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湘黔桂边地的巫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地论文,文化论文,论湘黔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0)06-0125-04
巫文化是产生于原始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民族都经历过原始时期和蒙昧阶段，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巫文化。巫文化至今还遗存在世界各地一些比较偏远落后的地区。在古代中国，南方较之北方更盛行巫文化。楚人的特点之一就是“重巫鬼”。在南方，湘、黔、桂交界的边缘地区（下简称“边地”）又是巫文化传统最深厚的地区，至今巫风犹存，被称为“神奇的土地”。本文论述其渊源及表现形态。
一、边地巫文化的地理、社会、经济条件
（一）封闭的地理环境。湘、黔、桂乃至与四川（原四川，今重庆所辖地区）、鄂西交界地区，方圆上千里，多是崇山峻岭或丘陵地区。长江支流的沅水、酉水和珠江支流的都柳江及无数小河、溪流纵横其内，古“五溪蛮地”就在境内。著名的大山脉有雪峰山、武陵山、佛顶山、九万大山、越城岭和张家界、武陵源、神农架等原始自然区。这一区域虽然分别辖于不同的行政区，却属于相同的地理和文化圈。在漫长的历史中，交通极为闭塞，较少受外来文化冲击。其中，紧紧毗邻的湘、黔、桂三省（区）边地更有其共同的文化特性。
（二）长期的原始氏族社会结构。当代美国心理学家E·弗洛姆(Erich Fromm)在1955年出版的《健全的社会》一书中说：“人经过了几十万年才在进入人类生活方面迈出第一步，他经历了一个以巫术无所不能的自我陶醉阶段，经历了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阶段……”弗洛姆在这里所说的“人类生活”是指人类的文明时代，而那漫长的人类前文化时期就包括了“一个以巫术无所不能的自我陶醉阶段。”
巫文化是在人类前文化时期的原始社会中孕育出来的，边地原始形态的社会结构使巫文化得以长期盛行。边地是苗族、土家族、侗族这三个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此外，还有壮、瑶、水、仫佬、布依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汉族地区也多有少数民族杂居。封闭的地理环境，远离封建王朝中心，使处于边地腹地的少数民族地区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大约是唐代才由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由于远离封建统治中心，中央王朝采取了“羁縻”政策，即根据民族地区原有的经济、政治及风俗习惯，“以其故俗治”，设置羁縻州、县、峒（寨），“树其酋长，使其镇抚”。这种制度又延续了上千年，各土司基本上沿袭原始的社会制度，并且，“各立酋长，互不统属”。同时，由于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进剿，民族地区采取原始的组织形式“合款”来保卫自己，这都使边地腹地继续保持原始社会的许多遗俗。如边地的“款”组织这一种自治的军事联盟就极具原始性。它的最大任务是抵御外敌，但又是集立法、司法、礼仪、教育为一体的社会组织；以父系氏族血缘为关系层层组成；款首由民主推选产生，多由德高望重的寨老担任；有一整套原始的仪式，如饮血为誓、杀牛为盟、立石为记、“神判”等，都表现出浓厚的原始文化色彩。
（三）巫文化植根的自然经济土壤。边地土壤肥沃，气候适宜，雨量充沛，农耕型的小农经济是边地的主要经济形式。被山地封闭和隔离的小农经济，需要“神”的庇护，以保风调雨顺、特产丰裕、人畜平安。以“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为内核的自然神崇拜、图腾崇拜以及始祖崇拜成为边地腹地各少数民族最主要的信仰。同时，为了加强生产的互助性，并且确保社会、村寨的稳定与安宁，边地原始性的社会组织也延续到了当代。如侗族社会现存的“补拉”组织，就是父系氏族组织的次生形态。“补拉”以血缘为核心，以地缘为纽带组成。同一父系血缘，有共同祖先的男子及其家庭处于同一“补拉”，几个姓氏因为居住在一个村寨也可组成一个“补拉”，在侗族，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独立于“补拉”而存在。“补拉”的功能主要是生产和生活的互助，道德教化，履行规约，血族复仇（基于外人对本补拉成员严重的人身或物质上的侵害而产生的复仇）等。侗族的许多社会活动都由“补拉”来组织，如天旱时的求雨仪式，禾苗抽穗时摆三牲五牲祭祖等。原始性的社会组织及其种种活动适应了封闭环境中的小农经济心理，也是巫文化依托的社会结构。
二、巫文化与边地民俗
巫术产生于原始思维。弗雷泽说：“巫术所依据的思想原则基本上可分解为二种。一种是所谓同类相生，或谓结果可以影响原因。第二是凡接触过的物体在脱离接触以后仍然可以继续互相发生作用。前者称之为相似律，后者称之为接触或感染律。根据相似律，通过模仿，就可以产生巫术施行者所希望达到的任何效果。而根据接触律，巫术施行者可利用与某人接触过的任何一种东西来对他施加影响。这种东西可以是他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不是他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前一种巫术称之为模仿巫术，后一种巫术称之为交感巫术。”〔1〕以原始思维为特点的边地民俗，一类可以叫做广义的巫文化，即蕴含着原始思维方式的诸多民俗现象。另一类是狭义的巫文化，指巫师实施的仪式，如驱鬼避邪、治病等仪式。
（一）广义巫文化现象。这主要体现在日常的生产劳动、生活、文化活动以及旧时的军事训练上。这些活动动辄就要祭神。如在侗族村寨的生产劳动中，动新土要祭神。每年春耕和插秧时，则必须由“活路头”（寨老或声望高的老人）带领举行祭祀仪式，请神灵保佑丰收，然后大家才能开工。湘川黔交界地区的猎人信奉“梅山教”，把梅山的神像随身携带，以保狩猎平安。下溪下河干活，也都要先祭河神、溪神等才能进行。家家户户有各种神灵和祖宗的神榜，一般正上方写着“天地君亲师位”，下半首排列着土地公、土地婆、值坛土地诸神之位，除了平日每天烧香祭祀外，逢年过节都要以食品祭祀。边地的山坳、桥头、大树脚，普遍设有小小的土地祠，表现在诸神之中最重“土地”。边地的民间军事联盟“款”组织在军事训练活动中，要先祭神。侗族祭祀女始祖萨岁，鸣金吹笙，抬着萨岁的神灵，在炮火中前进，冲出村外，归来时则抬着敌人的“首级”，是原始巫术舞蹈形式的再现。
巫术文化渗透在边地山民整个生活、生产、军事和政治活动中。它们体现了原始思维的一些具体特点：
(1)具体性。原始人抽象概括能力尚未健全，对许多事物缺乏概括。例如，分配猎物对份额不能进行预算，只能依人头一一发给。在边地至今犹存这一思维痕迹。如问路，一般不回答东南西北的方位，而是以某些具体标志来回答。
(2)简单的类比和联想。这是原始思维最明显的特征。普列汉诺夫说：“类比判断是对自然生活的一切虚幻解释的基础。”在边地，简单的类比与联想非常普遍，无不带着浓厚的巫性思维特点。如，在路上看到死禽兽或蛇蜕皮，会认为与人的死亡有关，是不幸的兆头，要想办法去晦气。
(3)神秘性。原始人本来就因为缺乏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认识而在头脑中充满神秘感，从事巫文化的巫师又不断人为地创造神秘，因而神秘性既是原始思维一大特性，又是巫文化得以长久流传的密码之一。在边地，“鬼”一直是挥之不去的神秘物。巫文化包涵着鬼神文化，它又叫神巫文化或巫鬼文化。成熟于商代的中国鬼神文化即“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鬼的狰狞可怕是佛教传人中国后所渲染的。原始文化浓厚的边地，鬼不十分可怖。保持了原始文化观念。道光四年《铜仁府志》载：“名土司中汉苗杂处，人多好巫而信鬼，贤豪亦所不免，颇有楚风。”边地关于巫和鬼的传说也非常多，其中最流行的是“赶尸”说。人客死他乡后，巫师将尸体“赶”回家。巫师将死人戴一斗笠，以写有符箓的纸遮着脸，让死人像活人一样跟随在巫师的后面走（膝盖不能弯屈）。边地还普遍流传着山鬼的传说。山鬼又叫山魈，它不是恶鬼，神秘而又平常。它们在山林，又经常来到人的身边，造成一些神秘现象，却又不伤害人。“鬼”的形象大量进入民间文学，其中不乏优秀作品。侗族的民间故事和琵琶歌《阴阳歌》中，凄美地描述了人与鬼的世界，表现了民族的生死观、生存观和顺应自然的宁静文化心态。天下闻名的“丰都鬼城”也紧邻边地。
（二）狭义的巫文化
狭义巫文化现象是由巫师正式举行的巫术仪式，或虽然没有巫师主持，但运用巫术的形式处理村寨事务的活动。巫师是巫文化中的重要角色。在中国，商代即有以巫术作人的姓氏的记载，如巫咸、巫贤。《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在先秦，巫已经普遍化。巫分为官巫和民巫两种，官巫测量国运，预卜战争，司掌朝廷祭祀，记辑王言，编纂史册等，是中华民族第一代文化人。在边地，巫师被视为“大学者”，他们不仅要精通本民族神学，对多神崇拜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而且，对本民族的历史、哲学、艺术、医药乃至天文、历法等都要非常精通，此外，还要具有为民间祈禳、求福、驱邪去灾、预测丰歉、医治疾病的实际操作能力。虽然每一个巫师未必样样精通，但是，对巫师的要求确实是多方面的。流传到现代民间的巫保留了几个比较明显的功能，一是驱邪去灾，二是医治疾病，三是“舞”。巫要以舞娱神、降神，巫又称舞人。这使巫文化具有了浓厚的艺术色彩。苏格兰研究巫术的第一流专家和重要的社会历史学家克里斯蒂纳·拉娜说：“在原始社会，已证明有两种巫术：白巫术或称医病巫术和黑巫术或称咒人巫术。”〔2〕在当今社会，巫师使用的主要是白巫术，借巫法祛病驱鬼，而黑巫术即咒人的巫术，一般作为民间一些古老的邪术暗地使用，边地的放“蛊”当属于邪术之内。
巫文化在本质上是人巫文化。在漫长的巫术盛行时期，即史前的“一个巫术无所不能的自我陶醉阶段”，人类通过劳动已经使自己的感觉器官逐步属于“人”，并且随着巫术的普遍性和原始崇拜的产生，人开始有了审美的意识，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一书中所说的，“巫术属于人类，不但因为巫术为人类所有，而且巫术的题材主要是人事的题材，如渔猎、园艺、贸易、调情、疾病、死亡之类。巫术用于自然界，不如用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或是以影响自然界的人事活动上为多。”随着历史的进步，阔远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已经逐步转化为无意识，巫文化所涉及更多的是与人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事。边地巫事主要有这几类：
(1)祭祀仪式。这是边地少数民族最高层次的宗教活动。在苗族，“苗巫教”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准宗教，“鼓社”神祗活动是其主要活动，除了祭祀祖先外，它包括巫词（巫师主持祭祀活动时的演唱诵念词及神话、诗史）、巫乐、、巫舞、法规等。它是笼罩着巫文化气氛，包涵祖先崇拜意识，兼有敬神、祈祷丰收、传授民族规约，有芦笙歌舞、娱神娱人等种种文化事象的系列宗教文化活动。土家、侗族的巫教活动也类似。如土家族以白虎为图腾，各地都有白虎庙，给小孩戴虎头帽，穿虎头鞋，甚至在小孩额上画上“王”字。侗族祭祀女始祖萨岁的活动一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大规模地举行，但在日常生活中派生出许多小型的临时性祭祀萨岁活动。村寨发生灾害，与外村发生械斗或外敌来犯，都要去萨坛祭祀，祈求祖神保佑。
(2)家中有人生病受伤，要请巫师驱鬼镇邪，消灾解祸，为病人驱鬼，为小孩“收魂”。这种活动相当多，形成了一整套的仪式。其中，巫医在民间的作用不可忽视。苗族的巫医治病靠诅咒巫术、驱鬼巫术和草医药治疗这三种方法，草医药是苗族传统文化的瑰宝。
(3)调解村寨纠纷，审理案件的“神明裁判”，又称“神判”，它是原始法律的一种表现形式，借助神的意志来断定争执双方的责任。苗族的“神判”主要有砍鸡头、捞油锅、踩犁铧、赌咒、占卜、看手相、拢火桩等。“鸡判”的现象在边地最普遍。碰到难以判明的是非，根据砍断鸡头的情况来判断孰是孰非。鸡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它同东方日出，光明取代黑暗，阳气战胜阴邪，新春脱胎于寒冬联系在一起，原始思维在日出东方与鸡叫这两种并无必然联系的自然现象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
（三）边地的多神崇拜。准宗教形式的巫教是边地最主要的“宗教”。旧时边地从事巫师职业的人很多。《后汉书·宋均传》记载：“辰阳俗少学长而信巫鬼。”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出版的《湖南风情风俗报告书》称：“自三苗国于洞庭，始创巫名教，颛顼正之，而其流不息，多神教之一种也。”巫之别，曰傩教，曰师教，或称排教（放木排的人敬奉）。巫教有自己的神。如民间戏班子举行的祭神活动中，神榜上的三洞梅山大王、红黑二道将军都是巫教的神。其他如水火二将、五路五猖神，以及白帝天王、飞山杨令公等也都是边地有巫文化色彩的神。巫教又为道教的创立与发展提供了条件。道教从巫觋仪式中演变出一套斋醮、符箓禁咒等祭神降福、驱鬼避祸的教仪，又从巫医的药物学、健身术中发展自己的内、外丹理论。旧时黔湘桂边地道教也非常兴盛。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道士李道坚在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镇远县青龙洞修建了庞大的道观群，延续五百年香火兴旺。佛教也借道教与巫教的力量，在边地传播、发展。佛教在中国传播靠世俗化的改革和艺术化的手段。旧时边地最流行的剧种辰河高腔以演佛教的“目连戏”扬名。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目连戏是现今世界上保存得最为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宗教祭祀剧。清代至民国时期，辰河高腔目连戏的演出成为边地最普遍最壮观的宗教文化现象。它与道教的罗天大醮、巫教的还傩愿法事相结合，剧情中又增加了儒家文化的内容，是巫、道、佛、儒多种文化的大融合，因而，边地民间文化又有多神信仰的特点。但是在崇山峻岭中的边地腹地，仍然以巫文化最为普遍。民族地区原始氏族社会漫长，原始思维根深蒂固，再者，巫文化较之道教文化、佛教文化更民间化，虽有“巫教”的称呼，实际上并未形成真正的宗教。民间大量的巫师是业余兼职的，亦民亦巫，需要请巫师的时候，随叫随到，这也是巫文化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巫文化与艺术相伴而生
在原始社会中，巫术令人“自我陶醉”，其原因之一是巫术与艺术的起源有关。托马斯·芒罗说：“在早期村落定居生活的阶段，巫术和宗教得到了发展并系统化了，我们现在称之为艺术的形式被作为一种巫术的工具用之于视觉或听觉的动物形象，人的形象以及自然现象（下雨或天晴）的再现，经常是用图画、偶像、假面和模仿性舞蹈来加以表现，这些都称之为交感巫术。祈求下雨就泼水，祈求打雷就击鼓，而符咒则经常被用之于雕刻和装饰，被认为能带来好运气和驱逐魔鬼。巫师有一整套的工具，包括假面、化装、棍棒和符咒、巫术油膏(magicointment)、响板等。而礼仪的活动，说、唱、舞蹈都被用来保证巫术的成功。这些技巧常有所改进，但巫术总是能鼓励艺术的发展。一些最有力的对象是石头、陨石，尊为神物的树、骨头、皮、头发和纪念物，作为一种对艺术的刺激，它的影响比宗教有时还显得强烈。”〔3〕边地的艺术与巫文化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舞。边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舞蹈，又多与祭祀活动紧密结合。如侗族祭女始祖萨岁，要跳模仿图腾蜘蛛的“多耶舞”：双臂分开上举，双腿分张下蹲。多耶舞的形式和内容，同侗族先民祭祀“太阳神”跳的蜘蛛巫舞很类似。“傩”舞是边地最古老的巫术舞蹈。边地傩文化事象繁多。“傩”又叫“冲傩还愿”，包含两层意思，一“文”一“武”。“冲傩”为武，是巫教的法事，主要用于为病人驱鬼找魂。其中傩师（巫师）的表演类似杂技，有很多的艺术成分。如“上刀梯”、“踩铧口”、“踩撑架”（火塘支锅的铁三角架），后两者都是踩在烧红的铁上。如是为病者找魂，则傩师手持法刀，跳砍狂奔，无论荆棘还是高坎都要像步入平地一般奔走，技艺高超者如一流杂技演员一般。“还愿”为“文”，小型的还傩愿一般为三天，第一、二天做道场敬神，第三天谢神。大型的长达七七四十九天。谢神要唱傩戏，通宵达旦。巫师兼宗教与戏剧演员双重角色。傩戏是中国戏剧的源头之一。为傩戏制作的木傩头像，也具有很强的艺术性。芦笙歌舞则是边地各少数民族共同喜爱的艺术形式。它与各民族的神话有渊源关系。如苗族的“芦笙”就源于洪水神话葫芦崇拜。
（二）歌谣。边地腹地是歌的海洋。侗族自称“饭养身子歌养心”。进入侗乡，有一系列的拦路歌、开路歌、迎客歌；节日盛会，有开堂歌、耶歌、大歌；婚姻嫁娶，有酒歌、哭嫁歌；青年男女交往，有情人歌、失恋歌、单身歌；劳动有山歌、河边歌、木叶歌；平常的教育活动有古歌、礼俗歌、父母歌、苦情歌等等，不胜枚举。苗族、土家族也都以歌谣来叙说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边地各少数民族形象思维非常发达，民间歌谣渗透着“泛灵论”的思维，歌谣中，比喻、比拟、借代等手法十分娴熟。如苗族的《开亲歌》，充满了歌与舞的浪漫。开场宴席的一段这样唱：“东龙家开亲，踩九天铜鼓，喝九天浓酒，醉得头偏偏；东龙家接客，踏九天铜鼓，吃九天浓酒，醉得头歪歪。”即使是堪称法规的《约款法》也非常形象生动。款词也常常不是用直接表述或直接议论的表达方式，而是大量使用比喻或象征。如“胆大如葫芦，气大如类吼”、“恶如虎、狡如龙”，“高山已辟成了良田，草坡已种上了高粱”（喻男女青年未婚已经发生了两性关系），缸里已经长出了竹子，桶里已经长出了蕨菜”（喻女子已经身怀有孕），“人人都筑起挖不平的田埂”（喻矛盾双方已经结下了冤仇），“牛死留有角，虎死留有皮”（象征古老的传统代代相传）。边地巫文化与楚辞的产生有渊源关系，屈原辞赋中所描绘的祭祀风俗至今有迹可寻，楚辞的诗体形式也在边地少数民族和汉族中仍可发现。侗族著名学者林河使用荆蛮侗语去破译《九歌》，认为屈原的《九歌》脱胎于边地侗族民歌《歌（嘎九）》。荆蛮语的“九”读“句”，含义是“鬼”。在古边地鬼神人相通，都可称“九”，爱情歌、神歌都称《九歌》，这一来，“使楚辞诸篇与土家、苗、瑶、侗等南方民族歌谣的明显血缘关系昭然天下”，“抖落了正统儒学加之于身的各种误解和矫饰，在南国的遍地巫风中重新获得了生动的真相”〔4〕。屈原具有楚巫的身份已为很多学者认可。巫师作为人与神的使者，其艺术表达的对象同时有现实中的芸芸众生和神界的神灵。“《离骚》为屈原的巫祝之作。在这篇气势磅礴的抒情诗中，巫师的超凡情感能力和对神灵世界的丰富想象构成了《离骚》一诗的内在灵感。屈原若不为巫师则很难在《离骚》里呈示如此奇幻辉煌、如此蕴含巫风内在活力的超现实世界。难怪以民俗研讨楚辞的林河先生也说：‘整个《离骚》是屈原深感楚王不听巫言，自愧不能恪尽神职，只好祈褥皇天，求神允许他离开人间，皈依天界，以彭咸之所居的褥词。’”〔5〕巫楚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支流之一，孕育了奇幻浪漫的楚辞。苗巫文化则是巫楚文化最重要的分支，而苗巫文化又是边地巫文化最主要的内涵。边地巫文化对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形成有基因的作用。它对中国现代、当代作家艺术特质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培育了沈从文、韩少功、孙健忠等著名作家。生长于湘西凤凰的沈从文先生在散文《湘西》中说，湘西特有的文化“与人生活密不可分，却又杂揉神性和魔性。湘西的传说神话，无不古艳动人”，“湘西的神秘，和民族性的特殊大有关系。历史上‘楚人’的幻想情绪，必然孕育在这种环境中。”今天我们探析边地巫文化，对于进一步理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湘西世界、新时期的“寻根文学”都不无意义。
四、巫文化与幻象文化心理
人类文化心理发展过程，经过了幻象文化心理、意象文化心理、类象文化心理和道象文化心理几个阶段（这些阶段的每后一种阶段，都包含着前一种文化心理阶段的作用）。巫文化对幻象文化心理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幻象文化心理是指动物向人类过渡时期和人类始初时期的文化心理状态。它以客观对象变形，主体本能作用与始初意识为功能特征。在幻象文化心理阶段，原始人类以对外物之间的非正常联系和主观幻觉心理去认识世界，对世界具有好奇心理和神秘感，认为一切外物都和人类一样有心灵、思想和感情，他们崇拜自然，也崇拜人类自身生理机能的威力。这种文化心理表现为幻想型人格。心理学家认为：在现代人类文化心理结构中，幻象心理以食欲、性欲、防卫和美欲等本能活动以及对外部世界的自由想象为主要功能。幻象型人格，表现为心理活动的单纯性、直观性、多变性、摇摆性、幻想和本能性。这种人格对未来人生、社会和自然界，惯于通过想象进行解释和预见，而不惯于用规范和秩序束缚和指挥自己，也不贯于运用分析、概括推理去进行独立的判断。缺乏坚韧、顽强、持久和专一的理性思维能力，经常以一个直觉对象转移到另一个直觉对象，从一种心境转变为另一种心境。他们热情、真率、有活力，但缺乏恒定性。他们对于新事物、新事业、新实验、新改革积极支持、热情鼓励，但是也容易在挫折面前半途而废。边地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较多的幻象文化心理色彩。边地是经济和文化都还比较后进的西南部地区，如何在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尊重民族传统习惯的前提下，克服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局限性，以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步伐，是当前西部大开发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