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可波[1]2007年在《论伏尔泰与孟德斯鸠中国观的主要分歧》文中认为伏尔泰与孟德斯鸠中国观的主要分歧在于:中国是开明君主制国家还是专制国家;中国的伦理道德是理想社会的基础还是专制暴政的纠偏器;中国人的品行是诚实有礼的还是狡诈的。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对中国问题的不同看法,是由他们各自的政治观点和学术立场决定的。
宋全成[2]2001年在《欧洲启蒙思潮中的两大派别之比较——以自由平等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欧洲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共同吹响了法国大革命的号角 ,但是在自由、平等及其政治保障的问题上 ,明显区分为对立的两派 :伏尔泰、孟德斯鸠主张私有制的永恒性 ,而卢梭主张其历史性 ;伏尔泰与孟德斯鸠重视人的自由权利 ,而卢梭更重视人的平等权利 ;伏尔泰与孟德斯鸠并不主张政治上的平等 ,特别是经济上的相对平等 ,而卢梭则不仅主张政治意义上的平等 ,而且主张社会成员经济的相对平等 ;伏尔泰、孟德斯鸠主张君主立宪制 ,而卢梭主张人民民主制 ;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主张代议制度 ,而卢梭主张直接的、极端的人民民主制度。卢梭的自由平等和主权在民的思想 ,是法国大革命的灵魂。
袁千懿[3]2015年在《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中国想象”》文中提出十八世纪的欧洲“中国热”掀起了自中世纪《马可波罗行纪》问世以来欧洲对中国再认识的高潮,也是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由美化到丑化、上升到下降的转折期。明末清初,地理大发现将欧洲传教士带到中国,传教士为发展传教事业长期大量搜集调查中国各方面情况,并将这些珍贵资料带回了欧洲,带回了欧洲的文化中心——法国。从十八世纪初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启蒙思想家们为反对神本主义,将一个世纪前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文献进行借鉴和再利用,以此来对抗天主教会统治下的专制主义政权。然而法国学界却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形象,一个是伏尔泰热烈赞颂的政治道德趋于完美的理想王国,另一个是孟德斯鸠笔下可憎的奴役的专制暴政国家。为什么同样是借鉴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文献却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呢?本文以此问题为出点发,将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中国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对十八世纪中西关系、法国历史和社会背景、启蒙思想家个人经历及政治主张等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西方借鉴和利用中国形象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常见现象,得出有意误读他国是为了推动本国内部变革的结论。伏尔泰有意误读中国,用非基督教、世俗统治下的人本主义中国来动摇欧洲神本主义统治根基;而孟德斯鸠则是带着学者的研究精神对“中国神话”提出质疑,并基于文献资料本身对中国进行理性判断。其实,真实的中国形象,既非伏尔泰式的美好理想国,也没有孟德斯鸠笔下的那么负面落后,法国启蒙思想家是为了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才借助、利用、误读中国形象。当1793年英国马戛尼尔访华、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结束后,十九世纪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便从“乌托邦”式的理想国沦为落后、停滞、野蛮的“他者”,从此开始了被西方各国侵略的悲惨命运。
朱培源[4]2014年在《伏尔泰与黑格尔的亚洲观比较》文中研究表明以往的研究,多将伏尔泰、黑格尔分别视为"肯定东方派"和"否定东方派"的代表性学人;但随着对相关材料的深入析读,这种粗线条的划分不仅日益显露出其局限性,且越来越难以站稳学术阵脚。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伏尔泰与黑格尔的亚洲观固然存在区别,但也有着诸多而明显的共同之处。就"东方学"领域而言,"这些共同之处"的发现有助于打破既有的僵化条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石芳[5]2017年在《警察日志中的伏尔泰与启蒙运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启蒙运动盛期,伏尔泰是负责监管图书贸易的警察戴梅里的重点监控对象,在其工作日志中伏尔泰的名字曾频频出现。在《戴梅里日志》中,由反启蒙喉舌《文学年代》主编弗雷隆提供的逸闻,将伏尔泰刻画成道德败坏、狂妄自负的无耻之徒。而与之不同的是,戴梅里尽管将伏尔泰视作一个"坏臣民",但总体上对他持开明温和的态度,并对其才智表现出一定的欣赏和尊重。《戴梅里日志》记录的书目还进一步揭示,戴梅里尽管注意到了几乎所有的启蒙哲人及其作品以及围绕他们发生的思想冲突,但却没有察觉到"启蒙运动"。反而是以弗雷隆为代表的反启蒙势力将启蒙哲人们视作一个浑然一体的群体,构想出"启蒙运动"这股思想潮流并与之激烈论战。戴梅里与以弗雷隆为代表的反启蒙势力之间的这种差异,揭示出启蒙运动、反启蒙运动与权力当局之间的复杂关系。
公丕祥[6]2001年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东方法律图景》文中研究表明近代法国的启蒙运动是促进近代西方"理性的时代"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如果说这个启蒙运动范围内的思想家们在抨击和否定法国专制主义和教会统治这一基本问题持有相同或近似的看法,那么他们关于东方社会以及中国法律文化的见解则表现出如此明显的差异乃至相当程度上的对立。这确乎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思想现象。在那个所谓"理性的时代","尽管人们承认亚洲的古老文明,但是欧洲人(当时他们正处于自身的制度与习俗都在发生迅速变化的时期)同时不得不对亚洲古老的耕作经验和政体传统的停滞性作出说明。亚洲的古老文明及其后来的停滞性成为欧洲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的哲学、法学、伦理学、历史学以及政治学反思的问题。"但是,这种反思所得出的结论性意见又是这样的不同,以至于给人们造成一种扑溯迷离的印象,并且充分表明东方问题的复杂性。实际上,无论这些看法的差别有多大,关于东方社会问题本身的思考,都从特定的角度折射出这些思想家们对待他们所赖以生活和行动的欧洲社会的基本态度。因之,启蒙思想家的东方社会与法律观无疑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复杂影响。
崔婕[7]2017年在《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两种中国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八世纪法国的"中国热"达到了高潮,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汇被启蒙思想家们记录下来。研究中国是启蒙思想家们的重要课题之一,但因为距离遥远,资料有限,其内部产生了以伏尔泰为代表的赞美派和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批判派。为探究他们对于中国不同解读的源起,本文将对其历史背景、生平经历和相关文本进行分析和对比,藉此揭示中国研究与启蒙运动的内在联系,即启蒙思想家试图从东方找寻促进法兰西民族觉醒的精神良药。这种辩证的文化智慧对于中国处理当下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极具借鉴意义。
肖咏捷[8]2001年在《孟德斯鸠、伏尔泰与中国》文中提出“西学东渐”“东学西渐”这几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并且，随着经济的腾飞，信息高速公路的实现以及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对外交流步伐也越来越快，这种风气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随着门户的大开以及眼界的扩展，世界各国的人民越来越想了解一下地球的另一端到底是怎样的一幅景象以及和他们同在一个地球上却相隔十万八千里的人是怎样生活的，而这，无疑也会大大丰富人们的精神和文化生活。靠着先进的交通工具，现代的人类可以乘着飞机轻松地旅游，遍赏人间的盛景，可以轻而易举并且准确地了解他乡异地的生活方式和奇闻异俗。而在以前，这却是件难上加难的事情。人们想要了解异域生活只能去读那为数不多的旅行家们的手记，而旅行家们的游记，囿于文化素质以及个人的主观情感，难免会有一些偏颇之处和有失客观之嫌。 我们知道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灿烂文化的千年文明古国，直至近代以前，中国在各个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的文明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四大发明以及中国的实史记载以及先于世界各国的先进科研成果和发明等等。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对中国持肯定和赞美的态度，尤其在18世纪，当中国被大量而广泛地介绍给欧洲时，中国这个充满了神奇的国度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引起了强列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产生了两种突出的对立的派别，同时也造就了两派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本文就两个人的思想主张及见解作个介绍，以此来了解中国在他们笔下的形象以及中国对那个时代的法国的影响。 本文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本文的引子，通过总结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尤其是中法交流的历史来引出本文的讨论对象—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第二章是对孟德斯鸠和伏尔泰这两位思想家的生平介绍，并探讨一下他们对中国感兴趣的原因。第叁章是从四个方面对比这两位思想家对中国文明的观点：中国的政治和法律，中国的宗教，中国的编年史以及中国的礼法。本文通过具体实例的方法详细列举了两位哲学家的观点的对立和冲突。第四章是对产生这种观点对立的主要的原因的分析，也分为四点：思想方法的不同，政治理想的不同，理论体系的不同以及家庭出生和阶级地位的不同。当然本文还谈到了表层的原因即材料来源 的不同，并分析了它不能成为决定因素的理由。第五章是文章的结论部分，总结 了两位哲学家作为启豪思想家对当时的法国的巨大贡献，同时也阐明了本文作者 对亲华及仇华的具体态度以及作者做此文的初衷在于迢过这种比较来帮助国人重 塑信心，找准自己的位置以便迎头赶上世界发达国家。 现在的世界日新月异，竟争汾烈，我们只有准确地给自己定好位才能处于 不败之地，才能赶上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的步伐。我们曾有过光荣的历史，也有过 屈辱的经历，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迅速找回自己。再者，当今雌， 文化交流的步伐献越快，范围越来越广，做这样一个总结也有利于我们以后的 文化交流活动，这即是本文的现实意义。 在此谨向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与热情指导和大力帮助的郭强教授致以深深 的谢意！
焦旸[9]2012年在《浅析伏尔泰的中国情结》文中指出很多致力于中欧比较文化研究的学者将伏尔泰比作欧洲的孔子,足见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造诣之深。伏尔泰的思想让我们感受到早期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本文剖析了伏尔泰中国情结的内涵及其局限性,进而更加客观、科学地理解十八世纪波澜壮阔的中西方文化的碰撞。
李核心[10]2016年在《“启蒙运动”一课教学内容分析》文中提出现行高中历史必修III《西方人文精神起源及其发展》专题教学中,《启蒙运动》一课的内容较为晦涩难懂,但又是历年高考文化史内容考核的中心内容,须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虽然课标、课本对启蒙运动代表人物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康德等思想家的思想给予了全面的阐述和分析,但学生依然难以明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以此四人为启蒙运动的代表?二是这四人既然都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为什么在很多问题上四人的观点并不一
参考文献：
[1]. 论伏尔泰与孟德斯鸠中国观的主要分歧[J]. 黄可波.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7
[2]. 欧洲启蒙思潮中的两大派别之比较——以自由平等观为例[J]. 宋全成. 文史哲. 2001
[3].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中国想象”[D]. 袁千懿. 国际关系学院. 2015
[4]. 伏尔泰与黑格尔的亚洲观比较[J]. 朱培源. 科学经济社会. 2014
[5]. 警察日志中的伏尔泰与启蒙运动[J]. 石芳. 世界历史. 2017
[6]. 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东方法律图景[J]. 公丕祥. 金陵法律评论. 2001
[7]. 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两种中国观[J]. 崔婕. 法国研究. 2017
[8]. 孟德斯鸠、伏尔泰与中国[D]. 肖咏捷. 外交学院. 2001
[9]. 浅析伏尔泰的中国情结[J]. 焦旸.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2
[10]. “启蒙运动”一课教学内容分析[J]. 李核心. 中学历史教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