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封建社会档案工作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方论文,封建社会论文,档案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封建社会是继奴隶社会之后一个漫长的历史年代，尤其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完全确立始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延续2000多年。欧洲在公元476年才在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丧钟声中步入封建社会，直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同处在封建社会，由于阶级关系大体相同，表现在档案工作中具有一些共性。但是中西方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很不平衡，熟悉中国档案史和世界档案史的人们，也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西方封建社会档案工作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一、共性
1.档案载体形式趋于统一。公元105年，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制造出来的植物纤维纸不仅重量轻，便于携带，而且因原料廉价而具有经济实用的突出特点，使纸张载体档案一统天下。纸张的生产和使用大大便利了文件的形成，促进了档案文件数量的增加。中国造纸术逐步向西方传播，这一过程持续了1000多年，使欧洲国家普遍用上了纸，西方国家从奴隶社会沿袭下来的纸草、羊皮纸等五花八门档案载体逐渐被纸张所取代，对档案和档案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2.档案法规散见于国家立法活动和法规之中。封建社会仍同奴隶社会时期一样，没有出现专门的档案立法活动和成文的档案法规，而是融合在国家的整个立法活动和法规之中。早在奴隶社会时期的西周，就已产生管理档案文件的规定，进入封建社会，尤其是隋唐以后的有关律令中，逐渐增多了涉及文件归档、移交、整理、保管和利用等内容的规定。据考古发现，在古希腊、古罗马都发现有关档案文件的记录、报告、清点等制度，均已产生档案法规的萌芽和雏形。
3.档案所有者对档案和档案机构的垄断和封闭。从内容上看，档案主要是各类政令、法规，涉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如果对其保管和利用不加限制，势必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难以预料的后果。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档案利用都采取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正所谓“虽九卿翰林不得窥见一字”。无论东西方，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有利工具。在西方封建社会，国王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他把全国的土地分封赐给各领主，各级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上是独立的君主，在管理庄园经济和对农奴实行超经济的剥削活动中，形成大量档案文件，每一个土地所有者，都把档案作为自己占有土地和农奴的无可争辩的证据，把档案看作自己的宝贝，并和最珍贵的东西放在一起。档案馆库是“武器库”，为所有者专有。为此，封建社会时档案机构的性质和职能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仍是一种档案收藏和保管机构，没有向公众开放。
二、差异
1.档案机构。中国封建社会的档案管理机构一开始就是政权机构的组成部分之一，具有强烈的单一性，是国家档案馆。各朝都由中央主管朝政的最高行政机关主管档案工作，各部门内也有专职人员负责此项工作，各郡县地方机关内也设立与中央机关相对应的档案机构，从而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执行统一意志的档案管理机构网。从秦时的三公、九卿——汉时的丞相府-曹魏时的尚书台、中书省——两晋时的门下省——隋唐时的三省——宋时的政事堂、三省——元时的中书省——明时的内阁、通政使司、六科、司礼监——清时的内阁、军机处、六科等，表现出文书档案工作机构的愈来愈健全，愈来愈严密和高度的中央集权。
再看西方。从封建社会初期的庄园档案馆、教会档案馆，到封建社会中期的城市档案馆、国王档案馆、社团档案馆，再到封建社会末期的机关档案馆、殖民地档案馆，鲜明地体现着时代的特色。更多具有私人档案馆的性质。这些档案机构大多各自为政，彼此之间既没有纵向的隶属关系，也没有横向的业务联系。这里仅以庄园档案馆、城市档案馆和社团档案馆为例对中西方差异进行比较。
庄园档案馆：是伴随土地分封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实施而出现的。在封建社会，国王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各级庄园主在自己的领地上都拥有行政、司法、军队甚至外交活动特权，庄园档案馆是庄园主的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具有继承性，随着庄园的消亡而消亡，档案文件也被新的庄园主接管。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实行土地分封制度和等级制度，地主阶级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也是统治者。
城市档案馆：是伴随自治城市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档案机构。比较典型的是威尼斯和热那亚，产生大量档案文件，包括国王发给城市的特许状、行政文件、法规条例、地契、税册、账目等，城市档案馆应运而生。西欧封建社会时期有为数众多的城市档案馆。但是比西方封建社会早一千年的中国，无论在城市的数量还是规模上都胜过西方。西汉时期的长安“户八万余，口二十四万六千”，是关中的交换中心，也是全国最繁华、最富庶的城市。北魏的洛阳，唐代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北宋都城开封、南宋都城临安，人口都达百万以上。西欧封建社会时期建立起数以千计的城市档案馆，保存大量档案，而中国封建社会城市如此发达，却没有城市档案馆出现，中西方表现出巨大差异。
社团档案馆：早在西方封建社会，就出现社团档案馆，是行会档案馆、银行档案馆、公证档案馆等多种社团组织档案机构的总称。这些档案馆是伴随城市的兴起，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商贸活动的频繁而出现的新型的档案机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城市发展和商业发展较迅速的是宋王朝，在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手工业和商业发达，《清明上河图》为我们描述一幅繁荣景象。然而并没有出现西方的银行档案馆、行会档案馆，至于公证档案馆更是闻所未闻。
2.档案管理。西方封建社会的档案工作如一盘散沙，没有一整套统一的档案工作的法律、规章和制度，各自用自己认为适合的办法管理档案，各国采用的整理和分类方法五花八门，基本上是一种粗线条的管理。中国封建社会在经历了多个朝代的更替，历代统治者都在积极吸取前代的经验教训，在档案管理制度上越来越细化。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的“千文架阁法”将档案整理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使每一份档案在架阁库内有了唯一的位置，井然有序，有条不紊，易编，易存，易查。它也是一种管理档案的制度，是用法制手段管理档案。在档案管理方法上，当时的中国在世界是领先的，但到封建社会后期，欧洲档案学者开始对档案整理方法进行理论总结，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促进下，西方档案工作取得了阶段式跃进。
3.档案的保管。在封建社会初期的西方，保管档案文件的装具多种多样，木箱里，口袋内，橱柜中，都可以保管档案。庄园档案馆保管档案的场所比较分散，如阁楼、地下室、密室。到中期以后出现相对集中的趋势，保管档案的场所相对固定，甚至出现专门的档案建筑。而中国从秦代开始在殿中设中央禁室，到汉代，在宫廷内外都有专门保存图书档案的场所，如石渠阁、天府、兰台、东观、天禄阁、史馆、甲库、内阁大库等等。
4.档案的利用。封建社会中西方的档案利用目的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为封建主服务。但是同为权利象征，西方不仅对君主有权利，也包括个人的权利，权利表达成为档案管理重要内容。这时的档案利用开始从封闭向开放过渡，这就是文艺复兴的契机，使封建社会的档案开始向历史学家们现出一缕微弱的光线。历史学家们呼吁打开档案馆的大门，研究历史重在为表达历史，这是一种个人行为。少数档案馆开始允许历史学家利用馆藏档案。在封建社会的中国，除政务活动方面的利用，也有文化学术活动方面的利用，利用档案文件编纂史书，最有代表的是《史记》和《汉书》，但是与编纂者自身身份有关，更多的是一种官方行为，为稳定统治，吸取教训，强调“经世致用”，他们的职务能接触到档案，熟悉档案，从而能大量利用档案，但是却使档案编纂的优良传统保持下来，这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档案利用和编研活动。
5.档案学理论。封建社会后期，欧洲档案学者开始对档案整理方法进行理论总结，提出事由分类法、系统分类法等。在编目上，编目的方法更加完备，登记的项目更为齐全；在鉴定上，随着档案数量的急剧膨胀，鉴定活动开始萌芽；在保管上，相对集中，保管档案的场所相对固定。档案利用开始从封闭向开放过渡。出现档案学理论的萌芽：1571年，德国档案学者拉明根出版专著《总结报告——怎样才算一个完美的登记室》；1632年，意大利档案学者波尼法西奥出版专著《论档案馆》；1692年，德国档案学者木尔茨出版专著《办公厅和档案馆的权利》等等。而处在世界发展巅峰的古代中国，尽管在档案制度、档案管理上越来越完备，越来越细化。但是我们的档案学理论都是散见于其他研究领域，没有产生档案学专著，更没有著名的档案学家。
三、差异原因
1.政治上。中国的封建体制，一开始就以中央集权制集中起来，历代不断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的档案管理机构一开始就是政权机构的组成部分之一，各朝都由中央主管朝政的最高行政机关主管档案工作，各部门内也有专职人员负责此项工作，各郡县地方机关内也设立与中央机关相对应的档案机构，从而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执行统一意志的档案管理机构网。这样的档案管理机构从开始就是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并按行政隶属关系分层负责。
在西方，形形色色的档案馆星罗棋布，彼此独立，各行其是，没有统一的档案机构和行政隶属关系，档案形成者以自己的意愿，以自己认为方便、满意的方式从事档案管理活动。尽管西方有过短暂的大一统，如查理曼帝国，但是在王权高度集中的帝国统治时期，也没有建立过全国统一的档案工作体系。在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进入过动乱的时代，也出现过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小国林立。尽管对档案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同一文种，各国使用时存在差异，但毕竟分裂的时间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长河中是相对短暂的。同时，西方封建社会中大一统的局面也是相当短暂的。这种集中与分散的不同的管理体制决定封建社会各自的档案机构差异是巨大的。
2.经济上。国家土地所有制居于绝对支配地位，同奴隶社会一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始终采用重农抑商，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对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构不成威胁。
而西方，各个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上俨然是一位独立的君主。国王的经济实力有时还不如封建主。这样一个政治、经济相对独立的封建庄园地方色彩相当浓厚，造成松散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所以不可能产生高度统一的档案工作体系，没有这样的土壤和历史传统。
中西方在封建社会都出现了大的城市，正如前面所提到，中国的城市在规模和数量上甚至超过西方，但是西方的城市是真正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种行会，成立自己的档案馆。而中国的城市是与自己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连的，很多城市是经济中心，但同时又是政治中心，经济的发展有时并不受经济规律支配，反而受官本位的影响，所以并不是与西方同等意义的城市，好比一个需要经常由大人扶持的孩子，缺乏完全的独立性，更不用说建立自己独立王国，建立自己的档案馆了。
3.思想上。中西方的世界观、伦理观大相径庭。西方人信奉基督教，教会在国家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教民保持的是对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上帝”的忠诚，对祖先的崇拜远不如中国人。而中国信奉儒教，讲究忠、孝、顺，有整套的等级尊卑，对祖先无限的崇敬，对祖先留下的一切奉为至尊，包括一纸一字，所以使得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甚至近些年来，始终是重保管轻利用，早在隋唐时代就有档案的鉴定和销毁制度，但是先祖先圣的遗训、典章受到尊崇和保护，力求稳妥，这就是我国档案鉴定工作落后于西方的深层原因。正是这种对皇帝、对祖先持有崇拜的心理和儒家的治国之道，档案编纂成为中国特有传统，用来为祖先歌功颂德，歌颂“皇恩浩荡”，并以史为鉴。
4.文书邮递制度——驿站。正是驿站才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书档案工作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为了使公文能及时地上传下达，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注意文书邮递工作。为保证公文顺利传递，广修驿路，通向四面八方，像一张经纬网，以首都为中心，向四面放射。借助于这一传递系统，使我国档案工作实现高度集中化。而此时的西方，各庄园充满了地方色彩，交通不畅通，河流不畅通，甚至关卡林立，政治结构松散，作为政治工具的档案工作当然不能统一。为此才在档案工作中具有不同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