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彻底的实践哲学，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域限”的疑惧，主要是出于对马克思关于“自然优先性”表述的语境误解、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实践性”的概念误解、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哲学观内涵的误解。只有上升到哲学观的认识高度，对这些误解予以针对性分析，才会破除疑惧，坚定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自信。
关键词：批判；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超限”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哲学理论定位，经历了一个从前期的产生共识到后来出现疑虑的波折。这些疑虑的观点认为，由于实践哲学必然存在所谓实践的“域限”，所以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形态。由于这种怀疑和否定意见，近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探索已经严重受阻，处于进退维谷的停滞状态。为此，本文拟在语境还原、概念辨析、潜能展望的基础上，对这些怀疑和否定意见做出几点学理辩驳，以期解除疑虑、重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自信。
国外研究［23-24］也表明，LA病变范围主要位于深部侧脑室周围的脑白质内，长期脑灌注不足导致LA认知损害的机制包括：氧化应激、自由基形成、炎性反应，细胞凋亡以及线粒体功能障碍等，各种机制相互作用导致神经传导及受体功能异常，逐渐导致认知功能减退的发生。同时，高血糖使血管内皮功能受损，小动脉正常的舒张功能受到影响，加重小血管痉挛，使白质区慢性缺血加重。糖尿病可使LA发病风险增高，且可影响LA的病变容积，一定程度上使病损区增大而加重了认知损害［25］。
一、“人与自然同一”“自然界对人而言的优先性”等相关论述的语境分析
疑虑观点的根据之一，是由于不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中有关“人与自然同一”“自然界对人而言的优先性”等相关论述的具体语境和真实意蕴，因而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主要是建立在物质本体论的基础上，并据此认为，实践哲学对实践根本性地位的强调，必然导致唯心主义的“域限”。
“域限”论者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革命”,而实践哲学宣扬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超越论，必然混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偏离马克思恩格斯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理论路向。通常的引证材料都往往来自于马克思“巴黎手稿”的一些论述片段。比如，“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比如，“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8页、第86页。还有不少论者举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观点一致的说法作例子，说明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都把自己的哲学看作是一种唯物主义哲学，由此反证实践哲学的主张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初衷，走到了唯心主义的立场。[注]许全兴：《坚持辩证物质本体论的当代意义》，《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2期。由此，这些“域限”论者得出结论：马克思不会把实践理解为“本体”，而恰恰相反，只会把物质作为“本体”。他们认为，“实践本体论”者的错误之处，就在于混淆了两个不同的论题:即离开实践能否认识、改造世界和离开实践世界是否存在，人为地把实践从属性、中介性概念变为实体，从而使实践成为脱离了物质并反过来创造自然和人的“绝对存在”。[注]万光侠：《实践本体论质疑》，《理论学刊》1990年第1期。类似批评的确不少，似乎也都言之凿凿，所以一时之间赢得了许多学者的共鸣，造成了一种压倒性的学术优势，甚至形成一种学术囚笼和寒蝉效应，致使新的理论突破难以推进。
要害的问题是语境误会、断章取义。其实，只要稍微放大视野，从事情的缘起、核心、整体、长远和实效进行考察，则上述论证的虚假性、脆弱性、有害性便不攻自破。根据马克思的论说语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不是在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意义上的争论或强调自然界相对人而言的优先性或重要性。只要稍微认真地对待文献的语境和上下文关系，只要真正负责任地领会文献作者的论说目的，便不难发现，马克思提到所谓自然界相对人而言的优先性或重要性，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单纯论证自然界相对人而言的优先性或重要性。在提到“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这句话的时候，马克思分析的论题和目标并不是“人的创造”与自然界孰先孰后的抽象形而上学问题，而是具体的实践形式——劳动的异化问题。按照文献原意，马克思本来的意思是，劳动虽然必然以自然界作为自己的劳动对象和生活资料来源，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界在被劳动加工改造的同时，却实质性地被从工人那里剥夺了。换句话说，这里并不涉及或并不主要讨论所谓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孰先孰后的形而上学问题，因为这已经处于实践哲学或实践哲学之具体部分“劳动哲学”的语境里了。而且，马克思在这句话的紧前面清楚地表明：“现在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对象化，即工人的生产，以及对象即工人的产品在对象化中的异化、丧失。”[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9页。所以一定要注意到：这里不是形而上学语境，而是实践哲学语境！在实践哲学语境里谈自然界的优先性，不是为了一般地论证和肯定这种优先性，而是要追问自然界在劳动中的“异化、丧失”。倒是可以反过来设问，如果讨论的是所谓自然界与人孰先孰后这类其实很不成问题的问题即形而上学的问题，那么请问，怎么会有所谓“自然界的丧失问题”？
或许有人会说，虽然马克思并没有专心讨论自然与人孰先孰后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也确实提到了自然界对人而言的在先性，这种在先性总也可以算得上已经为马克思所认可的观点吧，不然怎么会把它当成证据提出呢。这个问题也可以正反两面看待，一方面，自然对于人类而言的优先性在时间上、实证科学意义上是事实，不必要怀疑。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事实并不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题和论证目标，所以是无关事实，不能充当论证材料。也就是说，马克思提到的自然界相对人而言的优先性或重要性，没有证明也没有否证所谓“物质本体论”命题，而在实践哲学中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批判现实世界的思想意义。
同样，也只有从这种语境逻辑出发，才能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为什么会表达一个令“物质本体论”主张者大为困扰的思想：“自然界”和“感性世界”的“非在先性”。这是一段清晰、经典的表述，马克思说：
他(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的交往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
再来看马克思接下来所说的话：“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页、第77页。
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之前，实践概念的内涵都相对狭隘，主要呈现为一种狭义的实践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家那里，实践大体上等于实际行动，与思想意识活动相互对照，有所不同又有所关联，由此形成所谓知行关系问题，包括“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难行易”“行中有知”“行难知易”“知行合一”等等说法。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曾经把人的活动划分为“理论、生产和实践”三类，康德把实践划分为“道德—实践和技术—实践”的两分模式，黑格尔用实践囊括“生产—技术活动”，专指绝对理念的实践活动。“理念，只要概念现在是自为的确定为自在的概念，就是实践的理念、行为。”[注]周 超，吴汉锋：《作为哲学范畴的“实践”概念的历史演变》，《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在这种把实践概念局限化的传统习惯下，就有所谓理论与实践、知识与实践、认识与实践、观念与实践、政策与实践、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等等区分问题。其总体的思路还是人为地把思维、认识等单纯的精神活动与精神物质化的活动相互区别，互相对立。所以不难看出，这些实践概念有一个共性，即都把实践看作是人的诸多活动中的一种。这种把实践概念狭义化的做法，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方法并不难解释，无非只是“意识形态”(现实在头脑中颠倒的映像)现象而已。
所以，如果以为(实践哲学的疑惧者们正是这样)马克思在这里关心、讨论什么立足于人与自然界各自的立场和人与自然关系之外、之上的立场的什么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那就是把马克思的问题误读到旧的、形而上学的哲学里面去了。而从那种无关实践痛痒的观点出发，的确可能把什么自然界对人来说的优先性，曲解成为一种“超越”阶级、时代、立场的本体论玄想。那样的玄想无关真理，不具现实性，无法证实或证伪，只有“经院哲学”才感兴趣。
二、实践与“我行”“实用”“实证”等的关系辨正
疑虑观点的另外一个源头，来自于似是而非、捕风捉影地把实践等同于“我行”“实用”“实证”，人为地给“实践”臆测、强加所谓“域限”，继后反过来指责实践哲学具有种种片面性，给实践哲学戴上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相对主义等大帽子，并以此为据，进而把自己的思维吓阻回名为“后实践哲学”实为“前”实践哲学的思想安乐窝里。实践“域限”论者认为，既然实践只是意味着“我行”、利益活动、经验活动，那就具有显而易见的片面性、单一性、利益性、相对性。这种质疑或“忧虑”在学术界也不是个别情况，客观来看甚至可以说普及面极为广泛。
由此可见，关键的问题首先是对实践的概念界定和理解。那么，究竟什么是“实践”，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实践到底意味着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是否等同于所谓“我行”“实用”“实证”概念呢？这些问题的核心，其实主要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实践”概念的内涵，及其与以往学术史上对实践哲学的概念的继承与扬弃关系。
这显然又一次证明，问题不是自然界是否真的具有相对人而言的在先性或重要性，而是那个在先性或重要性的一般性、抽象性讨论没有意义，至少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自己学说时候的论题而言并不重要。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自然界是否真的具有相对人而言的在先性或重要性，只有在讨论人的活动，即人的历史的、社会的、实践的活动方式、内容、变化、感受、评价、重塑等的时候，才是重要的。这就是说，只有进入实践哲学的论题和语境里面和视域之中，自然界是否真的具有相对人而言的在先性或重要性的问题才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关注的问题在于，正因为人不能离开自然界而存在，所以自然界本来并应该通过人的劳动、生产，成为“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的“无机的身体”。然而现实的情形正好相反，私有制使劳动异化，使自然界(作为人的身体)从人那里脱离、剥离，或者说被剥夺了。[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页。在这个问题情境里，一方面，马克思史无前例地同时实现了研究方法从玄虚空洞和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转向对现实生活的实际考察，这是研究课题或研究对象的实践论转向。另一方面，马克思史无前例地实现了研究立场和研究目标的实践论转向，即从资产阶级及其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向劳动者阶级、无产阶级的价值观或共产主义的转向。从这个立场和价值观才能敏锐地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剥夺了劳动者阶级的自然界——而这种自然界本来就是劳动者的无机的身体。
2)从集合预报系统效能评价来看,据降水量调整方案扰动能量最大,表明其对预报场影响最大,最有可能改进预报场效果。各成员之间差异较大,包含真实大气状态的可能性也较大,且集合平均预报误差较小,效果较理想。该方案降水预报对强降水区域的模拟较好,ETS评分在24 h累积降水量≥50 mm等级预报上优于其他方案,相对控制预报来讲,提高精度约为15%,预报指示意义更明确。
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甚至费尔巴哈，从孔夫子到“中体西用”，意识形态(特别是其中的实践哲学)的着力方向，都在于为“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造就“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所急需的“最好的公民”。在“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里，人们最关心的是人的依赖关系的建立和巩固问题，而这就需要树立一种相应的“善”的理念和实现这种“善”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关切，显然与资本主义社会把经济、利润和劳动作为中心议题的做法有天壤之别。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哪一种土地所有制等等的形式最有生产效能，能创造最大财富呢？我们在古代人当中不曾见到有谁研究过这个问题……人们研究的问题总是，哪一种所有制方式会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9页。所以，所谓实践的道德主义界定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权威性，而终究只不过是“人的依赖关系”社会的实践哲学观点而已。在这种“人的依赖关系”的生活和时代里，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与人之间的分工简单，生产力和生活力在最短时间里得到有效提升的手段往往来自于人与人的联合。这种联合既有各种形式的共同体形式，也可能是以征服、战争手段或者在物质或精神高压下形成的压迫、役使，总之人需要借助人(他人)的力量。这样的联合，可以是族群、城邦、村社、乡党、宗教、道德、阶级、阶层、国与家等，也需要高低贵贱相互关系的心灵设计和维护，“实践”与非实践、实践与理论、实践与观念的区分和对立便应运而生，并因为时间而逐渐积重难返。
让学生从这些鲜明的事例中, 明白学好政治的道理, 懂得学好政治课的内容, 可以为以后的学习和生活提供许多帮助, 知道政治课知识是有用的知识.
近代以后，在“物的依赖性”社会里，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里，就像产品让位于商品、使用价值让位于价值乃至价格，具体劳动也让位于抽象劳动，人的活动的具体形式究竟是生产的还是政治、道德、艺术的，逐渐显得并不如古人想象的那么重要。于是实践的内涵逐步扩大，比如科学与技术(其实与生产不容易分别，科学与技术之间也并非界限分明)甚至于为自己或自己群体谋福利的社会交往(斗争)也成为一种实践活动。曾经的时候，“洒扫”“应对”也被当作实践，但不是因为它本身，而是因为它承载着道德内涵。在近代以后，只要是能为人带来“价值”或“价格”的人的活动，都有资格自称实践或被当作实践了。
而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来说，实践不只是人的诸多活动的“一种”，而是人类的根本、本质和全部活动，是人的“类特性”或基本存在方式，因而是所有人的现实和意识活动的真正场域。人类的生活具有不同于其他的类生活特性，“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页。从根本上来说，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实践是人类所有活动的共同特征、本质特征，实践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这种实践概念具有全新的视域和内蕴。
以往作狭义理解的实践概念往往被个别地、局部地考察，因而往往与意识、理论、精神、主义、规划等等作对比或作相对独立地理解。但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关注的根本问题是人类的解放，特别是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作为人类解放主力军的共产主义实践。这种实践当然不限于实践的个别要素、个别层面，而是人类存在方式的完全整体。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更多奠基于广义的实践概念，即作为一种与其他任何类的活动相区别的、具有独特的规定性的活动方式——“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实践，不是人类活动的一种，而是人类全部活动的总称、本质特性，意识、理论、精神、主义、规划等等其他一切，都只不过是实践活动的具体形式、组成部分、“定在”。这里还是可以提请注意的一点是，虽然“类本质”曾经是费尔巴哈的用语，但是人的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活动特别是其中的生产活动，是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这却是地地道道马克思自己的看法。正是基于对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实践概念的完整把握和广义概念，马克思提出了作为私有制发展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域限”——私有制及其“异化”性质。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本质上具有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全局性弊端，即违背人的根本性价值原则，使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相异化、相对抗。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是非人的、不利于人的。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利于无产阶级，也不利于资产阶级，因此是革命的必然对象。
在同款电机设计中，槽满率、绕组并绕根数、并联路数一定，槽面积越大、可选择线径越大，电机热负荷越小，故一般常用梯形槽。
由此可见，把理论与实践、知识与实践、认识与实践、观念与实践、政策与实践、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等等加以绝对区分，划上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形而上学时代的习惯。从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的狭义实践概念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是许多当代哲学家仍然走不出的思想陷阱，必须予以充分警惕和彻底消除。
其次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实践概念之间作出严格区别。这种区别常常被忽略，而这种忽略造成的误解很严重，很容易导致以实用主义的实践概念误解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实践范畴，进而臆造出所谓实践的“域限”。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也面临不少问题，在世界及中国的发展浪潮中，人们道德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冲击，人们在新事物变化发展中产生了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同时人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价值观念碰撞和冲突又产生了各种道德困惑甚至道德迷失。而高校作为社会缩影，积聚大量青年学生，在他们身上更能凸显和放大这一问题，屡屡发生在大学生中的一些恶性突发事件，如马加爵案、复旦投毒案、药家鑫案、江歌案等，让人们深知高校思政工作中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波爱修是罗马帝国晚期的重要思想家，其思想在继承古代哲学精神的同时，为即将到来的基督教哲学作出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哲学的慰藉》是他的主要著作，其中提出的自由意志问题与奥古斯丁的相关论述一起，开创了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影响一直波及后世。对自由意志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本书的第五卷，但它并不是被孤立提出并得到解决的。在前四卷中，自由意志的论证得到了充分的准备。因此，与重点论述自由问题同时，全面理解本书的内容也是必要的。
实用主义也把实践(Practice)作为自己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而且实用主义对实践概念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表面上也的确颇有相似之处，这种似是而非的相似性，在未经严格审查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实践范畴的错误理解。似是而非有时候比无知更有害。所以，为了避免这种错误理解，恰恰应该从对这种相似性的认真审查中，获得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实践概念的更准确理解。
1)基于智能矿井建设的具体需求，研究设计了大数据集成分析平台的架构、流程和功能，开发了包括安全生产全业务流程的动态诊断系统，为提高决策管理水平奠定了基础。
其一，表面看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强调实践的物质性、现实性、可感性，实用主义也强调实践的“实际效果”“依靠事实”“回到感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非常强调实践的物质性和现实性，“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还不够，现实本身应当力求取向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页。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注重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在批判黑格尔哲学、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历史唯心主义的总体语境下，十分注意强调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且有时径直把自己的共产主义学说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页。而与此同时，实用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威廉·詹姆士，则把实用主义的态度概括为：“实用主义者坚持事实与具体性，根据个别情况里的作用来观察真理，并予以概括。”[注][美]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孙瑞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8页。据说威廉·詹姆士“晚年趋向于把彻底经验主义视为比实用主义更为根本，更为重要”。而经验主义者，“是靠事实办事的人”。“经验主义‘把我们送回到感觉上去’。”[注][美]威廉·詹姆士：《彻底的经验主义》，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页、第3页。
除了上述4个方面的重大改进、调整外，“地平线欧洲”作为“地平线2020”的改良、完善版，将比“地平线2020”更具开放性，鼓励计划研究成果、数据更大范围的共享和使用；更具包容性，整个计划下不同任务的设定、招标指南的撰写等将更多地听取和凝聚公众意见，在公众意见、政策制定者、产业和科研界多方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研发任务招标指南；同时整个计划也将更加精简，以更加明晰的方式展现计划设置层级，简化计划申请和执行的行政和管理流程，为计划的高效、有效运转提供高质量的在线和线下的公共服务。
但是，从这种相似性中，其实也不难发现其中根本的差异。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既具有唯物主义属性，承认实践依赖自然条件、具有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意识形态规律、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发展方向，同时又强调人们的自由意志、劳动创造，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页、第54页。马克思在从“博士论文”到“巴黎手稿”等早期文献中，一直注意强调意志力等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意义，而后在批判黑格尔哲学、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历史唯心主义的总体语境下，非常强调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但是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开始同时批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共同的片面性，由此才开创了具有马克思主义反对虚伪陈述、抽象认知、脱离具体时间的实践哲学特性。众所周知，恩格斯晚年也曾经特意一再强调全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不少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自己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不能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把经济因素看作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把唯物史观“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主义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既受经济运动的制约，同时“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页、第696页、第697页。显然，实践是真实、复杂和规律性的过程。而对于实用主义来说，这些都不是“实践”的必要、必然和重要的规定性，“实践”的最根本意义在于它把抽象理论呈现为一种可以感知、可以经验的结果或效果。显然，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实在存在，具有创造历史的本体地位，而实用主义只把实践看作是认识的“显影剂”，并不具有历史的本体意义。
其二，表面看来，两者都强调实践相比抽象理论思维的根本性、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都曾经一再强调实践相比抽象理论思维的根本性、重要性。人们都熟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要求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强调召唤：“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而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士也一样强调“实用主义是一种方法”，“实用主义的方法主要是一个解决形而上学争论的方法，否则争论就无尽无休。……弄清一个思想的意义，我们只需断定这思想会引起什么行动。对我们来说，那行动是这思想的唯一的意义”。[注][美]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孙瑞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6页。区别则在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把实践看作是社会历史及其意识、文化等的实在本体，是自在自为的主体性实体和实体性主体活动，是现实的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而进行生产、交往、思辨等各种实践活动，是人类一切认识、文化、历史、社会、人性、智慧的基础、标志、源泉和归宿，而不像实用主义那样，把实践只是看成判断认识真理性的方法、工具。
其三，表面上，两者都强调实践相比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极端对立而言的居间性。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首当其冲直接批评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但是与此同时也批评唯心主义，因为“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表面看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绝对对立——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而唯物主义缺乏主体、活动的立场。但是总体来看，两极相通——他们都不知道真正意义的“实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而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士在他著名的《实用主义》一书中，几乎通篇都在讲一个道理：实用主义是各种抽象理论派别之间的“调停人”。“我提出这个名称古怪的实用主义作为可以满足两种要求的哲学。它既能像理性主义一样，含有宗教性，但同时又像经验主义一样，能保持和事实最密切的关系。”[注][美]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孙瑞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0页。
区别点在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认为，实践之所以具有把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思维和存在、物质和精神等等对立面统一起来的包容性、丰富性，只是因为所谓实践就是这种对立统一关系的本体，或者说，就是这种关系本身的概念反映。实践不是用来充当各种冲突的“调停者”，而就是这些冲突的事实和现象的概念提炼，所以就是它们本身。所谓“实践”，无非不过就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思维和存在、物质和精神等等对立面统一的活动、过程、事情、现象而已。毫不奇怪，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实践”，必然具有真实性存在、自由性特质、物质性属性、历史性过程、社会关系结构、矛盾发展规律、人民价值情怀、自由解放理想、具体处境局限等等几乎无限的认识侧面和可能。这种内涵规定性和本体论确认，总是出乎实用主义的动机意外、视域意外的。
由此再来追问，实践是否存在所谓“我行”“实用”“实证”等概念的“域限”呢？
关于这种实践论转向的哲学观意蕴，限于篇幅，这里只举出几个重要辩驳证据。(1)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要从对宗教的批判转向对德国国家制度的批判，这种转向的目的是探讨“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为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于是哲学的角色就(从“米那法的猫头鹰”)转变成为“高卢雄鸡”。[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6页。(2)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针对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布鲁诺·鲍威尔)停留于抽象神学批判的观点和方法，一方面把对法学、国家学的批判引向其经济学的批判，另一方面又针对“国民经济学家”的非批判立场，提出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对象化与异化区别)达到对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实践哲学的批判，进而通过劳动异化理论超越资产阶级实践哲学，提出共产主义的实践目标。(3)从“提纲”提出“以往的哲学家只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哲学观已经横空出世、卓然独立。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转向，首先是一个哲学观事件，至于此外的具体层面如本体论、认识论、世界观、方法论，意义尚在其次。
由这种关于“域限”的辩证法也就不难理解，学者们自己构想的所谓“后实践哲学”，本身不过是一种违反实践规律的理论僭妄。实践既具有“终极性”又具有“非终极性”，实践难免要在“终极性”与“非终极性”中沉浮进出。长远来看，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实践，不能离开它的具体处境、丰富内涵、复杂矛盾来考察，也不能完全离开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和发展方向孤立看待，只能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基础上获得清醒意识和创造发展。因此，甚至“主义”话语对于“个体”话语的专制与剥夺，虽然并非不可能而且由于各种原因的确存在并且值得特别警惕，但是这种“存在”并不具有实践的现实性，相反必将在现实性的实践中被克服。
三、哲学观与世界观、实践观及实践观哲学、世界观哲学的相互关系
产生疑虑观点的第三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不了解哲学观与哲学观点的概念区别，用积重难返的低于哲学观的思维层面臆测误解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进而臆造并强化关于实践哲学的种种“域限”的疑惧。按照“域限”论者的看法，“实践”相比“世界”而言，存在所谓严重的“域限”。因为实践毕竟只是世界的局部现象，世界在时间上、空间上、逻辑关系上都比实践来得更加配得上“始基”的地位和作用，只有世界是无限的而实践永远都是有限的，因此以实践为根基的实践哲学也就如同流沙上的建筑一样岌岌可危。因此他们断言：“以‘实践’消解超验形上学的结果之一就是使实践成为不可能之事。丧失了超验之维的所谓‘实践’,只能是‘无用的激情’的无用挥发而已。”[注]樊志辉：《实践哲学的域限及对实践的自明性的质疑———后实践哲学论纲》，《求是学刊》2000年第2期。那么事情果然如此吗？
全面和历史地考察问题，需要一分为二地分析。一方面，这种疑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的历史阶段和旧的哲学话语体系里的确所言不虚，甚至理所当然。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革新了哲学观，哲学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实践论转向，不只是哲学某些局部观点、观念的改变，而且更是哲学观层面的思想革命。这就意味着，如果能够跃上哲学观的认识层面，不仅从哲学观点、观念上，而且更要从哲学观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及其实践论革命，则所谓关于实践必然存在不可克服的“域限”的执念也就必然烟消云散而去。
因此，必须进一步仔细辨识哲学观、哲学观的认识层面、世界观与认识论的关系问题、实践观哲学与世界观哲学的内容交互性问题。
其一，需要树立哲学观层面的思考高度。学界一般都会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他们自己独特的实践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实践论转向。但是对于这种转向的意义，许多人的理解往往都停留在具体的层面和个别的片段，局限在具体观点和观念，没有站上哲学观高度加以充分注意和深入理解。然而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哲学之所以在哲学史上具有时代转折性的意义，并不在于个别局部理论观点、观念的突破，而是哲学观层面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包括古代中国哲学史、古代及近现代西方哲学史乃至于实用主义在内的旧哲学之间，在对“实践”概念的理解方式、认知习惯和概念定义上存在着非常清晰、严格的区别。这种区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恰恰在于，只有旧的、形而上学视域和概念中的实践，才的确因为阶级、认识目的、眼界等原因而存在显而易见的“域限”，而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是实践“域限”的超越和扬弃。换句话说，非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视域下的“实践”，由于立足于狭义的实践概念，由于从狭隘的实践形态出发看问题，也就的确存在、也必然存在、甚至难以摆脱认识和理论的种种“域限”。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视域里，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存在那种“域限”，相反却具有超越那些以及其他一切“域限”的内蕴、效应和无限能力。因为，从作为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的实践视域出发，实践的最为根本的特性就是在历史中遭遇和超越由自然、社会、思想、利益、时间等等因素造成的“域限”。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所谓实践，就是人类遭遇、营造、超越“域限”的活动和过程。无往不在“域限”中而又永远进行超越“域限”的斗争，这是实践的普遍本质。所以，如果说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质上是超越各种“域限”的活动，那么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同时应该说，人类实践既是自由的、超越的，又无往不在各种“域限”之中。在“域限”之中超越“域限”，这是人类以实践作为自己存在方式的根本逻辑。
这种似是而非的相似性至少有三种情形，应该逐一甄别。
那么，究竟什么是哲学观呢？这个概念向来模糊，以至于与哲学观点、哲学观念等难以区分。[注]参见孙正聿《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实际上，哲学观指的是人们(普通人和哲学家自己)对哲学的基本看法，比如哲学是什么、干什么、有何用等。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哲学的定义(或者由普通人给出，或者由哲学家给出)，规定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等。而哲学观点、哲学观念则可以是关于哲学的任何问题的看法或观点，既可以是哲学观层面的问题，也可以是关于哲学的诸多具体、细节问题的看法(比如本体论、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论等等)。从这个概念区别中，我们应当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史上实现的实践论转向，虽然包括具体层面的观点改变，但是主要还是哲学观层面的观点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精神回归，其最重大、最可贵、最根本的觉悟，也是从哲学观而非哲学观点、哲学观念层面，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内在精神和立足点。理解这种哲学观转向的前提之一，是必须在哲学观和哲学观点、哲学观念之间作出清晰的区分：哲学观对哲学发展的影响层级更高，影响更全面、深刻，而哲学观点、哲学观念则是相对含混的概念。虽然这两者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但是应当特别注意明确区分这两类概念，特别注意从哲学观高度领会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史上实现的实践论转向。而为了概念明确起见，应当慎重使用哲学观念这类含义模糊的词语，或者应当在使用这个词语的时候尽量明确具体所指。
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哲学观，笔者曾经强调指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它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把哲学只界定为世界观的学问，无法反映人类生存和发展实践中丰富、复杂、日益发展着的内容和要求，没有反映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与实践关系的科学的、革命性的认识，因而在认识上视野狭窄、视角僵化、脱离实践，是导致“哲学贫困”的最基本的理论原因。而在实际上，哲学的定义固然可以因认识角度、认识目的、认知阶段等而多种多样，因此，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这种哲学观，自然有其理论基础。但是如果要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观点来说)，哲学毕竟首先是因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实践的需要创生的一门学问，它的使命是从总体上把握这种实践，解决它所面临的某些永恒存在的基本理论问题和被时代凸显为本时代瓶颈问题的“时代焦点问题”。从这种意义上，应该说哲学更是实践观的学问，由这样的哲学观形成的哲学理论可以简单称之为“实践观哲学”，而由前一种哲学观所形成的哲学理论，则可以相应地简称为“世界观哲学”。[注]参见雷龙乾《哲学观新论》，《甘肃理论学刊》1995年第5期；雷龙乾《哲学更是实践观的学问》，《哲学动态》1995年第6期。
其二，要防止从世界观哲学的狭隘视域出发，揣度实践哲学的“域限”。根据大家习以为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表述的观点，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所谓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三大领域或思维与存在两种现象。所谓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主要围绕一个基本问题和三个主要问题展开。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三个主要问题中，一是统一性，二是可知性，三是规律性。其中第一、二两个问题构成唯物论，第三个问题产生辩证法，包括自然、社会、人类思维各领域的辩证法。这些内容，经过多年精细提纯、凝练，已经高度简明、准确、逻辑自洽，也具有非常有效的认识和实践的指导意义。按照教科书内涵的逻辑，世界观人人具有，但是理论化、系统化程度千差万别，所以哲学以世界观为研究对象，可以说就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由此推论，则所谓世界观问题大体也就是哲学的全部范围，只不过经过理论提炼和系统推演而已。这种认为哲学主要是世界观的学问的哲学观构想，我们姑且称之为世界观哲学。
这样的世界观哲学存在明显的局限性。(1)世界观概念相对哲学的关切存在着某些“域限”或盲区。比如人的信念、态度、需求、发明，还有意义、价值、感受、期待，还有憧憬、回忆、审美、享受、批判等，在相当意义上并不是来自于世界，而来自于创造。(2)世界观作为一种“观”，属于认识范围。因此世界观的学问实际上是对认识的再认识，研究的对象并不是世界，而是世界的认识、主观映像。这样的哲学在逻辑上并不能直接有效地获得关于世界的本体、本质、规律性认识。(3)即使上述唯物主义、可知论、辩证法在逻辑上正确，对生活助益也十分有限。现实生活中，爱、牺牲、来生、灵性、美、永恒与恨、功利、当下、丑、异化、短暂等等的争论和探索，远比那些世界“观”问题更加有趣、有意义、有作用。生活观、领会观、做事观、意义观等，比所谓高大玄远的世界观哲学更加称得上真智慧、真哲学。
从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哲学的视角来看，哲学尽可以是世界观的学问、认识论的学问、价值观的学问，但更是实践观的学问。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优点之一是更符合哲学史的实际情况——任何哲学体系本质上都是一定意识形态(群体实践意识)的抽象反映；之二是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情况(原因、初衷、内容、成果、意义)；之三是更符合人民对哲学的期待(哲学承担着从最根本之处建构生活实践意识的使命)。
但是，有人仍然希望为世界观哲学(主张哲学仍然主要是世界观的学问)辩护，企图拯救世界观哲学。理由据说是因为世界观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和把握方式，一种理解成“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的意思，而“‘这样理解世界观理论’的理论后果和实践后果,必然是混淆‘哲学’与‘科学’的区别,乃至于仍然把‘哲学’当成是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另外一种是把世界观看作是“从总体上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理论”,则是“揭示”和“反思”人对世界这种实践关系的理论,是“引导”和“促进”人类争取自身解放的“改变世界”的哲学。[注]参见孙正聿《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孙正聿《解放思想与变革世界观》,《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所以，根本问题是对旧哲学观的反思和革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已经既超越了作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的哲学观，也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作为“从总体上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论”的哲学观。这倒不完全是因为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两大哲学派别也已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世界观哲学”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更主要、更根本的还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早已经对作为一种哲学观的“世界观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这种批判，众所周知，主要是排除中立的“世界观”的可能性，揭示“世界观”的有限性，公然承认自己的“世界观”的时代性、阶级性，进而指出哲学、特别是自己的哲学的目的并不是企图中立、客观地解释世界或者为现实社会、现实生活做辩护，相反是公然从无产阶级和新社会立足点上“改变世界”。从这个角度看，不能天真地设想中立、客观地解释世界的“世界观”。关键问题还在于，关于“世界观哲学”的这种自以为深刻的辩护，一方面显然会妨害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观革命的本质和特性的认知和把握，模糊了这种革命的焦点，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近代认识论(包括黑格尔容纳了“实践”概念的认识论)的界限在认识上的模糊，迎合或坐实了人们(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史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黑格尔化、认识论化的错误思潮、错误判断。另一方面，这种辩护实际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哲学观理论发展有显而易见的误解、抵制和妨害，而其中的原因又主要是出自于对“世界观哲学”在哲学观层面上的局限性判断不足，仍然幻想在认识论层面构想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可能，但是却反而对实践观特别是对实践的根本性地位或本体性地位不能理解、本能抵制，这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哲学观理论上的新认识极其不利。
其三， 要坚信并弘扬“实践观哲学”的“超限”意蕴。实践观哲学在哲学观上的理论优势主要在于不仅能更全面、深入地反映一般哲学的优秀成果和经验教训，而且能更准确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能更深刻地反映哲学学科在人类文化体系中所承担的文化使命，因而能着眼于为人类生活困境寻求出路的高远目标，心胸开阔、能力强大地广泛包容、精准对接、积极吸纳、切实利用好各种哲学智慧资源。在自身建构中，实践观哲学能够更加科学、有机、有效地包容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等哲学课题，深刻反映它们的内在联系，使它们成为亲近人类生活、于人类 有裨益、与时代相适应的科学门类。
从“实践观哲学”视角来看，首先，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了实践论的哲学观。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作家固然非常重视世界观问题，但是他们没有说过哲学就其最终意义而言只能是世界观的学问，无论是列宁还是恩格斯(当然更不用说马克思本人)，他们都既不是世界观哲学的始作俑者，也不是这种哲学观的守护者或捍卫者。因此，坚持世界观哲学的至上权威，并不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立场。马克思曾经旗帜鲜明、振聋发聩地声明，新哲学的使命不是提供对世界的另一种解释，而在于改变世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当然重新解释了世界，但这种解释的最根本、最显著的特征，首先在于它立足于新的(人类解放的)实践，提供了新的实践观，而不是企图提供绝对普世的世界观。哲学的目的是实践，最高问题也是实践，世界观是实践观的构成成分。
其次，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揭示了新“实践”概念的无限性内蕴。实践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标志人的生存方式的哲学范畴，或者说它是“人类的类的存在方式”，包括从生产到交往、从物质生活到艺术体验、从休闲享乐到发明创造等无数活动形式，所以必然是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社会、守护与创新等等规定性的对立统一，这种复杂、富于变化因素的过程来源于自然世界，又是自然世界的自我否定或扬弃。
本研究选取2017年9月19日～2017年9月20日作为典型降雨，24小时降雨量为27.4mm，对五个监测点的水质数据进行平均作为水源地的水质分析依据。
每天我们都会面对着无数的选择，有些事芝麻小事不值得一提，但有些对于我们人生却又较大的影响。我们不断受到无数选择的轰炸，这使我们无法每次都能够做出最恰当的选择。但有个非常有效的技巧——批判性思维。要做到批判性思维有许多方式，但以下四步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建立你的批判性思维。
由这种实践的生存方式，人类一方面立足于自然界、尊重自然规律，另一方面又决然不同于一般自然物而具有一定程度的“超自然”的品格。“自然不会自动满足人，人必须改造自然。”人类不再像一般自然物那样，直接、原始地依附于自然界，而是透过人们的生产体系、社会体系、精神体系、文化体系与自然界相联系。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包含了改造与被改造、认识与被认识、评价与被评价、超越与被超越等等多重多变的因素。人类即使是对于自己的生产体系、社会体系、精神体系、文化体系，也仍然存在着不断“扬弃”的要求。所以，人类有着不同于自然界的、自己的“历史”，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发展史。人类通过生产体系、社会体系、精神体系、文化体系等实际中介，为自己确立了与纯粹自然规律相对而言的“自由的”生存和发展尺度。自由就是自己以自己为根据，它表现为一种替自己的存在的方式“立法”的独立意志。从历史上看，自由尺度的最一般标准就是真善美的统一，而哲学科学的文化使命，恰恰就在于反思和发展这种真善美的统一。正因为人类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存在，所以只有人类才提出对世界本质和一般规律的认识，即提出建立科学世界观的理论课题。“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种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页。
考虑不同产业结构对经济产出影响，产业结构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借鉴刘伟、李绍荣（2002）推导的模型。模型中Y表示总产出，Xi表示第i产业产值，i=1,2,3。
人类是自身反思性的存在，“实践”作为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同样需要从理论上、总体上、根本上加以自觉反思 ，而从学科建设上来看，这种中介的承担者正是哲学，但决不只是世界观理论，因而不是世界观哲学意义上的哲学，而是实践观哲学意义上的哲学。
最后，建立在实践观哲学这种哲学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超限维度多种多样。
这个现象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一是结构性的经济因素。经济下行，建筑业和工业萎缩，这构成了工作机会减少的一个根本原因。二是伴随着移民迁入，相应的工作机会也日益减少。
一是超越视角的“域限”。实践观哲学(强调哲学观层面意义的实践哲学)，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总体性把握和自我扬弃的自觉理论建构，必然反映这种实践的存在方式的全方位视角、多样性要素和多态性过程。这样的实践观哲学既要包容和吸收，又要辩证分析和综合扬弃各种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等等的探究成果，进而立足实践予以反思、检验、发展，视域宽阔，视角多样，具有超越任何“域限”的理论自觉。
二是超越形态的“域限”。实践观哲学一方面要如实反映人类自己生存、发展实践的实际情况，必然是多种多样、动态变化的，另一方面也要能够自觉能动地掌握、扬弃和超越具体实践形态的有限性。这样的实践观哲学，必然要求从根本上杜绝狭隘偏见和玄想性认识的思想“域限”。那种“域限”，本质上只是把特殊的实践形式夸张、玄想成绝对“纲常”、永恒范式的所谓的“实践”的“域限”，而绝对不是现实实践及其实践哲学本身的“域限”。具体到哲学观点、形态、观念而言，实践观哲学重视任何一种具体的哲学观点、形态、观念的认识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但绝不会局限于任何一种具体的哲学观点、形态、观念的认识视角、认识水平。
三是超越视域的“域限”。世界观哲学作为一种旧的哲学历史形态固然曾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也存在重大的视域局限，常常使哲学反思变得非常狭隘、武断，产生不应有的盲区。比如，形成一种以“如实”“科学”认识世界的哲学理想，无形中屏蔽了自由品质和价值理想的实践尺度，并把这种尺度划入所谓“唯心主义”行列，导致一种片面性、僵死性的哲学思维。又比如，把成功、增长、生产等当作通行价值标准，无形当中遮蔽了休闲、游戏、体验、牺牲等价值尺度。还比如，强调面对世界的征服、利用而忽视了与世界的共处、保护等意义。为此实践观哲学强调，世界观是永恒必要的，而世界观哲学的狭隘视域则必须予以超越。
复用方式包括64Kbit/s复用保护和2Mbit/s复用保护。其中一些电网公司2Mbit/s复用保护越来越成为主流。所以本文将阐述 2Mbit/s复用为主。2Mbit/s复用方式是保护装置的光收、发接口利用数字复用技术通过2Mbit/s数据复用接口与SDH 设备及复用通道和对侧保护装置相连。
辩证地看来，世界观哲学力图用世界观消解实践观的主观性带来更多的片面性，实践观哲学用实践观超越世界观的单面性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境界。相对而言，实践观哲学立足人类实践、跃上哲学观层面，扬弃了世界观哲学，视角更多样、视野更宽阔、视点更灵活，具有充分、持续的超越理论和实践“域限”的性质、能力和趋势。
A Critique of Criticism: Ultralimits of Chinese Marxist Practical Philosophy
LEI Longqian
Abstract:Marxist philosophy is essentially a thorough philosophy of practice. The misgivings about Marxist practical philosophy have arisen mainly out of mis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text for Marx’s statements about ‘natural priority’, the concept of practicalness in Marxist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outlook in Marxist practical philosophy, However, a critique from a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 will dispel these misgivings and reinforce our confidence in Marxist practical philosophy.
Keywords:critique, Chinese Marxist practical philosophy，ultralimits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18)05-0162-11
①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哲学基础研究”阶段性成果(14XZX001);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契合进路的哲学研究”阶段性成果(13C020)
作者简介：雷龙乾，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 西安,710119)。
(责任编辑 廖国强)
标签：批判论文;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论文; 超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