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经济追赶实现机理模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欠发达地区论文,模型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07）01—0062—08
一、问题的提出
道格拉斯·C ·诺斯指出：经济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按时序解释经济结构及其实绩”[1]。借鉴他的这一思想，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也可以说是解释经济系统的结构与其实绩的关系规律。所谓“实绩”就是经济学经常研究的问题，例如产出多少、成本与收益的分配、生产稳定性等；所谓结构，则是指经济系统中那些决定实绩基本因素的社会特征。用数学语言来表述，可以归结为求解多元方程组，其中产出、成本与收益方程可表示为：
Y＝F（U，K，L，T，……）（1）
C＝F（U，K，L，T，……）（2）
I＝Y－C（3）
式中，Y代表经济系统总产出，U代表系统的制度变量，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投入，T代表技术变量，C代表成本，I代表系统利润。 由于经济系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因此，有更多的作用变量在这些方程中还没有给出来。
从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经济学奠基性巨著《国富论》后200多年来， 经济学家实际上一直按照这一组方程所揭示的思路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并有着两条清晰的主线：以制度经济学派为代表的“制度决定论”专注于制度变量U的作用研究，认为制度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另一条主线则是以古典、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决定能否取得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2]。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把经济系统视为一种仅由技术水平决定的投入产出过程。在技术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经济系统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研究系统使用的生产要素与其最大产出之间的关系。即，假定其它变量都不变，只有K和L发生变化，则式（1）可以转化为：
衡量收入中资本所占的份额，A衡量现有技术的生产率。式（4）由美国经济学教授保罗·道格拉斯和数学家查理·科布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通常也被称为C—D函数，它反映了当其它因素不变时经济系统在不同的资本和劳动投入下能够得到的最大产出①。
在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过程中相继出现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斯旺模型和罗默等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并成为指导区域经济实践的重要理论工具。但是，实践已经证明，这些理论并不适应现代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不能有效地解决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收敛问题。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一是在方法论上把经济系统视为一个孤立的闭系统来研究，因而其产出仅由系统内要素的作用与结构决定，经济学家的任务只是找出要素结构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二是这些模型都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每个企业的产出都能在市场中出清。然而，现实中区域经济系统总是在开放和有竞争条件下活动的，“市场完全出清”的理想化假设在很多时候与实际情况也不相符。因此，要真正掌握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就必须研究：如果市场结构是非完全竞争形态的，在有竞争条件下，区域经济系统产出将如何决定？下面，我们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将证明：在有竞争条件下，区域经济系统产出及区域之间相对地位的演变由区域经济体、竞争对手和消费者三方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并有着十分复杂的演化规律。
二、区域经济系统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经济问题的研究， 早期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系统方面。Keynes在20世纪30年代以产出和利率为变量建立了宏观动态经济系统模型，用于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3]。其他人随后以人均收入增长率、物价总水平增长率、投资增长率以及国家的货币供应增长率等为变量对宏观经济的运行进行了讨论[4]。但是，对于现代开放经济、有竞争条件下区域经济系统产出决定机理动力学规律的研究，从目前来看还比较缺乏。
我们考虑目标区域A的产出决定动力学模型。假设A区域的收入全部来源于其C产业，且C产业只生产一种产品，其成本为c[,1]，价格为p[,1]。相对于A区域以外的其它经济系统构成区域B，其C产业的产品成本为c[,2]，价格为p[,2]，两种产品的基本功能相同，但在某种重要性能（以下简称为X性能）上有差异：在初始期，投资者对B方产品的X性能评分稍高，B产品价格也稍高。
假定X性能是消费者关注的产品关键性能且能察觉其微小变化，A、B方产品的X性能差异与价格差异构成了消费者购买决定的两个决策依据。于是，消费者的购买决定模型可以描述为：他们将对两种产品的价格和X性能分别给出一个评估，并选择对他们来说总效用最大的产品。显然，A与B都会想方设法使己方产品在X性能差异和价格差异的综合竞争中胜出，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这样一来，A 、B之间构成了两寡头垄断竞争博弈。
于是，A区域可以获得的总收入为：
显然，上述规则与表达式构成了一个现代开放经济、有竞争条件下区域经济系统可实现产出决定机理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根据这一模型，在竞争情况下，A区域实际可实现的最优总收入首先是由其产品成本C[,1]、竞争对手产品成本C[,2]、市场消费者对产品X性能的偏好分布ρ（x）以及货币价格边际效用共同决定的，对于区域B也同样如此。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这一模型特别适合于分析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决定机理以及对发达地区的经济追赶问题。下面，我们将分别研究这一模型在几种特殊偏好分布下的意义和特征。
（一）均匀分布模型
由（17）和（18）我们可以看到：在均匀分布的情况下，A区域和B区域各自可以获得的实际最大收入决定于A产品与B产品之间的成本差异以及消费者的单位货币边际效用与产品X性能的边际效用之间的相互对比关系。
（二）正态分布模型
三、模型的计算机模拟结果及分析
（一）计算机演化模拟
1.A、B方产品成本不变，参数
随时间以确定比率递减
图1 C[,1]、C[,2]不变，以不同速率递减时A、B方市场份额的演化曲线
2.A、B方产品成本均以同样速率连续下降，以固定比率递减
图2 C[,1]、C[,2]同速率降低时A、B方市场份额的演化曲线
3.B成本不变，A成本分别以不同速率连续下降，以固定比率递减
图3 C[,2]不变，C[,1]下降时A、B方市场份额的演化曲线
4.稳定性模拟分析
图4 等速递减，C[,2]不变，C[,1]不规则变化时A、B方市场份额的演化曲线
（二）演化模拟结果分析
根据演化模拟的初始条件，在初期B区较A区产品成本更低而且X性能更优，因而更受消费者欢迎，获得的市场利润份额也更高，具有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但是，通过演化模拟研究我们看到，A、B双方的竞争条件发生变化时，市场竞争形势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图1所示的模拟结果表明：如果A、B两区域的产品成本均保持不变，只是任由市场随着产品的普及而引起消费者对产品的单位效用渐次降低，则在均衡博弈下B区域所占份额将会越来越大，A区域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则越来越小。由于在初始期B区域产品成本低于A且B的市场份额高于A，即B是拥有初始优势的相对发达区域，A则是具有初始劣势的欠发达区域，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结论：如果欠发达区域不在降低其产品成本上努力，那么，即便领先者的产品成本保持不变，落后者和领先者的市场差异也会越来越大。
图2的模拟结果则表明：即使A、B区域的产品成本以同样的速率下降，B区域所占有份额也会越来越大，A区域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则越来越小。换言之， 即使欠发达区域也努力降低其成本，但如果这种努力导致的成本降低速率只是和领先者持平，那么，它和领先者的市场差异同样只会越来越大。
如果说落后者有希望实现经济超越成为领先者的话，这种希望应该揭示在图3所展示出来的机制之中。在图3中，作为领先者的B区域的产品成本难以再继续下降。作为初始落后者A区域的成本则分别以不同的速率继续下降。图3表明：在这一情况下A区域最有希望实现对原有领先者B区域的经济赶超。而且，落后者A产品成本下降的速率越大，它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也就越短。例如，在图3的演化模拟中，如果A以1％的速率连续降低成本，它将通过48周期实现这一超越，而如果它能以3％的速率持续地降低其成本，它实现这一超越的时间就将大大缩短，只需要16周期的时间。
图4则表明：如果B产品成本保持不变而A成本不规则变化时，A、B 双方的市场份额也会呈现不规则变化。在1～29周期中A成本迅速下降，A也迅速超过B成为市场领先者；在第二阶段中，A成本反转上升，市场份额迅速下降， 重新沦为市场弱势。这一变化过程解释了一些区域中某些产业（如陕西的秦池酒业等）扩张到一定规模时，为什么会突然失速并陷入绝境的重要经济现象。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得到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一个区域的可实现产出并不仅仅是由区域内部的要素关系决定的。在开放经济、有竞争条件下，它由区域自身竞争策略、对手的竞争策略和消费者偏好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一个区域特别是一个落后区域如果要取得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必须在其主要产业中满足三个重要条件：（1）本区域产品能够持续地取得高于竞争对手的成本下降速率；（2）在决定消费者偏好的X性能中能够获得较有利的消费者分布；（3）与竞争对手相比较，这种在产品成本与X性能上的领先优势必须是持续、长期而且稳定的。 如果缺乏这三大关键条件，一个区域不可能获得或保持其领先地位，更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换言之，现代经济条件下，欠发达地区实现对领先者经济赶超的机制并不完全在于其本身是否具有资源优势，而在于其主要产业与竞争对手的博弈过程中能否具备上述三大关键条件。
这一结论对于欠发达地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启示：（1）在现代开放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区域产业能够有多大的发展空间，首先决定于区域产业、竞争对手的博弈策略以及市场消费者的偏好，而不仅仅是由区域内部因素决定。因此，区域经济的发展必定要经历一个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的竞争适应和演化过程。内部要素的作用和结合给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基础，但是，只有通过正确的发展战略把潜力转化为外在的竞争优势，区域经济才可能得到较好发展。（2）产品成本持续下降和性能持续提高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关键性作用。但是，这两个条件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它只能是稳定、高效率的区域产业创新系统运行和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区域创新系统能够整合各种资源，形成一种有利于调动系统内各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区域产业发展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机制，从而提高区域产业的创新能力，不断地提升区域产业的竞争优势。（3）应该实行因地制宜的战略，重点发展在竞争中具有优势而且竞争优势能够持续提升的产业。一个特定的区域追求在所有产业中都取得成功是十分困难的，盲目地上项目也是十分危险的。这一点目前对于各地区制定产业政策似乎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前一段时期中许多地方都热衷于搞各种园区，贪洋求新，结果不仅成效不显著，还导致了许多区域中资源的非效率配置。因此，正如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经强调的那样，特定区域只有专注于发展特定产业领域，才能够取得成功。
四、基于模型的经济现象解释：以浙江经济为例
过去二十多年中，我国浙江省高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绩效被国内外所瞩目。在资源匮乏、投资供给不足、没有特殊政策优惠待遇的条件下，2004年与1978年相比较，浙江人均GDP由331元增长到27552元，年均增长率达12.1％。据世界银行估计，英国在工业化初期人均收入翻一番花了58年（1780—1838年）；韩国花了11年（1966—1977年）；但中国的浙江省则平均3～4年就翻一番。今天来看，浙江省已经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全国的发达省。但是，回溯到其起始时点上，它所处的地位就是一个落后者，其崛起的过程就是落后者实现对领先者的追赶直至超越的过程。因此，浙江经济发展过程可视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典范，对其机理的研究有助于广大欠发达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目标的实现。
传统理论认为，后发国家和地区实现高速增长必须具备两大条件：政府强劲的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的强力推动。但是，浙江经济的发展用传统理论显然是无法解释的。我们回溯到浙江经济开始起步的20世纪80年代就会发现，浙江既没有丰富的资源禀赋，也缺乏良好的工业基础；缺乏政府强大的直接投资推动，也没有强力的外资推动，更没有发生跳跃式的经济结构跃迁。与西部地区相比，浙江经济没有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优势；与广东、江苏、福建等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浙江又缺乏政府强劲的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的强大推动力。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其薄弱的基础之上，浙江经济实现了对许多领先者的成功超越，其复合经济增长率既远高于西部省区，也高于大多数东部发达省市。浙江经济发展的这一模式在国际经验上没有，传统经济理论对此也无法解释，因而被称为“浙江经济增长之谜”。
许多研究把浙江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浙江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板块经济，也就是产业集群[5]。但是，这种分析并不能令人满意， 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例如：产业集群形成的初始动力从何而来？对同样一个地区，为什么有的产业集群能够取得成功，另外一些产业集群却表现平平？为什么产业集群在浙江得以形成，其它起点相近的省区却不能？我们认为，产业集群只是从较显性的层次上说明经济的增长，它并不足以解释经济系统实现经济长期成长的实质，特别是它本身并不能解释成功的产业集群从何而来。但是，如果用上述模型来分析浙江经济现象并对之进行模拟演化研究，就会发现，浙江经济奇迹的取得，并不仅是“因为集群，所以成功”，而是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在机理。
我们认为，浙江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首先在于产业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并有着十分强烈的路径依赖和初态依赖，包括对发展目标的选择和竞争对手的演化。在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它所面临的极独特的内外环境为其发展营造了成功的历史机遇。纵观浙江经济系统，其发展的主要产业都是人们眼中的小商品，但是，正是这些小商品，给浙江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市场机会，造就了浙江经济的成功。原因就在于：当浙江人开始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正是当时的产业领先者竞争优势迅速衰弱之时。浙江优势产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初始阶段（1978—1992年）、成长阶段（1993—1997年）和扩张阶段（1998年以后）。在初始阶段中，全国正处于短缺经济时期，轻工产品尤其短缺，浙江人较早地通过社队企业和集体企业发展了这些产业，并因此而获得了宝贵的初始资本积累和市场经验。在其成长阶段，以上海轻工业为代表的原有领先者正在经历关停并转的困难时期，国字号产业的市场优势迅速消失，相关浙江产业的市场份额迅速上升，由原先的“补充者”身份一跃而成为市场中的主导力量，经济实力迅速扩张。进入扩张阶段以后，浙江产业在国内市场上已经建立了领先地位，浙江产业进入攻占国际市场的关键时期。此时，竞争对手虽然已经转变成了韩国、日本企业等强大对手。但是，十分幸运的是，此时这些国家正面临着汇率和工人工资上升等问题的困扰，其产品成本迅速上升，产品竞争力正处于衰退阶段。在浙江产品强大的超低成本攻势面前，日、韩企业等市场中的原有领先者根本没有办法遏制住浙江产业的前进脚步，浙江产品因此迅速地占领了大片的国际市场。
深入研究浙江产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浙江产业在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性能上的努力是坚持不懈的。浙江优势产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民间经济实现的，这就决定了浙江产业必定会出现两大特征：一是低成本战略；二是对成功者的模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低成本战略使得领先者在市场中得以迅速地崛起，对成功者的模仿则使得同区域中同一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推动了产业分工的迅速深化，产业分工的深化反过来又为产品成本的降低和产品性能的提高创造了强大的动力。从外在表现来看，就是同类相关企业的迅速集聚，也就是产业集群。由此可见，与其说是“因为集群，所以成功”，倒不如说是“因为成功，所以成群”和“成群之后，更为成功”。而这些现象背后的关键因素，就是由于持续、快速的产品成本降低与产品性能提高，促进了产业市场竞争力的迅速增强。
我们以已有百年历史的打火机产业为例来进行分析。20世纪50年代，欧洲企业是世界打火机市场的领先者；20世纪60年代，日本、韩国与我国台湾打火机企业取而代之；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温州地区的打火机产业迅速崛起，成为世界金属外壳打火机中心，形成了从设计、生产到销售各环节配套成龙、分工协作的社会化生产格局。温州市有打火机生产企业500余家，年产销金属外壳打火机约8亿只，年产值超过20亿元，成为温州的支柱产业之一。
温州打火机产业之所以能够在市场中成功崛起，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日、韩等国汇率与工人工资持续上升，导致其产品成本上升，竞争力迅速下降，为温州打火机产业的崛起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例如，温州打火机行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是1500元左右，是欧洲打火机工人工资的1／15，是日、韩二国工人的1／10。另一方面，除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外， 产业内分工的深化也使得温州打火机产品性能迅速提高的同时成本持续、大幅地下降。一个普通的打火机至少有28个零部件，在温州，每一个零部件上都有专业的工厂生产。如此众多的零部件，最后每只打火机的出厂成本竟然不到0.5元[6]。这种低成本的取得，依赖于温州打火机产业坚持不懈的创新努力。例如，电子点火器原先依赖进口，价格为每只4～5元，温州企业通过创新自己生产后，每只成本迅速降低到0.2～0.3元；打火机密封圈每只打火机需要5～8只，初期进口成本需要0.2元一只， 温州产业自己生产后，每只成本下降到0.005元；防风打火机中的微孔片原先需要5—6元一只，现在包括微孔片在内的3个配件组合只需要0.2元②。在竞争对手处于衰弱之时，通过产业创新持续地使得己方产品的性能迅速提高与成本大幅降低，这就是温州打火机产业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对温州与欧日韩打火机产业之间的博弈作了演化模拟分析（图5）。假定温州金属打火机初始成本为12元／只，欧、日、韩打火机产品平均成本为6元／只，之后，温州金属打火机成本以15％的速率持续下降。演化模拟表明：在这一速率下，只要经过6个博弈周期， 温州就将由市场落后者转变为领先者，到第16个博弈周期时，温州打火机产业将占到超过70％的市场份额，成为具有绝对优势的市场领先者。这就印证了上述模型的结论：如果领先者产品成本不变，落后者产品成本持续地下降，落后者的市场份额会上升并超过领先者，取得市场优势地位，市场竞争形势的版图最终将会被改写。
实际统计数据表明：到2003年，温州年产打火机8.5亿只，年出口约5亿只，占全国的95％，在全球金属打火机市场中占有了70％的市场份额，这一时间距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好是16年左右，与上述模型给出的分析结论恰好相符。
图5 欧、日、韩与温州打火机产业市场份额演化模拟曲线
温州打火机产业只是浙江经济中的普通个案。 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 在全国532种主要工业最终产品中，浙江工业品产量占前10位的有336种，占总数的63％；同时，浙江有232种工业品在全国市场的产量居第一位，其中160种产品的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40％。这些数据说明，在浙江经济中，存在着许多类似于温州打火机这样的产业，它们构成了浙江经济成功的基础，同时也为上述模型分析中发现的规律和机理给出了有力的佐证。
收稿日期：2006—06—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371067）。
注释：
① 保罗·道格拉斯在1927年注意到：长期中国民收入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则分是不变的，对美国这一比率保持在0.7左右。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他与数学家查理·科布共同研究后发现，如果每种生产要素总是取得自己的边际产量，那么用C—D生产函数就可以解释这一现象。这一结论也得到了美国近年来数据的支持。
② 保罗·道格拉斯在1927年注意到：长期中国民收入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划分是不变的，对美国这一比率保持在0.7左右。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他与数学家查理·科布共同研究后发现，如果每种生产要素总是取得自己的边际产量，那么用C—D生产函数就可以解释这一现象。这一结论也得到了美国近年来数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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