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编辑惯习的历史建构及其生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编辑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Bourdieu)用“惯习”、“资本”、“场域”等概念来阐释其社会实践理论。依据其观点，所谓社会实践活动即是行动者在相应场域中，使用各自拥有的资本，在惯习支配下的利益争斗活动。本文不准备用此理论全面解析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之一的编辑活动，只是使用“惯习”这个概念，来尝试解读编辑惯习的产生及其生产问题，为编辑学研究引入一个新的视角。
一、编辑惯习及其生产性
何谓惯习(habitus)?惯习不是习惯，它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进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作为实践活动和表象的生成和组织原则起作用，是由其生成和组织的实践和表象能够客观地适应自身的意图，而不用设定有意识的目的和特地掌握达到这些目的所必需的程序，故这些实践和表象活动是客观地得到“调节”并“合乎规则”，而不是服从某些规则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是集体的协调一致，却又不是乐队指挥的组织作用的产物。[1]
编辑惯习，即是稳定持久地根植于编辑行动者的心智乃至身体内部，作为性情倾向系统或行为倾向系统发挥感知、评判、分类和行动的图式作用。它是外在社会条件因素内在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其历史建构动态过程的体现，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强化，或者调整自己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但不是永远不变的”。[2]编辑惯习是编辑行动者实践策略生成的原则，具备鲜明的生产性。它是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具有某种创造性艺术的生成性能力，编辑行动者可以不经过有意识的计算即可在无意识层面(当然也可以是有意识的)，面对遇到的媒体实践境遇采用相应何者可能而避免何者不可能的策略进行生产实践，也就是按照实践的逻辑直觉行事，在预见未来内在的必然性的前提下，做了“不得不做的事”、“唯一要做的事”和“唯一能做的事”。
二、编辑惯习的历史建构
编辑惯习不仅是个人的，更是集体的，它来自社会，又寄居在编辑行动者身体之中，是历史体验的结果。这个历史既包含整个编辑场域运动的历史，也包含了具体媒介编辑子场域中个体从业者生活经验的历史。那么，这些历史经验因素主要包括哪些?它们又是怎么塑造编辑惯习的?
1.教育因素。教育是培育惯习的重要手段。第一，是专业教育。现代社会开办有很多传媒类院校和专业，通过系统化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编辑行动者习得集体化的专业知识、媒介观、社会观和编辑理念。第二，是经验传承和范例涵化。专业教育多为强制式灌输，经验传承与范例涵化则是主动接纳，属于潜移默化的积累方式。编辑行动者往往通过观察、思考、总结富有经验者的成功的或不成功的案例、做法，汲取知识、技能、技巧、思想和教训，借鉴转化为自身的东西，有时甚至奉成功案例为楷模和圭臬。第三，家族式培育。典型地表现在编辑部内的“师傅带徒弟式”业务指导和家庭里“子承父业式”的背景濡染。经过教育和吸收，编辑行动者既获得了相关知识，还树立了相应的文化价值观、人格理想和专业精神。
2.实践境遇因素。作为内化的、开放性的社会结构，编辑惯习会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而发生缓慢的变化，也就是不断地更新和积累沉淀。这种更新和积淀是以编辑行动者的实践境遇为触媒的，即社会条件的变化通过实践境遇——编辑过程引起编辑惯习的更新，尤其包括具体的文化生产(作者、消息来源、媒介技术)因素、文化消费(观念、读者需求与监督评价、流通)因素和媒介竞争因素。一般说来，编辑行动者遭遇的实践境遇有三：和惯习最初被内化的境遇环境十分相似，编辑惯习能从容发挥作用，并得到进一步确认和强化；和惯习最初被内化的境遇环境差别不大，编辑惯习则随新的环境调整更新，强调适应性，调整的速率视行动者掌握的资本数量、资本结构和所处场域位置而定；和惯习最初被内化的境遇环境显著不同，编辑惯习与实践境遇结构“脱节”、“不合拍”，难以一时适应新情况，这时，编辑惯习会发挥自身适应能力机制，内化新的环境结构，使不适合变为适合，使自身增添新的成分。
3.媒介组织因素。在现代社会，一个媒介编辑部可视为一个编辑场域。不同的编辑部，资本结构不同，形成的具体惯习也各不同。编辑部主要通过收编与驯化的方式实现对惯习的形塑。主要体现在：第一，领导文化的驯化。每个媒介内部，都是一个充满权力的结构空间。领导的位置比较关键，拥有对员工收入增减、职务升迁、培训机会、成名与否等的决断权力。这时，不论是为获得领导对自身身份的认同，还是为当下与未来职业的发展考量，编辑行动者都会认真琢磨并信赖、服从领导文化。第二，科层规范与考评约束。现代传媒多是层级式体制，产业化经营，实施科学考评。因此编辑行动者必须讲究效率，考虑投入和产出，有时就不得不抛开理想，驯服在组织之内。第三，软性束缚和价值重塑。每个媒介都有自己的专业方向和生产偏好，不管这个方向或偏好是编辑资本代理人——比方说总编辑、主编等——的个人兴趣，还是编辑部集体文化倾向，都在某种程度上潜在地决定着编辑行动者行动的方向，例如什么选题可以做、什么选题不能做、选题应该怎么做等等。倘若触犯了“规矩”，要么选题“被毙”，要么即使推出了选题，也会受到警戒或惩罚，严重者则会被踢出局。面对这不成文的“规定”，编辑行动者则将之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重塑价值追求和操作技巧，故而，编辑行动者往往身披所属编辑场域的标签和印记。
4.行业管理因素。任何国度都会对自己的经济产业和社会事业实施管理，以保证经济、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一般采用的方式有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3种。新闻出版领域也不例外。行业管理因素介入编辑惯习建构的方式也主要通过这3种方式，比如颁布相关的新闻出版法律法规、经济税收优惠、资格准入、奖励授勋等，对合法的新闻出版行为加以扶植、引导和规范，坚决制止任何违法的新闻出版行为。编辑行动者对照这些，“吾日三省吾身”，合法合规地从事编辑活动，把行业管理因素内化于“性情秉性”中。
5.经济资本因素。经济资本是由促成生产的不同因素(如土地、工厂、技术、劳动、货币等)、经济财产、各种收入以及经济利益组成的，它决定生产和再生产，在社会实践中举足轻重。编辑行动者占据文化资本要素，在实际的实践过程中，文化资本需要转化为一定的经济资本，以期维持编辑实践和编辑行动者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经济资本也必然以符号资本(符号霸权)的形式，影响其他资本，以维持自身的地位并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与增值。尤其是在今天，获得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需要编辑转化一定的文化资本为经济资本，那么编辑惯习也会或多或少受到经济资本观念的影响。
6.民族文化与道德信仰因素。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习惯、道德信仰等，这是每个行动者生存的基础背景，编辑行动者也不例外。文化心理、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信仰等因素渗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其力量十分巨大，影响久远。倘若有违背或亵渎行为，则为社会所不容或不齿。编辑惯习的建构生成，无疑是在这些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深深镌刻着民族文化、道德信仰的印记。
7.社会关系因素。社会关系即布尔迪厄所谓的社会资本，指“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有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悉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3]比如优秀的作者资源、媒介技术提供者等。它是行动者劳动投入的产物，需要不断投资、长期经营以及有意识的笼络、交往和反复协调才能形成的，由确定的团体承载并共享，为团体中的成员提供支持，成员则可以将这些资本用于个人的行动策略。那么由此可推断，编辑场域中的编辑社会资本(社会关系)同样可为编辑行动者共享和使用，他们行动时总会参考、利用这些社会关系以利于推动编辑实践，无疑这一切会在有意和无意之间浸入编辑惯习之中。
三、编辑惯习的生产
惯习以“策略”的形式外化而起作用。所谓策略是行动者早期乃至童年时期就养成的、[4]通过惯习而表现出来的、为扩大资本占有量和占有场域中的最有利的位置以获得更丰厚利润而对游戏走向的一种判断和姿态。编辑惯习作为生产策略的原则，编辑行动者即在其指导下，为自身利益，根据各种资本分布与斗争的实践境遇，对编辑实践走向加以判断并使用最利于自己的行动姿势，保证实践的顺利进行。
1.面对经济界的策略。编辑以传播精神文化为旨归。编辑不能做经济的奴婢，否则不利于履行文化职责。因之，编辑惯习对经济界保持足够警觉，与其保持一定距离，采取有限抵抗的策略。编辑惯习一方面立足于“编辑与经营分开”理念和制度设计，对广告或来自财团的支持签署隔离协议，即其不能直接参与或左右编辑行为，来辩明立场。另一方面，出于新闻出版业是一种公共利益信托事业的信念，自觉站为专业的社会公器姿态，坚决不出售书刊号、版面，不做有偿新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维护公平正义。但毕竟经济实力是编辑生产与再生产的保证，是产业经营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编辑惯习生成的经济迎合策略。在收视率、发行量、点击率等作为评价媒介实力指标的今天，在广告收入成为一种重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经济资本会通过收视率、发行量、点击率等符号资本，影响编辑文化资本的运用。于是，编辑惯习在某种程度上又“冠冕堂皇”地获得向经济资本“投怀送抱”的正当性。
2.面对知识界的策略。编辑实践是一种有别于其他文化生产传播的实践，它与文化知识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紧密相关，与后二者打交道是编辑实践的重要内容。我们不妨将之化约为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但无论作者还是读者，也只是把他们看作知识界的代表而不是全部。
作者或读者在实践过程中界定是困难的，其身份可以互换，因其掌握的文化资本的数量、质量和占位的不同以及价值理想各异，与编辑场域(媒介)的关系就有亲疏远近的区别。对于作者来说，第一种关系是疏远，对编辑活动、媒介生产不感兴趣，只是沉迷于自己的研究、创作、工艺，和属于同一场域的行动者们唱和而志满意得；第二种关系是妥协，并依赖编辑活动、媒介获得自己的文化资本，把学术、创作和时尚流行混为一谈，通过发行量、上镜率、收视率等换取经济的、文化的、符号化的附加资本，名利双收；第三种则是矛盾，他们恪守公共角色，拒绝向媒介献媚，拒绝媒介生产、编辑活动对学术、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渗透，但又需要把终极关怀、人文理念推广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媒介又是不可多得的传播平台，他们警惕又无奈。对于读者来说，则对编辑实践的成果(媒介产品)表现为赞同或部分赞同(支持或部分支持)、曲解、批判抵制(包括反面解读)和袖手旁观或不关注。
面对这样的关系，编辑惯习主要生成捕获策略和商议策略。编辑行动者通过媒介编辑方针、选题策划、稿源组织和市场调研与培育，实现对作者和读者的捕获。但作者或读者有时不会“乖乖就擒”，编辑惯习则促使编辑行动者采用商议策略，和作者谈论写作和编辑方案，研究读者需要，回应读者呼声，协商一致，各取所需，即使是有作者或读者抵制、不认可，编辑惯习同样提供商议的办法，通过各具立场的呼应和默契使各方达成平衡，纵使表面上有时看起来似乎水火不容。
3.面对社会团体的策略。媒介是社会的中介，与媒介打交道可取得相应的社会利益，故而媒介就成为各种社会力量的交织点。因此，编辑实践会遇到来自各种社会团体的交涉，比方各种企业、利益集团(包括协会组织、娱乐机构、体育团体等)、非盈利组织(消费者协会、妇女青少年保护组织、宗教团体、环保组织、动物保护组织等)。企业及一些社会团体有时会以经济资本的面目出现。但很多时候社会团体，尤其是非盈利组织会以其他方式和媒介接触，比如公共议程设置、提供一些信息、媒介公关等，以达到各自目的。编辑由于是媒介的核心，就要代表媒介直接和它们打交道。在此过程中，编辑惯习生成见机行事策略。如果与社会团体合作有好处，比方为了社会公益，编辑行动者就会考虑与其合作；如果没好处或者好处不大，也许编辑行动者就会无动于衷，对社会团体提供的信息、媒介公关等置之不理；如果有社会团体违法乱纪不守规矩、侵害公众利益、违背道德或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马上就会成为媒介监督的对象，给予揭露和批评。
4.面对媒介内部权力的策略。编辑场域内部(媒介内部)充塞着媒介体制、管理制度、企业文化等。根据具体的情况，编辑惯习首先采取默认与服从的策略，按照规章制度、组织文化因素和微妙的领导偏好“照章行事”；但当遇到和领导文化、偏好等冲突的时候，比方有些选题不应屈服于领导的意图而应有所突破时，编辑惯习要么产生磋商迂回策略，与领导直接或者间接如选派代言人磋商，几经迂回寻求机会；要么编辑行动者就采用戴“假发”策略——表面上为媒介组织工作实际为自己工作，制作出选题或方案等去和别的媒介、工作室合作，利用“跳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的。至于编辑行动者们之间，则多采取竞合策略，有竞争也有合作，既有共同的利益目标，也有各自的利益诉求，矛盾而灵活地共同开展编辑工作。
5.面对社会监督力量的策略。社会的监督力量来自各方。因为新闻出版媒介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受到的监督就更为密集和强劲。编辑行动者可谓在监督的“枪林弹雨”中前行。为了应对监督，也潜在地切合编辑资本本质意义上的利益需要，编辑惯习标榜专业主义策略。客观公正，遵循规律，追求真理，求实创新，一切都在“专业”的盾牌遮掩下进行，一切都以社会认可、服从的“符号权力”方式合法化。如果编辑行动者涉嫌钱权交易、沽名钓誉等劣迹行径，则会受到“口诛笔伐”批评教育、经济惩罚乃至“即行革职”和法律制裁。