪前，甚至早在本世纪初就有那么旺盛的创造力，就有那么勇敢的革新锐气，那么耀眼的艺术才华！他们为民族戏剧的生存与发展所作的努力，将与日月同辉，永远值得我们景仰、学习！
欧阳老院长自己有过一篇自述，他说：“我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是一个戏剧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走过弯路，但我是彻头彻尾的积极分子，我自己肯定我一直为此奋斗了一生。我当过演员，当过导演，写过剧本，搞过研究工作，搞过话剧、歌剧、地方戏，这一切都是为了运动。有错误那是水平所限，但我一生为戏剧运动没有退缩过。……在那个环境中就是闯，乱闯，在总的方向上我没有妥协过……。”（转引自夏衍：《欧阳予倩全集序》）
欧阳予倩先生和梅兰芳先生一样都对中国戏剧艺术作出了辉煌贡献。但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笨人”，而不是欢喜偷巧的所谓“聪明人”。他们的知识技能都是通过一点一滴的“笨工夫”才掌握到的。他自己在《自我演戏以来》的尾章说：“我自知不聪明，便万万聪明不得，于是主张说笨话、干笨事、作笨工夫……。”让我们学习他们宁肯说“笨话”、干“笨事”，通过一点一滴的“笨工夫”来学习，来创造，来革新。
同志们，让我们学习我国戏剧先驱者们艺术的、精神和人格的宝贵财富，立志图强，奋发图强，为我国戏剧艺术的革新与发展，为把我国戏剧事业和戏剧教育事业推向新世纪而不懈努力！
1999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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