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研究与建设性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建设性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我国大陆图书馆学研究呈现出兴旺景象，主要表现为研究者群体扩大，研究领域拓宽与论文数量增长。然而在研究中也存在着“总体观照有余，深层开掘不足”的现象[1]。 我们宜分析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明确促进学科发展的方向。本文试就此略抒管见。
1 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健康基调
随着国内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图书馆学研究中健康基调的归复尤为显著，这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1 以立论为主建设学科 90年代初， 有人归纳了图书馆学科思想在变革中的四个理论特征[2]。笔者认为， 其中最有深远意义的是“从批判式研究到建设性研究。”以立论建设学科是学科持续发展的保障，也与图书馆事业的改革趋势相符。改革是“立”，确立了新思维、新观念，并能有效地指导实践，与现实不符的陈旧观念自然会被逐渐取代。
在本学科研究中，明显地有立论倾向的新成果较多，新、旧选题各有千秋，有代表性的如就“图书馆学现代化”这一问题从系统的角度作出全面论述[3]；对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则提出新观点， 强调应用图书馆[4]；图书馆立法方面也有一系列文章[5][6]； 还有就未来教育职能与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先天契合处”作出探究，倡导开发图书馆的“隐性教育职能”[7]。目录学研究是古老的题目， 一些新老学人也能探得新意，如彭斐章教授倡导“对现代目录学进行深层次的研究”[8]；一位青年学子结合祖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着眼于目录学的本质和应用[9]；程焕文先生则介绍与分析了西方某个时期目录学的发展[10]。
上述事例说明，无论选题的“新”与“旧”，只要执着探寻，以立论为出发点，对学科建设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补益。
1.2 重视基础工作与基础理论研究 质朴、 严谨是图书馆学的良好学风，近年于研究中继续得以发扬，并有一定实效。如陈源蒸先生提出建立社会化“书目信息网络”的新颖构想[11]；陈燮君先生就上海图书馆与科技情报所合并及其新馆建设，结合新馆舍空间设计及信息文化实践，提出一系列新见解[12]；著名学者也论述了图书情报机构应采用全面质量管理（TQM）[13]； 有人针对图书馆科学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图书馆立体化论”[14]；图书馆改革类的老话题也从认识和理论上得以深化。以上均系近年从理论联系实际出发，对基础工作与事业发展研究得较好的范例。
另外，有人从回顾图书馆学历史出发，并侧重现实研究，提出图书馆学应具实践性和应用价值[16]，尽管其中不乏可商榷之处，但其鲜活独特的见解却引人注目。有的前辈学人针对连续出版物管理，潜心治史，卓有成效[17～19]。可见，毋论选题“冷”与“热”，只要本着“文为时而著”的态度研究，均可取得令人心折的成果。
1.3 科研导向力度加强
专业期刊与学术会议是本学科研究的主要方面，近年来，其科研导向力度有所加强，如有的刊物请学者撰写述评，较客观地评价学科前沿动态。虽说对诸如期刊研究的评说尚待推敲，但总的说来，则以视野开阔，分析允当而不失大家风范[20]。另如关于综述写作的论述[21]，有关当前若干学术争论的述评[22]等，都对学科发展有启迪作用。针对撰文中的“搭车”现象，有的刊物申明“对合作撰文者，本刊有责任了解合作情况”（原意如此）。有的刊物在“编后”中申明用稿原则，短文快语，精干隽永[23]。还有的刊物编辑部设“热线咨询”，帮助作者提高投稿的准确性[24]，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举措。
以国际图联第62届大会在我国举行为契机，图书馆学界近来举办了许多学术会议，其中以高层次的会议较为成功。如“1996年信息资源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图书馆发展战略研讨会”、“21世纪大学图书馆研讨会”等都有正式文集付梓，汇集了部分中外学者的力作。一些学术团体和专业刊物也连续组织研讨会，并取得了某些实际成果[25]，同时也得到了肯定性评价和积极反响[26]。有的会议于选文中注意到扶持新人，其与会作者的平均年龄，已接近“韦氏峰值”[27]。所有这些都是促进学科发展的可喜现象。
2 问题举隅——研究中的障碍与误区
图书馆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不容置疑，但其中所反映的问题也不可忽视。
2.1 永恒话题——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图书馆学研究中关于这方面的争论却时起时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障碍。诸如对“基础理论”和“理论基础”的混淆，妨碍了人们就理论探索的价值与其应用方面取得共识。其实，90年代初就有人就此提出了“……基础理论是图书馆学体系的构成成分，而理论基础则要在图书馆学之外去找”[28]以及“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是一个层次体系”，这已能帮助人们理清思路。一位青年学者也指出“实际的层次性决定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层次性”[29]。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图书馆实践的反映与升华，可大致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一般意义上的图书馆工作研究，即采、编、阅、典、流，图书馆设备，现代技术应用等问题。在此层次上，理论是实践工作的总结，即能承担指导改进日常工作的职能。第二，图书馆事业研究，即图书馆发展方略，宏观、中观层面的决策，文献资源共享，网络建设等。于此层面上，理论宜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规划、引导的功能，对决策部门实施控制，起信息保障作用。第三，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即以科学态度深究图书馆这一事物的底蕴，诸如界定概念，阐释原理。理清上述基本观念，才可能避免在研究中出现无谓的纷争，就解决各层面的问题求得共识。
2.2 短暂兴衰——某些研究“高潮”透视
赶“热点”在社科领域往往有程度不同的反映，图书馆学亦莫能外。“热点”是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观念中的反映，引起普遍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关注与具备研究能力是两码事，率尔命笔的浮泛气氛难免令人不安。如对情报与信息的讨论，是学科发展中的一个严肃问题，学人见仁见智亦属正常现象。但在一些层次较高的人士的论述中，往往有空泛的偏失。正如著名学者指出的“不能因为强调什么就无限扩大其内涵和外延”[30]！至于匆忙将图书馆学专业更名为“信息管理”，并相继撰文为之张本，更使人感到几分惶感。信息是反映事物的信号，姑且毋论对天体信息、生命信息等各种自然信息，我们究竟了解到何种程度，即使以社会信息而论，从密电码到广告牌，从多弹头分导导弹到股市行情，人类对上述信息，迄今仍无综合管理的能力，又从何整合研究？
再如，图书馆改革，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许多同行对此贡献了真知灼见，但研讨中同样夹杂着浮躁倾向，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市场”[31]、全面有偿服务[32]等，更有提出“变图书馆为租书馆”者[33]。连篇累牍的文章反映了急切而模糊的观念。
至于“信息高速公路”，国外知名人士已指出它“……不会是一个突然的、革命性的创造”[34]。如果我们认清国情、“市情”、“馆情”，立足于图书馆基础工作，为加速现代化进程多做些奠基工作，则更为现实。
2.3 创作高产——繁盛背后的匮乏
图书馆学研讨会议曾一度寂寥，90年代后又再度火炽，某些刊物也竞相出版增刊，这些举措对扩大交流，引导科研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某些同仁未能正确对待，也产生了负效应：
——低层次重复。这主要表现为反复议论一些常识性问题。图书馆在当前难以完全与传统工作方式告别，讨论某些常规的程序化的作业方式是必要的。问题在于角度，时至今日，仍谈论开架的意义，文献资源共享的作用……等等，能有什么意义呢？
——计量方法失误。量化研究是学科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但为量化而量化实不足取。如有些引文分析，凑几百条文献，来一番加减乘除，即谓大功告成。又如对不同情况下统计的各组数字，分别平均后再进行总平均，造成数学上的“辛普森佯谬”。或套用高级数学定律论证图书馆日常工作，如用泊松定律测定出纳台读者流量及服务人员效率。
——盲目“引进移植”。图书馆学是发展中的学科，吸取相关学科的成果，加速本学科建设是必要的。但某些作者把自己也不甚了了的概念运用于论述中，非但于事无补，反而易使读者如坠五里云雾之中。
——概念术语欠规范。如将图书馆的中介职能改为“中导”，竟被誉为“创新”；又如核心期刊是按各期刊在学科中的地位，经文献计量方法测定的动态概念，但某些同行提出“馆藏核心期刊”颇令人费解，再如，图书馆学的某些基本概念迄今未获共识，有人却将被引率相对较高的文章称为“经典文献”。
如果说理论中的迷惘与探究中的偏颇可能属于善意的失误，那么人为地批量“生产论文”则完全是为一己功利所驱动。陡然增长的论文数量的背后，反映出真知灼见的匮乏，而作坊式研究制造的“成果”味同嚼蜡。这种群体盲动性搅起的漩涡只会产生泡沫，泡沫文化的负效应可能甚于泡沫经济，人们宜对此有必要的警觉。
3 建设性批评——促进学科发展的得力手段
图书馆学研究中某些差强人意的缺憾，已引起有识之士的关切，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做了严肃、缜密的思考，其中以“图书馆学研究的规范化建设”为最值得重视的意见之一[35]。但正如文中所言“学术规范有许多层次”[36]，而“学理层次是以能体现科学活动实质的创造性的高层次规范”[37]。从历史的经验看，这种规范的建立，需要在一个和平、稳定与繁荣的环境中，经历一代乃至几代学人的努力方可实现。当前，一些学刊与社团在科研导向中的努力，多属于操作层面的，即便有法规约束，环境限制以促进规范建立，也不等于健康的学理规范能普遍地深植于多数研究者的观念中。高层次的学理规范属于“纯然由学者内在资源决定的”[38]。正如一位青年学者所言“在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领域，知识背景、学术积累和传统依托至为重要”[39]。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我们对近期建立基于学者内在资源的学理规范，只能持审慎的乐观态度。
但我们对本专业学术规范的建立、健全及学科发展充满信心，因为改革将使宽松、和谐的学术气氛进一步巩固。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将指导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阶段，这必将有利于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繁荣。我们对图书馆学研究的进展，既要认清成绩，坚定信念，更应明了差距，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消除障碍。在当前，为促进学术规范建立，必要的方式之一是倡导建设性批评。
3.1 建设性批评有利于建立学术规范
我们理解的建设性批评是：在自尊、自信与充分尊重他人的前提下，经过科学、缜密的思考，用严肃、坦率的方式对某种事物提出评价、意见或建议。这些看法应该也有可能对该事物产生积极影响。批评有两个基本义项：一是提出优点和缺点……二是专指对缺点错误提出意见[40]。评价则是“人把握客体对人的意义、价值的一种观念性活动”[41]。按一位学人的阐释，评价有“判断、预测、选择、导向”四种功能[42]。批评作为评价的一种形式，在学术研究中主要有判断与导向功能。
我国图书馆事业正面临着现代化转型时期。从社会大环境看，我国整个现代化进程是“在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利益磨擦加剧的国内条件下进行的”[43]。从社会科学现代化的趋势看，“是从结构到功能，从观念到方法，从研究方法到学科体系的全面的历史性的转变时期”[44]。图书馆学研究观念现代化是树立科学意识，探究、剖析信息浪潮与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新问题。方法和手段现代化宜吸取、借鉴其他学科较成功的又于本学科具备可操作性的方法。在这种转型期，关于发展方略和学术概念的认识存在歧异是可以理解的，建设性批评有助于促进沟通，增强理解，达成共识。
图书馆学是一个发展中的学科，在探索中难免出现曲折和失误，但这同样可资借鉴，使之成为前进的起点。恩格斯曾教导人们“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45]。建设性批评可以促使人们正视失误，进而剖析失误的根源，避免重蹈覆辙。
3.2 对当前倡导建设性批评的构想 批评是评价的一种形式， 属于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事实判断要解决主体“是什么”，而价值判断要解决客体对主体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中，有不同的标准，具体到当前图书馆学研究中，应把握以下几点：
——宜体现为经科学、缜密思考后讨论式的评价。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在许多操作层面的事物中，差别未必意味着是与非。所以要做到评价的合理性，“评价客体和评价中包括的事实起码应是准确的”[46]。科学、缜密的思考有助于评价的准确性，而讨论式的评价方式反映出一种基于自信但不固执己见的心态，有益于进言者与受言者沟通。
——宜基于宽容的心态，进行有节制的批评。图书馆在社会中的依附性，决定了其学科的边缘性。其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无非是做好文献信息工作，更得力地为科教兴国提供信息保障。这个大前提决定了人们对此事物的研究中并无不可调和的冲突。在开展批评中，宜“提倡科学严谨的学风……要注意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47][48]。对不同见解，乃至出于善意的失误，都应以平和的心态剖析，匡正不逮，协力进取。
鉴于图书馆学中的权威意识尚未确立，信息技术的飞跃进展又往往使人的认识滞后，对于无碍大局的纷争歧见，不妨以认同求异的态度处置；对某些称谓，可暂按约定俗成办理；对歧见，亦毋需匆忙定性，更重要的是摒弃文人相轻的陋习。图书馆学是一个发展中的学科，对某些新观点，不宜简单地否定。对探索中的一般性失误，也应以适宜的方式予以匡正。对于发展中的事物，倍加珍惜，精心呵护，方才有益成长。
——宜形成广泛参与的批评。启动图书馆界的成员参与，则可能使建设性批评更加有活力。我们的从业人员是由有文化者与各层次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群体。如果我们摒弃“邦有道，则庶人不议”之类的封建陈腐观念，打消后学、后进的自卑感，发动关心图书馆事业而又具备研究能力者在不同层面参与讨论，则可能会因集思广益而促进学科的真正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