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宏振[1]2002年在《企业知识创新过程中增进吸纳能力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与传统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研究分析思路和方法不同，本文将企业的演化界定为一种知识化的创新过程。说明企业知识创新对核心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这一作用的发挥是通过知识创新过程中企业吸纳能力的不断形成和增强来实现的。因此，探讨企业知识创新过程中如何增进吸纳能力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它对于客观地解释企业创新过程的实质及其与企业核心能力、吸纳能力的形成和增进的关系，对于规范和引导我国企业的创新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辨证分析理论为指导，运用企业能力进化论和企业发展演进的分析方法，围绕随着企业知识创新在各个阶段的不断深化所带来企业吸纳能力的形成与增进，探讨了吸纳能力范畴及其在不同创新过程中的特征；提出了企业知识创新链结构，分析了吸纳能力缺失、狭义吸纳能力和广义吸纳能力增进的不同内涵；知识创新市场机制和国家创新体系对企业吸纳能力增进的环境效应等，得出以下结论： 1、吸纳能力对于企业有效地获取外界公共知识和竞争对手溢出知识、深化R&D活动、增强组织结构的有效性和信息交流的充分性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吸纳能力是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企业吸纳能力的形成和增进体现在一种演进的过程中，这种不断进行的演进过程就是企业的知识创新过程。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观点，这一过程可以刻画为以下叁个阶段或层次： 首先是一次型企业知识创新过程，它揭示了不存在内部知识创新路径的条件下，企业对外部技术、制度等方面知识的依赖性，说明企业重 西北大学经管学院博士学位论文复模仿背后的实质是吸纳能力缺失。 其次是连续型企业知识创新过程，它表明随着企业学习与R＆D活动的不断展开，吸纳能力遵循特定的路径被内生出来，提高了企业知识利用的效率，保证企业沿着某一领域的技术路径，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顺序发展。揭示出企业狭义吸纳能力的形成与增进。 再次是不连续型企业知识创新过程，它是对连续型创新过程和己有创新路径的打破，重新确定新的路径和企业的基础知识平台，来支持可能出现的多种类型的技术创新活动，从而形成新的企业核心知识，并由此带来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它揭示企业在成熟阶段知识创新活动的动态表现和广义吸纳能力的形成与增进。 3、不同层次的企业知识创新过程表现为不同的知识创新链结构、特征，并带来相应的企业吸纳能力：一次型创新过程中的企业知识创新链表现为企业模仿创新过程的知识循环，以及企业内部吸纳能力的缺失；连续型创新过程中企业知识创新链反映了企业在某一领域内创新知识和狭义吸纳能力的演进过程，使企业创新的实质获得了企业知识和能力方面的解释；不连续型创新过程中企业的知识创新链表现为知识和路径的转移、企业战略、组织和研究与开发模式的转变，这种创新链带来了企业获得吸纳不连续创新知识的广义吸纳能力。 4、企业知识创新过程中吸纳能力增进，需要以知识为主要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和以国家创新系统为依托的环境系统的支持，因此需要系统的培育。这对于我国的企业创新活动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金潇明[2]2010年在《产业集群合作创新的螺旋型知识共享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知识创新则是知识经济时代产业进步和集群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在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研究领域,本文着重探讨了基于螺旋型知识共享的产业集群合作创新有关理论及其实践运用问题：拓展了螺旋型知识共享的叁螺旋结构,提出了引入中介服务组织的四螺旋结构；通过构建和分析声誉模型,讨论了螺旋型知识共享推动产业集群合作创新的内在机理；结合湖南装备制造业集群的发展实际,对集群内部螺旋型知识共享的驱动、运行、保障和激励机制进行了分析阐述,针对湖南装备制造业集群,提出了螺旋型知识共享推动合作创新的若干策略选择。在对相关文献理论进行梳理、比较与推敲的基础上,将传统的叁螺旋模型进行拓展,在产业集群合作创新与知识共享中引入中介服务组织,重新界定了螺旋型知识共享的内涵及其特征,构建了产业集群知识共享的四螺旋结构模型,即产业集群通过政府、企业、科研院所、中介服务组织等四螺旋结构构建,实现多次、反复、持续不断的知识挖掘、转移、集成、创新,进而促进产业集群知识共享和合作创新能力的螺旋式上升。这一新构建的产业集群合作创新的四螺旋知识共享分析框架,为产业集群合作创新提供了新的模式选择和动力支撑。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产业集群经过“隐性—显性—隐性”的知识螺纹,前后衔接,实现知识由低级向高级的变化,最终实现知识共享与创新的螺旋式上升。螺旋型知识共享表现为多维演进、螺旋上升、合作竞争、协同创新等特点。螺旋型知识共享的可能性主要基于知识的非对称性、资本性、时效性等特性,而知识价值链的存在夯实了螺旋型知识共享的客观基础。基于知识经济的产业集群螺旋型知识共享需要强化知识吸纳、转化、创造、扩散、应用等知识运行过程。通过对Kreps声誉模型进行诠释,分析构建了产业集群螺旋型知识共享的声誉模型,即产业集群的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从声誉对产业集群合作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声誉与产业集群合作创新之间的关系出发,对产业集群合作创新的搭便车行为与合作信任危机进行解读,构建了基于声誉效应的产业集群合作创新的知识共享模型,合作创新各方运用前向归纳的思考方式,根据声誉选择博弈对策,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中达成具有帕累托最优结局。产业集群的螺旋型知识共享所构筑的声誉效应,是产业集群合作创新的重要激励机制,在合作创新各方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从产业集群内部来看,其合作创新的螺旋型知识共享机制主要包括：一是驱动机制,即群内各行为主体基于降低创新成本、提升核心竞争力等动机而产生了知识共享的共同愿景和期待；二是运行机制,即群内各行为主体间按照螺旋型知识共享模式,实现知识的挖掘、转移和创新；叁是保障机制,即在制度与人力资本、文化与社会资本、技术与知识存量累积、组织架构与共享渠道等方面去保证实现群内各行为主体间有效的知识共享；四是激励机制,包括制度与个人信任的互动、声誉监督与知识产权约束、中介服务合作协调等。本文最后以湖南装备制造业集群为例,探讨了产业集群合作创新的螺旋型知识共享策略选择。根据产业集群四螺旋结构模型,加快湖南装备制造业集群合作创新的螺旋型知识共享,应该从政府、企业、大学和中介组织等四个方面采取有效的策略,主要包括：运用政策杠杆激励创新,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建立更加有效的人才培育与创新激励机制；加强产业集群合作创新和科研成果的转化；发挥企业在四螺旋型知识共享中主体地位；加快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完善产业集群螺旋型知识共享结构；促进四螺旋结构互动,加强产业集群螺旋型知识共享方式的创新。
余翠玲[3]2010年在《信息技术吸纳能力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基于吸纳能力视角来考察和解释如何促进企业的信息技术吸纳,利用理论模型结合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企业的IT吸纳能力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为IS领域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摆脱了信息技术吸纳影响因素的静态研究。从过程/能力视角提出IT吸纳能力的概念,基于信息技术吸纳过程模型,揭示出IT吸纳能力的维度结构,针对IT吸纳能力的多维特性提出其测度指标体系,有效地克服了现有的很多研究没有抓住吸纳能力概念的丰富内涵及其多维特性的缺陷。利用调研数据对IT吸纳能力各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揭示了各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针对IT吸纳能力的各个维度的特性分别提出各自的影响因素,并利用问卷调研数据对其进行了检验,揭示了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造成企业IT吸纳能力差异的原因。基于对影响因素的讨论,总结了IT吸纳能力的构成要素。本文指出IT吸纳能力是促进信息技术吸纳即IS成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IT吸纳能力对IS成功的作用机理,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揭示了IT吸纳能力不同维度对IS成功的影响的差异,证明融合能力是IT吸纳能力的关键。从组织学习的角度揭示了IT吸纳能力的演进机理,分析了IT吸纳能力演进的动力机制和演进过程,构建了IT吸纳能力演进机理模型,系统深入地解释了如何促进IT吸纳能力持续增强的问题,并特别关注IT吸纳能力各维度的智障,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提升IT吸纳能力的分析框架和相关对策。
胡林辉[4]2012年在《基于知识整合的供应商参与制造企业新产品开发研究》文中提出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SINPD)是在新产品开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强调供应商作用的协同产品开发形式，制造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借助各种平台整合供应商的多种资源，缩短了新产品开发项目、降低了新产品开发项目的成本、提高了新产品的竞争力从而提升了新产品开发项目的绩效。与此同时，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整合已成为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提高新产品开发绩效的重要手段。因此，选择从知识整合的视角研究供应商参与制造企业新产品开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关于顾客与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的研究中，顾客参与受到较大的重视，而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关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供应商参与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促进作用、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的影响因素、合作机制以及利益分配机制等方面，各种研究之间还处于相对分离、零散的状态。本文从知识整合的视角切入，对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过程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进行系统的理论与实证(调查问卷法)研究，以构建与验证一个相对完整的分析框架与体系。在文章的理论分析部分，首先对供应商参与制造企业新产品开发中制造企业整合供应商的动机、双方合作关系、供应商参与策略以及供应商能力四个方面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其次，构建了面向制造企业新产品开发的供应商知识整合机理理论分析框架，包含了对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供应商知识整合过程分析、基于参与时机的供应商知识整合机理以及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的利益分配与风险控制。再次，对供应商知识整合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界定了供应商知识整合的内涵，并从供应商知识整合机制以及知识吸收能力两个维度分析了其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最后构建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供应商知识整合、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提出了本文的所有研究假设。在文章的实证研究部分，首先在总结现有理论与相关量表的基础上，构建了供应商能力、双方合作关系、供应商参与策略、供应商知识整合机制、知识吸收能力以及新产品开发绩效的测度指标体系和量表。其次，通过对湖南大学MBA的学员进行的小样本抽样调查，通过回收数据对量表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并采用探索式因子分析的方法进一步修正与净化量表。再次，通过对修正与净化后的量表进行大样本调查，通过获得的数据对量表进行了信度与效度的验证，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各个量表的结构。最后，基于大样本的调查数据，运用SPSS以及AMOS对本文所有的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根据实证的研究结果，文章得出了几个重要的研究结论：①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供应商能力、双方合作关系、供应商参与策略、供应商知识整合机制、知识吸收能力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②供应商知识整合在供应商与制造企业双方合作关系以及供应商参与策略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③在供应商能力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上知识复杂性与知识可表达性都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双方合作关系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上，知识复杂性具有正向但不明显的调节效应，知识可表达性具有显着的正向调节效应；在供应商参与策略的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上知识复杂性与知识可表达性都具有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此外，依据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了提升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中新产品开发绩效的管理政策与建议。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已成为合作创新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对于提高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提升整条供应链的竞争力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仅仅从知识整合视角对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中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进行了初探，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从更多方面来完善研究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的理论体系，从而为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提供更好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贺灵[5]2013年在《区域协同创新能力测评及增进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区域创新已成为理论和实践领域关注的焦点。在实践中,各级政府正试图通过加强本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来调动各创新主体及各种要素的创新积极性,为推动本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独特功能。在理论界,诸多学者试图通过对区域创新的研究,深入认识其运行规律,以丰富相关理论并为完善管理措施提供参考。然而,目前有待深入地从系统协同的角度对区域创新进行考察,且研究中有待加强数理研究方法(如协同学数理方法、计量经济方法)的应用。鉴于此,本文首先从协同视角对省级区域创新系统的结构及功能进行剖析,并运用数理方法对区域协同创新能力进行测度；其次,实证分析各能力子系统发展的有序性及能力系统发展的全面协同性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再次,深入探究区域协同创新能力的形成与增进机理；最后,对区域创新系统协同失灵进行诊断并提出针对性的障碍化解措施。具体地分析,主要包含以下研究内容：(1)从系统的角度构建了区域协同创新能力的结构系统,并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测度方法对区域协同创新能力进行了测度。首先,对区域协同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并探讨了能力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科学、合理的原则基础上构建了区域协同创新能力测评指标体系,对指标体系进行了优化和筛选并对测评方法进行了比较和选择。其次,在收集并整理指标的相关原始数据后,运用所确立的协同度测量方法测度了区域创新能力系统的协同发展状况,并结合聚类方法对各省的这种协同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对各类地区间的差异性作了初步探讨,为依照地区特点分类设计出改善措施奠定基础。(2)实证分析了各能力子系统的有序性及能力系统的整体协同发展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首先,通过简便的综合指数法测算出区域创新绩效的综合指数；再基于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各子系统发展的有序性以及能力系统发展的整体协同状况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创新资源保障、知识创造、知识转移与配置、知识应用开发以及创新环境支撑五个能力子系统各自发展的有序性及能力系统发展的全面协同性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都是正向的,只不过其影响的强度有所差异。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地区间难以量化的区域创新文化的差异性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力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强。这为后续对区域协同创新能力形成机理的探究赋予了研究的意义和必要性。(3)深入探究了区域协同创新能力的形成与增进机理。首先,基于耗散结构理论构建了区域创新系统有序协同发展的基石,即促使系统达到耗散结构状况。研究指出,系统内部会因各种矛盾和冲突产生正的熵增效应,若这种效应持续积累最终会使系统向无序方向发展,其化解措施就是从外部环境中引入负熵流以降低内部熵增从而使系统达到耗散结构状态,这是确保系统发展有序的基石。其次,运用协同学理论,从协同创新动力机制、竞争与协作机制以及协同管理机制叁方面探究了协同的实现机理。研究表明,在外部负熵流及协同的实现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最终促使着区域创新系统迈向更高层次的有序结构,区域协同创新能力得以形成与提升。该研究为后续开展区域创新系统协同失灵的诊断与制度设计提供了可靠的源头性理论支持。(4)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协同失灵的叁维诊断框架,并且将其应用于对我国区域创新障碍的诊断,进而提出了解决系统协同失灵、增进协同创新能力的措施。首先,对市场失灵理论、系统失灵理论、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了回顾与评述。在原有市场失灵诊断框架及一维、二维的区域创新系统失灵诊断框架基础上,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协同失灵的叁维诊断框架。其次,将叁维框架运用到了对我国各区域创新的诊断分析当中,并将我国所有区域分成了四种典型类型：(创新系统)萌芽期-(经济)欠发达-创新组织失灵地区；形成期-一般发展-制度失灵地区；发展期-经济发达-网络失灵地区；疑似成熟后期-老工业基地-能力与范式失灵地区。最后,针对每一种类型的区域提出了有效的且具针对性的障碍化解思路及措施。障碍或失灵问题的化解会直接改善创新系统的运行状况,也就会对区域协同创新能力的增进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官远发[6]2007年在《美国大学与社区合作伙伴关系研究及启示》文中指出在全球城市化化和经济知识化的趋势下,大学作为知识保存、生产、应用和传播的机构成为了社会的中枢机构和经济发展的引擎。世界各国城市都普遍地将大学视作城市发展的重要资产和政策工具。中国在科教兴国(市)战略的背景下,全国各个城市兴起了建设大学城、科技园区的热潮,希望依托大学的技术创新优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知识型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上海的杨浦区也不例外。然而,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实践和理论都证实了硅谷成功经验是难以复制的,大学技术创新的地方效应成效是局限的、模糊的。因此,城市既要审视大学作用的局限又要充分发挥大学的潜在资源,以城市现实情况为基础,结合不同类型大学的综合优势,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大学与城市互动模式,这才是大学“能够”发挥自身技术优势的关键所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不仅被证实是技术产业集群的创新源泉,而且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各种类型的大学还在衰败的城市社区复兴中发挥了更为广泛的、独特的作用,大学成为了城市问题解决和发展的思想和技术源泉,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地方的投资者、雇主、采购者和劳动力开发者以及社会网络的构建者。这种独特的作用是建立大学与社区合作伙伴关系(University and Community Partnership)的互动关系模式基础之上的,大学与社区合作伙伴关系是大学与社区为基础组织、政府和企业以及居民等行为主体之间为了社区复兴的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惠互利的互动关系,其思想根源是大学的民主和服务社会的使命,这一使命在当时创新成为了具有共同和互惠互利性质的社会“融入”(Engagement),因此,其内涵是是共同共生和民主平等。大学与社区合伙的行为是建立在大学的各类活动基础上,不同类型的大学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社区的实际需求,结合大学的活动而开展了多种方式的复兴社区行为。同时,大学与社区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将其在大学中根植并自我持续是一个制度变革的过程,面临着巨大挑战,需要采用行政的、学术的和组织的策略来促进这种价值观的制度化。美国大学与社区合伙关系互动模式对中国城市依托大学发展的战略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本研究从大学与社区合伙关系的理论基础入手,通过对于国外案例的历史解析,分析了大学与社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机制、内在基础与具体成效,及其对于制度的反馈。随后通过对于中国现实的思考,演绎出相应的策略来指导中国类似地区的开发建设。随后以杨浦区为例,通过借鉴美国大学与社区合伙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杨浦区“叁区联动”战略进行了重新审视,提出了深化杨浦区发展战略的策略建议,为中国城市与大学的良性互动模式拓展了视野,提供了具有现实操作意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依据。
陈士慧[7]2010年在《基于知识流动的高新技术企业制度创新研究》文中指出本文首先对高新技术企业和知识流动概念进行了界定,在国内外知识流动研究现状综述和交易费用的辨证关系基础上,提出要构建基于知识流动的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制度,具体分析了知识流动的内涵和产生、结构及运行机制等理论问题,认为知识流、知识链、知识场组成了现代企业组织新理论。知识流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基础,知识链是资源整合的基本模式,知识场是企业创新基础,知识的不断流动产生了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也面临着大大小小的障碍即交易费用,需要对知识流动的整个过程进行分析,寻找制度创新方法,降低交易费用,加快流动速度,扩大产生价值。其次,基于这种理论思路,本文对高新技术企业知识流动进行成本价值分析,使用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对主要活动和辅助活动进行界定和分类,认为主要活动是价值产生的基础,主要为知识的选取和加工、存储和积累、传播和共享、创新和使用、贯穿始终的交易活动。辅助活动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主要活动,主要包括组织结构制度、信息技术使用、企业文化建设、人力资源管理。由于各活动间相互联系且权重程度无法界定,本文引入网络分析法模型(ANP)。第叁步,实证分析。通过对专家访谈和宁波北仑数字科技园数百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大规模调研,本文得到知识流动过程中主要存在的交易费用,并利用利用SUPER DECISION和SPSS软件进行数据检验,结果符合假设。结论如下:知识的使用与创新、知识的收集与加工、知识的传播与共享是知识流动过程中影响比例最大的主要活动;交易活动贯穿知识流动全过程;知识型员工和沟通摩擦是产生交易费用的主要原因;高新技术企业知识流动各环节的交易费用具有交叉影响的网络结构模式。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的结果,本文认为人力资源是企业第一资源,制度是保障人力资源在企业中有效进行知识流动的工具,因此必须围绕如何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人力资源积极性角度进行制度相关设计。本文提出如下几个制度创新建议:制定流量计点和评价委员会等新准则,加速信息平台建设;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组织制度建设,加强双重激励效果;领悟知识型员工特点,创造信任氛围,降低沟通摩擦;实现知识网络化,鼓励产学研联盟或企业联盟,发挥协同效应。
郭贵林[8]2008年在《社会资本、知识过程与部门效能关系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竞争环境日趋严峻的今天,技术创新对于企业谋求自身持续发展、塑造核心竞争能力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大量企业在其研发(R&D)部门里开展了技术创新活动。然而现实情况不容乐观,R&D的失败率居高不下,高昂的R&D经费经常付诸东流。由此造成了企业竞争力的削弱与R&D人员士气的低落。于是,如何提升R&D部门效能、增大R&D成功率就成了企业所要面临解决的迫切问题。为回应现实问题,许多学者对R&D相关问题作了深入探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R&D部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直接以R&D部门为主题的研究并不多见,而关于R&D部门效能的研究则迄今尚未发现。而且已有的这些相关研究虽然不同程度上拓展了我们的认识,但仍然没有抓住R&D作为一种典型知识型过程所具有的“知识特征”。而R&D部门作为企业的技术和知识创新中心,其特殊性也同样源自其知识特征,但如何结合前沿的知识理论系统地研究R&D部门效能形成过程,目前尚处于理论的缺失状态。作为对知识管理理论思考的一种延伸,我们还发现发轫于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资本理论正逐渐成为理解知识管理过程的重要新视角。因此,以部门社会资本为出发点,以知识过程为中介,研究R&D部门效能的形成机制将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新思路,所得成果也将会弥补目前理论上的空白。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的回顾,笔者发现以往研究无法系统地回答以下理论问题:①部门社会资本的内在构成是什么?②部门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部门效能的?③部门知识过程对部门效能存在怎样的作用机理?④部门知识过程存在怎样的维度与结构以及各维度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⑤部门效能存在怎样的维度与结构以及各维度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围绕上述问题,本文以企业R&D部门为研究对象,沿着“部门社会资本→部门知识过程→部门效能”的逻辑思路,提出具体的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研究数据,利用SPSS 16.0和AMOS 16.0等软件工具,对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分析部门社会资本的内容、结构与维度。本研究基于国内外社会资本理论文献的回顾和企业访谈,从内外部整合视角出发,将部门社会资本划分为六个维度(二阶因子),包括外部结构维度、外部关系维度、外部认知维度、内部结构维度、内部关系维度和内部认知维度,每个二阶因子维度下又包含多个一阶因子子维度,本文的经验研究显示相应的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表明上述划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同时,本研究还发现部门社会资本的六个维度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且对于外部结构维度,一阶因子外部网络密度的影响效应最大,外部网络强度次之,外部网络规模最小;对于外部关系维度,则依次为外部义务和期望、外部网络信任;对于外部认知维度,依次为外部共同价值观和外部共同语言;对于内部结构维度,依次为内部网络密度和内部网络强度;对于内部关系维度,依次为内部主管信任、内部同事信任、内部组织信任、内部义务和期望;对于内部认知维度,依次为内部共同价值观和内部共同语言。2.研究部门知识过程的结构、维度及各维度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基于国内外知识管理理论文献的回顾和企业访谈,将部门知识过程划分为知识获取建构、知识共享转移和知识整合应用叁个维度,本文的经验研究显示相应的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表明上述划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知识过程各维度作为知识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相互间的联系却缺乏深入研究与经验验证。本研究在文献回顾与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提出知识获取建构会促进知识共享转移、知识共享转移会促进知识整合应用的理论假设,并通过经验研究对假设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证明所提出的假设成立。3.探讨部门效能的结构、维度及各维度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基于国内外组织效能理论文献的回顾和企业访谈,提出部门效能这一概念,并将部门效能划分为创新绩效、部门承诺和目标达成叁个维度,本文的经验研究显示相应的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表明上述划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同时,本研究进一步在文献回顾与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绩效与目标达成均会提升部门承诺的理论假设,并通过经验研究对假设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证明所提出的假设成立。4.剖析部门社会资本对部门效能作用的内在机理。本研究引入部门知识过程,探寻部门社会资本影响部门效能的内在机理,验证了部门知识过程在部门社会资本对部门效能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关系中,外部社会资本叁个维度和内部社会资本认知维度对知识获取建构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外部社会资本关系维度对知识获取建构的影响最大;内部社会资本叁个维度对知识共享转移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内部社会资本关系维度对知识共享转移的影响最大;内部社会资本关系维度和内部社会资本认知维度对知识整合应用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内部社会资本关系维度对知识整合应用的影响较大。此外,本文还研究了社会资本一阶因子对知识过程的影响,也得到了一系列对应的结论。而在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关系中,知识过程叁个维度对创新绩效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知识共享转移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知识过程叁个维度对部门承诺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知识整合应用对部门承诺的影响最大;知识过程叁个维度对目标达成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知识整合应用对目标达成的影响最大。本文另外还通过探索性研究,发现9个关于自变量社会资本二阶因子与因变量之间、及18个关于自变量社会资本一阶因子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直接影响效应的实证证据。5.检验部门R&D投入的调节作用。为进一步探讨关系机理的内涵,本研究引入部门R&D投入水平因素作为调节变量,并通过聚类分析,将样本按部门R&D投入水平的高低分成高投入组和低投入组两类。通过不同投入水平组的比较研究,得到部门R&D投入对关系机理存在明显影响,高投入组的部门社会资本对知识过程的作用明显较强,知识过程对部门效能中的创新绩效和目标达成的影响也强于低投入组,但在对部门承诺的影响上则无此差别。在部门承诺上,高投入组的部门员工更多受创新绩效和知识整合应用的影响,而低投入组的部门员工则更多受目标达成、知识获取建构和知识共享转移的影响。6.探索影响部门知识过程与部门效能的其它因素。本研究探讨部门社会资本对部门知识过程与部门效能的影响,但部门知识过程和部门效能除了会受到部门社会资本的作用之外,还会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将部门的成立年限、规模、人力资源、研发经费和员工薪水以及所在企业的成立年限、规模、性质和行业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以检验其对部门知识过程和部门效能的影响,最后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结果。上述研究结论,既具有相当的理论发现,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丰富社会资本理论、知识管理理论和组织效能理论,并对组织的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与指导意义。当然,本研究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有待后续研究的修正与完善。
王凯[9]2016年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情景下产学知识协同创新机制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由“效率驱动”发展到“创新驱动”还面临着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和“知识悖论”等问题,各创新主体协同生产、获取、扩散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普遍较弱。近些年,中央政府权力不断下放和经济改革持续深入,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从区域层面研究如何发展产学间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提升产学知识协同创新绩效,激发和促进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与“信息”的流动,已成为可能与必需。然而,产学合作或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大多以显性经济指标为导向,主要关注专利授权与合同研究等“知识单向流动”的模式,忽视了合作研究与技术咨询等“知识双向动态流动”的协同创新模式。同时,知识溢出理论忽视了区域制度环境对产学协同创新的重要影响；有关知识网络的研究认识到嵌入性关系是组织间合作行为与交互活动的关键动力,是组织间协同创新的关键机制,但忽视了组织构建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的能动性——知识网络能力,也忽视了知识网络还嵌入在制度环境中并受其影响。基于以上现实背景与理论背景,本研究借鉴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大学功能观、知识创新理论、社会网络理论与嵌入性关系理论、新组织制度理论,以影响产学知识协同创新绩效的关键环节——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为切入点,从区域和大学协同演化的视角构建“区域制度环境与大学知识网络能力——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知识协同创新绩效”的理论逻辑,提出以下四个研究问题：(1)产学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有哪些要素构成及其如何影响产学知识协同创新绩效；(2)大学知识网络能力有哪些要素构成及其如何影响产学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的发展；(3)区域制度环境有哪些要素构成及其如何影响产学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的发展；(4)如何从大学和区域政府层面促进大学与区域内企业进行知识协同创新。本文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开展四个子研究来分析和解决上述研究问题。(1)提出研究命题：基于系统的文献回顾,通过国内外四所大学的探索性案例研究,提出制度环境、知识网络能力、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和知识协同创新绩效之间关系机制的研究命题——“大学知识网络能力与区域制度环境”和“产学知识协同创新绩效”分别是“产学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的“前因”与“后果”；(2)构建理论模型：基于案例研究提出的研究命题,结合文献分析与理论推导以及调研访谈,提出产学知识协同创新机制的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设；(3)检验理论模型：首先基于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的论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获取样本数据,然后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问卷数据的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最后在此基础上采用层级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等实证数据分析方法,对产学知识协同创新机制的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进行检验与修正,并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4)提出政策建议：通过对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与产学合作发展历程的梳理,基于区域制度环境与大学知识网络能力存在的实际问题,重点围绕如何促进产学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发展这一关键问题,根据修正后的理论模型从区域政府和大学两个方面分别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通过以上分析与论证,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对知识协同创新绩效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质量越高,越有利于提升知识协同创新绩效；(2)大学的知识网络能力对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大学的知识网络能力越高,越有利于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的构建与发展；(3)区域制度环境在大学知识网络能力与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的关系机制中起到显着的调节作用,区域制度环境质量越高,越有利于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的构建与发展；(4)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是促进大学与区域内企业开展知识协同创新的关键途径,发展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既要提高大学知识网络能力,也要提高区域制度环境质量。与“社会网络”、“区域创新系统”、“大学技术转移”和“创业型大学”等研究领域的现有成果相比,本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创新,并做出相应的理论贡献：(1)通过对知识网络能力、制度环境、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与知识协同创新绩效之间关系机制的研究,从组织层面丰富与拓展了社会网络理论与嵌入性关系理论；(2)从大学知识网络能力与区域制度环境两方面同时考察影响产学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与产学知识协同创新绩效的因素与机制,在中国情境下从更广泛的维度验证了欧美国家一些学者最近提出的有关“知识溢出理论修正的假设”；(3)基于“知识协同创新”的概念,以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为视角,重点研究大学以知识双向动态流动的方式与企业进行知识协同创新的机制,不仅丰富了大学功能观,也发展了大学知识创新的价值实现机制。
李伟保[10]2015年在《基于追赶的后发企业研发合作模式及知识创新过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新兴产业经济国家的发展,后发企业的创新能力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后发企业以实现对发达国家领先企业的追赶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理论和实践表明,与领先企业的研发合作是后发企业实现追赶的一种重要方式,后发企业可以通过研发合作获得领先企业的先进知识,从而快速提高创新能力,加快追赶进程。虽然许多后发企业已经采取了研发合作的方式实施对领先企业的追赶,但相关的理论研究尚不成熟,尤其缺乏对后发企业研发合作的模式以及该模型下后发企业知识创新过程和创新能力提升过程研究。鉴于此,本文围绕装备制造业展开研究,聚焦后发企业如何通过研发合作实现对领先企业的追赶这一核心问题,在两家中国大型装备制造企业探索性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基于追赶的后发企业研发合作的模式,并分析该模式的知识链接机理及知识创新过程,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后发企业通过与领先企业研发合作成功实现追赶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本文首先界定了基于追赶的后发企业研发合作的相关概念,分析了后发企业研发合作模式下的知识创新过程,并基于此构建了全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在界定基于追赶的后发企业研发合作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研发合作的流程和环节,明确了研发合作中核心知识与边缘知识的内涵,分析了基于追赶的后发企业研发合作模式的划分及特点,阐述了后发企业研发合作知识创新特点和知识创新的过程,并对研发合作中后发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与追赶的实现做了论述。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于追赶的后发企业研发合作模式及知识创新过程分析框架,为后发企业研发合作模式的提出及其知识链接机理和知识创新过程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从合作双方地位关系和合作知识领域两个维度划分了企业研发合作模式的四种类型,利用探索性案例分析得出了基于追赶的后发企业研发合作的模式。在划分企业研发合作类型的基础上指出基于追赶的后发企业的研发合作虽属于“师傅带徒弟”式的合作,但有其特殊性。为了探索后发企业研发合作模式的特殊性,利用两家中国大型装备制造企业与国际领先企业合作的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后发企业首先与领先企业在其边缘知识领域进行合作,然后利用知识的溢出作用逐渐渗透到其核心知识领域,并通过对核心知识的吸收、整合和再创造促进后发企业内部的知识创新,进而提高创新能力。由此本文得出了基于追赶的后发企业研发合作的模式——“边缘—核心”型研发合作。为了解释“边缘—核心”型研发合作的内在机理,基于知识链接理论分析了领先企业中边缘知识与核心知识可能存在的链接关系,并从知识地图的视角、运用集合方法演绎了“边缘—核心”型研发合作模式中边缘知识与核心知识的链接机理,最后运用企业实例进行了模拟和验证。在知识链接及其实现工具(知识地图)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得出领先企业边缘知识与核心知识间可能存在同一性、隶属性和相关性的知识链接关系,从而推动了后发企业从领先企业边缘知识到其核心知识的渗透。运用知识地图和集合方法演绎了后发企业通过分享领先企业的边缘知识,利用边缘知识与核心知识的连接关系,最终得到领先企业核心知识的过程。引入东安与ge公司研发合作的实例,验证了研发合作中边缘知识与核心知识的链接机理。在建立“边缘—核心”型研发合作模式下知识创新过程概念模型的基础上,对领先企业边缘知识共享、领先企业核心知识溢出和后发企业内外知识整合叁个知识创新的主要阶段进行了分析。分析了后发企业如何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机制以及科学学习与经验学习机制分享领先企业的边缘知识,并强调了知识吸收能力的重要作用;在明确核心知识溢出的条件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了边缘知识共享到核心知识溢出的过程,并对核心知识溢出的路径和动力机制进行了阐述;提出了知识整合的平台,并分析了知识整合的过程和机制。通过对后发企业研发合作各个阶段的分析,发现“边缘—核心”型研发合作模式下的知识创新开始于领先企业边缘知识的共享,经过核心知识溢出这一重要阶段,进入后发企业内外知识的整合阶段,这一过程展现了“边缘—核心”企业研发合作模式下知识创新过程的独特特点。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动态角度对“边缘—核心”型研发合作模式下后发企业的追赶过程进行了仿真分析。系统模拟分析发现,研发合作过程中合作双方的知识共享量和溢出量经过小幅波动后上升;后发企业知识存量不断增加,创新能力持续提高,逐步缩小了与领先企业的知识势差。然而合作双方的知识势差缩小到一定程度后停止,表明研发合作不是后发企业实现追赶的最终方式,后发企业需要在在研发合作的基础上切实提高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最后本文基于系统动力学分析结果以及前面叁章的理论分析,提出了后发企业通过与领先企业研发合作实现追赶的策略。后发企业在与领先企业研发合作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掘知识之间的链接关系,保障和促进边缘知识到核心知识的成功渗透;要有意识地增加与领先企业的交流,促进其核心知识的溢出;要注重提高自身的知识吸收能力和知识整合能力,为其创新能力的提升打下基础;选择具有适当知识距离的研发合作伙伴是后发企业研发合作成功的前提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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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业集群合作创新的螺旋型知识共享模式研究[D]. 金潇明. 中南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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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区域协同创新能力测评及增进机制研究[D]. 贺灵. 中南大学. 2013
[6]. 美国大学与社区合作伙伴关系研究及启示[D]. 官远发. 同济大学. 2007
[7]. 基于知识流动的高新技术企业制度创新研究[D]. 陈士慧. 宁波大学. 2010
[8]. 社会资本、知识过程与部门效能关系实证研究[D]. 郭贵林. 浙江大学. 2008
[9].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情景下产学知识协同创新机制研究[D]. 王凯. 浙江大学. 2016
[10]. 基于追赶的后发企业研发合作模式及知识创新过程研究[D]. 李伟保.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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