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民族、文化、宗教：1903～1922年美国医生史德文在康藏地区的活动与角色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宗教论文,角色论文,民族论文,医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9+K2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16)01～0069～12 医疗传教士史德文(Albert L.Shelton，1875～1922)是近代康藏史与中美关系史上一位重要人物。1903年，他受美国基督会(The Disciples of Christ)②派遣来华，1904年到达打箭炉(今四川康定)，③兴西医(尤其是外科)始为藏人普遍接受。1908年他迁往康藏腹地巴塘，开设了当地第一家西医诊所；1917年他亲手建成康藏地区首家、也是20世纪早期此地区规模与影响最大的西医院，为巴塘及康藏地区的医疗卫生做出了贡献；1922年他不幸遇难。④史德文通过医疗融入当地社会，成为汉藏人民的朋友、大小纠纷的调停者，也是近代康藏历史的记录者、东西方文化桥梁、藏区科技传播者、藏文化在美国传播的早期人物、汉藏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者。 有关史德文的史料主要见于基督会历史协会档案⑤和教会期刊World Call、⑥其本人论著及家人所撰回忆录、⑦当代美国人文森(D.Wissing)所撰传记、⑧邓昆(M.L.Duncan)所撰巴塘基督会活动史⑨等，而国内相关史料匮乏，地方史料零散且不互通，给史德文研究带来困难，⑩以往仅有刘吉西、秦和平、国庆、胡岩、刘君等学者利用零星史料对其有所涉及或略述。(11)近年笔者结合中英文史料对史德文不同时期的活动有所研究，(12)所撰含460余张老照片及档案图片的有关史德文等人在康藏活动的英文图文集于2014年在美国出版。(13)全方位探讨史德文在康藏活动的论文至今尚未见到。本文依据前述原始史料、照片信息、康藏地方文献及田野调查，(14)对上述史德文的多种角色与活动作一探讨，从文字与珍稀图像资料结合的视角呈现近代康藏社会的一角。百余年前史德文跨越文化、宗教、民族巨大鸿沟的经历是康藏史与中美关系史上值得重视的史实，同时体现了“中美友好的根基在民众”，(15)对思考如何在多种文化、宗教、民族并存的藏区和谐互动、共生共荣等问题具有学术和现实意义。 一、基督会所赋予的任务：服务藏区、不断开拓医疗的传教士 (一)1904～1908年在打箭炉的医疗开拓与服务 1904年春史德文入打箭炉，两年后赵尔丰在川边改土归流，设医药局等，此为康藏地区的近代化开端。(16)20世纪初，打箭炉汉藏人口大致各半，缺医少药，疫病不断，中医、藏医、西医的作用甚微。(17)最早将西医引入打箭炉的西方人是天主教士，修道院有时附设诊所，但影响极小且无外科医疗。因此，史德文等人开设诊所、欢迎任何人就诊，尤使西医通过外科手术为藏人接受，这在当地医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8) 第一个接受史德文治疗的藏人是打箭炉末代明正土司甲木参琼珀。让藏民体验到西医重要价值的开端是史德文对当地某寺院大活佛施行的小手术。史德文对他注射麻醉药后从其手掌取出一枚断针的过程让围观者目瞪口呆，这一小手术在藏人中产生的震撼性犹如“另一枚针形的楔子扎入这片土地”，(19)并由此通过藏人的头领渐为藏民接受。此后，史德文的“医疗工作得到发展，病人络绎不绝，有的远道而来”。(20)大部分时间，史德文作为当地仅有的西医医生，(21)兼治内、外科各种疾病。病人不仅包括城里、乡下的汉藏居民、男女老少，还有喇嘛、土司、官员、边茶背夫、士兵等人。史德文对所有病人都倾力治疗，对穷人仅收大约5美分(five cents)的医疗费并常免费施药。当地冻伤、刀箭刺伤、枪伤多发，尤需外科手术；常有吞服鸦片的轻生者，史德文携带人们称为“水枪”的注射器赶去救命，其成功的施救显示了西医的威力。(22)藏民认识到西医的力量后，还冲破传统习俗的束缚，请史德文去抢救在家中难产的妇女和新生婴儿。在泰宁金矿案和赵尔丰平定巴塘等事件中，史德文救治了大量汉藏伤员。(23)百余年前，西医因对急性病的疗效突出且能通过器械和外科手术而手到病除，使史德文对缺医少药的打箭炉甚有贡献。西医广为接受的事实也显示了打箭炉地处汉藏结合部，文化包容性极强。 (二)1908～1922年在巴塘的医疗开拓与服务 史德文迁入康藏腹地巴塘时，西医的吸引力再度鲜明地体现出来。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巴塘发生过5次针对天主教的教案。1905年凤全事件中两名天主教士被杀。事件平息后，赵尔丰在巴塘实施改土归流，引入现代文明，但基督会准备迁入巴塘一事仍遭当地喇嘛抵制。史德文的藏族朋友格桑旺堆(Gezong Ongdu)是巴塘贵族和富商，思想开明，与巴塘官员和大活佛几度沟通，强调西医的重要价值，史德文才获准入驻。(24)1908年史德文从美国购来建筑和医疗物资，迁入巴塘，新站点命名为“Tibetan Christian Mission，Batang，West China”(TCM)。最初，史德文租用藏房开设了巴塘第一家西医诊所，这是西医进入巴塘的开端。(25)1910年底史德文返美述职。辛亥革命期间，基督会在当地的活动中断。1914年史德文与同事重返巴塘，(26)通过医疗逐渐打开局面。1917年他负责修建的有50张床位的迪尔兹纪念医院(“The Dilts Memorial Hospital of Batang”，当地人称“华西医院”)，为方圆数百公里的地区提供医疗服务，成为当时康藏腹地的现代医疗中心；与之最近的医院位于康定和昆明。(27) 史德文的医疗并不限于医院内，他常应政府、寺院、军队、百姓之请出诊，诊治各种疾病、外伤，包括牙病和唇裂修复手术；当地枪伤、刀伤、烧伤、骨折等外伤甚多，霍乱、痢疾、伤寒、天花等疫病盛行，白内障、甲状腺肿大、肿瘤等地方病及鸦片上瘾症普遍。(28)史德文热衷于在藏区旅行并给沿途藏民治疗和接种疫苗，曾赴乡城、盐井(今芒康县盐井乡)、阿墩子(今云南德钦)、宁静(今芒康)、(29)昌都、道孚、白玉、甘孜、乍丫(今察雅)、德格、三岩等地。1909年某日，他在乡城治疗了68个病人，做了5例以上手术。(30)1914年他在数地旅行中治疗了550例病人，做了150例手术。(31)1917年他随边军行军5次，行程总计2000英里，耗时四月，前往西方人未曾涉足的52个城、乡地点为藏民医疗。(32) 藏区缺医少药、瘟疫盛行，急需接种疫苗，但疫苗得从华东订购，昂贵且耗时长。史德文历尽艰难、反复试验，终于成功研制出天花等疫苗，每批疫苗可使数百人受益。1918年秋，天花夺去200巴塘人的性命，但史德文及同事挽救了1200条生命，凡愿接种的人都幸存了下来。(33) 史德文在医疗中体现的诚实、正直、公正等人品使其深受当地汉藏官民信赖。1918年康藏纠纷中，边军驻巴塘分统刘赞廷委托他赴宁静谋求议和的机会。他不仅促成刘与藏方营官色新巴(34)议和，还在宁静、昌都等地治疗了大量汉藏伤兵。其间，他曾写信给十三世达赖喇嘛，表达了希望在拉萨建医院、培养50～60个年轻藏族医生为藏区服务的理想，色新巴派人将此信呈给十三世达赖喇嘛。十三世达赖喇嘛回信表示：“我听说过你的医疗，也听说你打老远来行善。若无外交协议方面的阻碍，我个人不会阻挡你前来。”(35)不幸的是，1922年春他赴宁静县商谈筹建拉萨医院之事，途中局势生变，他尚未到达便被迫折返，在巴塘附近被劫匪射杀身亡。尽管如此，史德文生前写道：“凭自己的医疗和外科手术本事，我在外出途中深受当地人的尊敬。”(36)这便是20世纪早期方圆700英里仅有的西医医生(有时其同事中有个别医生)在藏区的医疗贡献。(37) 二、藏区汉藏间的和平使者与汉藏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者 (一)数年间为巴塘县政府充当翻译并协助调停 当时懂藏文的汉官极少。史德文之前，为巴塘县政府长期效力的本地翻译为牟利，常向当事双方说谎，造成糟糕的结局，其行径终被发现。(38)史德文因人品正直、威望很高，被县政府恳请充当解决各种汉藏纠纷的中间人和翻译，其居所常成为调解纠纷的场所。其长女记述：“父亲坚持要双方代表把所有武器留在室外、穿过庭院并走到彼此的对面，再进入书房……他们到来时神态严肃，但离开时表情放松并很高兴。”(39)在民初政局动荡的藏汉边地，史德文作为调解人和翻译的重要性日显突出。数年间，一拨又一拨当事人来到史德文的书房，而他的两个女儿则在院里武器间玩耍、捉迷藏，见证了这一切。(40) (二)赴“恶地”协助川边政府与土匪谈判 1916年9月，民国政府驻川边的官员请求史德文赴金沙江以西、巴塘西北面的“恶地”(Bad Lands)，协助与土匪团伙的谈判。(41)史德文是第一个进入该地区的西方人。他一边给偏远山区的藏民医疗，一边结交朋友、建立友谊，还给藏族妇女分发了让其感到新奇并喜爱的小镜子。(42)史德文三赴“恶地"，调停并逗留数周，此事凸显了他作为“敌对双方之间公正的调停者”的重要作用。(43) (三)1918年康藏纠纷期间赴宁静县调停 1917年边军对越界割草藏兵处置不当，康藏陡起冲突。1918年春藏军进据昌都后，乘胜东进，武力攻占了川边十余县，驻守巴塘的边军战守两穷，巴塘岌岌可危。史德文受边军驻巴塘统领刘赞廷委托，赴宁静县面晤藏方营官色新巴。他告诉色新巴：从基督会的立场看，无论是藏汉族哪方的人遇害，他们都会感到痛心；从人道主义出发，他极希望汉藏达成停战协议，别让战争继续下去。(44)他在宁静县逗留两月，在与藏军斡旋过程中缓和了藏军与边军之间的紧张对峙，终于促成刘赞廷赴宁静县议和。他陪同双方进行了一天谈判，随后双方达成临时停战协议。在史德文促成康藏纠纷期间边军与藏军的首次议和后，英国驻华外交官台克满(Eric Teichman)插手议和。(45)巴塘因3个多月的议和免遭藏军攻击。史德文记述了回到巴塘时的情形：“当地官员和许多群众前来迎接我们，认为我们为巴塘免遭毁灭发挥了作用。”(46) (四)1918年康藏纠纷期间赴昌都为藏汉伤兵医疗及对和平的促进 台克满在昌都目睹当地无医疗设施、汉藏伤兵境况悲惨，便牵线搭桥，让藏军驻昌都司令强巴丹达(47)出面邀请史德文去救治。6月，史德文与3名助手在昌都10天，共实施40台大手术、无数台小手术，为所有伤员进行了治疗。(48)史德文深知此机会也是促进和平的时机。首先受益的是巴塘百姓，因其应邀赴昌都大大消除了巴塘全城百姓对战争的恐惧：“史德文(从宁静)归来后，藏军攻打巴塘的威胁如阴云般仍笼罩在巴塘人的心头，昌都方面向史德文的医疗求助让大家松了口气。”(49)随后，史德文在赴昌都途中疏通了康藏民间往来。他向强巴丹达和色新巴提出请求，允许众多老百姓跟随医疗队越过宁静山的康藏边界、进入拉萨地方政府管辖的西藏，两人均同意，故史德文的旅行队伍十分庞大。(50)史德文在昌都对强巴丹达施以积极的影响。每日医疗结束后，他们都会在其官邸逗留数小时，受其款待，“与之谈论世界和眼下动荡不定的时局”。在史德文眼里，强巴丹达是“十分宽容的佛教徒，在他面前可随便谈论，而他总是以礼相待”。(51)史德文感到他俩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一致，便提议：“从现在起，你我应贡献毕生的精力为我们的同胞谋福利。”强巴丹达回答：“我将全心全意而为。”(52)史德文返回巴塘时，很满意地带走对方释放的一批汉人。 (五)汉藏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者 史德文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了社会生活中许多汉藏文化交融的生动情形。譬如，他应新郎的请求，按基督教的婚礼仪式为其年轻的汉族骡官“牛牛”及其藏族新娘主持了婚礼；(53)旅途中汉藏商队与旅行者夜晚共同歇息于折多山上民国地方政府设立的尖站；巴塘街上的房屋融合了藏汉建筑特点，商号门前悬挂着汉字名称，藏民门前张贴着汉字春联；打箭炉节庆场面展现了巨龙壁画和各族百姓，巴塘藏历新年观看藏族佛教仪式的人群中混杂着汉民；藏民为放置经筒和神龛修建了汉式瓦房；基督会所办学校中汉藏儿童和睦相处，等等。(54) 三、历史传承与文化传播的角色：近代康藏历史的记录者、藏文化的传播者、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一)反映康藏历史面貌的数百张老照片 史德文用他的柯达胶卷和几部相机拍摄的数百张照片呈现了20世纪早期鲜活的康藏历史画面，(55)成为珍贵的图像史料。美国基督会历史协会保存了其部分照片。笔者从中汇集了史德文及其同事拍摄的460余幅老照片等图片资料，编著并在美国出版了英文历史图文集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The Story of the American Doctor Albert Shelton and His Colleagues from the Disciples of Christ 1903～1950(《在那遥远的东部藏区：美国基督会史德文医生及其同事的故事1903～1950》)。(56)部分老照片极为独特，连同背后鲜为人知的史实首次展现在公众面前。无论从拍摄时间的跨度，还是从真实性、生动性、丰富性来看，这些照片的汇集与所发掘的相应史实的价值是现有其他相关书籍无法替代的。该书不仅可视为一部基督会在藏区的活动史，也可视为一部近代康藏图像史。经对照片背后史实的挖掘和考证，该书还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康藏地区西方文化、藏文化、汉文化互为交织的历史以及巴塘、康定、雅江、理塘、德格、白玉、甘孜、西藏芒康和昌都、青海玉树、云南德钦等地的生动画面。总之，该书从文字与照片互为结合的独特视角丰富了近代康藏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美关系史、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为多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史德文曾将反映康藏地区的照片同时送往纽华克博物馆，内容涉及日常生活、人物、宗教、产业、桥梁、建筑、交通、旅行、风景等，(57)藏文化经该博物馆的努力向公众传播。(58) (二)文字记述与翻译作品 首先是《西藏民间故事集》(Tibetan Folk Tales)英汉译本。(59)史德文长期坚持学藏语，旅行时深入到藏民中听藏人讲故事，历时15载，收集了48个藏族民间故事并将其译为英文。故事包括人物、动物、植物、石头、鬼怪、神灵等各种角色，反映了藏人的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观、人与神、人与自然的种种关系。史夫人将其翻译的故事汇集成册，1925年于纽约出版。1930年该书被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此后再版并再编。(60)藏族民间文化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和传承。其次是专著《开拓西藏：个人传教生活与经历记录》(Pioneering in Tibet：A Personal Record of Life and Experience in Mission Fields)。(61)1921年该专著在纽约出版，书中内容按时间顺序记述，各事件虽未标日期，但结合其家人的著述，便可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作为当事者的记述，翔实的内容不仅反映了个人经历，也从西方人视角反映了近代康藏诸多方面和细部情况。第三是1909年巴塘至乡城沿途巡医的日记。1909年史德文赴乡城巡诊一月。史夫人在其去世后将此行日记收入所撰《西藏之史德文》(Shelton of Tibet)一书。(62)日记的珍贵性在于它不仅是个人行医记录，实际上展示了当时传教士在藏区行医的微观片断，提供了国内历史文献中鲜有记载的20世纪初巴塘至乡城沿途医疗卫生、民风民俗等情况，还展示了沿途藏人第一次与西方人接触时从恐惧到接触、到接受西方医疗的过程。 (三)返美述职期间的演讲 1911～1913、1920～1921年间，史德文两次返美述职，四处演讲，孜孜不倦地介绍西藏，通过演讲为在藏区修建医院及其医疗活动筹集资金。从客观效果看，其“首次介绍藏文化的系列演讲”(63)无疑是美国公众了解西藏的早期重要途径，激发了他们对西藏的兴趣。 (四)西藏物品的收集 百年前美国人对西藏了解极少，西藏物品作为藏族风土人情之物，在美国更为罕见。史德文希望美国人对其感兴趣，并用它们在美国换回钱，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带回巴塘，便从民间不断收集西藏物品，如日常生活、服饰、武器与法器、宗教和巫术、画像、书籍等，数百件物品现存于美国纽华克博物馆。(64)该馆馆长指出，史德文收集的那些珍贵物品“使来自全世界的参观者感到欣喜并受到启迪”。(65)这些物品促进了藏文化的传播，为研究藏区历史、文化、社会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和文献资料。 四、中美友谊的桥梁，汉藏民众的朋友 史德文跨越民族、文化、宗教的障碍，使西医在康藏立足，其本人成为藏汉人民的朋友，显示了非同一般的智慧和能力。他反复表明立场：“但凡能坚持，我们都从未改变自己的立场，即告诉当地人我们的目的是对所有人行善——无论汉人、藏人或汉藏混血者，任何时候我们都向汉藏双主强调，所有人皆是兄弟。”(66)其一贯立场和行为可概括为“友善”和“一视同仁”，使他在当地获得很高的威望。除强巴丹达、刘赞廷外，藏汉普通百姓和地方军政官员、土司、藏文老师、西藏所辖地方军政长官，甚至土匪头领，都是其朋友。 (一)藏汉首领的朋友 大土司及其家属 首先是明正土司甲木参琼珀。1904年史德文在进藏途中与他相遇并为其治病，两人的友谊持续到史德文身亡。作为打箭炉藏族头领，明正土司对史德文在当地的立足起了积极作用。史德文全家曾应邀参加明正土司女儿的婚礼并为其全家拍下珍贵的照片。该照片成为1908年前打箭炉富贵藏族家庭婚礼的代表作。(67)德格土司多吉僧格被废黜职位后，于1908年底移居巴塘，1917年离开。其夫妇思想开明，是史家常客，彼此友好相待。(68)郭承基(Gwatsengi)是前巴塘副土司之孙、郭家唯一的后人，意志力薄弱，20岁时极为堕落，抽鸦片上瘾。史德文将他带回医院戒疗，继而带回家。郭承基在史家生活了一年多，成功地戒掉鸦片并学到一些护理技能，一度成为史德文的助手。(69) 康宁寺两位大活佛 巴塘康宁寺前任堪布阿柏活佛告诉笔者，史德文与当时该寺地位最高的包活佛和排位第二的居拉(Ju)活佛均有交往并获其帮助，他与后者的关系尤为密切：“史先生为巴塘办医疗、办学校、做好事，居拉活佛在这个前提下给予他帮助，还常去其居所拜访他。”(70)一张照片显示，史德文及其坐在居拉活佛膝上的一双幼女与藏民们正共进藏餐。(71)史德文还下乡为其母治病。(72)居拉活佛则多次陪同史德文出诊和旅行。(73)1918年他陪同史德文前往宁静促进和谈。其友好互助的故事在巴塘民间至今仍被津津乐道。 拉萨地方政府管辖下的宁静军政首领色新巴 1918年史德文前往宁静县促和及医疗期间，两人颇为友好，不仅就各种问题反复讨论，还到有争议的地方实地考察。色新巴还在其权利范围内想尽办法让史德文的医疗发挥最大效力，(74)得知其欲往拉萨建医院，便帮助他将信函递交给十三世达赖喇嘛。1919年秋，史德文与女儿、同事马勒得(R.MacLeod)应邀请去宁静做客。在藏族地方军政头领与美国人的交往中，此前尚无类似的先例。马勒得强调：“宁静地方长官和当地人均知道我们是基督传教士，也知道基督传教士为什么要来到西藏；同时，他们希望与我们建立友谊并获得帮助。”(75)两名藏军军官率领200名士兵出城迎接他们并献上哈达。他们在色新巴的官邸逗留一周，听唱片、欣赏苏格兰和藏族的乐曲演奏、观赏藏族舞蹈等，与色新巴夫妇度过了愉快的时光。色新巴还赠予他们黄油、茶叶、牛羊肉、豹皮、面粉等丰厚的礼物。马勒得兴致高涨时称他和藏人有“血缘关系”，史德文的女儿们也极不愿离开。色新巴甚至请求史德文将长女嫁给他的儿子。史德文“极为礼貌且颇具外交风范地"对这一殊荣表示真诚的感谢，但因彼此风俗相异婉拒了其请求。(76)此事说明两人的友谊很真诚，史德文在藏区的声望也可见一斑。史德文为色新巴夫妇及其下属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77) 与史德文结拜为兄弟、改邪归正的土匪头 史德文记述了1918年在宁静期间与匪首交往的过程：土匪头领洛宗(Lozong)常去拜访他，一来二往，两人成为朋友。洛宗进而提议与他结拜为兄弟，但遭史德文拒绝，因其“杀人、抢劫、酗酒、为非作歹”，有悖于基督教信仰。史德文告诉他，自己来藏区是为了“行善、救死扶伤，而不是干伤天害理的事、搞破坏”。结拜心切的匪首立志“改邪归正”，自行写下盟誓，发誓不再杀人。后来，他在写给史德文的信中称自己“严格遵守了一年半前立下的誓言”。(78)史德文甚至对匪首洛宗的人生起了积极影响。 (二)普通藏汉百姓的朋友 云南病人夫妇 1908年史德文从打箭炉迁往巴塘前一天，一个甲状腺巨瘤患者从云南丽江赶来，要求手术。史德文已收拾好行李，无法手术。患者则跟至巴塘，史德文立即兑现承诺，创造条件，为他成功地施行了手术。11年后，史德文途经丽江，一名妇女闻讯捎去一篮橘子和两只鸭，感谢他对其丈夫的救治。史德文已忘记其丈夫是谁，但病人及其家属却多年不忘其治病之恩。(79) 奇迹般生还的筑路工及其父母 巴塘县政府请史德文去挽救一名头颅被砸、随时会身亡的修路工。史德文见到他时，头部伤处有液体渗出、巴掌大的区域严重下陷且头骨粉碎。在伤者朋友的一再恳请下，几乎无生还迹象的病人经史德文小心翼翼的清创、缝合等手术，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并康复。这是巴塘医疗史上第一例且获成功的外科清创手术。(80)伤者年迈的父母走了5天路程去感谢史德文的救命之恩。史德文记述：“我的报酬是一只大公鸡、一块粘有灰尘的酥油和6只鸡蛋，尽管如此，这却是我得到的最棒的报酬。我所服务的人们对我的感激之情是给我的最好报偿。”(81) 长期跟随史德文的藏文老师兼好友格桑旺堆 史德文与其相识于打箭炉，(82)迁入巴塘时，格桑旺堆起了重要作用。史德文刚到巴塘时，发现藏民占绝大部分人口，深感藏语知识欠缺、听说技能不足，仅靠独自摸索无法渡过难关，便向格桑求助。格桑欣然答应成为其老师，但坚持不收分文报酬：“如果你不想做我的朋友，我就收下；如果你仍把我当朋友，想我再来，就收回钱。”(83)从此，格桑跟随史德文，不仅教藏语，还协助处理各种事务、陪同其外出医疗并前往宁静协助议和。格桑还与史夫人一道将《圣经》(新旧约)译为藏文，将精选的英文故事、地理和天文学知识、赞美诗等译为藏文，编成书籍，在印度出版，用作巴塘与藏区其他学校的教材。(84) 史德文收留、抚养的一双藏汉混血孤儿 史德文在打箭炉收养了父母双亡、年幼的李国光、李国荣兄弟。他俩成为史家成员，接受学校教育，跟随史家迁入巴塘。李国光成长为医疗助手，常跟随史德文外出医疗，承担接种疫苗的工作；最终成为精通藏汉语、略通英文的巴塘教会牧师。(85)史德文对其成长颇感欣慰和自豪。(86)李国荣则被送往安徽滁州基督会医院接受培训，学成后返回巴塘，曾为医院工作。(87) 迎来送往中显真情的巴塘汉藏百姓 1914年史德文与同事重返巴塘。(88)史德文记述：“快到巴塘时，我们开始遇到熟人。离县城不到两三英里时，看见人们出城来迎接。所有人见到我们都显得很高兴，非常热烈地欢迎我们归来。”(89)一到家，朋友、邻居们便纷纷赶去，帮助他们修整在辛亥革命期间损坏的房屋和家园。县政府主动提出赔偿基督会遭受的损失，史德文与同事了解到破坏行为并非本地人所为，为不给当地增加经济负担，对损失“宁肯低估而不愿高估”。(90)1919年史德文一家离开巴塘返美前，人们不停地送去各种礼物。临走前夕，史夫人发现一大群人将送她出城。为避开令人伤心的离别场面，他们全家一早悄悄上路。结果出乎意料，乡亲们从头晚开始，在沿途守候了一个通宵，等待着与其道别。因此，他们全家“在20英里长的路途中一直在与人们道别，有些人甚至走了一整天，次日才返回巴塘”。(91) 史德文遇难后巴塘人的哀悼和纪念 1921年冬史德文述职后回到巴塘，1922年2月17日在旅途中遇害。基督会与当地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许多汉藏百姓自发到来。(92)其葬礼在藏区历史上颇为独特：葬礼用英汉藏3种语言主持，7个参加者分别来自美英法(天主教士)3个西方国家和汉藏民族。(93)史德文居所的梁柱上张贴着挽联：“舍己救人爱人过于爱己，立身行道灭道即是灭身。”(94)史德文的墓碑上以汉藏英3种文字刻着褒扬这位在藏区服务了18载的医生的碑文：“非以役人乃役于人”(Not to be ministered unto，but to minister)。(95)1924年10月，巴塘县政府在城外的川藏路上为史德文修建了一座木牌坊，上书“墨道西行”，褒扬其贡献。(96)史德文的墓碑在“文革”中被毁掉一部分，剩下的残片被与基督会有渊源关系的格旺发现并搬运回家，至今仍保存在这位85岁的藏族老人家中。(97) 五、文体、科技传播者与对巴塘农业的贡献 巴塘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群山间的河谷地带，适合农作物和水果生长。史德文与同事从美国引进物种、修建灌溉水渠和房屋、烧制火砖等，客观上推动了巴塘农业、建筑等技术的发展。他还在巴塘自家的庭院里建起槌球和网球场，将西方的运动引入巴塘。(98)此外，史德文还稍会拉小提琴，1904年便将其带入打箭炉。(99) 首先是引进物种。巴塘藏民传统饮食以糌粑、牛羊肉、酥油茶为主，物种甚少。史德文初到时面临食物匮乏、幼女病重等生活困难。为了生存，他与同事不断从美国弄来各种果蔬物种及农作物种子，广种于巴塘。譬如，史德文父亲寄去紫花苜蓿种子，播种、生长后，产量惊人，可供许多当地人分享。史德文记述：“帚高梁、甜高梁、卷心菜、洋葱、甜菜、豌豆、蚕豆、欧洲萝卜、胡萝卜、南瓜、倭瓜等，几乎每样源自美国的果蔬在这里都长势喜人。”(100)至1919年，史德文与同事们已引进40种不同种类的蔬菜。(101)他们经不断尝试，在巴塘山谷成功栽种了苹果树、桃树、杏树、梨树、胡桃树、黑莓、燕麦、哈密瓜等瓜果和作物；樱桃树更是遍种于山谷，“凡有樱桃树的地方，就结有上好的樱桃”。(102)今天著名的巴塘苹果，(103)最早便是1914年由史德文与同事从美国引进并种植成活，这也是近代中国南方引种苹果之始。(104)1942年编写的《巴塘县志》将基督会驻地架炮顶列入巴塘“名胜古迹”，称之为“本县第一风景区”。(105) 其次是修建灌溉水渠。基督会从县政府租借到位于巴塘城外架炮顶半山坡的30亩荒地。1914年开始建房时，史德文发现需翻山越岭，从远处取水，供给生活和农作物灌溉，而当地人缺乏相应的水渠修建技术，史德文与同事边学边干，亲手建成水渠；其中一段引水槽高架于两山之间，引水槽在原木上开凿而成。(106)笔者在巴塘调研时，眼见当年史德文修筑的水渠几经后人改造仍拦腰嵌于虎头山的半山腰，其上下方间隔不远处各有一道平行的水渠，分别由后来西康省保安司令部汉族驻军和当地藏族百姓修建。(107)3道水渠并列的情形是百年以来巴塘汉藏文化与西方文化交融的例证。 第三是将火砖烧制技术引入巴塘，在建筑改良方面为当地做出了贡献。当地藏民建房惯用土墙，若遇暴雨和地震(巴塘史上曾有3次强震记录)，房屋极易垮塌。负责巴塘基督会修建的史德文研究后认为：“修建中对当地房屋所作改进对当地人是一个示范，可激励他们改进自己的房屋。”(108)他在修建时注意采用当地藏式建筑风格和土坯墙，极力使建筑风格本土化；另一方面，他和雇工一起烧制铺地所需火砖，土坯也比当地人夯得更结实，房屋修建得更仔细。(109) 六、结语 110年前，美国医生史德文来到康藏地区，对当地医疗与社会发展、藏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中美友谊、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甚为宝贵。他之所以能跨越许多障碍，笔者认为以下5个原因值得重视： 首先，史德文在文化差异中具有很强的适应和沟通能力，体现了仁慈友善、远见卓识、心胸开阔、坚忍不拔、顽强勇敢、足智多谋、不断开拓等品质。这些品质背后的根本性东西是信仰。信仰伴随他，孕育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之能够克服障碍。其次，在巨大的民族、文化、宗教差异中，史德文行事公开透明，将一切活动(甚至外科手术过程)置于众目睽睽之下，避免了各种猜疑、误解。第三，在处理各种事务及与当地汉藏人民互动中，史德文小心谨慎，为人诚实、正直、公正，赢得各方信赖和尊重。第四，虽为传教士，史德文并不强迫当地人接受基督教信仰，也未因自己的信仰贬低或排斥当地人的宗教信仰。他怀着对藏传佛教的尊重和理解与藏人相互沟通。最后，史德文坚持不懈地学习汉藏语言，长期深入民间，了解汉藏民族及其文化，让藏文老师随时给予指导。他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孜孜不倦地探索是其融入当地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110) 但史德文的活动毕竟受其所处时代、文化的局限。首先，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掀起青年海外传教热潮，其他西方列强的传教士也纷纷来华，史德文是在此特定的政治、宗教背景下入藏的。其医疗、教育、慈善等活动是伴随着以福音“拯救西藏”的目的。(111)这点从其遇难后教会将他作为榜样的纪念小册中可见：他被称为“20世纪宣教运动的传教先驱与战士”、“康藏百姓中的传教医生、布道者、教师、旅行家、探险家”。(112)因此，今天在对其做出评价时应将其置于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时代背景下，全面地看待其活动。其次，虽从他与当地社会的互动中可见康藏社会对现代化的追求，但毕竟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是“一种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相遇”。(113)因此，史德文作为强势文化的个人载体，尽管他有待人如友、尊重藏人宗教信仰的一面，但仍难以摆脱本国文化的优越感、试图“征服”康藏的心态。正如史夫人刚到打箭炉时面对巨大文化差异的感受：“你能想象有这样的地方吗?没有一间学校、没有画册、没有运动项目、没有圣诞节、没有假日、没有感恩节、没有7月4日(美国国庆节——笔者注)……如此糟糕、坚硬的奶酪，你压根儿就咽不下。”(114) 尽管如此，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曾言：“研究在华传教士是了解中美关系的主要钥匙。”(115)从史德文个案可见美国人与康藏社会早期互动的大量细节。陶飞亚等学者亦指出：“传教士活动及其足迹所到之处，就成为中国与现代世界的接触点，传教士成为近代中国现代化领域许多‘第一’的成就者。”(116)史德文的医疗、办学、科技等活动便是典型的例证，从中可见20世纪早期康藏社会汉藏文化与西方文化交织的细节及其形成过程。打箭炉、巴塘两地的多元文化特色便是这种文化交织的鲜明体现。将史德文研究与相关老照片结合起来，扩展了我们对康藏史的视野，填补了这段历史中汉藏文化交融、汉藏文化与西方文化相遇、互动、交织的重要部分。史德文遇难后，参加追悼会、为其送葬的人们有汉藏官民，连同3种文字的墓碑、以3种语言举行的葬礼以及葬礼上5个民族的参加者，其丧葬仪式悲壮地体现了文化的交融。 人类追求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的和谐互动、共生共荣的步伐从未停止。(117)交流与互动已成为今天大众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今天的情形比以往更为复杂、多变，面临的问题要多得多。国家、地区、社区等各个层面都有必要进行反思：我们如何在不同民族、宗教、文化中和谐互动、共生共荣?史德文在康藏的活动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注释： ①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大型藏区地方史《康藏史》编纂与研究”(10&ZD110)、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互动下的川藏地区巴塘社会变迁研究”(14BZS091)、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前沿与学科交叉研究重点项目“纽华克博物馆康藏文物的史料价值与美国社会对我国康藏地区的关注”(sk2011xtcx-01qy10)阶段性成果。 ②1827年美国牧师坎贝尔(Alexander Campbell)创立，1886年该会派加拿大籍马林医生(William E.Macklin)入中国，定汉名“基督会”，总部设于南京；马林医生创建了南京鼓楼医院。 ③康藏地区(或称东部藏区、康区，英文文献中常用Eastern Tibet，Khams，Kham)包括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等地区。 ④遇害详情见Anon:“Dr.A.L.Shelton,Martyr for Tibet,”World Call,May,1922,pp.7～13; Anon:“The Last Word from Batang,”World Call,June,1922,p.1；梁斌：《美籍传教士史德文在巴塘的前前后后》[J]，《巴塘志苑》2005年卷总第43期，第94～95页；遇害地点、葬礼等照片见Aidong Zhao(赵艾东)and Xiaoling Zhu(朱晓陵)，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The Story of the American Doctor Albert Shelton and His Colleagues from the Disciples of Christ 1903～1950,St.Louis:Lucas Park Books,2014,pp.145～149。 ⑤Shelton Box and Files,the Archives of the“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Tibet Administration and Personal Papers,”the Disciples of Christ Historical Society,Nashville,Tennessee,U.S.A.后文所述照片(除专门说明外)均来自该档案并被收入笔者所编著的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一书。 ⑥主要见于1919～1923年期刊中的文章：A.L.Shelton:“From the Roof of the World,”Feb.,1919,pp.18～19; Bert Wilson:“Shelton of Batang,”June,1919,pp.10～15; Anonymous:“Dr.Shelton Held by Bandits in Southwestern China,” March,1920,p.11; Related by E.I.Osgood:“Dr.Shelton's Captivity and Escape,” June,1920,pp.4～12; Elliot I.Osgood:“How Smith Went After Shelton,” Aug.,1920,pp.4～6; Carl G.Gowman:“How Captured Workers Were Delivered from Robbers,” Oct.,1920,pp.38～40; Anonymous:“Dr.A.L.Shelton,Martyr for Tibet”,May,1922,pp.7～13; Anonymous:“The Last Word from Batang,”June,1922,p.1; W.M.Hardy:“A Recent Letter from Dr.Hardy of Tibet,”June,1922,p.19; Geyangwangdii(Translated by R.A.MacLeod):“A Letter from Dr.Shelton's Tibetan Teacher,” Aug.,1922,pp.56～57; J.R.Morse:“Dr.Shelton,as a New Missionary in Tibet Saw Him,”Feb.,1923,pp.24～25. ⑦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A Personal Record of Life and Experience in Mission Fields,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21; Flora B.Shelton,Sunshine and Shadow on the Tibetan Border,Cincinnati:Foreign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1912; Flora B.Shelton,Shelton of Tibet,New York:George H.Doran Company,1923; Dorris Shelton Still,Beyond the Devils in the Wind,Tempe:Synergy Books,1989. ⑧Douglas Wissing,Pioneer in Tibet:The Life and Perils of Dr.Albert Shelt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 ⑨Marian L.Duncan,A Flame of the Fire:The Batang Tibetan Mission of the Disciples of Christ Missions,Spring Hill:Marian L.Duncan.1999. ⑩四川甘孜州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甘孜州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72～373页；白尚文等辑：《巴安县志资料》[Z]，巴塘县志办公室翻印(1989年)，1942年；吴文渊：《巴安县志(资料补集)》[Z]手抄本复印件，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资料室提供，手抄本形成于1949年前；四川省巴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巴塘县志》[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449～450页：陈达娃：《巴塘县城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概况》[J]，《巴塘志苑》1984年第4期，第2～3页；欧建蓉：《基督教在巴塘的传入与发展》[J]，《巴塘志苑》2006年卷总第44期，第43～44页；梁斌：《美籍传教士史德文在巴塘的前前后后》[J]，《巴塘志苑》2005年卷总第43期，第94～95页。 (11)刘吉西等编：《四川基督教》[M]，成都：巴蜀出版社，1992年，第435、595～596页；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62页；国庆：《近代外国传教士入侵巴塘面面观》[A]，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编：《藏学研究》[C]，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77～87页；胡岩：《早期进藏的美国人》[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第11～12页；刘君：《康区外国教会览析》[J]，《西藏研究》1991年第1期，第88～92页。 (12)详见赵艾东：《二十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史德文在康区打箭炉的医疗活动》[J]，《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第115～120页；赵艾东：《美国传教士史德文在1917～1918年康藏纠纷中的活动与角色》[J]，《西藏研究》2008年第6期，第71～79页；赵艾东、洪泉湖：《美国传教士史德文在巴塘的医疗活动及与康藏社会的互动》[J].《藏学学刊》2012年第7辑，第175～184页。 (13)Aidong Zhao(赵艾东)and Xiaoling Zhu(朱晓陵)，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2014. (14)两位笔者于2010、2011年分别赴巴塘进行了田野调查。 (15)2014年7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讲道：“第四，着眼民众，加深友谊。中美两国人民对彼此都怀有淳朴友好的感情。中美友好的根基在民众，希望在青年。我曾多次访问美国，也去过普通美国人家中做客，美国民众的真诚好客让我深受感动。” (16)四川省巴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巴塘县志》[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55页。 (17)同上，第75、532页。 (18)他们租用某店铺兼做医院、药铺、学校、礼拜堂。参见Anon.:“History of the Tibetan Mission,1903～1904,”in Administration Box 2,DOM Tibet,The DCHS,Nashville,Tennessee,U.S.,p.12。 (19)Douglas Wissing,Pioneer in Tibet,p.102; Flora B.Shelton,Sunshine and shadow on the Tibetan Border,pp.56～57. (20)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39；同去的女医生凌苏珊(S.C.Rijnhart)因健康原因，一段时间后离开当地，1906年从基督会辞职。 (21)当时距打箭炉最近的西医医生在雅州(今四川雅安).两地相距8天路程。参见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27。 (22)Flora B.Shelton,Shelton of Tibet,pp.67,42; Douglas Wissing,Pioneer in Tibet,pp.39～40. (23)详见赵艾东：《二十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史德文在康区打箭炉的医疗活动》，第115～120页；Flora B.Shelton,Shelton of Tibet,pp.44～57,64～66; Douglas Wissing,Pioneer in Tibet,pp.30～34。 (24)Douglas Wissing,Pioneer in Tibet,pp.99～100. (25)此前西方考察者和天主教士偶尔在巴塘给当地人治过病，1906年史德文曾去考察过。巴塘首家诊所(租用的藏民房屋)照片见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fn Remote Eastern Tibet,p.36。 (26)1914年返回的基督会成员有4对夫妇、5个子女。参见Flora B.Shelton,Shelton of Tibet,p.87。 (27)医院照片参见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p.43,100～103。 (28)Douglas Wissing,Pioneer in Tibet,pp.101～102. (29)历史上也曾称江卡、麻坎、芒康等。 (30)Flora B.Shelton,Shelton of Tibet,p.150. (31)Marian L.Duncan,A Flame of the Fire,p.33. (32)Marian L.Duncan,A Flame of the Fire,p.39. (33)Douglas Wissing,Pioneer in Tibet,p.173. (34)1918年3月1日宁静被藏军攻占。宁静地方军政长官又称江卡营官、麻康提吉、大结。 (35)十三世达赖喇嘛写给史德文的亲笔信原件照片见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127；相关记述见Dorris Shelton Still,Beyond the Devils in the Wind,p.78。 (36)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p.67～68. (37)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94. (38)Douglas Wissing,Pioneer in Tibet,p.155. (39)Dorris Shelton Still,Beyond the Devils in the Wind,p.38. (40)Dorris Shelton Still,Beyond the Devils in the Wind,p.38. (41)历史上该地位于地势险恶的深山，有“恶地”之称，出劫匪团伙。据民国时期学者考察：“西康民族在佛化未入以前，原以劫杀为英雄事业。虽在今日，此风犹有存者。如三岩、乡城、瞻对、俄洛等处之壮男，皆常外出行劫，且常将其劫杀快意事，夸耀邻里。”“三岩”的藏语意思为“恶地”。参见任乃强：《西康图经》[M]，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47～248、229页。 (42)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p.114～121. (43)Douglas Wissing,Pioneer in Tibet,pp.156～157. (44)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130. (45)1917年他到康定任副领事，1918年康藏纠纷期间从康定强行出关、北上，经由青海抵昌都。Eric Teichman,Travels in Eastern Tibe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2. (46)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137. (47)又称噶伦(喇嘛)等，1918～1920年出任第一任昌都总管；其个人照见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121。 (48)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140. (49)Douglas Wissing,Pioneer in Tibet,p.167. (50)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137. (51)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141. (52)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142. (53)新娘和新娘的故事见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p.62～63；新郎、新娘分别身着华美的汉藏礼服的结婚纪念照见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94。 (54)照片见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p.21,38～39,43,51,14,58,73,91,107～108,121,140。 (55)Bert Wilson:“Shelton of Batang.” World Call,June,1919,p.14. (56)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2014. (57)The Newark Museum Association,The Tibet Collection:Edward N.Crane Memorial,Newark:The Newark Museum Association,1912,p.40. (58)Valrae Reynolds:“Journey to Tibet:One Man's Experience,1904～1922:Photographs from the Dr.Albert L.Shelton Archive.” Museum,Vol.24,1972,pp.2～3. (59)Translated by A.L.Shelton,M.D.,edited by Flora B.Shelton,Tibetan Folk Tales,New York:George H.Doran Company,1925. (60)史德文《西藏民间故事集》的中文译本有：(美)西尔顿编，佚名译：《西藏故事集》[M]，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美)锡尔登编，佚名译：《七个王子》[M]，上海：启明书局，1941年；(美)谢尔顿编，佚名译：《西藏的故事》[M]，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年；远生编(译)：《西藏民间故事》[M]，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当时国内学界不知“史德文”这一中文姓名，故产生了多种音译名。 (61)参见全书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1921。 (62)日记详见Flora B.Shelton,Shelton of Tibet,pp.142～156。 (63)Dorris Shelton Still,Beyond the Devils in the Wind,p.(Introduction)XV. (64)详见The Newark Museum Association,The Tibet Collection:,Edward N.Crane Memorial.Newark:The Newark Museum Association,1912; The Newark Museum Association,Tibetan Objects:Catalog of Objects.Newark:The Newark Museum 1921～1922。 (65)Dorris Shelton Still,Beyond the Devils in the Wind,pp.(Introduction)XV,15. (66)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60. (67)明正土司夫妇与其女儿、新郎的婚礼合影见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22。 (68)李明忠：《德格土司多吉僧格在巴塘轶事》[J]，《巴塘志苑》1994年第1、2期合刊，第33页。德格土司全家合影见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109。 (69)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113. (70)2010年笔者和邹立波对康宁寺前任堪布阿柏活佛的访谈信息。 (71)合影见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93，该图像由The Newark Museum，U.S.提供并同意使用。 (72)Dorris Shelton Still,Beyond the Devils in the Wind,pp.43,51. (73)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60. (74)A.L.Shelton:“From the Roof of the World,”p.19. (75)R.A.MacLeod:“A Visit to Gartok.”World Call,March,1920,p.11. (76)Dorris Shelton Still,Beyond the Devils in the Wind,p.76; R.A.MacLeod:“A Visit to Cartok,”World Call,March,1920,pp.9～11. (77)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p.148～150；部分照片见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p.116～118。 (78)与匪首交往细节详见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p.133～134. (79)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p.55～56,157～158. (80)该伤员照片见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90。 (81)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71. (82)格桑旺堆及其家人照片见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p.93,140,146,200。 (83)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59. (84)格桑旺堆翻译《圣经》、与贡噶活佛及其弟子木雅贡布相关的生平事迹参见王尧：《我所结识的喇嘛》[J]，《中国藏学》2015年第1期，第20～21页；翻译并出版的部分书籍照片见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p.129～130。 (85)1919年李国光成为巴塘基督教会的首位本土牧师。李国光及其家人照片、巴塘教会名录见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p.94,196～199,125。 (86)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p.144～145. (87)李国荣(英)及其家人照片见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198。 (88)据基督会历史协会工作人员编写的名单，基督会先后至少有37人在藏区工作过，但部分人员无档案。参见Elaine Philpott:“Missionaries in Tibet.”The Archives of the“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Tibet Administration and Personal Papers,”the Disciples of Christ Historical Society,Nashville,Tennessee,U.S.A。 (89)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88. (90)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p.88～90. (91)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152. (92)照片见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p.147～148. (93)葬礼经过详见Flora B.Shelton,Shelton of Tibet,New York,pp.290～291; Anon.“The Last Word from Batang.”World Call,June,1922,p.1. (94)挽联见照片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147。 (95)墓碑照片见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p.148～149。碑文源自《新约·马可福音》第十章第35～45节经文：“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96)牌坊照片中，史德文在巴塘的最早诊所(藏房)位于城里，与河对岸的汉式纪念牌坊遥相呼应，见证了文化的交融，参见Aidong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150。 (97)信息来源于笔者在巴塘的调研。相关照片见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p.148～149,220。 (98)Bert Wilson:“Shelton of Batang,”World Call,p.14. (99)Anon.:“History of the Tibetan Mission,1903～1904,”p.14. (100)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57. (101)Bert Wilson:“Shelton of Batang,”World Call,p.14. (102)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58. (103)巴塘苹果以色鲜、味美、耐储、品种多而著称，其引进历史仅次于山东青岛、烟台两地。它使巴塘获得“苹果之乡”的美名。巴塘苹果和苹果树照片见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p.97,222。 (104)据史德文的记述和活动，苹果被引进巴塘的时间当是1914年，参见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p.57～58。 (105)相关全文为：“十三、架炮顶风景区：城南架炮顶，经美国基督会于清末租界建筑医院、学校、孤儿院等，以作传教、治病、育孤之用。其中广植有益果木，如美国苹果、桃子、杏子之类。每值春季，百花齐开，红桃绿柳，俨然世外桃源，堪称本县第一风景区。”参见白尚文等辑：《巴安县志资料》，第20页。 (106)高架于两山之间的引水渠照片见Aidong Zhao and Xiaol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p.97～98。 (107)参见巴塘县志办公室编：《巴塘县志：水利电力志》[M](讨论稿)，巴塘：1990年印刷，第6～8页。 (108)Albert L.Shelton,Pioneering in Tibet,pp.97～98. (109)医院、火砖等修建照片见Aidong Zhao and Xiaoting Zhu,Far,Far Away in Remote Eastern Tibet,pp.101～103,91。 (110)史德文的两大本藏文学习笔记见Shelton Box,the Archives of the“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Tibet Administration and Personal Papers,”The Disciples of Christ Historical Society,Nashville,Tennessee,U.S.A.。史德文曾从成都雇佣两名汉语教师赴打箭炉教其汉语，参见Anon.:“History of the Tibetan Mission,1903～1904,”p.12. (111)R.A.MacLeod:“A Visit to Gartok.”World Call,March,1920,p.11. (112)Anon.:“Dr.Albert L.Shelton.”Applied Christianity,Published by the Missionary Education Department,UCMS,Back Cover,in Folder 1,Shelton Box,the DCHS,Nashville,Tennessee,U.S.A. (113)陶飞亚，杨卫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J]，《史学月刊》2010年第10期，第7页。 (114)Anon.:“History of the Tibetan Mission,1905,”in Administration Box 2,DOM Tibet,The DCHS,Nashville,Tennessee,U.S.,p.16. (115)费正清：《〈教务杂志〉索引—亚洲基督教差会指南，1867～1941》，转引自陶飞亚：《登州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第107～108页。 (116)陶飞亚，杨卫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J]，《史学月刊》2010年第10期，第7页。 (117)此句原话为：“人类追求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文明之间和谐互动、共生共荣的步伐从未停止。”出自2014年6月14日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和而不同宗教对话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之道”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罗中枢教授的致辞。参见：http：//www.taoism.cc/index.phi?do=show&id=414，访问日期：2014～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