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民暴动的压力下——苏联新经济政策的起因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暴动论文,起因论文,新经济论文,压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粮食垄断、粮食征收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采取这些措施并不是后来所说的纯粹出于战争的需要，或者说战争所迫。早在1917年9月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一文中，列宁就宣布：“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1] 可见，革命后采取的一些措施如粮食垄断、粮食征收制等等早在革命前已经设想好了，被看作是无产阶级管理国家的有力手段。
实际上，粮食征收制是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早已实行过的措施。这些措施引发了广大农民的不满，反对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农民起义持续不断，这是导致它们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实行的粮食征收制，解决了军队和城市工厂的基本供应问题，保证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十月革命后农民根据土地法令无偿获得耕地，但是在粮食征收制下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征收得一干二净，土地的社会化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实际好处。大量的和过量的征收，某些征粮队的暴行，缺衣少食甚至饥饿的状况，使广大农民群众越来越无法忍受。于是，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有一起暴动就叫做“木叉起义”），举行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如果说，国内战争的前一阶段是苏维埃政权反对白卫军的战争，那么，在其后期就逐步转变成广大农民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党经常说，在国内战争中同农民建立了政治联盟，而缺乏经济联盟。然而，缺乏经济联盟作基础的政治联盟是不牢靠的。
农民的反抗最初是自发的、零星的，在国内战争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农民队伍的倒戈现象。但发展到后来，就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者暴动，在苏联时期的史书上通常都叫做“盗匪活动”，而对农民暴动的镇压则叫做“剿匪”。1920年末至1921年初，农民武装暴动席卷西西伯利亚、坦波夫省和沃罗涅日省、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顿河流域、库班、乌克兰和中亚等地。引发起义的根本原因基本上是相同的：普遍的饥荒，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征粮队的粗暴不法行为，苏维埃的“变质”——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工具。下面举几次较有代表性的起义为例。
安东诺夫暴动
这是1920年8月，在坦波夫省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因领导人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大·安东诺夫而得名，在苏联史书上叫作“安东诺夫叛乱”。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打倒粮食征收制！”、“自由贸易万岁！”，“在斗争中夺回自己的权利！”，“劳动农民联盟万岁！”。这是有行动有纲领的农民起义。
其纲领叫做“劳动农民联盟纲领”，内容如下：1、全体公民不分阶级政治上一律平等。2、结束国内战争，建立和平生活。3、竭尽全力协助同外国列强建立巩固的和平。4、按照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的原则召开立宪会议。5、在召开立宪会议之前，由参与同共产党人斗争的各联盟和政党在地方和中央选举临时政权。6、言论、出版、信仰、结社和集会自由。7、全面实施原立宪会议通过的土地社会化的法令。8、通过合作社满足城乡居民对生活必需品，首先是食品的需求。9、调节国家管理的工厂中劳动和产品的价格。10、部分工厂实行非国有化，大工业、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应当掌握在国家手中。11、对生产实施工人监督和国家监视。12、允许外国和俄国资本参加国内经济生活的恢复工作。13、立即同外国列强恢复政治和商务经济联系。14、原俄罗斯帝国内各民族自由自决。15、为恢复小农户提供广泛的贷款。16、手工业生产自由。17、学校中自由讲授，普遍的识字义务教育。18、目前还在活动的有组织的志愿游击队在召开立宪会议及其解决常备军问题之前不得解散。[2] 除第5条排斥共产党人外，很难说这是一个反革命的纲领，至少其中许多要求是合理的。
安东诺夫的队伍不断扩大。1920年9月有4000名武装人员，约万名手持叉子和镰刀的农民。到1920年底，有军队15000人，而到1921年5月达50000人。这是一支农民军队，有自己的纲领口号，良好的指挥，其建制和红军类似，也设有政委，在士兵和农民中开展政治工作。据历史学家M.库巴宁统计，坦波夫省有25—30％居民参加了暴动，即实际上所有成年男性都参加了。[3] 起义最后被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红军镇压。
伏尔加流域的恰潘战争（注：恰潘（“чаптан”）——农民穿的长襟外衣。）
1921—1923年全俄死于饥饿的人数超过200万。伏尔加河流域是高风险的农业地区，每隔几年就会发生旱灾，因此农民不得不储备谷物和粮食以防荒年。当局虽然对此非常清楚，但仍然没收他们能够没收的一切。这就逼得农民揭竿起义。伏尔加流域是临近红白战线的地带，苏维埃政权强制动员参加红军，也引起农民的反感和反抗。
起义于1919年3月在中伏尔加流域，萨马拉省和辛比尔斯克省开始。据调查起义的专门委员会主席彼·格·斯米多维奇报告，参加的人数达15万，面积迅速扩大到有百万居民的土地。这也许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起义者只有几百支步枪和几挺机枪，多数人只能用斧头和自制的长矛武装。起义者在几天之内建立了新的社会政治和军事机构。首先组建人民农民军，在各村镇建立其指挥部和其他协调机构。起义者自己选举指挥员，改选苏维埃，选出向村会（селъским сходом，或译村民大会）报告工作的代表。选出新的斯塔夫罗波尔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起义者在报纸上写道，他们不喜欢革命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喜欢布尔什维克的“独裁”。起义的唯一目的是中止掠夺性的粮食征收制，保卫苏维埃政权，防止“在共产主义伪装下吸血的寄生虫”。《消息报》写道：起义不反对苏维埃政权，而反对暴君、刽子手和掠夺者的政权，这些人就是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等等，他们用机枪杀人，杀死人以后抢走私人的粮食和牲口，烧毁圣像。
西西伯利亚起义
西西伯利亚起义的人数众多（10万以上），遍及广袤的土地。
西伯利亚有大量的猎人，以狩猎为生，不从事农耕。他们通常以猎物交换粮食以及其他必需品，但在粮食征收制下失去这种可能性。这些狩猎合作社社员没有自己的田园，因此就处于没有粮食的地步。而如果他们把猎物运出森林，就会像其他农产品一样被征粮队没收。然而，这些猎人是武装起来的，他们熟悉大森林，这是进行游击战的理想场所。因此，在西伯利亚具有举行武装反抗的极为有利的条件。
大量富有的西伯利亚村庄（有时有几千名居民）远离城市。虽然他们离不开同城市的交换，但它们经济和政治独立的程度比别的地方高。这种状况促使农民养成自我组织和互助的习惯。在沙皇时期，布尔什维克时期，他们都不大需要中央政府。1920年秋西伯利亚当局加速征收粮食。在伊希姆县（后来成为起义的中心）甚至把农民的种子粮也收走了。据1920年实际上领导该县粮食征收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无政府主义者”雅科夫·迈耶尔斯说：“留下的粮食甚至不足以播种一俄亩土地。”总的说来，秋明省的粮食征收制是总体性的，正因为如此，该省成为起义的主要发源地。起义前农民的消极状态使布尔什维克作出错误判断，1920年12月4日，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甚至取消了西伯利亚的戒严状态。然而，1921年2月1日，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斯米尔诺夫致电莫斯科说，“农民共产党员不可靠，有的地方公开反对粮食征收制。”他认为，领导起义的是农民联盟，“农民共产党员会同它们联合起来。”果然如此。农民们（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劳动农民联盟成员、复员军人、狩猎合作社社员和黄油制造合作社社员联合成强大的起义队伍，截断了西伯利亚的粮源。他们的口号是：取消粮食征收制，自由支配粮食的权利，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
苏维埃的思想在西伯利亚深深扎根，所以他们并不反对苏维埃制度，但是不要共产党人参加，把“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看作是非集权化的手段。形式上西伯利亚不存在村社制度。但实际上，村会（注：西伯利亚没有村社。 译作“村社”的俄文为сельскоеобщество，“村社大会”——селъскийсход。）成了农村社会生存的重要机制，还在革命前合作社和协作社就承担了互助和集体使用生产工具的职能，成了“村社的代用品”。例如，西伯利亚黄油制造合作社还在革命前就把私人生产者排挤出了市场。正如恰潘起义一样，村会组建了起义军司令部，改选了苏维埃。
喀琅施塔得暴动
构成苏维埃政权最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事件，是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
水兵的暴动不是孤立的事件，其前因是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和骚乱。1920—1921年冬，虽然战事基本结束，但人民生活却越来越困难，恶劣的粮食供应状况引起工人的严重不满，1921年2月，彼得格勒的粮食定量减为半磅，同时， 巡查队到处拦截私人向城里运送的粮食。由于缺乏燃料，一些工厂停工。2月9日彼得格勒电车库、波罗的海造船厂开始罢工，起因都是粮食定量减少。电缆制造厂、制钉厂、第一国营卷烟厂、军械厂等工厂纷纷召开会议，通过要求自由贸易，提高粮食定量以及自由转厂的决议。
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回答是暂时关闭这些工厂，其工人只发一半定量的口粮。1921年2月11日，93家彼得格勒企业宣布3月1日前停止生产。 其中有普梯洛夫工厂、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 “三角”工厂等大型企业。 这样就有近27000人被抛上街头。某些企业的党员领取了新的一份衣服和鞋，而其他人却穿得破烂不堪。这种明显的不平等引起工人的愤慨。被关闭的工厂劳动集体召开会议，但被当局禁止。在这种情况下，2月22日制管工厂爆发自发的罢工，他们的要求相当温和：增加口粮，分发现有的鞋子。彼得格勒苏维埃继续持强硬态度，断然拒绝谈判，调动军校学员去对付罢工者，他们朝天空开了枪。此举激化了矛盾，为表示抗议，又有5个工厂参加罢工。2月24日俄共彼得格勒委员会常务局举行会议，商量对策，决定“以执委会的名义宣布戒严”。2月27日罢工继续扩大。 季诺维也夫组建的防务委员会命令罢工者立即返回工作。彼得格勒苏维埃宣布“同盟歇业”，实际上就是置罢工工人于饥饿之死地。28日普梯洛夫工厂加入罢工。罢工越来越具有政治性质。出现传单，批评禁止劳动集体集会的做法，要求权利和自由，包括自由选举工会和苏维埃。
彼得格勒的首脑季诺维也夫不去采取措施，缓和矛盾，反而声称，现在的问题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阴谋。2月28日季诺维也夫致电列宁， 称“喀琅施塔得的两艘最大的军舰‘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发出24小时最后通牒并作出了社会革命党黑帮决议。彼得格勒工人的情况仍极不稳定。大工厂均已停工。预计社会革命党人方面将作出加快事态发展的决定。”[4]
由于一般的威胁已经不起作用，契卡开始大规模逮捕罢工工人。当局已经不能指望彼得格勒守备部队的忠诚，而从外省调入精选部队。
1921年2月28日喀琅施塔得流传彼得格勒罢工的传言，水兵决定派代表团去城里了解真相。代表回来后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舰艇全体船员作了报告。全体船员会议通过决议，声援罢工者。3月1日在亚科尔纳广场召开大会，有水兵、红军战士和工人参加，听取了从彼得格勒回来的代表的报告。与会者对彼得格勒当局反对彼得格勒工人的行为表示愤慨。当时正在这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和舰艇政委库兹明宣称，彼得格勒的罢工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水兵的决议是“反革命的”。他们的发言被打断。与会者表示支持苏维埃政权，但反对布尔什维克官僚。
从起义人员的组成、领导机构和纲领要求来看，这是驻扎在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和该市的工人构成的反抗事件，是针对时弊的。
十月革命后已经逐步形成一种宣传口径，凡有坏事都归咎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势力。这次也不例外。3月2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发表号召书，认定舰队通过的决议是“极端反动的社会党的决议”，“这次站在社会党分子后面的是沙皇将军”。为此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宣布旧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和他的追随者不受法律保护。[5]
原沙皇将军科兹洛夫斯基是旧俄军事专家，时任要塞炮兵司令，还是托洛茨基任命的。这是国内战争中常见的一般军事专家，对水兵和工人谈不上什么影响，他本人也不过问政治。科兹洛夫斯基在喀琅施塔得陷落后说过：“共产党人提我的名字是为了把喀琅施塔得的起义说成是白卫分子的密谋，因为当时我是要塞惟一的将军。”
3月15日，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承认喀琅施塔得没有白军：“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6] 当局一直设法调查起义同敌对势力的联系，但始终得不到证实。
喀琅施塔得的起义水兵采取防守态势，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这样一个小孤岛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是注定要被镇压下去的。一部分起义者逃往芬兰，留下的被扣押逮捕，遭到严厉惩处和残酷镇压。为关押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水兵，1921年4月2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契卡建立乌赫塔集中营。[7] 这是苏维埃政权集中营制度的开端。
农民和水兵的暴动给苏维埃政权敲响了警钟。列宁承认这是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列宁对农民起义的危险性是有深刻的体会的。沙皇和临时政府政权的垮台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起义动摇了它们的执政根基。1917年9月底， 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一文中写道：“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他们竟把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农民起义像滔滔大江到处泛滥！请想一想吧：在农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的民主共和国中，竟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8]
1917年9月29日，列宁在《危机成熟了》中说：“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农民竟举行起义，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尼基京和格沃兹杰夫以及代表资本、代表地主利益的其他部长们！共和政府居然采取军事手段来镇压这一起义。十分明显，既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了7个月之后， 居然弄到发生农民起义的地步，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革命正面临着全国性的崩溃，革命危机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反革命势力快要达到极限了。”[9]
1917年10月26日，武装起义胜利之后，列宁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中再次指出：“如果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如果它的措施合乎贫苦农民的需要，难道农民群众还会闹风潮吗？然而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反农民的，逼他们不得不举行起义。”[10] 不过，列宁当时开出的药方中还是包含了后来导致农民不满的措施，他说：“一个正在打仗的资本主义国家向我们提供了做到这一点的手段和武器。这个手段和武器就是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11] 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实施粮食垄断和粮食征收制之后，自己也遇到了同样的农民起义的问题。
在1920—1921年间农民不满的根本问题是粮食征收制。实行征收制就难免使用强制和暴力，派遣征粮队，一些征粮队抢走农民的所有粮食，在农民看来无异于强盗匪帮。有时候征收来的土豆运不出去，就地堆放以致腐烂，而农民却在挨饿。
对农民来说，判断一个政权的好坏并不在于名称，而在于是否给他们带来实际的看得到的好处。过去他们反对沙皇的粮食征收制，1917年反对临时政府的粮食征收制，现在经过3年的苦难之后，他们又不得不继续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征收制。由于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以农民们又把矛头对准这个党，反对这个党的专政，反对共产党人进入苏维埃。粮食征收制导致执政党信任度的缺失。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对水兵起义的镇压只是一种救急的外科手术，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防止群众骚乱和暴动，维持社会的稳定，必须改变不得人心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废除从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那里继承下来的粮食征收制。
实际上当时国内和党内有识之士早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前或之初已经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过解决的办法和方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自不必说，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人提出过积极的建议，可惜最高决策者那时候还醉心于军事共产主义，热衷于消灭小生产，继续坚持粮食征收制，因而错过解决问题的良好时机，也错过了防止农民暴动的良好时机。
1920年1月，莫斯科召开第3次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Ю.拉林的废除粮食征收制的建议，确定比粮食征收制少一半的实物税，其余部分通过自由交换从农民手中获取。也就是说，代表大会提出了后来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但那时党的领导还没有认识到这种政策的必要性，拉林本人反而因此失去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职位。[12]
1920年2月， 刚从西伯利亚考察回来的托洛茨基向政治局提交了关于土地和粮食政策的提纲。他认为，“目前按照粮食定额平均征收的政策、征购时的连环保制度和工业品的平均分配政策造成农业生产下降、产业无产阶级涣散，有使国家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因此建议：1、用按一定比例的扣除（一种累计税）取代没收余粮，以利于增加播种面积或者更好地耕作。2、供给农民的工业品和农民交纳的粮食量这两者之间要有更为恰当的关系，不仅按乡和村，并且还应当按农户计算。
这个建议在政治局被否决。这就是说，当时的最高领导的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改变现行政策的必要性，认识落后于现实。这样到农民举行起义的时候，就感到突然，从地方到中央不知所措。特别是对起义农民提出的废除一党统治的口号不能容忍，于是采取镇压的办法，把镇压农民起义的行动叫做“剿匪”。当然军事的办法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于是在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的同时不得不立即宣布废除粮食征收制，实行粮食税。这一政策同1920年初拉林和托洛茨基提出的方案基本相同。而他们提出改革方案的时候，国内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已经是进行改革的有利时机了。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这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从这里可以总结出一个教训。执政党应当学会及时发现问题、矛盾，把它们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等到出现全国性的严重的政治危机的时候。当然，亡羊补牢总比一条道走到黑要好。这就是列宁比后来的斯大林高明的地方。
列宁在去世前同布哈林谈话中谈到同样的问题，他总结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在向社会主义前进中可以不再对农民使用暴力了。这时候，列宁主张通过做买卖的合作社吸引农民逐步走向社会主义。
在1928年对农民实行非常措施的时候，布哈林曾经根据以往的教训，在中央7月全会上就各地的农民风潮提出过警告：“请大家想一想吧，你们是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国家里的无产阶级政权，但这个政权却要用暴力把庄稼汉赶进公社。……这样你们就会有庄稼汉的起义，富农则让庄稼汉承担责任；富农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起义反对无产阶级，给以迎头痛击，结果是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消失。你们从这里得到的是什么呢？”
可惜，当时大权在握的斯大林对此充耳不闻，更没有从20年代初的农民造反中吸取必要的教训。
改革，特别是重大的改革，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在军事共产主义制度下，共产党人指望通过对全国生产和分配的控制，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里的着重点是控制现有资源的分配，而不是发展生产力。其结果不仅没有促使经济的发展，反而使本来已经被战争搞得疲惫不堪的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这项政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迫使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开始考虑改革。农民工人的普遍不满以至武装暴动，直接威胁了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给尚在犹豫的苏维埃政权击一猛掌，促使它采取决断措施，废除以粮食征收制为核心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改行粮食税，实行新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农民暴动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起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