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人民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几年,现代性问题、审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成为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哈贝马斯说,“美学现代性的精神和规则在波德莱尔作品中呈现出鲜明的轮廓。”(注:[德]哈贝马斯:《论现代性》,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同样,西方较早对现代性,特别是审美现代性问题进行明确理论探讨的也是这位《恶之花》的作者波德莱尔。他说,“过去之有趣不仅仅是由于艺术家善于从中提取的美,对这些艺术家来说,过去就是现在,而且还由于它的历史价值。现在也是如此,我们从对于现在的表现中获得的愉快不仅仅来源于它可能具有的美,而且来源于现在的本质属性。”(注:《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第47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这是他1863年写的。至少在现代性问题被学术界炒得火爆之前的一百多年,他就敏锐地感觉到,在现代社会,艺术以及人们用各种方式对历史和现实的一切审视,都是现代性问题。也就是说,生活在今日现代社会,现实的问题就是现代问题,思考现实就是思考现代性。
这是因为世界从17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就一直处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之中,这个过程迄今为止并没有完结,世界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是现代性事件。
200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时日,我早已在互联网上读到不少关于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文章和建议。毛泽东诞辰离现在已经是一个多世纪的事情,他离开人世也有27年。毛泽东的在世,他有生之年的经历,都已经化为历史,而我们今天来纪念他的诞辰,用波德莱尔的话来说,这就是现代问题,现代性问题。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对他的崇敬在某些方面带有个人崇拜的色彩。而当他去世以后,世道发生了变化,谈论毛泽东已经不再时髦,之所以还有人纪念他,显然不可能再是个人崇拜的阴魂不散。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受商业化控制的报刊、出版物、时尚传媒越来越少见毛泽东的名字,但是在老百姓的心里、谈话中越来越多地有毛泽东的位置。我近年时常有机会造访乡间,就亲眼看见不少农家在正房的墙上依然端正地张贴着毛泽东的画像。至于城市里汽车驾驶座上方悬挂的毛泽东像,是为数众多的驾车人信奉的护身符,对此我们都并不陌生。应当说,这就是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长久影响和无穷精神威力的体现。依我个人的猜想,这是因为不少人从几十年现实的发展状况和中国人民当下的生存处境中体悟到,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仍然是当今认识和理解中国现代化、现代性问题的思想武器。忽视和否定毛泽东和他留下的现代性理论遗产,就会让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国家离开结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轨道,而走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不归之路。
时下理论界有些理论的误区和盲点。其中之一就是认为,毛泽东在世时不搞现代化,毛泽东思想是前现代的落伍思想。而自从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才开始搞现代化,才有现代性的理论和思想。这是一个值得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作全方位认真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结论的问题。我认为,至少在文艺和美学上并非如此。纪念毛泽东,阐扬毛泽东的理论遗产,并不是背离现代化道路,并不是不搞现代化,走回头路。毛泽东提出的人民美学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代性思想,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思想。只有在毛泽东人民美学思想指引下,我们才有可能建设联系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文艺。
这个问题要从整个世界进入现代社会,进行现代性目标追求,以及作为颠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论承担者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实践承担者无产阶级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讨论中,才能够清晰地呈现出来,才能说清楚毛泽东人民美学的理论价值,看明白它在今日世界中的伟大意义。
从上世纪末叶开始,国际文化学术领域对于现代世界的发展和走向出现一种焦虑性反思,什么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目标,从启蒙运动以来的理论家对现代社会的设计,是否就是社会现代性的理想道路,人类是否应当放充现代性追求,统统成为了问题。这样,社会、文化的现代性就成为一个理论热点。
斯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科尔纳指出,“现代理论是世俗的和人道主义的,关注人类发现真理和重建世界的能力。它假定自然界和社会领域存在着理性能够发现的秩序和法则,因此理性能够再现和控制世界。理性注定是人类特有的能力和认识力量,它能够使人类支配自然和创造道德的和公正的社会。”(注:[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译,第4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这种现代性理论一方面是人类对自身能力的认识,是继续着西方文化学术对人自身的思考,这是西方乃至人类精神升华的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人类如何合理合法地统治和管理自然界、社会的一种预设、规划和设计,这又是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战场。在这方面,对一切资本主义进行合法辩护的现代性,是在英国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哥伦布发现殖民地“新大陆”以来,整个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掌控之下,对资本统治合法化的一种理论阐释和理性依据。而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则是对资本主义合法性统治的置疑、挑战和颠覆,则是提出了一个“使人类支配自然和创造道德的和公正的社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现代性的设计。
哈贝马斯说,黑格尔是“发展出明确的现代性观念的第一个哲学家”。(注:[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剑桥,英文版,第4页,1987。)黑格尔继康德之后,在社会实践层面上发展了个人自主的主体性理论。康德的审美无功利性本身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出世之论,是以审美为手段替个人在现实攫取私利作精神性的自我辩护,为占有财产的资本家提供一种精神解脱的自由方式。资本家在审美之时是高雅而人性的,审美的美丽面纱掩盖着血腥的罪恶。无功利的审美消解着社会的两极分化,把资本家和工人统一在面对美的对象时无私利的人类共同美感之中。伊格尔顿说,“它所使用的方法是使实际支配性的社会秩序神秘化和合法化”,“康德的无私的审美鉴赏者排除了一切感觉的动机,他不过是抽象的、序列化的市场主体的精神化变体,他彻底地消除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具体差别,就如类同的商品消除了具体差别一样”。(注:[英]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第8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黑格尔刻意贬低艺术,并不认为在艺术的审美中可以真正实现个人主体性。正如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一书中所说,黑格尔是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拿破仑统治、英国工业革命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给予辩证法总结的哲学家,“以《精神现象学》为代表的黑格尔早期思想是以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为中心”。(注:转引自[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译者导言”第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黑格尔把康德的建立在道德完善、审美无私之上的现代性,转向家庭、社团、阶级、市民社会,最后到达国家的理想形态。伊格尔顿说,“黑格尔的最完美的审美的人工制品,即国家的有机‘具体的普遍性’”,(注:[英]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第13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统治的普遍性。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样一种对世界现代性走向的判断准则,就是对资产阶级市场经济以及建立在资本市场之上的国家统治合法性的最有利的现代性理论。黑格尔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贡献,是把资产阶级市场经济以及维护资本市场的法律、国家权力神圣化、普世化,使之成为绝对精神在社会衍化中的历史目标。迄今为止,一切把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国家形态当作现代性的充分体现,作为现代化的终极目标的现代性思想,其实都是黑格尔理论的信徒。
我也同意陈晓明对现代性的这种定义,“现代性即是指在十八世纪以来在社会组织、政体制度和精神生活方面发生的巨大变迁,它表明基督教世界向世俗化世界转型,表明人类生活开始具有了整体性的和方向性,并且无限制地在空间和时间结构中延伸。人类社会因此趋于建立高效率的民族-国家;建立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形成有效的经济秩序结构;并且创建了各种学说和知识体系。总之,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使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整体性、广延性和持续性。”(注:陈晓明:《现代性与文学的历史化》,《山花》2002年1期。)但是,世界从18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展并非只有一种途径、一种模式、一种理论、一种学说。在黑格尔提出其资产阶级市场经济及其国家形态的现代性理论之后,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消灭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制度,求得无产阶级翻身解放的另一种现代性理论。
马克思说,“德国的国家学说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对这种哲学的批判不但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他联系着的现实的批判性分析,而且也是对到目前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形态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最彻底的否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是对黑格尔现代性理论的彻底批判。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宣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不仅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也是对黑格尔现代性理论的批判。黑格尔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种哲学命题来解释资产阶级市场经济和国家的合法性,是“解释世界”的典型方式。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合理的,马克思的现代性命题是“改变世界”,是改变不合理的存在,使之变成合理的。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原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现代性理论中形成的,人的合理合法的生存方式、生存环境的实现,不能在资产阶级市场经济及其国家形态中找到出路,而无产阶级和广大在资本主义剥削中受尽苦难的人民,只能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中,获得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地位。《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理论宣言。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简单地说,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的目标就是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让每一个人自由地生存和发展。而这就是一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美学的终极目标实现是人的全面自由。马克思主义美学归根结底就是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解放的美学。伊格尔顿说,“现代化时期的三个最伟大的‘美学家’——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大胆开始的正是这样一项工程:马克思通过劳动的身体、尼采通过权力的身体、弗洛伊德通过欲望的身体来从事这项工作。”(注:[英]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第19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马克思通过解放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这个“劳动的身体”来实现现代性的理想,这是政治的,也是美学的。马克思指出,“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注:[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第46页,人民出版社,1979。)马克思的美学并不只是论述劳动如何创造出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关注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创造美的过程和结果中自身的异化。这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解放生产力’,而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解放生产者,因为资本主义确实用新的更加不人道的制度奴役生产者。”(注:[美]莫里斯·迈斯纳:《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第20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马克思的美学是使劳动者不仅创造美,而且使自身成为完整的人、完善的人、自由的人、解放的人的美学。这是劳动者的美学,人民的美学。劳动本身是美的源泉,但是当劳动者成为资本的奴役和控制的对象时,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则从美异化为血腥的罪恶。只有劳动者获得解放,不再受资本的奴役和控制,才可能有属于人民的美。劳动者的不受资本奴役和控制的自由,是人民的现代性自由,是人民的现代性的美。社会的现代化和美学的现代化,从马克思开始就有了两种不同的指向,一种现代化是使劳动者畸形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使劳动者走向自由的现代化。
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产物。毛泽东的伟大贡献是把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亚洲国家,这个饱受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的半殖民主义半封建主义的落后国家,带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我国近年来有所谓启蒙与革命之论争,可以说黑格尔的现代性理论就是启蒙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是革命理论。这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现代性理论。如果说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革命压倒了启蒙,这是中国人民通过革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而拒绝黑格尔式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结果。
如同马克思主义美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样,毛泽东的人民美学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可以说在整体上是人民本位的思想。“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毛泽东是《共产党宣言》中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者。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观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它的认识论是人的认识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它的伦理学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的美学就是人民美学。毛泽东的人民美学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进行了集中的阐述,它同时也贯穿在毛泽东所有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之中。
毛泽东的人民美学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与中国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选择和中国文化、美学的现代性进程是联系在一起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化、美学现代性进程的一个起点。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创办《湘江评论》,在文化和文学上主要是追随北京《新青年》胡适、陈独秀之类领袖人物提出的平民文学口号,他在1919年7月出版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文学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注:转引自董学文:《毛泽东和中国文学》第30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五四时期的平民美学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美学。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期,那时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反思五四运动时指出,这个文化运动一方面“立下了伟大功劳”,另一方面,“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注:《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22、31、31、45、52、52、49、49、49、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五四时期的文化现代性没有把下层工农群众作为文化的主体,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敏锐地抓住文化现代性的文化主体地位、主体性质这些根本问题,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注:《毛泽东论文艺》,第3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中国革命的目标在文化上就是要建立以下层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文化。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注:《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22、31、31、45、52、52、49、49、49、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文化的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注:《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22、31、31、45、52、52、49、49、49、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在1942年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注:《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22、31、31、45、52、52、49、49、49、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而利用。”(注:《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22、31、31、45、52、52、49、49、49、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毛泽东的人民美学的主体是十分明确的,它始终都是指向社会下层的从事基本物质生产的工农劳动者。它要让创造物质文化的劳动者,也成为精神文化的拥有者,把剥削阶级社会几千年中“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的颠倒了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现代性的基本含义。人类社会直接从事基本物质生产劳动的劳动者从来都占人口总数的大多数,永远都是人民的主体。由于在共产主义社会还没有实现的时候,脑体劳动的差别还长期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在人民的范围内有并不直接从事基本物质生产劳动而又具有一定管理职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的存在,就把精英们作为人民的主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期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毛泽东的人民美学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根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也是文化的。文化和美学的资源由谁占据,这是一个在阶级社会中什么阶级占有社会支配权、统治权的大问题。人民美学的核心思想是“粗黑的手掌大印”,占总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劳动群众要掌握文学艺术的霸权,让文艺真正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文艺。
毛泽东在延安《讲话》有两个层次的基本论述,一个是明确地提出人民在文化和美学上的主体地位,确立以下层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美学,这是中国革命和革命后建设不能离开的根本目标。另一个是实施工农兵主体美学思想的主要方式。在后一方面,主要提出了以下几个论点:
1、人民文艺应当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这个新的人物就是以下层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新的世界就是革命后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在当时是以革命根据地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应当是人民文艺的主要描写对象和歌颂对象。这是无产阶级建立文学艺术霸权的主要途径。
2、由于在当时中国工农劳动群众长期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能够通过文艺传统的系统学习进行文艺创作的作家艺术家基本上不是劳动人民,因此作家艺术家有一个深入生活,树立劳动人民世界观、美学观,熟悉人民生活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惟一源泉。”(注:《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22、31、31、45、52、52、49、49、49、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注:《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22、31、31、45、52、52、49、49、49、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人民文艺要表现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的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注:《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22、31、31、45、52、52、49、49、49、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4、根据人民群众不断发展变化的欣赏能力和需要,把文艺工作的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普及与提高都不能违背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5、人民的审美价值标准文艺批评的根本标准。毛泽东说的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是集中起来就是人民标准,“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于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注:《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22、31、31、45、52、52、49、49、49、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所谓文化的先进性也首先是对人民的态度如何。
这些论点,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代性建设上做出了突出贡献。
现在一些人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成是“战时的文艺政策”,这就是说毛泽东的人民美学思想在革命战争时期是合适的,但是现在已经不适应经济建设,特别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这种争论中需要讲清楚的是革命和建设的关系。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而言,革命不是改朝换代,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不能现成地利用旧的国家机器,依循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搞建设。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民解放的目标,同样是建设的目标。不明确这一点,就有可能在革命时期搞的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而在建设时期又返回革命颠覆了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轨道上去。现在一些西方学者也看到了这个问题。芬伯格说,“无论他们的意向如何,发展中国家中的一群孤立的技术统治精英只能模仿各种外国的模式,因为西方是合法性的最终根源。”(注:[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第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强国,技术的现代性观念也得以盛行。随着殖民主义的崩溃,世界所需要的似乎是用一种建立在仿效美国的技术合理性基础之上的现代文化快速地取代各种传统文化。共产主义世界抵抗这种分析,但只是用一种称作共产主义的现代性来代替美国所提倡的现代性。”(注:[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第1-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始终是对抗的。的确,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现代化,但是不能反过来说只有富才是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惟一标准。《共产党宣言》说,“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只让少数人富裕起来、享有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广大人民,特别是从事基本物质生产劳动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共同富裕和精神自由,才是社会主义,才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毛泽东的人民美学强调文学艺术表现人民生活、人民精神、人民情感,鼓舞人民去实现阶级解放、共同富裕、精神自由的理想,这是结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宝贵财富。毫无疑问,当前和今后我们都应当认真学习、研究和履践毛泽东的人民美学。
1926年2月27日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写道,“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注:《华盖集续篇》,第49-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然不是宗教,而是一种走向人类解放的革命学说。在2003年的中国,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时,我个人为我们现在没有执着地固守毛泽东的人民美学而恐慌和羞惭。
当前中国文学艺术和美学现状所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在某些方面偏离毛泽东的人民美学,而使得文学艺术脱离人民,甚至远离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边缘化了人口在社会主义文艺中的历史地位以及消解从事基本物质生产劳动的人民享有文学艺术的权利。
这主要表现在中国文学艺术逐渐产业化、市场化,文学艺术作品的产生、发行、演出、上映和展览等,基本上都受制于资本投资。这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全社会都以赚钱致富为标志的发展作为最高的甚至惟一的目的,这必然使文学艺术事业商品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作家艺术家纷纷下海,据魏风主编《中国知识界大震荡——商海沉浮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扫描》报道,文坛名人张贤亮、陆志文、谌容、程贤章、胡万春纷纷下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贤亮公开发表《我们面临着一次历史的转机——文化型商人宣言》,指出“中国的文化只有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中国的文化人只有参与经济生活才能干预社会生活……我们要在中国的市场上面展开优美的‘托马斯全旋!’”他以极快速度在宁夏文联名下开办了艺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宁夏商业信息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下海才两个月已筹集资金一百万。中国出现“作家的一半是商人”的现象。(注:魏风主编:《中国知识界大震荡——商海沉浮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扫描》,第1-17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文人下海使中国为人民服务的文艺队伍产生分化,文艺队伍中不断产生危害社会的各种犯罪现象,一个曾经为人民所喜爱、获得6次百花奖和两次金鸡奖的电影演员成为严重损害人民利益的犯罪嫌疑人,是广为人知的例子。曾经是为人民服务的文化设施演变成为文化产业机构以后,不少成为卖淫嫖娼的藏污纳垢之所。詹姆逊说,“今天,文化基本上变成了商业,这一事实的后果是,过去习惯上被看作是经济或商业的东西现在变成了文化,必须根据这一特征来分析各种理想社会或理想的消费行为。”(注:[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第8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詹姆逊讲的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控制下当代文化与审美的重大变化,资本在掌握和控制了人的物质消费欲望之后,在这一市场上没有更多新的赢利空间的时候,又把包括审美在内的人的精神领域变成了商品消费的领地。这就是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只要把文学艺术推向市场、商品化,迟早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就是商品的审美化和审美的商品化。现在的时尚文化、流行文化就是文学艺术和审美被市场化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日常生活用品被审美所全面装饰和包装,用审美来提升商品的附加值,成为资本获利的新途径。一个国家商品审美化的程度,同时也是文学艺术和审美商品化的程度。
资本投资遵循市场利润最大化原则,而不是人民美学原则。所以尽管中国党和政府对文学艺术有明确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但是实际上只要没有钱可赚,文学艺术的投资者是不会为除了金钱目的之外的任何目的服务的。否则,它就不叫资本。一些政府部门为了收到更多的税收,支持和纵容资本对文化事业的掌控。在资本投资的主宰之下,文学艺术作品的最后指向是票房收入、出版赢利。而且,目前国外资本已经投入到我国文艺产品的生产,我不相信外资投资者的目的是制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作品。我现在还不好笼统地说这些投资者都有西化目的,但是他们对资本增值的欲求是肯定存在的。不是说文学艺术不可以进行面向市场的改革,不是说中国不应当发展文化产业。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作家艺术家的正常艺术生产被无情地抛入市场,而广大人民群众却没有能力为艺术品买单。在这种状况下,作家艺术家只能为也算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服务。而广大城乡人民群众却被市场化的文学艺术排拒在艺术的大门之外。近年来中国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城市贫困人口居高不下。这些为维持生计而发愁的人民,可以说是没有闲钱来作“文化消费”的。我国实施了对城市贫困人口实行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但是在计算低保金额时,只包含了维持生命生存的基本费用,完全没有考虑这些人口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享有文学艺术的欣赏的权利。据报道,一位影坛大腕拍摄的贺岁影片《手机》将抢在2004年春节前上映,就放言他这部影片首轮的票价定在30元,“如果低于这个价,我宁愿不卖,让片子烂在家里!”“要是低于这个价,对投资方、导演以及演员都是极大的打击,我倒宁愿让片子烂到家里!”(注:《天府早报》2003年7月18日。)我无意责备影片制作者的讨价,在文学艺术市场化程度相当高的时候,艺术生产的目的只能是金钱。虽然我并不知道《手机》是否是真正值得一看的艺术精品。但是,这样市场化的定价,其实际后果却是将广大人民群众排斥在电影观众的行列之外。我所在城市2003年的低保金额是每人每月175元,如果一个月看一场30元的电影,那么可能会有5天没有饭吃。而且农民的情况更为严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在逐年扩大,“2000年为2.79:1,2001年为2.9:1”,2002年“超过3:1”。(注:郭书田、陆学艺:《三农问题的“八降四升”》,《经济要参》2003年28期。)多数农民是否每年可以看一场30元的电影是值得怀疑的。据业内人士介绍,2002年全国电影票房总收入为8.9亿元,以9亿人作为具有观赏能力人数,人平消费不足1元。如果以20元作为一张门票的平均票价,那么只有近5亿人看过一场电影。如果有经济能力的人每年看2-3场电影,那么中国只有20-30%的人在看电影。文学艺术的市场化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把广大工人、农民和城乡其他人民群众排斥在艺术的殿堂之外。
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近年来的文学艺术作品很少有、甚至找不到正面表现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作品。在现代社会应当重视科学技术、重视知识分子、重视人才,这在工具理性的层面有其合理性。但是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国家中,应当大力提倡人民之间在社会地位上的平等,对从事普通、平凡劳动的劳动人民的尊重,扭转以金钱和权力的占有作为人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人的社会地位的资产阶级歪风邪气。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近年来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基本上没有以普通工人、农民和从事基本物质生产劳动的普通劳动者为主人公的作品。流行作品的描写对象,在历史题材中,主要是皇帝和王公大臣,讲述帝王将相的政务大事和生活佚事,乃至戏说故事,在现实生活的题材中,主要是表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业绩以及男欢女爱的悲欢离合、缠绵情意。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说,他早年读中国旧小说时,“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注:[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09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1944年毛泽东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艺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注:《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第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现在的情况似乎是历史的再颠倒。套用毛泽东当年批评文化部的话,我们的文艺现在是帝王将相的文艺,才子佳人的文艺。有人认为目前影视作品中帝王热的泛滥是中国长期封建主义流毒阴魂不散的表现。这种看法比较表浅。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一切已经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当前文艺对皇帝和帝王生活的热衷和追捧,无论作俑者们的个人动机如何,都是一种历史观的重新颠倒,都是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地位边缘化,重新鼓吹精英历史观。我们在新近文学作品中不仅没有看到人民推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前进的伟大形象,而看到这样的模样:“蒙顺桥每天都站着许多等候雇主挑选的民工,他们黑压压地站成一排,脖颈下吊着一块纸牌,上面写着‘油漆、刮大白、装修、搬家具’等字样,看上去像是即将押赴刑场的犯人。”(注:迟子健:《零作坊》,《北京文学》2003年第7期。)人民形象的猥琐和帝王形象的光彩,在美学上是统一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某些领导,特别是传媒,不断地把改革开放的成就不是归功于人民,归功于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而是归功于杰出的精英。什么宏伟的规划、工程的设计、技术的更新、市场的策划、商品的营销,也就是说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成就,都是精英们的业绩。人民,特别是处身社会基层,承担着改革的巨大负担和成本的普通人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理论界、传媒、社会舆论没有就他们对改革开放的重大贡献和牺牲,做出过恰当评价。从四川到北京打工的张志强说,“我们那个工地95%以上的工人都是外地来的,如果没有这些外地人,你们的工程怎样建设起来?”(注:《要有尊严地挣钱——劳动者张志强的故事》,《中国青年报》2003年7月23日。)这样的质问是掷地有声的。记者对张志强的采访还说明,在一些地方、在一些时候,这些底层劳动者的基本合法权益被不法商人和腐败分子所剥夺。现在的问题是,在出现了这些极为不正常的现象时,我们为劳动者仗义执言的美学和文艺作品时常缺席和失语。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样的党和党所领导的文学艺术需要毛泽东的人民美学。我们需要重温毛泽东的人民美学,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马克思说,“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主义美学始终是无产阶级美学,人民美学。大写的历史是由大写的人民书写的,历史的最后赢家是人民。人民的美学判断就是历史的裁决。这是毛泽东人民美学的力量所在。任何漠视人民的美学要求的倒行逆施,都将受到人民和历史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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