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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曾多次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如改编自陀斯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的《白痴》、分别改编自莎士比亚《麦克白》和《李尔王》的《蜘蛛巢城》和《乱》等。在这些影片中，黑泽明以日本民族的视角来把握原著，拍出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日本特色，被广为称颂。从2004年至2006年的短短三年里，中国电影人就拍出了三部改编自外国文学作品的影片，分别是徐静蕾改编自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同名小说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冯小刚和胡雪桦均改编自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的《夜宴》和《喜马拉雅王子》，有意无意间掀起了一股改编外国文学作品的小高潮。在百年电影史上，中国电影人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改编，虽然没有一部影片产生过像黑泽明电影那样巨大的影响，却也有很多被人忽视乃至遗忘，值得挖掘的作品。
美国和西欧作品的改编
美国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纵深，探寻留存至今的中国早期电影的断简残片，会惊讶地发现，刚处于萌芽期的中国电影就已经有了改编外国文学作品的经历，而改编的对象则是美国的侦探小说。1920年，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拍摄了《车中盗》。该片是根据林琴南、陈家麟翻译的美国侦探小说《焦头烂额》中的《火车行动》改编。拓荒时期的中国电影选择改编外国侦探小说，其实是由当时观众的欣赏口味决定的。“当时，上海租界里外国侦探片盛行。具有超凡力量的英雄和强烈的感官刺激，吸引了不少观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对其乐此不疲，心迷神醉。”① 至于改编外国侦探小说，一则是这些小说在普通观众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二则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电影来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照搬外国的一套，再加上剧作十分薄弱，改编外国小说，能有效地弥补剧作的不足，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这部影片中有侦探和动作的情节元素，对于中国侦探、武侠类型电影的开拓具有重要意义。
法国
除美国外，中国电影改编法国文学作品的历史也很久远。中国最早的三部长故事片之一的《红粉骷髅》即是根据法国侦探小说《保险党十姊妹》改编。该片也揭开了中国电影对法国文学改编的序幕。改编的对象既有莫里哀、莫泊桑、巴尔扎克、小仲马等大师的作品，也有像《保险党十姊妹》、《亚森罗宾》这样的侦探小说。
在早期根据法国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中，现仅有1926年明星公司出品的《一串珍珠》尚能一睹原片风貌。《一串珍珠》改编自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名著《项链》。小说在极短的篇幅内对资产阶级妇女的虚荣心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讽刺。《一串珍珠》讲述的是因为一串珍珠项链毁了一个美满家庭的故事。保险公司会计王玉生的妻子秀珍去好友美仙家度元宵，为满足妻子的虚荣心，玉生向友人借了一串珍珠项链让秀珍戴着去赴宴，但不慎被窃。夫妻二人为归还项链，四处借钱未果，玉生不得不挪用公款，最后锒铛入狱，秀珍也靠为人缝衣维持生计，感悟到虚荣的可恶。玉生出狱后偶然得知了当年丢项链的秘密。原来，当年的元宵节聚会上，美仙的男友见她喜爱这串项链，于是雇人偷了去。美仙也为自己的虚荣心深感悔恨，要将项链还给秀珍，但此时的秀珍已将虚荣心完全抛开，不愿接受。编剧侯曜突破了原著文本的限制，“大胆地增添了丈夫为赔项链而挪用公款被捕的情节，重构了影片的叙事”。② 影片对爱慕虚荣的不良风气进行了批判。而玉生夫妇俩找亲朋好友借钱被阻，以及出狱后找原来的亲友想让他们介绍工作，但那些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导演通过这些场景冷静地揭示了社会上的世态炎凉。影片中的个别段落有一定的创意，如妻子去参加元宵晚会，丈夫留在家里带小孩，导演把妻子的兴高采烈和丈夫带孩子时的手忙脚乱交叉剪辑在一起，形成强烈对比。由于早期电影技术条件的限制，该片的镜头语言比较单一，以固定机位长镜头为主，摄影机只能做简单的左右摇摄。不足的是，原著中对人性进行的深入刻画和揭示在影片中则沦为了简单的道德说教。最后的大团圆结局，多少削弱了影片的内涵，而将近100分钟的情节也稍显拖沓。
此前一年，明星公司老板张石川拍摄了影片《小朋友》，由郑正秋根据法国埃克多·马洛的小说《苦儿流浪记》改编。这也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儿童片之一。小说原著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在世界上的影响非常大，广受欢迎。影片将剧中人物和故事发生的背景都放在了中国，且对情节做了较大改动，只突出探讨了法律和遗产的问题。这也符合郑正秋在每部影片中都要提出一个社会问题的思想。影片公映后，舆论反响颇佳。
抗战爆发后，上海“孤岛”电影业畸形繁荣，中国的电影人没有停止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改编。难能可贵的是，在战争的威胁下，商业竞争环境中的电影工作者们仍然在改编影片中保持了较高的艺术品位。1938年的《艺海风光》是根据法国梅立克的小说改编，分为三段，由朱石麟、贺孟斧和司徒慧敏分别执导。朱石麟导的“电影城”延续了其一贯的影像风格，以长镜头为主，低机位仰拍，让观众看到了电影拍摄的真实状况和电影人的辛苦。“话剧团”部分的艺术性很强，在幻想与现实之间交错剪辑，甚至有无痕迹剪辑，非常巧妙。片中还用人的影子来暗指恶势力，这与费穆在《联华交响曲》中的手法类似。“歌舞班”讲的是一个濒临解散的歌舞班为了招徕观众，只能用“香艳、肉感”等字眼，靠露大腿来吸引人，演出虽然获得成功，但有艺术追求的歌舞班导演则离开了，表现了艺术与商业之间的矛盾。
1939年，李萍倩根据法国当代剧作家巴若来的戏剧《托帕兹》改编拍摄了影片《金银世界》。原剧讲述的是忠于职守的小学教师托帕兹最大的愿望是获得一枚教育勋章，却因为拒绝为男爵夫人的孩子修改成绩单而被开除。后迫于生计，托帕兹参与了市议员加斯代尔的一笔肮脏交易，大赚了一笔。就在他受到良心谴责时，却意外的得到了科学院授予的教育勋章。他于是醒悟到金钱是这个社会的主宰。《金银世界》基本保留了原著的框架，只是在其中增加了一个张伯南的同事小赵的角色。在张被解雇后，小赵也辞职了。不同的是小赵投身了革命，张伯南却在郭参议员的一步步引导下，跻身“金银世界”中，飞黄腾达。最后因时局动荡，张伯南的公司破产，他又变得一无所有。当时的上海在沦为“孤岛”后，迷漫着一种享乐堕落的气息，不少富商官宦拼命搜刮钱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因此，《金银世界》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以讽刺手法揭露了社会现实。影片中，张伯南说道：“违法、贪赃，反而更有人捧我。”“做好人有人同情吗？”这些台词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黑白颠倒、善恶不分的丑恶世界。由于审查的压力，小赵参加革命这条线表现得并不明显。影片最后，张伯南感叹赵“才是真正成功了”，暗示只有革命才能拯救这个金钱物欲横流的世界。
作为一位优秀的商业片导演，李萍倩在中国电影史上长期不受重视。在我们的电影史书中，对其作品往往只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在导演生涯中，李萍倩拍摄了众多根据外国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如《女律师》（与裘芑香合导）、《福尔摩斯侦探案》、《亚森罗宾》、《三姊妹》、《茶花女》、《少奶奶的扇子》、《金银世界》、《四姊妹》、《母与子》等，分别改编自法国、英国、俄国和日本等国作家的作品。其改编的作品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在中国电影史上无人能及。他改编外国文学作品的心得以及关于改编的理念等对于今天研究这一命题是不容忽视的，但遗憾的是，我们对此知之甚少。
英国
2006年的两部改编自《哈姆雷特》的影片再次让国人接触到了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其实中国电影很早就开始了对莎翁作品的改编。李萍倩1927年与裘芑香合导的《女律师》即改编自《威尼斯商人》，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改编莎士比亚戏剧的影片，更是第一部改编自英国文学作品的影片。
1931年，卜万苍根据莎士比亚喜剧《维罗那二绅士》改编拍摄了影片《一剪梅》。该剧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并不算特别有名，讲了一出四角恋爱的故事，是莎士比亚第一部以爱情和友谊为主题的浪漫喜剧，抛弃了传统闹剧的模式，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心理描写，情节的独创性和主题的浪漫性都十分突出。对于卜万苍这样一位力求充分表现人生的导演而言，莎翁作品中贯穿的人文主义思想无疑和他提倡拍“中国型影片”，③ 以期达到“一张优秀的影片，它应该是富有轻快的调子，运用纯熟的技巧，在不失沉闷的空气下，灌输正确的严肃的意识，务使观众愉快的接受下来”④ 的创作观念是一致的，因此《一剪梅》基本保留了原著的框架。不过莎翁原著中很多喜剧效果都是通过精辟的台词展现的，在这方面，属于默片的《一剪梅》无法更多地表现出来，因此片中的喜剧成分削减了很多。更重要的是，原著对人性中“恶”的一面做了深刻揭示，影片里则没有表现出这一点。与原著相比，影片的情节更为紧凑，构图精美，场面调度流畅，抒情与写意有机结合在一起，营造了优美恬适的氛围，增加了影片的浪漫气息，多少克服了默片中无法用语言来表现戏剧冲突的缺陷。
对英国当代戏剧的改编当属1936年，孙瑜根据英国詹姆斯·巴雷的话剧《可敬的克莱顿》改编的影片《到自然去》。《可敬的克莱顿》讲述英国的贵族老爷小姐们带着仆人乘船去太平洋旅行，但不慎触礁被困荒岛。结果他们只能依靠会打猎、造屋的仆人，于是主仆关系颠倒过来。后来，路过荒岛的兵舰把他们带回英国的贵族社会，主仆关系又恢复原状。孙瑜在《到自然去》中，把原著的英国贵族社会改成了中国军阀时代的上层社会，结尾让仆人马龙从荒岛回来后，毅然离开老爷的府邸，乘火车奔向“南方”（暗指广东革命根据地），而大小姐丽华也下决心跳上了南下的火车。⑤ 该片表现出了孙瑜一贯不与现实妥协的“积极浪漫主义”风格。这种处理，与30年代的时代潮流是相吻合的，也能引发广大观众的共鸣。
其他英国作家如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以及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等，都一一被搬上银幕，显示出中国电影人广阔的视野。
德国
与英法两国相比，德国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丝毫不差，但中国电影人似乎对德国童话更感兴趣。1928年民新公司根据德国童话改编的《飞行鞋》，不但是中国第一部童话片，也是第一部根据外国童话改编的影片。民新公司在当时武侠神怪片泛滥银幕之际推出这样一部作品，其目的是“为打破流行武侠、爱情、侦探等陈套，提倡文学教育之童话剧”。⑥ 这种出发点并不错，但在武侠神怪片“霸占”银幕的时刻，该片上映后被淹没在一片“刀光剑影”中，反响之微弱，也就不奇怪了。
1940年，吴永刚导演了从格林童话《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改编的《中国白雪公主》。该片是继《飞行鞋》之后又一部改编自德国童话的影片。著名童星陈娟娟饰演小白雪，但韩兰根、章志直和殷秀岑等饰演七个“小矮人”可一点都不矮。故事讲述的是小白雪父母双亡，受继母虐待，不得已流亡在外，幸好得到七个“小矮人”的帮助。狠心的继母由于服用了怪医生发明的长生不老药起了副作用，要用小白雪的心作解药。在千钧一发之际，“小矮人”赶到，打死了怪医生和继母，救下白雪。影片讲述的已不再是一个童话故事，导演是借这样一个载体隐晦地表达着抗日的思想，这一点与《木兰从军》等影片是相同的。不足之处在于台词的说教味太浓，很多时候台词多少有些游离于影片的情节之外。当然，在当时情况下，创作者只能通过这种隐晦的办法来表达抗日思想。用影片唤起民众、挽救国家危亡是第一位的，这种小缺陷也就瑕不掩瑜了。
此外，1943年，袁丛美根据意大利人范斯伯《神明的子孙在中国》改编拍摄了影片《日本间谍》。该片更多的是由于其被蒋介石下令禁映的遭遇而载入电影史。2004年徐静蕾改编自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同名小说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则让中国观众对比较陌生的奥地利文学有了一定了解。
苏俄及东欧作品的改编
苏俄
19世纪以来，众多大师级作家和作品的相继出现，为俄国文学带来了世界声誉。虽然1926年卜万苍已根据托尔斯泰小说《复活》改编了影片《忏悔》，但此后中国电影界对俄国文学作品的改编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36年。著名导演史东山根据果戈理名著《钦差大臣》改编的影片《狂欢之夜》的出现，中国电影人才开始大规模改编俄国文学作品，一直持续至新中国成立后。俄国也因此成为同时期中国电影改编外国文学作品最多的国家。在众多的改编之作中，托尔斯泰无疑最受中国电影人欢迎，其作品先后四度被改编，其中《复活》就分别于1926年、1938年和1941年被改编了三次。其他如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等的作品也都先后被搬上中国银幕。
戏剧大师佐临先生拍摄的第二部电影是根据高尔基名作《在底层》改编的《夜店》。《在底层》是高尔基最著名的戏剧作品，曾被法国大导演雷诺阿和黑泽明分别改编搬上银幕，且这两部影片都已成为影史经典。原作中共有17个角色，刻画了一个有小偷、妓女、戏子、流浪汉、游方僧和没落贵族的“底层”社会以及他们的命运。这一群人代表的是社会的最下层，他们曾经是“人”，如今却沦落到非人类的生存状态。
在改编成影片之前，柯灵与师陀已将其改成话剧，轰动一时。在佐临先生改编时，柯灵又对原剧进行了再创作，在人物名称上更加中国化：如妓女叫林黛玉，爱看《红楼梦》；店老板叫闻太师，老板娘叫赛观音；取消了原作中流浪汉沙金这个人物等。情节上的改动则有，店老板不是被小偷失手打死，而是被老板娘赛观音毒死的；赛观音的妹妹不是从狱中逃出失踪，而是知道小偷入狱后上吊而死。对于老妇人过世这一情节的处理，佐临则以众人的悲凄与哭号渲染了情境，借以衬托出其他人的困境。金铁木在陆弘石主编的《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一书中提到：“高尔基的《在底层》本来是一个结构松松散散的群像剧，对于世俗的观众而言很难有什么吸引力。佐临的艺术是世俗化的，考虑到观众的欣赏口味，《夜店》被完全重塑为一出以三角恋爱为线索的情节剧。情节剧并不是什么贬义，它是故事影片的基础形式，是一种结构上的提纯。在专注于情节剧的同时，佐临也在悲剧中加入了喜剧的成份，使《夜店》具有悲喜剧的色彩。”⑦ 由于国民党严厉的审查制度，影片不得不极力淡化孰是孰非的立场，但还是多多少少带有一种革命倾向。影片的美工和音乐设计，也都为剧情的开展增添了气氛。这一切本土化的重塑使得《夜店》成为这一时期改编自外国文学作品影片的标杆。
《表》是佐临先生继《夜店》之后，又一部根据苏联文学作品改编的力作，是一部儿童片。影片根据苏联作家安德莱耶夫同名小说改编，以流浪儿童为主要讲述对象，描写了这些被遗弃儿童的悲惨经历。该片一改传统的表现手法，在演员的选用上，使用了非职业演员和没有名气的演员，其中还有孤儿院的孤儿和街头流浪儿，这在当时的中国电影界可称得上首屈一指。法国电影史家萨杜尔在著作《世界电影通史》中将其列为中国名片之一。这部影片的风格也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相近，尽管佐临先生当时并未看过意大利影片。原著的主题是以教育与改造流浪儿为主，佐临在改编时也是力求准确把握原著的精髓。影片的前半部分相当真实、完整地再现了当时社会流浪儿的生存状态，镜头语言很朴素，没有使用太过花哨的手法，大量的如闹市之中的长镜头等颇有几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味道。影片的开端十分具有戏剧性，带有几分喜剧色彩，如孩子们在码头哄抢一气的场面，显示出儿童活泼可爱的一面；孩子们从街上驶过的电车里抢走乘客的帽子后兴高采烈地炫耀，又被乘客拿回的场景，也具有相当强的童趣和诙谐。剧中小牛把金表突然塞进嘴里后佯装若无其事的段落，其实是参照了哑剧的表演。影片后半部分主要以教育和感化流浪儿童为主，艺术上与前半部分多少有点脱节。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工作者们又改编了两部苏联文学作品。其中，《小白兔》是根据苏联谢·米哈尔柯夫小说《神气活现的小白兔》改编的儿童剧，属舞台艺术片。《以革命的名义》则讲述的是列宁如何关心年轻人的成长，直接照搬了原著的人名和情节。该片是中国的电影创作者在讲述苏联故事，可以看作是新中国电影中最早的“跨国想象”之一。
波兰
中国电影对东欧文学的改编集中在波兰，共有两部影片改编自波兰作家的作品。1931年，大导演卜万苍根据波兰女作家华罗琛夫人的中文同名小说改编了影片《恋爱与义务》。⑧ 华罗琛夫人原籍波兰，后嫁到中国并用中文进行小说创作，其作品中属1924年出版的《恋爱与义务》最有影响。蔡元培先生在住院期间，读了这本书的初稿，“精神为之一振”，欣然为之作序。该书重版多次，每次都很快售罄。有这样好的文学底本，再加上卜万苍的精雕细刻，以及金焰和阮玲玉的精彩表演，《恋爱与义务》上映后大受好评，取得了极佳的票房成绩也就不意外了。
20年后的1951年，合作影片公司根据波兰女作家华西列夫斯卡亚同名长篇小说拍摄了《只不过是爱情》。该片讲述的是一个女护士在恋人和周围同事的帮助下，抛弃儿女情长，毅然报名参加志愿军的故事。这种舍小家而顾大家的做法是影片所提倡的，也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
亚非拉作品的改编
日本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在文化上的交流始终非常频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众多有识之士译介了不少日本书籍，其中也包括各种文学作品。中国电影对日本文学的改编始自1926年明星公司拍摄的《空谷兰》（上下）。《空谷兰》是由当时鸳鸯蝴蝶派主将之一的包天笑先生根据日本黑岩泪香小说《野之花》改编，而黑岩泪香的小说又脱胎于英国女作家亨利·荷特的作品。《空谷兰》由于“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张织云的表演又是温柔和顺、风姿绰约、苦尽甘来”，⑨ 因此上映以后大受欢迎，“据统计，截至1936年，这部影片是明星公司生产的默片中，累计营业收入最高的”。⑩ 张石川多年以后仍对“空谷兰时代”念念不忘。由于该片的巨大影响力，天一公司和明星公司分别于1934年和1935年重拍了有声片《空谷兰》，但今天仅能见到1935年胡蝶主演的《空谷兰》残本。
然而，不是所有的改编影片都像《空谷兰》那样能在票房上大获丰收，同年国光影片公司拍摄的《不如归》就是一例。该片改编自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的同名小说。小说在日本的影响非常大，被翻译成中文后也轰动一时。国光公司秉承严肃的态度改编了这部小说，除了将故事背景移到中国外，基本保留了原著的情节，但在当时浮躁的商业浪潮中，这样严肃认真的作品上座率并不理想。对这种情况，《不如归》的导演杨小仲也只能感叹：“我们亦只能放弃旧的不合时宜的观念，另觅新途。但是，我们的新途，究竟是怎样的呢？”(11) 这恐怕是当时有理想的中国电影人共同的困惑。
1931年和1934年，谭志远、高梨痕和李萍倩分别根据日本话剧《血蓑衣》和通俗小说《新珠》改编了影片《杀人的小姐》和《三姊妹》。随着抗战的爆发，中日两国断绝了一切文化往来，对日本文学的改编也就因此而中断。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文学从电影工作者的视野当中消失了很长时间，直到199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沈耀庭才根据日本作家西村京太郎的短篇小说《敦厚的诈骗犯》改编了影片《诈骗犯》。沈耀庭早在70年代末就已经导了《东港谍影》和《405谋杀案》等影响极大的影片。其后他又导演了多部惊险片，均反响不俗，对新时期中国类型电影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这样一位商业片导演，在我们的电影史书上却长期被忽视。关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第四代、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的所谓艺术特色和美学追求，对这一时期大量出现的商业类型片却极少有人加以关注，像沈耀庭这样的商业片导演也被冷落以至遗忘，不能不说是中国电影史研究上的一个巨大欠缺。
拉美
整个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都处在不断向先进国家学习的过程中。新中国成立前是向欧美、日本等国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向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因此，改编这些国家的作品是水到渠成的。不过，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中国电影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发展中国家文学的关注就少了很多。亚洲国家中，除了阿拉伯神话《天方夜谭》被（内地和港台）数次改编外，就只有1964年郑君里根据朝鲜赵白岭话剧《红色宣传员》改编的影片《李善子》了，而对非洲文学的改编至今仍空缺。诞生了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略萨、聂鲁达和萨瓦托等巨匠的拉美文学，以其独异的风格，在世界上独树一帜。1990年，第五代著名女导演李少红拍摄了影片《血色清晨》，改编自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该片也填补了中国电影史上对拉美文学改编的空白。
《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是马尔克斯最不具魔幻色彩的作品之一。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作家用采访记录文体，以倒叙方式将读者带入一个迥异于寻常的世界。新娘在新婚之夜因失贞被新郎遣送回家，这在古老愚昧的小镇里是奇耻大辱。在家人的追问下，新娘随意说出了小镇上一个青年的名字。新娘的两兄弟于是在镇上嚷着要杀死那个年轻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起理由本不充分的凶杀案竟在众目睽睽下发生了。小说采用了复式的叙事策略，有机融合了众多目击者和当事人的见证、回忆、感受和猜测。正是由于这种深刻的观照角度和独特的叙事策略，通过当事人和在场者的行为、态度以及事后的议论，让读者感受到在一个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人们的习惯心理和成规偏见与现代社会的秩序和价值准则之间存在着多么尖锐的冲突。
《血色清晨》则讲述的是在穷困的小山村中，少女红杏因家境贫寒，大哥李平娃把她许配给村里的万元户强国，借以交换他的姐姐当老婆。新婚之夜，强国无端指责红杏不贞，将她赶回娘家，并抢走已成为平娃老婆的姐姐。平娃毒打了红杏，并怀疑小学教师李明光是毁了红杏清白的人，扬言要杀了他。在晨曦中，蒙在鼓里的李明光向学校走去。村里人都知道平娃要杀明光，却没人告诉他，终于在众目睽睽下看着他被斧头砍死。
原著中故事发生在南美农村，和中国农村的道德观念和生存规则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影片选择了穷困的小山村作为背景。导演摒弃了南美的狂野，而直奔原著中荒昧的一面。影片中的情境设置不像原著那样执着于宿命感的嗟叹，而是延伸到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和封建宗法这样极具现实意义的题材上。李少红在执导该片时，没有女性导演惯有的情感流泻，虽然也有相当优美的抒情段落，但摄影机更多的只是冷静地充当了整个事件的旁观者。影片的基调非常冷峻，叙事沉稳、干练、缜密。在这部色调灰暗的影片中，李少红张弛有度地组织起令人窒息而又悚然的戏剧张力，在叙事上多角度的抽丝剥茧，带出了一个似是澄明的真相，却在内涵上步入更深层的境界。最终，在全村人的注视之下，惊心动魄的追杀行为终于发生。这样颇具深意的结尾基本是从原著中根植而来。如果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表现出作者对文明以及对人类摆脱愚昧生活获得健全理性的一种呼唤的话，那么《血色清晨》则具有了非凡的历史深度。这部洋为中用的改编作品，用隐喻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解构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农村在外力作用下无可避免的被撕裂的过程，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值得一书的作品。正如学者戴锦华所言：“《血色清晨》为1990年留下一部令人难忘的影片，留下一份历史的、冰川擦痕式的社会档案”。(12)
放眼中国电影的百年历史长河，虽然改编自外国文学作品的影片在绝对数量上并不多，但外国文学却始终是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支柱，为中国电影题材的开拓、剧作的成熟和艺术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早些年，当美国人将我们的传统故事《花木兰》改编成电影时在国内还引来一片惊呼，许多人为传统文化的流失而痛心疾首。多年以后再回过头来思考这一问题，其实我们应当以更开放的姿态和更宽容的态度来面对，保护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要自我封闭，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外国人可以改编我们的传统故事，我们也可以用“拿来主义”，把外国优秀的作品加以利用，以中国人的视角对其进行再创作。借助原著的影响力，可以更好地使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注释：
① 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75.
② 孟中．文学改编一次特殊的电影心理活动．电影艺术，2004,(2):10.
③④ 卜万苍．我导演电影的经验．李亦中主编．银海拾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2,91.
⑤ 参见孙瑜．回忆我的早年电影创作（下）．电影艺术，1982,(3):61.
⑥ 张伟．前尘影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72.
⑦ 陆弘石主编．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267.
⑧ 《恋爱与义务》是在中国出版的中文小说，由于作者为波兰人，因此本文也将其列入.
⑨ 陈墨．百年电影闪回．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71.
⑩ 李晋生．论张石川对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的贡献．电影艺术，1993,(2):39.
(11) 同⑥，41—42页.
(12) 戴锦华．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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