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时期的丝绸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夏论文,丝绸之路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02)01-0091-06
古老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的纽带，在中西方关系史上地位重要。西夏文文献《天盛律令》的发现，证实了西夏在仁孝时期与西州回鹘、大食等国有经济往来，纠正了人们以往对西夏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完全中断的错误认识。11～13世纪初，丝绸之路是否一直都像仁孝时那样通畅？西夏与西州、大食之间的交往如何？西夏时期，陆上丝路有什么特点？这些问题不仅是西夏商业研究的重点，而且对西夏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都至关重要。笔者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以上问题作一探讨。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有关西夏“阻断”丝绸之路的史料分析
西夏是从割据陕北的党项政权逐步发展而建立的国家。党项首领李继迁占领灵州后，不断向河西走廊进军。经过李德明、元昊父子的努力，最终拥有了丝绸之路东段的甘州、凉州、瓜州和沙州。文献记载：大食国与北宋往来，“先是，其入贡路由沙州，涉夏国，抵秦州。乾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至天圣元年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注：《宋史》卷四九○，《大食传》、《回鹘传》。）；“甘州数与夏州接战，夜落纥贡奉多为夏州钞夺。及宗哥族感悦朝廷恩化，乃遣人援送其使，故频年得至京师”（注：《宋史》卷四九○，《大食传》、《回鹘传》。）；西夏对回鹘人的过境贸易课以重税，“商人苦之”（注：洪皓：《松漠纪闻》。）。许多同志依据这些史料而认为西夏的兴起阻断了丝路贸易，西来的商人、使节只得绕行青唐路至中原王朝。
从第一条史料记载而得出西夏时期丝路不通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众所周知，10世纪后庞大的阿拉伯帝国——大食，日益衰落，四分五裂，西方相继出现了许多阿拉伯血统的小王朝，在中亚和西亚东部有塔吉克人的萨曼王朝、伽色尼王朝、廓尔王朝等政权，阿拔斯王朝早已无力控制全局，仅剩虚名罢了。我国文献记载，“大食者，诸国之总称也。有国千余所”（注：《岭外代答》卷二《海外诸蕃国》。），也反映了这一点。如果说阿拉伯帝国的阿拉伯半岛、阿拔斯王朝腹地的伊拉克及伊朗、巴基斯坦沿海便于从海路与中国往来的话，那么距中国很近的中亚内陆地区的商旅跋山涉水，绕道几千里至海湾，再从海上来中国就难以让人相信了。阿拉伯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洲，随着航海业的发展，早在唐代就有许多商人乘船来到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等地贸易。远航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使阿拔斯王朝将首都从巴士拉迁到了巴格达。正如当时的大食王所说：“这个地方是良好的军营。此外，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老远的中国联系起来，可以把各种海产和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及其四周的粮食，运来给我们。这里有幼发拉底河，可以把叙利亚、赖盖及四周的物产，运来给我们。”（注：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340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直通波斯湾，反映8世纪中叶，阿拉伯海上贸易十分繁荣，中国与大食西部之间的商贸往来多沿海路。水上运输与陆路运输相比有许多优势，早在倭马亚王朝时代，帝国的商业枢纽伊拉克的水上交通就比陆路交通繁忙。商队由境内的大小河流抵达海湾，进入海洋与各国交易。“因为长途运输取水路，既减少沿途奔波，节省运费，又比较安全，不似驼队在浩瀚的万里黄沙中沉重地跋涉前进，或在偏僻的山坳中迤逦而行，不但困难重重，耗费时日，而且经常遭受自然灾害和游牧人的拦劫；何况水上运输，即使在炎炎盛夏，也是凉风徐徐，商货不易腐坏。”（注：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第31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这大概也是海上运输的优点吧。唐王朝在西域的烽戍防卫系统和驿馆系统，使丝路上的各国商旅络绎不绝，我国新疆、西安等地多次发现波斯、大食的金银币说明从陆路来华的西方商人很多。唐代都城长安就是胡人胡商云集的地方，整个城市弥漫着浓重的胡风。西市是胡商聚居之处，他们在这里开设商肆、酒肆、波斯邸，从事珠宝、香药等买卖。长安的情况表明阿拉们帝国东部内陆地区的使臣、商旅没有舍近求远，跋涉万里冤枉路从海港乘信风长途颠簸而行，还是多沿古老的陆路到中国。总之，唐代广州、泉州、扬州和长安的大食商人多根据距中国的远近和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来华贸易路线是经海路还是走陆路。北宋不考虑大食国东部地区距中国很近的地理条件而令大食贡使和商旅均从海路来中国是不现实的。北宋的诏书出自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这时的西夏尚未完全占领河西，宋朝仅仅“恐为西人抄略”，就令大食贡使从海路由广州至京师，只能证明不是西夏而是北宋阻碍了陆路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方商贸往来。“先是，其入贡由沙州，涉夏国，抵秦州”告诉我们，大食到北宋的贡使没有走便捷的直道，绕到夏国的目的应是与西夏贸易。北宋令大食贡使、商贾从海上来华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垄断国际贸易，从经济上打击西夏。
第二条史料记载的是西夏立国前与甘州回鹘争夺河西，多次劫掠回鹘遣往北宋的贡使，在吐蕃的护送下回鹘贡使才“频年得至京师”。河西走廊历来为多民族杂居区，唐末五代宋初，使人、商队在这里往来极不安全，劫货伤人的流血事件常常发生，“各部首领和各地首脑需要时时通过‘和定’来调整彼此的利害关系和结束冲突，般次往来是否平安，在很多时候也取决于各部和各地的和定关系”（注：张广达：《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3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西夏与回鹘争夺河西时，相互掠夺，也就不足为奇了。双方争夺的结果是元昊取得了胜利，甘州成了西夏的一部分。因此，这条史料与西夏劫掠西域贡使和商旅没有必然联系，不能说明是西夏阻碍了丝路贸易。11世纪后，回鹘活跃在甘州及其以西的广大地区，建立了高昌（西州）、于阗、喀喇汗等政权。甘州回鹘为其中的一支，以甘州回鹘与西夏立国前的冲突替代整个回鹘与西夏的关系，得出西夏一直掠夺西来贡使和商人的结论显然是不妥的。回鹘贡使过吐蕃至北宋的道路，也是一条重要的交通线。这条丝绸古道从甘州的扁都口越祁连山，东南至青唐城（今西宁）后，沿湟水、渭水到长安，最后抵达开封城。事实上，中原王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是很多的，有些经过河西走廊，有些不经过。不经过河西走廊的除青唐路外，还有吐谷浑道。吐谷浑道从青海湖之南至都兰，穿柴达木盆地、阿尔金山隘口抵若羌，与新疆境内的丝绸南路重合。北魏时，宋云、慧生从洛阳，途经长安去印度取经走的就是这条线路（注：《西域求经记》，《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历史上，往来于这条道路上的商旅也很多。文献记载，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凉州刺史史宁在与吐谷浑的一次交战中，获“胡商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绢以万计”（注：《周书》卷五十《吐谷浑传》。）。吐谷浑“国无常赋，须则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注：《魏书》卷一一○《吐谷浑传》。），说明境内的商贾很多。西夏时期，柴达木盆地以北的于阗及其以西各国与宋朝往来走吐谷浑道，顺理成章，不是什么异常。西夏建国前，甘州回鹘沿青唐线来中原这一史实，也无法证实西州、大食的贡使和商人在西夏建国的两个世纪中一直沿此道进入内地。
第三条材料是说西夏对回鹘人的过境贸易课以重税，“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陈炳应先生将西夏“十而税一”的税率与宋朝、大食巴士拉的税额进行比较，认为不算特重，“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商人们找到了减税的办法，‘后以物美恶杂贮毛连中，然所征亦不赀。其来寖熟，始厚贿税吏，密识其中，俾指之’，即用贿赂税吏和好坏掺杂的办法，解决西夏税收中最苛重的因素等于大大降低税率。因此，税率问题不至于对丝路贸易有严重影响。”（注：陈炳应：《西夏的丝路贸易与钱币法》，载《中国钱币》1991年第3期。）由此可见，用以上三条史料来说明是西夏阻断了丝路贸易是不合适的。
二、西夏时期，丝绸之路基本上是畅通的
文献记载，西夏统治者十分重视商业利益，李德明请求宋朝准许大食的商人、使者途经夏境就是一例。元昊统治时期，西夏曾于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向宋朝贡“大石样金渡黑银花鞍辔，金渡黑银花香炉”（注：《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六。）。“大石”应是“大食”，这一贡品说明西夏与大食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往来。宋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西夏派往北宋贺正旦的使臣，“其所贸易约八万贯。安息香、玉、金青石之类，以估价贱，却将回。其余硇砂、琥珀、甘草之类，虽贱亦售”（注：龚鼎臣：《东原录》。）。安息香产自波斯，金青石为阿富汗的特产，玉以于阗的品质最好，说明谅祚时西夏与大食、于阗有商贸关系。《宋史·夏国传》记载“西若天竺、于阗、回鹘、大食、高昌、龟兹、拂林等国，虽介辽、夏之间，筐篚亦至，屡勤馆人”，说明宋朝与西域各国的往来并未因西夏的兴起而中断。《宋史·于阗传》“知秦州游师雄言：‘于阗、大食、拂囯等国贡奉，般次踵至，有司惮于供赉，抑留远方，限二年一进。……’从之”，招待频繁而至的西方贡使成了沿途北宋地方财政的沉重包袱，反映绍圣年间，丝路上来自西方的使团、商队络绎不绝。《宋史·回鹘传》“然回鹘使不常来，宣和中，间因入贡散而之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久不归。朝廷虑其习知边事，且往来皆经夏国，于播传非便，乃立法禁之”，北宋末年，回鹘供使正是途经西夏而到宋朝的。
北宋灭亡后，西域回鹘多次入贡于金，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回鹘喝里可汗遣使入贡”、“沙州回鹘活剌散可汗遣使人入贡”（注：《金史》，卷三《太宗纪》、卷三《太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五《海陵纪》、卷五《海陵纪》、卷七《世宗纪》、卷一三四《西夏传》、卷五十《食货》。），天会九年（公元1131年）“回鹘隈欲遣使来贡”（注：《金史》，卷三《太宗纪》、卷三《太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五《海陵纪》、卷五《海陵纪》、卷七《世宗纪》、卷一三四《西夏传》、卷五十《食货》。），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回鹘遣使朝贡”（注：《金史》，卷三《太宗纪》、卷三《太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五《海陵纪》、卷五《海陵纪》、卷七《世宗纪》、卷一三四《西夏传》、卷五十《食货》。），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回鹘遣使来贡”（注：《金史》，卷三《太宗纪》、卷三《太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五《海陵纪》、卷五《海陵纪》、卷七《世宗纪》、卷一三四《西夏传》、卷五十《食货》。），皇统四年（公元1144年）“回鹘遣使来贺”（注：《金史》，卷三《太宗纪》、卷三《太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五《海陵纪》、卷五《海陵纪》、卷七《世宗纪》、卷一三四《西夏传》、卷五十《食货》。），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回纥贡献”（注：《金史》，卷三《太宗纪》、卷三《太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五《海陵纪》、卷五《海陵纪》、卷七《世宗纪》、卷一三四《西夏传》、卷五十《食货》。），正隆元年（公元1156年）“回鹘使使寅术乌笼骨来贡”（注：《金史》，卷三《太宗纪》、卷三《太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五《海陵纪》、卷五《海陵纪》、卷七《世宗纪》、卷一三四《西夏传》、卷五十《食货》。），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回纥遣使来贡”（注：《金史》，卷三《太宗纪》、卷三《太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五《海陵纪》、卷五《海陵纪》、卷七《世宗纪》、卷一三四《西夏传》、卷五十《食货》。）。蒙古建国前，一位“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的回鹘商人，曾煽动成吉思汗南下用兵（注：彭大雅、徐霆：《蒙鞑备录》，引自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第8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说明西域与金朝一直在政治、经济上都有一定往来。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敕禁门》规定：“向他国使人及商人等已出卖敕禁物，其中属大食、西州国等为使人、商人，已出卖敕禁物，已过敌界，则按去敌界卖敕禁物法判断。已起行，他人捕举告者当减一等，未起行则当减二等，举告赏亦按已起行、未起行得举告赏法获得。大食、西州国等使人、商人，是客人给予罚罪，按不等已给价□当还给。此外其余国使人、商人者，买物已转交，则与已过敌界同样判断。若按买卖法价格已言定，物现未转交者，当比未起行罪减一等。大食、西州国等买卖者，骑驮载时死亡，及所卖物甚多，驮不足，说需守护用弓箭时，当告局分处，按前文所载法比较，当买多少，不归时此方所需粮食当允许卖，起行则所需粮食多少当取，不允超额运走。”反映仁孝时期，西夏与大食和西州的关系友好，贸易交往密切，在特殊情况下可将驮物牲畜、粮食、弓箭等禁物卖给这些国家的使者和商人。“已过敌界”、“及所卖物甚多，驮不足”说明仁孝时，大食、西州等国使团和商队穿过夏境与多国进行商贸交往。以上表明，介于金与西域之间的西夏并未阻碍中西方的交往。由于西夏文献稀少，目前尚不清楚仁孝以后的50多年西夏与西方的交往情况。依据西夏历代统治者重视对外贸易及蒙古兴起时西域商贾仍到金贩卖的史实，我们已不难得出西夏时期陆路丝路基本畅通这一结论。
三、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
西夏除了和西州、大食有经济交往外，商贸来往最多的还是丝路东端的国家——宋、辽、金。西夏前期与北宋、辽经济往来频繁。西夏至宋朝的贡使“纵其为市”，设置在双方边境上的官方榷场、和市，买卖兴隆。除此之外，两国边民之间还有私市。榷场贸易中，西夏以畜产品、土特产换取北宋的锦帛、罗绮、香料、香药、漆器、瓷器等。西夏因与北宋贸易而“公私无乏”、“资用饶足”（注：《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三八，司马光《上哲宗乞还西夏六寨》。）。西夏与辽一直友好，西夏使者频繁至辽，贡使贸易不断，西夏使人还在辽境沿路私市交易。辽在云中、上石楞坡、天德、云内、银瓮等处设市场，允许双方买卖。金灭北宋，在夏金边界的兰州、保安、绥德、东胜、环州等地设立榷场，并沿袭辽在云中、上石楞坡、天德、云内、银瓮等处的互市（注：《大金国志》卷十三。），而且允许夏使在京城买卖货物。夏金之间频繁遣使，商贸往来很密切。西夏与南宋没有什么交往，因而茶叶、丝绸多从金获取。
西夏与周边民族都有经济联系。茶叶是饮乳吃肉的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西人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唯茶，而乏茶为市”（注：《宋史》卷一八四《食货》下。）。北宋与西北少数民族间的茶马贸易很盛，“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注：《封氏闻见录》卷六《饮茶》。）。茶叶也是西夏与西部民族贸易的重要商品。西夏每年从北宋获得大量茶叶，与西蕃之间“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九。）。唐朝以绢买西北之马，北宋以银、绢、盐、茶等物博西北的马匹，可见绢等丝织品很受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欢迎。西夏的织绢院生产一定数量的丝织品，通过岁赐、回赐、贸易等途径，从北宋得到大量丝绸。苏轼曾说，西夏“每一使至，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获率不下二十万缗。使五六至，而累年所岁赐可以坐复”（注：《宋文鉴》卷五十五，苏轼《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西夏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繁，经济基础薄弱，人民常以野菜充饥，生活困苦。西夏法典《贞观玉镜将》和《天盛律令》以丝绸、银两、茶叶来奖励立战功的将士和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文臣，可以看出丝绸是十分难得的稀罕物，不是人人轻易能得到的，境内丝绸的商品率不可能很高。很多史料表明，西夏一旦与北宋关系恶化，双方贸易便会中断，西夏经济立马疲困，一匹绢涨到十几贯甚至几十贯。丝绸轻软，便于携带，价钱很高，一向是东西方商人长途贩卖的理想商品。结合西夏国内人民生活艰辛、购买力有限的情况，从北宋带回来的丝绸应是卖给境内外的商贾，通过他们再向西贩运。西夏因转手丝绸贸易，获利很多，成为充实国力的重要手段。
仁孝时，西夏与金、西辽、吐蕃、西州、大食有外交往来（注：《天盛律令》，卷九《事过问典迟门》、卷十九《供给驮门》、卷七《敕禁门》，见史金波、聂鸿音、白滨等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天盛律令·使来往门》规定：“他国来使，住于京师馆驿，依官买卖，未住诸人不许随意买卖。若违律买卖不纳税，则承诸人买卖逃税之罪，赐举告赏当与前相同。依税法纳税，并因不应买卖，徒二年。”可知西夏首都兴庆府内有馆驿专供外国使者、商人歇息、交易，政府征收外贸税。《天盛律令》有《与敌大使买卖》条，说明西夏政府从不轻易错过获取利润的机会，对商业高度重视。西夏的榷场交易和贡使买卖都以官方为主，《天盛律令·他国买卖门》都是有关去国外采购商品的法律规定，反映官商在对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西夏法典规定，“皇城司、三司等往汉、契丹卖者，坐骑骆驼预先由群牧司分给，当养本处，用时驮之”（注：《天盛律令》，卷九《事过问典迟门》、卷十九《供给驮门》、卷七《敕禁门》，见史金波、聂鸿音、白滨等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反映西夏使团、商队还常去西辽买卖。从《天盛律令·畜患病门》“马院所属熟马、生马及予汉、契丹马中之患疾病、生癞者，当告局分处，马工当遣医人视之”，可知西夏贩往西辽的商品中有一定数量的马匹。西辽地域辽阔，疆界“东北至叶尼塞河上游，与吉尔吉斯为邻；西北越过巴尔喀什湖，包括康里人活动的地区，西至咸海以北地区”（注：魏良弢：《西辽史研究》第130页、第146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高昌和喀喇汗均为其属国。西辽的国际贸易相当发达，“处于商道的大城怛逻斯，讹打剌等都有专供商队过往食宿的旅店和出售商品的地方。国际贸易贩运的商品主要是高级消费品：中原的丝绸和高级工艺品、中亚和西亚的珠宝玉器和香料等。此外，奴隶也是贩运的对象之一，他们主要来自北方游牧部落，多运往河中和西亚地区”（注：魏良弢：《西辽史研究》第130页、第146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这一时期，西夏的贡使、商人穿梭在金与西辽之间，在国际贸易中充当着重要角色。
西州回鹘与西夏友好，贡使、商队常往来于西夏。其实，西夏时西域回鹘各国对商业是非常重视的。喀喇汗王朝把商税视为国库的主要收入。《福乐智慧》说：“商业带给国家利益很大，这样才能保证国库免于匮乏”，国王“要保护商道的安全，肃清一切盗贼”（注：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283页、第286页，第28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文字史料和考古材料已证明，地处中西交通枢纽的西域回鹘各政权，同东方的宋辽金、印度、西亚、北非和东南欧都有发达的贸易关系。仁孝时，西夏用西方的珠玉在榷场上换取金的丝帛，金认为这是以无用易有用，于是关闭了兰州、保安榷场（注：《金史》，卷三《太宗纪》、卷三《太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五《海陵纪》、卷五《海陵纪》、卷七《世宗纪》、卷一三四《西夏传》、卷五十《食货》。），反映西夏的转手贸易有一定的规模。西夏与西域回鹘的交往是多方面的，西夏境内翻译佛经的高僧有许多是回鹘人，西夏汉文《杂字·果子部》有“回纥瓜”（注：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二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西夏与大食的交往，对西夏经济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天盛律令·畜利限门》规定“大食之骆驼数依所成幼仔交纳”，“大食之骆驼毛绒、酥不须交纳，牧者持之”，来自大食的骆驼已在西夏畜牧业中占一席之地。西夏汉文《杂字·果子部》还有“大食瓜”（注：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二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众所周知，阿拉伯帝国地理位置优越，大食商人穿行在欧亚非之间，在中国贩运的商品历来以香药、宝石、珍珠、象牙、犀角为主，从中国输入的货物也主要以丝绸、瓷器、纸、墨、香料为大宗。许多大食商人因经营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而致富。西夏虽能生产一定数量的丝绸、瓷器、纸、墨，但产量和工艺无法与中原产品相提并论。西夏前期，这些商品主要从北宋进口；后期主要从金朝获得。仁孝时，西夏官库存放着金银、丝绸、钱币、陶器、漆器、药材等等。药材中有香象牙、珍珠、珊瑚、乳香、没药、龙脑等产自西域和大食的药品。仁孝时，金与南宋的经济交往十分密切，金通过榷场从南宋购得茶叶、各种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等，但“犀象丹砂之类不与焉”（注：《金史》，卷三《太宗纪》、卷三《太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五《海陵纪》、卷五《海陵纪》、卷七《世宗纪》、卷一三四《西夏传》、卷五十《食货》。）。仁孝时官库内的香象牙、龙脑等物品应是从西方获得的。西夏所在的河西走廊出产大黄，早在罗马时代大黄就输往西方。蒙古灭夏时，耶律楚材得大黄治好病疫军士几万人（注：《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元代，商人踊跃到西夏故地购买大黄，“贩售世界”（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一卷，引自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97页。），大黄也应是西夏输往西方的主要商品之一。《天盛律令》严禁将人口、牛、马、骆驼、军披、铠甲、弓箭、枪剑、刀、铁连枷、马鞍、装剑袋、金银、种种铁柄、披甲、编连碎段、毡垫、粮食、骡、驴、钱、牛皮、骆驼皮、马皮贩卖到敌界（注：《天盛律令》，卷九《事过问典迟门》、卷十九《供给驮门》、卷七《敕禁门》，见史金波、聂鸿音、白滨等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没有特殊情况粮食、弓箭不能随意卖给西州和大食商人，不难看出这些物品多数也应是外商禁买之物。
四、西夏时期，陆路丝路上中西贸易递减的原因
北宋与西域和大食的交往非常密切，从陆路和海路东来的贡使、商队络绎不绝。南宋与西方的交往十分频繁，杭州、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外商云集，商船穿梭不止，“南宋初，仅广闽二处，市舶之利即达二百万缗，成为南宋偏安政府的主要收入项目”（注：张广达：《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载《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4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辽史》记载，辽与西域回鹘各政权的往来也很亲密，至辽国的贡使不断。到了金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史》记载回鹘朝贡金的次数就比朝贡宋辽的次数少得多，章宗后不见回鹘贡使入贡。现有的西夏文和汉文文献也看不到仁孝后，西夏与西域回鹘、大食间有什么交往。说明西夏时期陆路丝路上的中西商贸往来自北宋灭亡后逐步减少。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1.北宋灭亡后，金和西夏所拥有的、能够吸引西域及西方商人的商品越来越少。丝绸、茶叶、瓷器是中国向国际市场提供的最重要的商品，深受西方人的喜爱。金灭北宋，南宋据富庶的南方与之对峙。唐代，我国经济重心已经南移。宋代，南方丝织业迅猛发展，长江以北金朝的丝绸产量和水平自然赶不上两宋。受自然条件的制约，金不产茶叶，茶要从南宋购买。同两宋相比，金就失去了与西方贸易的拳头产品——丝绸和茶叶优势。辽金同处北方，但辽每年从宋朝获取10万两银、20万匹绢的好处，对外贸易所需的银、绢有一定保障。《福乐智慧》“褐色大地披上了绿色丝绸，契丹商队又将桃花石锦缎铺陈”（注：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283页、第286页，第28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反映辽销往西域的丝绸很多。西夏所在的地理环境较为恶劣，多荒漠，不产茶，丝绸产量有限，经济基础薄弱，综合国力远不如宋朝，缺少与西方通商的绸缎、茶叶和瓷器。北宋时，西夏常年从宋朝获取大量的丝绸、金银、茶叶等岁赐，尚可弥补物产的不足。北宋灭亡后，岁赐取消，大部分丝绸、金银、茶叶等物只能通过金间接获取。夏金贸易远不如宋夏贸易。金多年不在夏金边界上设榷场，夏正德八年（公元1134年），西夏“请于陕西互市，金主不许”（注：《西夏书事》卷三十四、卷三十五、卷三十八、卷三十八。）。宋至夏大庆二年（公元1141年），在西夏多次请求下，金才同意设兰州、保安、绥德三处榷场（注：《西夏书事》卷三十四、卷三十五、卷三十八、卷三十八。）。虽有榷场，金常找各种借口将其关闭。夏乾祐三年（公元1172年），借“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有用”，废兰州、保安榷场（注：《西夏书事》卷三十四、卷三十五、卷三十八、卷三十八。）；夏乾祐八年（公元1177年），担心西夏与西辽往来，“绥德榷场亦罢”（注：《西夏书事》卷三十四、卷三十五、卷三十八、卷三十八。）。西夏后期，因金限制西夏贡使的商业活动，两国关系恶化。最终，金断绝了双方的贸易往来。西夏靠与金贸易来弥补自身经济缺陷这条路越走越窄，加之境内自然灾害频繁，国家迅速衰落。西域各国及西方人喜爱的丝绸、茶叶等产品很难再从西夏得到。因瓷土、工艺不如宋金境内的好，西夏生产的瓷器质量自然赶不上这两国的水平。由于缺乏吸引外商的商品，西夏后期与西方的商贸交往随之衰落。2.蒙古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夏、金同西方的商业交流。12世纪中叶后，漠北蒙古日益强大，很快崛起。漠北与西域、中亚邻近，蒙古贵族很早就和西方商人关系密切，大蒙古国的开国功臣中就有中亚商人阿三（注：邱树森：《元初伊斯兰教在中国北方和西北的传播》，《回族研究》2001年第1期。）。蒙古贵族需要中亚国家生产的锦缎、钱币、珍奇玉物、粮食、酒类等物。成吉思汗对待商人总是以上好的价钱，给予优厚的待遇，使得四方商人纷至沓来。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张，西方商人的政治地位逐渐提高，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的使团主要由商人组成。大蒙古国蒸蒸日上，西夏、金的国势却每况愈下，西夏末年已附属蒙古征讨金国。蒙古的强盛及其实行的重商政策，致使蒙古与西方的贸易兴盛，这样自然就削弱了西夏、金同西方的商业往来。蒙元时期，中西之间便利的驿道，使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了青春，驿道上使者、商队东来西往，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