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主义之中国民族性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平主义论文,民族性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6)08-0033-07
和平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格，这似乎已成为共识。无论是当代的政治领袖如毛泽东、江泽民，都是把热爱和平当作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加以赞颂，在学术文化上，无论是中国人自己，还是外国人也都承认并描述了中国的这种民族性。在当代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和平发展的大好时机，但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又面临着诸如“中国威胁论”的鼓噪，我们能否赢得一段时期的和平发展环境？我们在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和平主义这一中华民族特性？这都促使我们对和平主义的中国民族特性或民族精神从学术上认真做些思考分析。和平主义的内涵与成因，和平主义的历史境遇和当代价值，这是我们本文欲加以探讨的问题。
一、和平主义之中国民族性的含义与表现
什么是和平主义的中国民族性？我认为这主要包括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取向和中华民族主体的国民的性格两方面的内涵。作为价值原则和取向，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了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并在不得不战的情况下而坚持战争的正义性质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涵育下，中国人性格中具有一种厌恶战争，而期求和平与安定的心理定势和行为选择取向。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大家庭，这种和平主义的民族性，在近代我们受西方民族国家的侵略以前，是以处理民族大家庭内部的民族关系的形式存在的。这种爱好和平，不仅体现在中华民族关系大家庭的各兄弟民族关系中，也体现在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中。强调民族团结必然带来民族之间的和平主义。中华民族历来十分珍视民族团结，相互尊重各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而且主张平等地对待其它民族，尤其是弱小民族，并与之和睦相处。早在先秦，思想家就提出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反映了中华先民希望天下太平、同其他民族友好相处的愿望，表现出天下一家、与人为善的博大情怀。这种追求和平的风范，表明了中华民族对民族、国家利益的独特态度，即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获得和维护只能建立在各兄弟民族之间的携手共进和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的基础上，主张以道德为教化之本，以治理好自己的家园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感化其它民族和国家，以达到“协和万邦”。这种态度使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兄弟民族始终保持着持久的亲和力，形成了团结统一、友好相处的政治局面。维护和平、反对战争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我们的人民酷爱和平而反对战争，这种民族精神长期得以流传，至今仍然成为我们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
在我国前秦时期，各家学说基本上都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对用兵作战之事都持反对或慎重态度。
墨家就明确提出非战非攻的思想，墨家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他认为社会的罪恶均源于人们之间的不相爱，连战事也是因为诸侯之间不相爱而起。“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苟君说之，则士众能为之。况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墨子·兼爱》）基于此，他对当时诸侯攻战进行了批评，“今以攻战为利，则盖尝鉴之于智伯之事乎？此其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攻战使百姓民不聊生、“今大国之攻小国也，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墨子·耕柱》）攻战还使百姓丧失了很多无辜的生命，因此，“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墨子·非攻》）“义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无所不利，是谓天德。”各国之间和平相处，互不相攻，这是一种正义，也是一种天德（《墨子·天志》）。墨子虽然所讲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族内不同诸侯国之间的原则，但其思想至今读起来还令人感到亲切。要建立世界新秩序，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与公正是人类不断追求的一个理想。而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永远是没有道义基础的。
道家对兵事是持一种贬抑的态度，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老子认为用兵是不祥之事，只能是不得已用之之事，如果对用兵很感兴趣的人实际上是喜欢杀人，即使取得了胜利也没什么好赞美的，这是一种非常明确的和平主义的主张。连强秦门客吕不韦招集人编的《吕氏春秋》也认为：“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举凶器，行凶德，犹不得已也。”
儒家主张以仁义道德的王道得天下，反对武力、奸诈、权谋得天下的霸道，因此，当有人向孔子请教用兵之事时，孔子说他不懂。孔子还认为在足食、足兵与信义之间，认为信义是最重要的。既是不得已用兵也要用仁义之兵，出仁义之师。用兵的目的也是要治乱除害，以行先王之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乱则用，治则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乱而弗讨，害民莫长焉。”（《吕氏春秋·召类篇》）后儒吕坤在其《呻吟语·治道》中更是认为“兵革之用，德化之衰也。”可见，儒家也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认为兵革之用，是不得已之事，既是用兵，也要坚持兵事的正义性和道德性，起义兵，兴仁师。
就连专门研究兵革之事的兵家也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兵戎相见是不得不为之的事。不战而能屈人之兵是上上策，也就是说战仍然是为了和，战是手段，和才是目的。
中国文化的枢心时代的这些经典思想被大多数政治家和百姓认同接受，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并坚持战争的正义性质的和平主义的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格，长期以来在古代中国，我们也坚持用这种精神原则指导处理民族大家庭中兄弟民族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不断强化了这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
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用洋枪大炮打开了我们的国门，中西方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许多西方有识之士在比较西方民族性与中国民族性的异同时都指出了中国具有和平主义的民族特性。二十世纪初曾被聘为北洋政府宪法顾问的美国人古德诺(Frank J.Goodnow)在其著《解析中国》中，通过对中国与欧洲的比较，认为中国具有和平主义的民族性。他说：“不同的政治历史使得欧洲从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变得崇尚武力，养成了好战的习惯，而中国直到受到西方入侵之前一直是和平主义的，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即士、农、工、商、兵中，兵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很难说这种和平主义的态度是否来自一种实用的观点。中国文化具有恒定性的特点，这是毋庸置疑的，它的恒定性自然会产生出一种和平主义的倾向。同时，中国在过去的世纪中面对西方的武力威胁所表现出的无助，面对其强邻——日本的侵略所表现出的软弱，也反映出这种中国式的和平主义会发展到软弱可欺的程度。”[1]
西方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英国人罗素更是在其名著《中国问题》一书中对中国的这一民族性给予了更详实的描述。他说：“中国人不像白人那样喜欢虐待其它人种。……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宽容而友爱、以礼待人，希望别人也投桃报李。只要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中国如果受其它民族逼迫，去为自由而战，这也不是不可能。那样，中国会失去自己的美德，一尝成为帝国的滋味。但现在，中国人虽是两千年帝国的后裔，对帝国的热衷却已极其淡泊了。中国历史上虽然征战连绵，但老百姓天性是喜好和平的。”他认为中国人的战争观是：“战争没有任何重要意义，雇佣兵如果不是为了重要的理由，并不卖力。但如果是为重大问题比如太平天国起义而战，那么中国人是以善战而著称的，若再有优秀的指挥官则更加英勇善战。”“中国虽然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但却不会对外国造成威胁。”“我们的繁盛以及我们努力为自己攫取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依靠侵略弱国而得来的，而中国的力量不至于加害他国，他们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生存的。”“在中国，虽然战争和革命时有发生，但往往不甚激烈，这是儒教的平静观起的作用，它使参与者不过于急迫，没有关系的人冷眼旁观。乘天下雨的时候进攻对方，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卑鄙的。有人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吴佩孚就曾这样打赢了一仗，对方认为不合规矩，吴佩孚就退回原地，而选了一个晴天重新发起进攻。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很少发生血淋淋的战争。在这样的国度里，刀兵之灾没有我们厉害，那就是因为孔子的礼教的缘故。”
罗素上述言论很好的描述了中国民族性的和平主义特质：热爱和平，厌恶战争。非战不可，也必须坚持战争的道义性质，也就是要师出有名，是正义之师，所打的战争是为了公平和正义的，是值得人们为之去用武力的手段达到的。战争中也必须坚持道义规则，正大光明。罗素所举的例子只是现代历史中一个很小的例子，这种强调战争的正义性质及光明磊落的战争规则的战例在中国是很多的。民族精神的价值取向与民族的国民性格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对中国的和平主义的民族性，罗素不仅是从民族价值取向方面分析的，而且他也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本身就包含着宽容能忍、礼让和气等品质。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和欧洲民族在这一点上的同异短长进行了比较分析。
他认为中国人会保存诸多优秀品质，“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以公理为基础而不是以武力去解决争端。西方人究竟是能让中国人保留这种美德，还是使中国出于自卫而采用日本式的军国主义，还须拭目以待。”“中国人的性格中最让欧洲人惊讶的莫过于他们的忍耐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清楚地感到外国的威胁。他们完全知道日本在满洲和山东的种种行径，也意识到英国人在香港竭力破坏广东政府在南方引进好政府的计划，也明白世界列强无一例外地用贪婪的眼睛逼视着中国未开辟的资源，尤其是煤和铁。他们知道日本的例子，发展野蛮的军国主义，铁一般的纪律，以及新的反动宗教，成功地遏制了‘文明的’工业主义者的强烈掠夺欲望。但是，中国人既不效仿日本人去抵制外来势力，又不听命于外国势力而无所作为。他们的思考不是以十年为单位，而是万年。他们曾经被征服过，最初是蒙古人，后来是满族人，但两次都同化了征服者。中国文明未经变化地保存了下来；几代人之后，征服者比中国人还中国人。”“我们羞愧地看到，中国人用礼节在对待白人的蛮横无理，他们并没有自我贬低到去用粗鲁回敬粗鲁。欧洲人经常视之为软弱，但这其实是真正的力量。依靠这种实力，中国最终征服了最初用武力征服中国的一切征服者。”“到目前为止我只有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的民族只顾及到数十年的近忧时，中国则已想到几个世纪之后的远忧。它坚不可摧，经得起等待。现在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度，滥用封锁、毒气、炸药、潜水艇和黑人军队，很可能在未来几百年里互相残杀，从世界舞台上消失，而只剩下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尽管它们贫穷而又弱小。中国如能幸免于战争，那么它的压迫者最终也许会被拖垮，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
“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是知识，他们认为这是通向智慧的大门（其实未必）；西方人到中国去无非三个目的：打仗、赚钱、传教。虽然第三种动机具有理想主义的美德，并激励了许多英雄，但这三种人——军人、商人、传教士都是强迫世界采纳我们的文化，或多或少抱有强硬的态度。中国人却没有强迫欧洲人接受儒教的念头。”“中国人可能比英国人贫穷，但却比英国人更快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国家的立国之本在于比我们更宽容、更慈善的观念。无休止的好勇斗狠不仅产生了明显的恶果，还使我们不知足，不能享受美，使我们失去思考的美德。”我希望我能够期待中国人给我们一些宽容的美德，深沉平和的心灵，以回报我们给他们的科学知识。”[2]
这里不惜大段引用，一是认为民族性是在比较中得以呈现的，对中国民族性的描述，最好直接呈现外国学者的观点，这样更为信实，另外，上述两位学者恰好是美国人与英国人，当然这两位学者都是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情意的学者，但罗素在西方学术界的权威地位则是公认的。当我们重新阅读这些英美有识之士二十年代的文字，一是受到很大的启发，另外觉得这也是对西方某些人的“中国威胁论”的更为有力的回击。两位西方学者的这种描述是基于一种科学主义的客观立场，同时，他们对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民族性在价值上是给予肯定和赞颂的，并且对中西方文化在这一点上的差异和优劣也进行了价值分析。
学贯中西的中国学者林语堂在其《中国人》一书中明确把“和平主义”列为中国人八大性格特质之一。作为一种国民性和民族性格，和平主义是与遇事容忍、宽容、心平气和的生活态度相联系的。与此相反，“西方人独断专行，坐立不安的精神只不过是未成熟的青年人的标志。”[3]“宽容是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质量，它也将成为成熟后的世界文化的最伟大的质量。”“和平主义但是建立在人类对生活的高度理解之上的。如果一个人学一点愤世嫉俗，他就会对战争多一点反感，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所有有知识的聪明人都是胆小鬼。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会打仗的人，因为他们是聪明的种族，是由玩世不恭的道学与强调和谐为人生理想的儒学所培养所左右的民族。一个普通的中国孩子就知道一个头发斑白的欧洲政治家所不知道的东西：无论国家个人，打仗总有死伤。”
“中国人的和平主义多半也是出于禀性和对人生的理解。中国的小孩子在街上打架的远没有西方多。作为一个民族，尽管我们不停地打内战，可我们该打的比实际打的要少。”“中国的国内战争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迄今为止所有的内战皆无值得夸耀之处。没人知道征兵的事情，当兵的只是些没有别的办法糊口的穷人，他们并不想打仗。……他们永远厌恶战争。在中国，好人从来不去打仗，因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林语堂对中国人的这种和平主义的国民性的描述是基于一种客观描述的立场，从价值判断的角度看，他似乎是既肯定又否定的。他所概括的中国人的性格的八个主要特点是：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以上这些特点，某些与其说是美德不如说是恶习，另一些则是中性的。这些特点既是中华民族的优点，也是它的缺陷，思想上过分的稳健会剪去人们幻想的翅膀，使这个民族失去可能会带来幸福的一时的狂热；心平气和可以变成怯懦。忍耐性又可带来对罪恶的病态的容忍。”如果说英美学者是基于与他们的文明形态对比的立场上而赞颂中华民族的和平主义的话，那么，林语堂作为一个华人学者，其对民族性的和平主义的这种客观精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二、和平主义之中国民族性的成因
中华民族何以形成这种和平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其成因是什么？我想这有多种原因，既有地理、经济、政治等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
首先，地理上的相对独立性、封闭性、辽阔性、富庶性是和平主义产生的自然条件。中华民族生存生活在亚洲大陆的东部，东部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在人类的造船与航海事业还不发达的古代，这几乎就隔绝了它与外部的联系，同时也使外部势力难以侵入。在西部和北部都是戈壁、沙漠地带，还有西藏高原这样的天然屏障。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人口大族。在这样一个广大的内陆土地上生存繁衍，使侵略与扩张都相对较难，中华民族是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地理环境中。中华文化不仅人口众多，而且是四大文明古国，国势强盛、文化发达。在古代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基本没有遭遇很大的民族战争。内部战乱多是发生在政权更迭、及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政治斗争中。邻国大多是臣属国或友好小国，如北部和西部的邻国因为所处均为沙漠地带，不可能有太多的人口，因此从力量对比上来看是难以和中华大国抗衡的。在汉代以前，匈奴人与汉人打了几百年的仗之后终于败落，后来蒙古人、满族人曾战胜汉人，建立了元朝和清朝政权，但由于他们文化落后，最后终被汉人的文化同化了。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经过民族融合而逐步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蒙古人的铁蹄曾经到达中亚西亚，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大规模对外扩张，但在当时这恰恰是汉族的奴役者所为。中华民族国家虽然是由几十个兄弟民族组成的，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否认中华文化是以汉文化为核心的。
其次，农业经济的稳定性、自足性也是和平主义之中国民族性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华民族主要是一个农业民族，农业经济本身需要固守在土地上，相对较为稳定，另外也具有某种自给自足性，春种秋收，依靠的是人自身的劳作，而不是像游牧民族那样居无定所，在迁徙中容易发生争夺资源和生存条件的战争。商业的交换性使商业民族也必须与别的民族进行交流、贸易，有时是正当的经济贸易，有时就以武力要挟掠夺。近代以来欧洲民族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再次，长期的大一统帝国政治心态，是产生和平主义之中国民族性的政治原因。大一统帝国政治心态，加上我们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使中华民族把自己看作是天下之文明邦国，其它四邻不过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我们的责任是向四方宣示文明教化，而不用侵略欺负这些四方小国。这正如上引罗素的话，“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这种心态，直到近代与西方民族国家开始交往的初期，仍然是如此。大一统帝国心态使我们觉得在政治上不屑于侵略别国，在经济上也没必要与他国交流。如世界航海史上的盛举——郑和下西洋，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经济贸易或殖民掠夺，而是为了向世界诸国宣示中华帝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1793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伯爵来到中国，要求扩大通商，并派驻英国永久外交代表。乾隆皇帝下旨答复均予拒绝。其文日：“国王远居重洋之外，然而为分享我们文明的卑微愿望所驱使，派遣使者带来奏折……并送以贵国出品为礼，以表忠诚。朕已披览卿之奏折，言辞诚恳，足以表明贵方的敬重和谦恭，应予颂扬。”“虽英国钦慕中国而欲得中国之文化，然二国之礼仪法律，完全不同，英国所派之使臣，即能得中国文化之要旨，但仍不能施行于英国，故外交代表之派遣仍属无益。虽乾隆驾驭广大之世界，然以施完美之政治，尽国家之责任，为唯一之目的。苟英国能仰体意旨，表明忠诚，而永久服从清朝，则嗣后可享平安，而无派遣代表之必要。”所有物产，中国俱备，而又丰富，无缺少之虞。是以外夷之出品，无须输入。”最后，他对英大使以这样一条命令作了概括：“谨遵此命，杜绝疏忽大意！”[4]这种帝国心态，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有点滑稽可笑，但这却是历史的真实。
最后，中国文化重视和谐价值的特质直接培育了和平主义的民族性。古德诺说：“中国的农业生活以及上文所提到的在她的大部历史中起主导作用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使得中国人有可能产生出一种对待生活的和平主义的态度。同时，儒家哲学也鼓励这种和平主义的人生态度。”[5]罗素认为：“科学目前尚不能完整解释民族性格。气候和经济可以说明一部分问题，但无法说明全部问题。可能文明形成时期产生的重要的个人比如摩西、穆罕默德和孔子的性格，成为形成民族性格的极大依赖。”[6]可见，民族性或民族精神最直接的原因是文化原因，它直接来源于民族文化的教导和培育。马克斯·韦伯认为儒教具有和平主义性质，他说“儒教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陈季同说：‘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民’。正如这句话所显示的，儒教的理性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历史上，这一特性一直受到强调。例如在乾隆御批的明代史（即《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中有这样一句话：‘惟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因为‘天道无常，惟理是辅。’这是统一帝国发展下的最终产物。”“儒教徒归根到底是个和平主义的，以国内福利为政治取向的士人，对军事强权他们自然持拒绝或不理解的态度。”[7]的确如此，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较，它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崇尚和追求和谐的价值，儒家认为，致“太和”，就可以万国安宁，民族繁荣昌盛。可见，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意识到和平是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定的首要条件。不仅如此，仁爱也是用来处理不同民族、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通过行仁爱，用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来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
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讲和平，而且在个人修养、人际关系中都崇尚和平的价值。讲求人自身的心身和谐，这直接使中国人多具有一种心平气和的精神气象，处事平和得宜，中国文化把此看作是一个人有教养的表现。急躁、莽撞、好恨斗勇，这都是没教养的表现。另外还讲究人际和谐，天人和谐，族际之间，讲究协和万邦、天下一家。如前所述，不仅是儒家，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墨家甚至以后引入的佛教文化，都具有和平主义的价值导向，在儒、佛、道三教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平主义的价值观的长期培育下，中华民族在古代中国，一直坚持和平主义的价值取向，并在民众的心理与行为中逐步积淀形成了爱好和平、厌恶战争的和平主义的中国国民性。
三、历史观照与当代反思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和平主义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格，这种和平主义主要是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是在与西方民族没有接触的情况下，用以处理民族大家庭内兄弟民族与兄弟民族之间关系，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宗主国与归属国之间关系的一条政治原则、伦理道义取向。也是传统中国民众的一种国民性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有历史合理性的，是有其地理、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成因的。追求和平，反对战争作为一种价值观，是为人类所珍视的一种永恒价值，因此，不管其客观原因是什么，我们中华民族具有这种符合人类长远利益和进步方向的精神，这是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也是我们应该珍惜和继承的优良传统，值得我们赞颂和弘扬。
在近代中国，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西方列强用洋枪大炮打开了我们的国门，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饱受西方列强的压迫、侵略与掠夺，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要任务。只有被迫求和、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的屈辱现实，而没有和平主义的民族精神。如果人家都把刀子架在你的脖子上了，把枪对准你的胸口了，你还说你热爱和平，反对战争，还说我们具有和平主义的优良民族精神，这不是笑话就是讽刺。民族精神作为人的一种主体精神一定是主体经过自觉选择而形成的价值取向，而绝不是被迫的被动行为。在近代中国，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人民大众，其民族精神恰恰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不畏艰险，奋起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尽管在客观上我们由于缺乏近代科学技术与洋枪大炮的武装，在与列强的抗争中屡遭失败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维持了一种殖民统治下的和平的暂时局面，但在这一时期我们绝不能说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格是和平主义的，因为这时的和平主义其实就是投降主义。最壮烈的就是义和团运动，虽然其最终未能战胜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大炮，但其不畏强暴、奋起抗争的爱国主义却永垂青史。
另外，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爱国主义也并未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在客观上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国力和地位不允许这样，另外也是因为中国自古有和平主义的民族性，我们不想打仗，但一旦敌人把枪炮架在我们脖子上，我们不得不打时，我们的奋起反抗是建立在维护民族独立与尊严的正义立场上的，因此，我们的抗争仍然是内含着战争正义性质的爱国主义。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在当代，坚持和平发展的基本国策，弘扬和平主义的民族精神时，应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传统民族精神的优良传统，但又要与时俱进，赋予和平主义以时代内涵。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讲的热爱和平的民族精神，应该是古代民族精神的扬弃，应是古代和平主义和近代爱国主义的统一。
当代和平主义的民族精神是在我国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的国际环境中，是在与世界各民族国家平等交往的基础上得以体现的。
坚持和平发展的价值方针和国策，反对战争与侵略掠夺，坚持战争的正义性质，这些和平主义的基本价值趋向仍然是我们要继承弘扬的。但是，和平主义要求我们在处理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要以维护祖国的独立自由、主权完整、富强尊严为前提。这是和平主义的基本底线，因为我们想要和平，敌人不一定让我们和平。离开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尊严的和平主义，只能又沦为近代的丧权辱国，而不是真正的和平主义的民族精神。
我们虽然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和平绝不是别人恩赐给我们，而是我们争取来的。这一点也为现代历史所证实。在近代，我们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抗争，很少取得胜利。当我们在大连旅顺看到中俄战争纪念塔等纪念建筑时，作为民族的一员，心里不由得感到酸楚，列强竟然在我们的土地上打仗，目的仍然是由谁获得满洲与山东的权益。近代史一再告诉我们，落后必然要挨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虽然有外部力量的援助和世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局势的支持，但这毕竟是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面临外侮而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朝鲜战争又起，敌人企图对中国实行包围战略，中国人民满怀保家卫国的决心，勇敢的投入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去，这是何等威武。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我们英勇作战，最终使敌人不得不坐在谈判桌上。在七十年代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是多么有理有节而又大长民族志气。
另外和平主义的民族精神的弘扬，也需要如下一些条件作为保障。
首先，发展科技与经济，国家富强，是和平主义民族精神的物质基础。当代的世界经济、政治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但民族国家的竞争还将长期存在，当代的国力竞争主要体现为科技与经济的竞争，因此我们要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繁荣经济，增强国家竞争力。只有在发展中，才能更好地解决民族矛盾，才能与世界各国人民真正在科技与经济的竞争与合作中取得双赢，共同发展。
其次，强大的国防是维护和平，弘扬和平主义的民族精神的坚强后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包括科技进步、经济繁荣、政治文明，人民幸福，而且也必须有强大的国防，没有强大的国防，和平主义也难以为继，国家的富强安康就难以保证。只有建立强大的国防，我们才有能力为我们争取到和平发展的时空条件，为和平主义的现代中国民族性的弘扬奠定基础。
第三，全民族的爱国主义不仅是中国和平主义的重要内涵，而且是国家富强的精神长城。和平主义与爱国主义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正是因为我们爱国，我们也热爱并弘扬自己民族特有的和平主义的民族精神，因为它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是我们民族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普遍价值，是人类进步的方向。另外，我们的爱国主义，正是因为有了和平主义的民族精神的引导，使我们的爱国主义不会走向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我们公开向世界承诺，我们即使富强了，也永远不会称霸，也不会扩张，我们永远是一支和平的力量。因此，中国发展对世界来说是一个机遇，而不是一种威胁。坚持和弘扬和平主义的中华民族精神，既是我们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是当代中国人的爱国义务。
总之，当代和平主义的民族性，是传统和平主义民族性与近代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有机统一。在当代弘扬和平主义的民族精神，要以维护祖国的独立自由、主权完整、富强尊严为前提。另外，科技先进、经济繁荣、国防强大与全民族的爱国主义是当代弘扬和平主义民族精神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